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沈葆楨
曾國藩和沈葆楨的關係中， 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爭餉。 曾國藩希望沈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後， 能為湘軍提供巨額軍餉。 但沈葆楨卻截留大筆軍餉， 想在江西建立屬於自己的軍隊， 因此與曾國藩鬧得不可開交。
咸豐九年三月初四曾國藩在給沈葆楨的信中曾這樣說：“戲語次青曰：‘幼丹偏激似鄙人， 蠢拙亦頗近似。 ’笑笑”。
也就是說， 曾國藩和李元度聊起沈葆楨的時候， 說， 沈葆楨的偏激很像自己， 蠢拙也像自己。
這當然是一種褒揚， 或者說惺惺相惜。 在這樣一個人人習於工巧浮偽的末世，
但是曾國藩這話說得不夠準確。 應該說， 沈葆楨的偏激遠過於曾國藩。 出身書香門第、聰明過人的沈葆楨從小就自命不凡、清高孤傲， 而且做事褊急操切， 處理事情雖比曾國藩果斷淩曆， 卻遠沒有曾國藩周到、講分寸。 “沈據說是火爆性子、自視甚高， 而且心胸狹窄。 ”他的母親曾經說“楨兒不耐繁劇。 ”曾國藩青年時代也是憤怒青年， 但是他在漫長的官場生涯中經過了足夠的淬煉， 為人處事風格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而沈葆楨的官場經歷過於單純， 性格弱點始終沒有得到糾正。 與沈葆楨私交很好的李桓說沈是“急性人”。 李鴻章在與沈葆楨關係尚好時則稱“幼丹……於不順手之事肝氣褊急，
沈葆楨身上的與眾不同之處除了一個“辣”字外， 更有一個“酷”字。 中國傳統社會是人情社會， 每個人都被親情、鄉情、師生情等纏繞左右。 但是沈葆楨卻能“仗劍斬情絲”， 視這些“俗情”為無物， 絲毫不受他們影響。
徐珂《清稗類鈔》記載說：
沈文肅被旨為本省欽差大臣， 省吏皆畏且忌。 藩署胥吏某， 平日挾指上官， 以刻蠹起家， 與沈有連， 而沈素惡之。 一日， 以餉故忤沈， 沈立逮之至， 數其罪， 以軍法從事。 布政為之哀請， 不聽。 方坐堂皇， 而封翁手書至。 沈置書案隅， 曰：“了公事後， 治私事耳。 ”卒誅之。 事訖， 發封， 封翁書果為胥緩頰也。
也就是說， 沈葆楨被任命為欽差， 準備處理某個吏員。 這個吏員很有背景， 居然找到了沈葆楨父親的門路。
《世載堂雜憶》中有一則的題目是“沈文肅無情”， 其中說：
孫渠田先生， 名鏘鳴， 浙江里安人。 道光丁未為會試同考官， 得二門生：一為李鴻章， 一為沈葆楨。 鴻章與渠田先生甚親洽， 執門生禮甚恭。 而沈葆楨則師誼甚疏。 渠田先生主講鐘山書院山長， 取課卷前十名， 葆楨不獨顛倒其甲乙， 且于渠田先生批後加以長批， 且有指責渠田先生所批不當者。 蕖田先生遂憤然辭館歸。 ……江南人士皆謂李文忠有禮， 沈文肅無情。
也就是說， 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一屆進士， 他們的同考官都是孫渠田。 李鴻章對孫渠田一直恭恭敬敬地執師生禮。
連這樣無關宏旨的小事， 沈葆楨都不願意顧及師生情面， 遇到大事， 沈葆楨對抗自己的“恩主”， 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雖然舉主與被舉者之間事實上存在著施恩與受恩的關係， 但是這種關係畢竟是“私誼”。 而且這種關係往往會演變成政治中的不正常因素， 影響臣下對君主的忠誠和朝廷的政治紀律。
曾國藩逝世三年後， 沈葆楨在給友人吳惟允的信中說過這樣一句話：“吾輩出而任事， 國家是為， 豈其為朋友私情耶？”在另一封信中他這樣表白自己：“吾輩既出而任事， 嫌怨所不能辭， 只求我無愧於人， 何必人都諒我。 各行其是， 自若奚如。 ”
