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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基层公务员的生活:不但遭人唾弃,生存都成问题

文|黃金生 胡博

1945年8月15日, 中國的抗戰以日本投降宣告結束。 但是, 本該享受勝利者榮耀的南京國民政府卻迅速崩潰。 1950年1月12日,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講話時解釋說:“蔣介石并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 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 ”其實, 不僅是普通民眾, 就連國民黨高層的許多有識之士都表達了對當局的失望和不滿, 他們在日記中紛紛“吐槽”, 對未來感到失望。

能享受到這樣淫靡生活的官員只是少數, 大多數公務員都要艱難度日, 王子壯身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 陳克文為行政院參事,

都是簡任一級的高級公務員, 但同樣受到戰時生活的煎熬。

從南京撤退時, 由于過于匆忙, 陳克文只攜帶了一些隨身衣物, 到漢口之后, 天氣漸熱, 想置換幾件夏季服裝, 但“至洋服店, 問定制衣服價格, 比平時貴一倍或三分之一, 不敢做”。 舍不得買衣服, 只能將就著穿, 但時間一長, 待再遷到重慶, “襯衫都破了, 不得不添補兩三件。 到上清寺的店子里問了一問, 很平常的布襯衫也取價十元左右, 在戰前最[多]二三元的。 出二十七元買一件較好的。 經濟部這兩天在市內貼了許多標語, 宣傳平價的道理, 勸商人勿高抬物價, 勿壟斷商品。 平價是不是靠宣傳所能收效的?并且事實上許多東西愈平價, 價格愈漲”。

王子壯子女眾多, 要想全家都置換新衣,

力不從心, 只能買些土布自己縫制。 1941年9月, 王子壯一家搬到重慶郊區歌樂山, 希望生活費用可以有所降低, 然“日用物品因米價增高(一百二三十元一老斗)隨之漲價, 四年前在南京一、二角一尺之布, 現則高至三、四元。 物價高漲, 人工亦然, 故布棉袍一件至少亦在百元以上。 余等公務員收入依然, 加數十元之補助而已, 何以能生存于今日之社會”?最近還要為孩子交學費和添置衣服, “家用陡增三千元, 而收入不過一千二百元而已。 如此月月必須設法借貸, 則此等日子如何能過?”“回溯以往, 借貸已逾萬元, 前途茫茫, 正不知何所底止!”

陳克文有次回家, 買了個西瓜, 他的兒子非常高興, 因為他都5歲了, 可是還沒見過西瓜。

陳克文感嘆:“現時西瓜一只約一百五六十元, 戰前可買三十擔左右, 故現時每年只能吃西瓜一只矣。 ”

高級職員尚且如此, 底層公務員命運就更悲慘了。 陳克文長期在行政院從事人事與總務工作, 他認為, “下級公務員, 尤其是書記這一階級, 生活實在太苦、太干枯了”。 有部分公務人員被迫開始提前預支薪俸, 陳克文深感棘手:“又有些人員因為生病, 因為要應付物價的高漲, 再三來借薪俸, 有的已超過一個月。 多借恐于公款有礙, 不借又確于他個人的生活發生嚴重的影響。 諸如此類的事情, 日日要待解決, 真令人頭痛之至。 ”

王子壯1942年去看望一位下屬, “其生活苦況, 真使余感慨萬分。 月入一二百元, 有子女四人, 連彼夫婦共六人, 日食粗糲,

從未見肉, 而住房一間, 塵土狼藉(月需40元房租), 衣服襤褸, 猶為余事。 公務員生活至此, 已達人間地獄之階段, 不忍卒睹也”。 兩年多之后情況不但沒有改變, 反而更加困窘, “秘書鄔召棠告余, 家中售賣一空, 前兩月將久買存汗衫兩件, 以之售洋肆千元, 以貼補家用, 今日已空, 家中六口, 無法生存, 衣服襤褸, 更其余事, 言下唏噓。 今日有家室公務員, 的確無法生存, 此亦不僅一二人, 普遍之現象也。 余又何嘗非一月所入, 十日即罄, 其余則賣物挪用, 勉力支持。 ”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高層的奢靡生活與一般極度貧困生活形成鮮明對比。 唐縱也批評說:“抗日三年, 有錢者未嘗減少, 且因國難而膨脹其資財。 中間層以薪水為生活之士大夫階級,

因物價之上漲而日見感受生活之痛苦, 其思想感情, 逐漸左傾, 加以我政治之無能, 腐化依舊……如再過一年兩年, 縱敵軍不深入夔門, 社會亦將有巨大之變動。 ”(《唐縱日記》, 194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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