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上生
內容提要：寶秦之交和秦鐘之死揭示了《紅樓夢》“家運”與“情運”雙重主題的內在聯繫和碰撞， 是作者以“懺悔”和求索心態思考人生道路的藝術顯現。
一
《紅樓夢》第十六回寫了元春晉封皇貴妃這件賈府“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大喜事， 同時又寫了賈寶玉的少年朋友秦鐘的死亡悲劇。 從回目“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就可以看出作者哀樂相形的構思佈局。 《紅樓夢》多次在情節轉捩點回目設置這種對句， 如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然而， 僅僅從這個角度審視這一回目的意義， 還是不夠的。 因為這是全書兩大主題——“大旨談情”和家族盛衰或曰“情運”主題與“家運”主題的第一次碰撞。 碰撞的焦點， 集中在貴族公子賈寶玉身上。
從本回的敘事內容看， 畸輕畸重是很明顯的。 元春晉妃及其在賈府引起的反響占了絕大篇幅， 包括省親別墅的修建， 各項準備的人事安排， 賈府的反應議論等等。 其中， 僅賈璉和王熙鳳以及趙嬤嬤對話一節就長達數千字， 內容極為豐富。 而秦鐘之病到死的描寫僅置於回首和回末， 一千餘字。
這裡顯然存在另外一種價值尺度。
這就是“情”的尺度。 或者說， 賈寶玉的價值尺度。
小說寫道， 當寶玉得知秦鐘因父死又添了許多病症後——
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 雖問得元春晉封之事， 亦未解得愁悶。 賈母等如何謝恩， 如何回家， 親朋如何來慶賀， 甯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 眾人如何得意， 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 毫不曾介意， 因此眾人嘲他越發呆了。 [1]
對於貴族公子賈寶玉， 家是極其重要的。 這是他的生存之本， 衣食之源。
“情運”“家運”兩條線索在這裡碰撞了， 賈寶玉的情感和處事天平明顯朝著與家族利益相異的另一個方向傾斜， 所以“眾人嘲他越發呆了”。
作者如此描寫處於碰撞焦點的賈寶玉和寶秦之交的意義何在？
二
秦鐘在賈寶玉心中的位置， 和這一形象在作品佈局中的地位， 是值得探究的。
被關在賈府高牆裡很難與外界交往的貴族公子賈寶玉只有很少的幾位年輕男性朋友：蔣玉菡， 柳湘蓮， 北靜王。 秦鐘的位置顯得特殊。
作者分別描寫了賈寶玉與他們的交往，
唯獨秦鐘佔有四回篇目， 標為回目的有三篇：第七回“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第九回“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第十五回“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無論是在賈府以外諸人中， 或是在寶玉朋友中， 用筆都佔有最重的分量。
秦鐘逝後， 寶玉經常懷念和供祭秦鐘。 第四十八回同柳湘蓮交談， “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 並說道：
“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 我摘了十個， 叫茗煙到墳上供他去。 回來我也問他， 可被雨沖壞了沒有？”
第五十八回， 要芳官轉告藕官， 祭奠逝者不要燒紙錢時，
“你瞧瞧我那案上， 只設一爐， 不論日期， 經常焚香。 他們皆不知原故， 我心裡卻各有所因。 ”
“他們（按：指怡紅院諸人）皆不知原故”， 讀者從前文卻可以知道， “各有所因”， 其中就包括秦鐘。 可見賈寶玉對秦鐘確情有獨鍾。
為什麼秦鐘在寶玉心中和作者筆下能佔有如此重要的分量？
三
生活在賈府高牆的賈寶玉其實很孤獨， 雖然珠圍翠繞， 但他沒有同性玩伴， 更不用說知交。
不同于“木石情緣”青梅竹馬， 當寶秦第一次見面時， 他們都已處在性發育的青春期。 這使得他們一開始就面臨情事與家事的糾結， 而“情”“性”要素自然凸顯出來。