在沈葆楨看來， 他所做的一切決定， 都是本著“大公”這個出發點， 基於自己視野內各種因素權衡後的最優選擇。 因此問心無愧， 不畏譭謗。 這是理解沈葆楨所作所為的一個重要角度，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 這當然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但問題是，沈葆楨是為了“大公”，曾國藩所為也不是基於“大私”。沈葆楨眼中的“大公”，和曾國藩眼中的“大公”，到底哪個更“大”呢？
應該說，作為總督的曾國藩是從天下全域、至少是江南全域考慮問題，而沈葆楨只是從江西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當資源短缺之時，次序先後問題有著極大的重要性。按沈的觀點，巡撫的主要責任在於保護本省，關心人民，治理出良好而穩定的江西……如果願意去剝削人民，那就不難取悅于曾，但是一個官員只顧軍隊而不顧人民福利，那末最終兩者都不可能適當地兼顧。就此事而言，沈的利益和江西官紳相一致。
當時戰局中，江西承擔的協餉任務確實一直非常繁重，已經刮骨吸髓，以致有無法承受之虞。所以從江西本位考慮，減少給曾國藩的供餉也自在情理之中。這一點在當時的朝廷公文中看得很清楚。朝廷諭旨說：
曾國藩辦理東南軍務，需餉孔亟，而沈葆楨值地方凋敝之餘，心存撫字，或致蠲緩多而協餉未能如數。
但是客觀地說，江西在當時並不算是最困難的省。後來沈葆楨再一次向朝廷訴說江西的困難時，曾國藩就建議，請皇帝派人巡視，或者請沈葆楨到別的省份看一看，其他地方已經達到了人相食的程度，而江西尚屬完善之區：
即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裡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亦尚不至此。請我皇上欽派大員，察看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于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系轄境，非敢厚于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
從這一點上看，沈葆楨的視野比曾國藩狹窄。趙烈文對此事的評價比較客觀公正。他說：
沈心地端純，遇事敏練，而局面未免狹隘。本系中堂保薦升任，自以整頓地方，方為不負所舉，不當顧戀私恩，引嫌推委，且薄前任各撫之擁位素餐，一無建白。故到任後，增募繼果、韓字等營八千人，移調精毅、精捷等軍萬餘人，各府募守勇五百人，兵數日增，費用無出。……平心論之，中堂薦列賢才，原期為國任事，沈之奮發有為，不可謂之越職。惟江西餉需雖迫，而皖台竭蹶尤甚。且中堂于江省軍務未嘗稍置(膜)[漠]視，則東征大局攸關，沈亦不當以距江省較遠，遂生畛域。當此滄海橫流，公私塗炭，體國大臣雖彼此如頭目手足之相護，猶慮不濟，而分崩如此，不能不為賢者責矣。
也就是說，沈葆楨這個人心地端正，處事敏練，但是大局觀未免有些狹隘。他被曾國藩舉薦，自認為只有把地方治理好才算對曾國藩最好的報答，因此做事不避嫌怨，也不顧私恩。他看不起歷屆前任都尸位素餐，無所作為，因此到任之後，建立軍隊，導致軍餉大增。平心而論，曾國藩舉薦沈葆楨是為國家治理地方，沈葆楨全心全意治理江西，這是他的本分。然而江西雖然財政緊張，但安徽的困難更大。而且曾國藩對江西的防務也一直很關注，不會讓沈葆楨暴露在危險之下。進兵金陵是天下大局的關鍵，沈葆楨因為其他戰場離自己很遠，所以就將給其他戰場供餉當成身外之事。如今天下處於危急之秋，大員們彼此應該相互扶持照應，沈葆楨卻做出這樣的舉動，我也不能不責備這樣的賢者。
