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同治元年九月十三日， 曾國藩日記：
“又未接沅弟信， 憂灼之至。 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 銀兩每月少此四萬， 士卒更苦， 焦慮無已。 ”
沈葆楨此舉實在是恩將仇報， 要知道沈氏在仕途上的兩次躍升， 都是由曾國藩主導。 按照官場傳統， 沈葆楨應該奉曾國藩為恩主， 感激涕零才對。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湘軍戰于南京城下， 需餉極為迫切時， 江西巡撫沈葆楨卻為了本省利益， 截留了每月四萬兩的軍餉。 事出意外， 措手不及， 曾國藩一下子陷入到嚴重的焦慮之中。
次日， 曾國藩日記：
“以江西撫、藩二人似有處處與我為難之意，
從十三日到十八日， 他一直因為此事而終夜痛苦糾纏。 十八日日記說：
“三更睡， 五更醒， 輾轉不能成寐， 蓋寸心為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 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 ”
《湘軍九洑洲戰圖》
這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 他白天頻繁聯繫各處， 全力保障曾國荃部的供應， 傍晚到後院的小房間裡去， 跪在蒲墊上默默對天禱告， 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 上了床又常常一夜無眠， 沈葆楨此舉如同紮在他心上的一根刺， 每一翻身， 都感到鑽心的痛。
不過內心憤怒煎熬如此， 曾國藩的外在反應卻非常平和沉穩。
很多大人物都喜歡其他人如秋草伏風一樣， 偃伏在自己腳下， 讓自己的所有決定都得到“堅決貫徹”， “理解的要執行， 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曾國藩卻不是這樣。 他的齋名為“求闕”， 一生勤求已過， 最喜歡聽別人的批評。 越是位高權重， 他越是主動聽取逆耳之言， 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氣”、“客氣”和“矜氣”。 他曾說：“安得一二好友， 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 與之相處， 砭吾之短。 ”他有意識地在身邊安排幾個耿直高潔之人， 時時給自己指出缺點。
所以， 對沈葆楨的突然襲擊， 曾國藩試圖保持平常心。 為了緩解自己的憤怒， 他從“養氣”入手進行心理調整。 他在日記中寫道， 自己為此事激動， 是由於養氣功夫不到家……
經過心理調整， 在事情發生後第三天也就是九月十六日， 他心平氣和地給沈葆楨寫了封私信， 對沈葆楨作為一省長官， 想建一番功業， 注重軍事上的自保和安全等等表示理解和肯定， 同時表示以後可以和沈葆楨均分這四萬兩：
“江西本省不可無大枝遊擊之師， 韓進春五千人之舉， 斷不可少。 ……敝處願勻分二萬金， 月供韓軍。 ”
接下來曾國藩又說， 但是現在因為財力緊張， 請不要馬上停止此項供應……這封信寫得謙遜客氣， 情理周至。 雖然自己年齡、地位、資歷均高於沈氏， 但是他對沈葆楨一直自稱“館愚弟”。 所謂“館”， 是指兩個都曾經工作過的翰林院。 實際上曾國藩比沈葆楨年長九歲， 曾國藩擢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時，
沈葆楨
接到這樣一封信， 沈葆楨是什麼反應呢？曾國藩在這封信稿後面注了一行字：“此函沈葆楨並未回信”。
以私人關係函商無果， 曾國藩只好公事公辦， 發公文諮商。 他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發給沈葆楨的諮文。
私信不回， 公文不能不回。 沈葆楨的回文很簡單， 兩個字：不允。
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講， 沈氏此舉都是不可理解的。 別說他是沈氏的舉主， 即便沒有任何私人關係， 一個巡撫也不應該如此對待總督。 曾國藩不由得反思自己在與沈葆楨的關係當中有什麼過錯。 然而， 他與其他人的關係中或者有可以疵議之處， 但是對沈葆楨， 他自認仁至義盡， 客客氣氣， 沒有任何對不起他的地方。
那麼，
面對這一情形， 曾國藩的幕僚們紛紛大罵， 要求曾國藩馬上參奏。 他現在位居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 奉皇太后、皇上之命節制四省軍務；權力之大， 威望之高， 換掉一個沈葆楨並不困難。
但曾國藩卻沒有這樣做。
沈葆楨非常善於經營自己的名聲和形象， 因此在朝野上下聲望很高。 更為關鍵的是， 沈畢竟是他剛剛提拔起來的人， 馬上參奏， 自己臉上也不好看。 如果沈葆楨該革職查辦， 那麼自己豈不也用人失察？況且沈葆楨並沒有其他過錯， 兩人所爭畢竟不過四萬兩， 為數不算太多， 不如隨他去吧。
曾國藩念起“忍”字訣， 選擇悄悄吞下這顆苦果， “遂未奏請， 以全寅誼”， 沒有向外界公開他和沈氏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