由於創作過程和寫作需要， 《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年齡大小有時頗費捉摸， 但秦鐘的年齡界限大體可知。 第十回說：“他父親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這說明二人初見時秦鐘至少已經十六歲。而按紅樓敘事時間（以寶玉出生為元年），此時賈寶玉才八歲。秦鐘去世時寶玉才十歲。尚處於幼年期。顯然差距太大，不合情理。[2]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作者通過夢遺和初試雲雨等情節顯示賈寶玉的性發育，將其生理年齡特徵提到青春期（十二三歲以上，實際上賈寶玉到第二十五回才明確為十三歲），以與秦鐘相近。這是一種敘事策略，閱讀時不可不知。
在青春期男孩之間，同性身上的異性氣質往往成為相互吸引的因素。特別對於賈寶玉這樣一個女性美崇拜者。出身貧寒之家的秦鐘，之所以成為貴族公子賈寶玉的“情友”，正是因為他身上的女性美氣質令賈寶玉傾倒。
作者如此描寫寶秦初見：
說著，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
那寶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眾，心中似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佳餚，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驕婢侈童，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見貧窶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
賈寶玉的反應強度遠在秦鐘之上。二人各有相互吸引之處，又有地位和境界的明顯差別。寶玉以“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女性美崇拜心理定人品之清濁高下，視富貴如糞土，幼稚中包含極深刻的價值評判；秦鐘卻流露出歆羨富貴之情。但寶玉的平等觀念和純淨的女性美崇拜心理以及強烈的求友願望掩蓋了這種差異。寶秦得以親密交往。
賈寶玉的其他同性朋友同樣具有某種女性美特質。北靜王“面若春花，目如點漆”（第十五回），“才貌雙全，風流瀟灑”（第十四回），蔣玉菡“嫵媚溫柔”（第二十八回），柳湘蓮“年紀又輕，生得又美”（第四十六回）等。可以說，賈寶玉對他們的愛慕，實際上也是女性美崇拜心理的延伸。因為是同性，不受禮教“男女授受不親”的約束，舉止可以更隨意和親密。在這種心態下，賈寶玉把對女性的溫柔旖旎轉移到同性伴侶身上，是很自然的。
耐人尋味的是，柳湘蓮也經常去秦鐘墓，可知秦鐘生前與他同樣有密切交往（第四十六回），蔣玉菡能得到北靜王所贈茜香國女王所貢茜香羅巾，可知北靜王與蔣玉菡的關係也非同一般（第二十八回）。顯然，這裡有一個俊俏男子“惺惺惜惺惺”的朋友群。他們與賈寶玉憎惡的“濁臭逼人”的男人世界是相隔離甚至對立的。
秦鐘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少年同伴，女性氣質更加突出，年齡相近，同氣相投，寶秦“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自然成了“情友”。
然而，在賈府私塾裡，這種交往竟遭受謠諑之議：
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靦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氣，情性體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
尋索寶秦是否“涉同”是沒有意義的。本來，在以“愛”為核心元素的情感世界裡，同性之間和異性之間的友誼愛情都無可非議，青春期性能量不同方向的溢出都是正常現象。但在同性戀被汙名化色情化的語境裡，作者不能不特地用筆，把唯美的寶秦之交（以及寶玉與其他同性契友的交往）與唯欲的“皮膚濫淫”之徒齷齪的“龍陽之興”劃清界限，真是煞費苦心。
寶秦不只是外貌氣質的相互欣賞愛慕，他們的情誼包含著更深層次的實質內容。秦鐘臨終時說：“以前你我見識自以為高過世人。”說明他們在“見識”上有鄙視“世人”的共同語言。從他悔恨“自誤”，囑咐寶玉“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看，可知否定“立志功名”“榮耀顯達”，大約就是這兩位小男孩的共同“見識”。這與作品中賈寶玉拒絕走八股科舉之路的態度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他們都並不認真讀書，不過借私塾之地，行交往玩樂之實。他們也都各有所愛，秦鐘未必知曉寶玉的內心秘密，寶玉對年長的秦鐘與智慧兒的愛戀私情卻是知情並且保護的。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承擔著“家運”的責任卻又都背離了家庭和長輩的期望要求，而對違背禮教規範和家長意願追求自我的“情運”卻投入甚深。共同的叛逆性更加強了寶秦感情的深度和厚度。精神孤獨的賈寶玉肯定更十分珍惜這份難得的契友情誼。