這當然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但問題是，沈葆楨是為了“大公”，曾國藩所為也不是基於“大私”。沈葆楨眼中的“大公”，和曾國藩眼中的“大公”，到底哪個更“大”呢？應該說，作為總督的曾國藩是從天下全域、至少是江南全域考慮問題，而沈葆楨只是從江西省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當資源短缺之時，次序先後問題有著極大的重要性。按沈的觀點，巡撫的主要責任在於保護本省，關心人民，治理出良好而穩定的江西……如果願意去剝削人民，那就不難取悅于曾，但是一個官員只顧軍隊而不顧人民福利，那末最終兩者都不可能適當地兼顧。就此事而言，沈的利益和江西官紳相一致。
當時戰局中，江西承擔的協餉任務確實一直非常繁重，已經刮骨吸髓，以致有無法承受之虞。所以從江西本位考慮，減少給曾國藩的供餉也自在情理之中。這一點在當時的朝廷公文中看得很清楚。朝廷諭旨說：
曾國藩辦理東南軍務，需餉孔亟，而沈葆楨值地方凋敝之餘，心存撫字，或致蠲緩多而協餉未能如數。
但是客觀地說，江西在當時並不算是最困難的省。後來沈葆楨再一次向朝廷訴說江西的困難時，曾國藩就建議，請皇帝派人巡視，或者請沈葆楨到別的省份看一看，其他地方已經達到了人相食的程度，而江西尚屬完善之區：
即以民困而論，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裡野無耕種，村無炊煙，江西亦尚不至此。請我皇上欽派大員，察看東南數省，果江西之軍民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軍民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視皖、吳一次，果行軍於江西較難乎？抑行軍于皖南、金陵較難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於三省皆系轄境，非敢厚于皖、吳而薄於江西也。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
從這一點上看，沈葆楨的視野比曾國藩狹窄。趙烈文對此事的評價比較客觀公正。他說：
沈心地端純，遇事敏練，而局面未免狹隘。本系中堂保薦升任，自以整頓地方，方為不負所舉，不當顧戀私恩，引嫌推委，且薄前任各撫之擁位素餐，一無建白。故到任後，增募繼果、韓字等營八千人，移調精毅、精捷等軍萬餘人，各府募守勇五百人，兵數日增，費用無出。……平心論之，中堂薦列賢才，原期為國任事，沈之奮發有為，不可謂之越職。惟江西餉需雖迫，而皖台竭蹶尤甚。且中堂于江省軍務未嘗稍置(膜)[漠]視，則東征大局攸關，沈亦不當以距江省較遠，遂生畛域。當此滄海橫流，公私塗炭，體國大臣雖彼此如頭目手足之相護，猶慮不濟，而分崩如此，不能不為賢者責矣。
也就是說，沈葆楨這個人心地端正，處事敏練，但是大局觀未免有些狹隘。他被曾國藩舉薦，自認為只有把地方治理好才算對曾國藩最好的報答，因此做事不避嫌怨，也不顧私恩。他看不起歷屆前任都尸位素餐，無所作為，因此到任之後，建立軍隊，導致軍餉大增。平心而論，曾國藩舉薦沈葆楨是為國家治理地方，沈葆楨全心全意治理江西，這是他的本分。然而江西雖然財政緊張，但安徽的困難更大。而且曾國藩對江西的防務也一直很關注，不會讓沈葆楨暴露在危險之下。進兵金陵是天下大局的關鍵，沈葆楨因為其他戰場離自己很遠，所以就將給其他戰場供餉當成身外之事。如今天下處於危急之秋，大員們彼此應該相互扶持照應，沈葆楨卻做出這樣的舉動，我也不能不責備這樣的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