四
寶秦之交並不能超塵脫俗，這是兩個青春期男孩交往的真實故事。秦鐘和寶玉與“生得嫵媚風流”的香憐玉愛四人眉目傳情是家塾亂局的導火索。比起寶玉，秦鐘身上世俗（特別是情欲）的色彩更加突出，這顯然與市井文化的耳濡目染有關。他對村女二丫頭的輕薄態度受到寶玉呵斥。他在送姐姐靈柩的哀禮之夜急不可待地與智慧兒偷情，不知檢點，導致染病，又沒有勇氣承擔愛情的風險和後果。作為出身貧寒的低級公務員兒子，他徒有歆羨富貴之心，卻沒有通過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志向。反而因自己的所作所為，氣病了姐姐，最後氣死了七旬老父。直到彌留之際，他才意識到自己對於家庭和愛情的責任而悔恨不已：
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的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就去，又紀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著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著智慧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
在借遊戲筆墨和鬼判形象揶揄趨附世態之後，作者如此描寫寶秦訣別和秦鐘的最後留言：
寶玉忙攜手垂淚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以為高過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歎一聲，蕭然長逝了。
上述文字，脂批本均同。庚辰本並在秦鐘臨終二語處留下夾批和眉批：
此刻無此二語，亦非玉兄之知己。
觀者至此必料秦鐘另有異樣奇語，然卻只以此二語為囑。試思若不如此為囑，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鑿。讀此則知全是悔遲之恨。[3]
此段秦鐘之死的文字出自曹公，並且表達的是“悔遲之恨”。這是毫無疑義的了。
然而，它卻不為後人理解。
程甲本，程乙本不但刪去了與前文敘秦家貧寒相矛盾的“又記掛著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一句（本人疑傳抄銀兩數字有誤，待考），而且將臨終留言悉數刪去，這表明刪改者完全不懂得臨終遺言對於完成秦鐘形象的重要意義。也有的紅學著作批評這些話，認為它和秦鐘的本來性格不相協調。[4]其實，描寫秦鐘臨死前的悔悟，正是曹雪芹的重要用筆。它顯示了在“家運”和“情運”兩大主題的碰撞中，作者的深刻思考和匠心安排。
五
秦鐘之死不是孤立的。在《紅樓夢》中，它是一個特殊敘事板塊中一系列死亡事件（第十二回賈瑞之死，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第十六回秦鐘之死）的組成部分，並且是最後一個。其來源，或本自曹雪芹的《風月寶鑒》舊稿。
根據脂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甲戌本第一回眉批），這是後來創作合成《紅樓夢》的要件之一。《風月寶鑒》舊稿的主旨是“戒妄動風月之情”（甲戌本《凡例》）“戒邪思妄動之症”（《紅樓夢》第十二回）。在合成過程中，作者將《風月寶鑒》舊稿的內容作了相對集中的處理並融入全書整體構思之中，這就形成了今天《紅樓夢》網路敘事中的板塊特徵。[5]
《風月寶鑒》舊稿的嵌入，對於小說敘事自有影響。前文論及寶秦之交時已提到，它使賈寶玉年齡特徵出現了忽大忽小的問題。但板塊與網路的融合是成功的，它使原有故事板塊在全書整體網路中獲得了新的意義。賈瑞及二秦之死就是如此。
在現存文本中，這三個死亡案例本身並無情節因果聯繫，卻都在“戒妄動風月之情”的主旨統率之下，作為《紅樓夢》“大旨談情”佈局的一部分，表達作者對人類精神命運特別是各種情感命運的關注。它寫的是比較另類的不倫之“情”和“情”的悲劇人物。簡而言之，都是愛上了不該愛的人。賈瑞癡迷於有婦之夫王熙鳳，但他至死不悟。秦氏姐弟各有所戀，皆不得其所。“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曹雪芹或以“秦”音近諧“情”，秦可卿（近音“情可親”）陷入非禮的亂倫之戀，秦鐘（近音“情種”）則陷入絕望的僧（尼）凡之戀。今天看來，秦鐘和智慧兒的愛情無可厚非，還有衝破宗教禁錮的意義。但為當時世俗也為家庭所不容，而秦鐘並沒有勇氣和擔當，徒然貪戀雲雨之歡。這些故事，作者的警示意義是很清楚的：從賈瑞的至死不悟到秦鐘的臨終而悟，顯示非理性的情欲必須走向理性清醒的寓意。所以，作為這一板塊的最後故事，秦鐘又有諧音“情終”之意。
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故事被納入《紅樓夢》總體構思之後，都與“家運”“情運”兩大主題相關聯，獲得了化腐朽為神奇的新生。賈瑞故事與王熙鳳相關聯，秦可卿故事與寧府衰敗相關聯，並且通過形象改造和托夢大大提升其對於“家運”的意義。今且不論。秦鐘故事看似與賈府關係不大，但秦鐘本人既是其“家運”與“情運”小故事的中心，又通過第一主人公賈寶玉與全書“家運”“情運”兩大主題密切聯繫，成為賈寶玉人生史和情感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六
在某種意義上，秦鐘短促的一生有著賈寶玉的濃重投影。他們都是不問世事只管用情的情癡情種，都是承擔著家運責任卻“于國於家無望”的不肖子孫。有“情”而無“志”，是他們人生取向的共同特點。秦鐘臨終而悔，以自己的青春生命總結喚醒“情友”寶玉：“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
“立志功名”“榮耀顯達”，曾經是他和賈寶玉共同否定的人生道路。這種否定，是他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之處。他們以此無視家庭責任和長輩期望，耽溺情場，揮霍自我，但並沒有發現和走上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正所謂“眼前無路想回頭”。
“立志”乃是“家運”和個人“情運”的聯結點。這是傳統儒家入世的人生道路。
正如利慾薰心的王熙鳳毫不理睬秦可卿的家事囑託，年少叛逆的賈寶玉也沒有把“情友”臨終之言放在心上。他仍然我行我素。他厭惡“混帳話”，“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賈寶玉是一直如此“叛逆”，還是有所變化呢？
在曹雪芹筆下，賈寶玉的一生沒有完成，前八十回僅僅寫到晴雯之死。按故事年齡，他還不到十六歲。他在大觀園裡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代。不想長大。因為外面的世界太髒汙，那是“濁臭逼人”的男人主掌的世界。他厭惡“仕途經濟”，因為那裡充斥著賈雨村之類“祿蠹”。他不想承擔家庭的責任。只想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算了，什麼後事不後事。”（第七十一回）但是他又離不開這個已經腐爛的家庭，直到它徹底破敗以後過著“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氈”的日子。我們看不到作者如何描寫彼時賈寶玉的心境變化，但是，第三回所謂“後人批寶玉極恰”的《西江月》詞，似乎已隱含著一種暗示：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絝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過去，人們大都認為，這是作者用似貶實褒、寓褒於貶的手法揭示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或許有此用意。但聯繫全書情節（包括未完成稿），應該說，它肯定還包含著家庭破敗後賈寶玉的反思自責。這裡有一種沉重的懺悔。
作者為賈寶玉安排的結局，不是秦鐘的臨終期望，而是悔恨中的“懸崖撒手”。這是佛道的出世之路。
然而曹雪芹自己並沒有走這條路。他“著書黃葉村”，借紅樓一夢，寄託個人家事和情事的回憶和思考。
作者顯然陷入了一種矛盾：一方面，通過從秦鐘到賈寶玉的故事，表達“獨於自身，深所懺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種懺悔，在全書一開作者就有直接表白：
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絝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還有那首敘述創作緣由暗示作品自傳性內容的詩：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生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補天”，過去說是補封建末世之“天”。其實，作品中的“末世”就是“家運”。無材補天，是悔恨之言。
但“立志功名”“榮耀顯達”，就是人生正途嗎？
人們看到，另一方面，作者又通過石頭回歸，寶玉出家和《好了歌》及甄士隱注等一系列基本佈局表達對功名富貴等世俗追求的否定。
儒家用世觀與佛道出世觀就這樣矛盾而糾結。
籠統地說《紅樓夢》的主題是“懺悔”，不合作品實際。《紅樓夢》的意義比懺悔偉大豐富得多。但“懺悔”肯定是作者的重要創作動因。它包含著作者對“家運”與“情運”這人生兩大課題，對個體的社會責任與自我追求這人生基本關係的深刻思考。懺悔未必能使他回歸。因為他對那個衰敗社會和家庭的命運已有清醒認識。
一部《紅樓夢》告訴人們，他在矛盾中尋索。
“情”是靈性之本，個體之魂。“家”是生存之本，世代之根。在“家運”與“情運”的碰撞中，何以自擇自處？
也許後四十回的甄寶玉就是“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的秦鐘再世？也許寶玉再入家塾到中舉的描寫，就是秦鐘臨終遺言的映射？也許甄賈寶玉的分道揚鑣就蘊含著作者內心入世補天與棄世歸真兩條人生道路的矛盾？但這是誰的手筆呢，曹雪芹？無名氏？抑或程偉元高鶚？
從秦鐘到賈（甄）寶玉，“懺悔”和求索，尋找“家運”與“情運”碰撞的出路，這就是曹雪芹寫寶秦之交和秦鐘之死的深層用意和留給後人的思考。
注：
[1]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皆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2]參見張平仁《紅樓夢詩性敘事研究》第三章《紅樓夢年表》，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3]參見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
[4]參見《紅樓夢鑒賞辭典》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前言，第16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5]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心理新詮》第八章，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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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回說：“他父親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這說明二人初見時秦鐘至少已經十六歲。而按紅樓敘事時間（以寶玉出生為元年），此時賈寶玉才八歲。秦鐘去世時寶玉才十歲。尚處於幼年期。顯然差距太大，不合情理。[2]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作者通過夢遺和初試雲雨等情節顯示賈寶玉的性發育，將其生理年齡特徵提到青春期（十二三歲以上，實際上賈寶玉到第二十五回才明確為十三歲），以與秦鐘相近。這是一種敘事策略，閱讀時不可不知。在青春期男孩之間，同性身上的異性氣質往往成為相互吸引的因素。特別對於賈寶玉這樣一個女性美崇拜者。出身貧寒之家的秦鐘，之所以成為貴族公子賈寶玉的“情友”，正是因為他身上的女性美氣質令賈寶玉傾倒。
作者如此描寫寶秦初見：
說著，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
那寶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眾，心中似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佳餚，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驕婢侈童，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見貧窶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
賈寶玉的反應強度遠在秦鐘之上。二人各有相互吸引之處，又有地位和境界的明顯差別。寶玉以“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女性美崇拜心理定人品之清濁高下，視富貴如糞土，幼稚中包含極深刻的價值評判；秦鐘卻流露出歆羨富貴之情。但寶玉的平等觀念和純淨的女性美崇拜心理以及強烈的求友願望掩蓋了這種差異。寶秦得以親密交往。
賈寶玉的其他同性朋友同樣具有某種女性美特質。北靜王“面若春花，目如點漆”（第十五回），“才貌雙全，風流瀟灑”（第十四回），蔣玉菡“嫵媚溫柔”（第二十八回），柳湘蓮“年紀又輕，生得又美”（第四十六回）等。可以說，賈寶玉對他們的愛慕，實際上也是女性美崇拜心理的延伸。因為是同性，不受禮教“男女授受不親”的約束，舉止可以更隨意和親密。在這種心態下，賈寶玉把對女性的溫柔旖旎轉移到同性伴侶身上，是很自然的。
耐人尋味的是，柳湘蓮也經常去秦鐘墓，可知秦鐘生前與他同樣有密切交往（第四十六回），蔣玉菡能得到北靜王所贈茜香國女王所貢茜香羅巾，可知北靜王與蔣玉菡的關係也非同一般（第二十八回）。顯然，這裡有一個俊俏男子“惺惺惜惺惺”的朋友群。他們與賈寶玉憎惡的“濁臭逼人”的男人世界是相隔離甚至對立的。
秦鐘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少年同伴，女性氣質更加突出，年齡相近，同氣相投，寶秦“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自然成了“情友”。
然而，在賈府私塾裡，這種交往竟遭受謠諑之議：
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靦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氣，情性體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
尋索寶秦是否“涉同”是沒有意義的。本來，在以“愛”為核心元素的情感世界裡，同性之間和異性之間的友誼愛情都無可非議，青春期性能量不同方向的溢出都是正常現象。但在同性戀被汙名化色情化的語境裡，作者不能不特地用筆，把唯美的寶秦之交（以及寶玉與其他同性契友的交往）與唯欲的“皮膚濫淫”之徒齷齪的“龍陽之興”劃清界限，真是煞費苦心。
寶秦不只是外貌氣質的相互欣賞愛慕，他們的情誼包含著更深層次的實質內容。秦鐘臨終時說：“以前你我見識自以為高過世人。”說明他們在“見識”上有鄙視“世人”的共同語言。從他悔恨“自誤”，囑咐寶玉“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看，可知否定“立志功名”“榮耀顯達”，大約就是這兩位小男孩的共同“見識”。這與作品中賈寶玉拒絕走八股科舉之路的態度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他們都並不認真讀書，不過借私塾之地，行交往玩樂之實。他們也都各有所愛，秦鐘未必知曉寶玉的內心秘密，寶玉對年長的秦鐘與智慧兒的愛戀私情卻是知情並且保護的。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承擔著“家運”的責任卻又都背離了家庭和長輩的期望要求，而對違背禮教規範和家長意願追求自我的“情運”卻投入甚深。共同的叛逆性更加強了寶秦感情的深度和厚度。精神孤獨的賈寶玉肯定更十分珍惜這份難得的契友情誼。
四
寶秦之交並不能超塵脫俗，這是兩個青春期男孩交往的真實故事。秦鐘和寶玉與“生得嫵媚風流”的香憐玉愛四人眉目傳情是家塾亂局的導火索。比起寶玉，秦鐘身上世俗（特別是情欲）的色彩更加突出，這顯然與市井文化的耳濡目染有關。他對村女二丫頭的輕薄態度受到寶玉呵斥。他在送姐姐靈柩的哀禮之夜急不可待地與智慧兒偷情，不知檢點，導致染病，又沒有勇氣承擔愛情的風險和後果。作為出身貧寒的低級公務員兒子，他徒有歆羨富貴之心，卻沒有通過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志向。反而因自己的所作所為，氣病了姐姐，最後氣死了七旬老父。直到彌留之際，他才意識到自己對於家庭和愛情的責任而悔恨不已：
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的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就去，又紀念著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著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掛著智慧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
在借遊戲筆墨和鬼判形象揶揄趨附世態之後，作者如此描寫寶秦訣別和秦鐘的最後留言：
寶玉忙攜手垂淚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以為高過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歎一聲，蕭然長逝了。
上述文字，脂批本均同。庚辰本並在秦鐘臨終二語處留下夾批和眉批：
此刻無此二語，亦非玉兄之知己。
觀者至此必料秦鐘另有異樣奇語，然卻只以此二語為囑。試思若不如此為囑，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鑿。讀此則知全是悔遲之恨。[3]
此段秦鐘之死的文字出自曹公，並且表達的是“悔遲之恨”。這是毫無疑義的了。
然而，它卻不為後人理解。
程甲本，程乙本不但刪去了與前文敘秦家貧寒相矛盾的“又記掛著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一句（本人疑傳抄銀兩數字有誤，待考），而且將臨終留言悉數刪去，這表明刪改者完全不懂得臨終遺言對於完成秦鐘形象的重要意義。也有的紅學著作批評這些話，認為它和秦鐘的本來性格不相協調。[4]其實，描寫秦鐘臨死前的悔悟，正是曹雪芹的重要用筆。它顯示了在“家運”和“情運”兩大主題的碰撞中，作者的深刻思考和匠心安排。
五
秦鐘之死不是孤立的。在《紅樓夢》中，它是一個特殊敘事板塊中一系列死亡事件（第十二回賈瑞之死，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第十六回秦鐘之死）的組成部分，並且是最後一個。其來源，或本自曹雪芹的《風月寶鑒》舊稿。
根據脂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甲戌本第一回眉批），這是後來創作合成《紅樓夢》的要件之一。《風月寶鑒》舊稿的主旨是“戒妄動風月之情”（甲戌本《凡例》）“戒邪思妄動之症”（《紅樓夢》第十二回）。在合成過程中，作者將《風月寶鑒》舊稿的內容作了相對集中的處理並融入全書整體構思之中，這就形成了今天《紅樓夢》網路敘事中的板塊特徵。[5]
《風月寶鑒》舊稿的嵌入，對於小說敘事自有影響。前文論及寶秦之交時已提到，它使賈寶玉年齡特徵出現了忽大忽小的問題。但板塊與網路的融合是成功的，它使原有故事板塊在全書整體網路中獲得了新的意義。賈瑞及二秦之死就是如此。
在現存文本中，這三個死亡案例本身並無情節因果聯繫，卻都在“戒妄動風月之情”的主旨統率之下，作為《紅樓夢》“大旨談情”佈局的一部分，表達作者對人類精神命運特別是各種情感命運的關注。它寫的是比較另類的不倫之“情”和“情”的悲劇人物。簡而言之，都是愛上了不該愛的人。賈瑞癡迷於有婦之夫王熙鳳，但他至死不悟。秦氏姐弟各有所戀，皆不得其所。“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曹雪芹或以“秦”音近諧“情”，秦可卿（近音“情可親”）陷入非禮的亂倫之戀，秦鐘（近音“情種”）則陷入絕望的僧（尼）凡之戀。今天看來，秦鐘和智慧兒的愛情無可厚非，還有衝破宗教禁錮的意義。但為當時世俗也為家庭所不容，而秦鐘並沒有勇氣和擔當，徒然貪戀雲雨之歡。這些故事，作者的警示意義是很清楚的：從賈瑞的至死不悟到秦鐘的臨終而悟，顯示非理性的情欲必須走向理性清醒的寓意。所以，作為這一板塊的最後故事，秦鐘又有諧音“情終”之意。
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故事被納入《紅樓夢》總體構思之後，都與“家運”“情運”兩大主題相關聯，獲得了化腐朽為神奇的新生。賈瑞故事與王熙鳳相關聯，秦可卿故事與寧府衰敗相關聯，並且通過形象改造和托夢大大提升其對於“家運”的意義。今且不論。秦鐘故事看似與賈府關係不大，但秦鐘本人既是其“家運”與“情運”小故事的中心，又通過第一主人公賈寶玉與全書“家運”“情運”兩大主題密切聯繫，成為賈寶玉人生史和情感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六
在某種意義上，秦鐘短促的一生有著賈寶玉的濃重投影。他們都是不問世事只管用情的情癡情種，都是承擔著家運責任卻“于國於家無望”的不肖子孫。有“情”而無“志”，是他們人生取向的共同特點。秦鐘臨終而悔，以自己的青春生命總結喚醒“情友”寶玉：“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
“立志功名”“榮耀顯達”，曾經是他和賈寶玉共同否定的人生道路。這種否定，是他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之處。他們以此無視家庭責任和長輩期望，耽溺情場，揮霍自我，但並沒有發現和走上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正所謂“眼前無路想回頭”。
“立志”乃是“家運”和個人“情運”的聯結點。這是傳統儒家入世的人生道路。
正如利慾薰心的王熙鳳毫不理睬秦可卿的家事囑託，年少叛逆的賈寶玉也沒有把“情友”臨終之言放在心上。他仍然我行我素。他厭惡“混帳話”，“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賈寶玉是一直如此“叛逆”，還是有所變化呢？
在曹雪芹筆下，賈寶玉的一生沒有完成，前八十回僅僅寫到晴雯之死。按故事年齡，他還不到十六歲。他在大觀園裡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代。不想長大。因為外面的世界太髒汙，那是“濁臭逼人”的男人主掌的世界。他厭惡“仕途經濟”，因為那裡充斥著賈雨村之類“祿蠹”。他不想承擔家庭的責任。只想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算了，什麼後事不後事。”（第七十一回）但是他又離不開這個已經腐爛的家庭，直到它徹底破敗以後過著“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氈”的日子。我們看不到作者如何描寫彼時賈寶玉的心境變化，但是，第三回所謂“後人批寶玉極恰”的《西江月》詞，似乎已隱含著一種暗示：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絝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過去，人們大都認為，這是作者用似貶實褒、寓褒於貶的手法揭示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或許有此用意。但聯繫全書情節（包括未完成稿），應該說，它肯定還包含著家庭破敗後賈寶玉的反思自責。這裡有一種沉重的懺悔。
作者為賈寶玉安排的結局，不是秦鐘的臨終期望，而是悔恨中的“懸崖撒手”。這是佛道的出世之路。
然而曹雪芹自己並沒有走這條路。他“著書黃葉村”，借紅樓一夢，寄託個人家事和情事的回憶和思考。
作者顯然陷入了一種矛盾：一方面，通過從秦鐘到賈寶玉的故事，表達“獨於自身，深所懺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這種懺悔，在全書一開作者就有直接表白：
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絝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還有那首敘述創作緣由暗示作品自傳性內容的詩：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生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補天”，過去說是補封建末世之“天”。其實，作品中的“末世”就是“家運”。無材補天，是悔恨之言。
但“立志功名”“榮耀顯達”，就是人生正途嗎？
人們看到，另一方面，作者又通過石頭回歸，寶玉出家和《好了歌》及甄士隱注等一系列基本佈局表達對功名富貴等世俗追求的否定。
儒家用世觀與佛道出世觀就這樣矛盾而糾結。
籠統地說《紅樓夢》的主題是“懺悔”，不合作品實際。《紅樓夢》的意義比懺悔偉大豐富得多。但“懺悔”肯定是作者的重要創作動因。它包含著作者對“家運”與“情運”這人生兩大課題，對個體的社會責任與自我追求這人生基本關係的深刻思考。懺悔未必能使他回歸。因為他對那個衰敗社會和家庭的命運已有清醒認識。
一部《紅樓夢》告訴人們，他在矛盾中尋索。
“情”是靈性之本，個體之魂。“家”是生存之本，世代之根。在“家運”與“情運”的碰撞中，何以自擇自處？
也許後四十回的甄寶玉就是“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的秦鐘再世？也許寶玉再入家塾到中舉的描寫，就是秦鐘臨終遺言的映射？也許甄賈寶玉的分道揚鑣就蘊含著作者內心入世補天與棄世歸真兩條人生道路的矛盾？但這是誰的手筆呢，曹雪芹？無名氏？抑或程偉元高鶚？
從秦鐘到賈（甄）寶玉，“懺悔”和求索，尋找“家運”與“情運”碰撞的出路，這就是曹雪芹寫寶秦之交和秦鐘之死的深層用意和留給後人的思考。
注：
[1]本文所引《紅樓夢》原文，皆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2]參見張平仁《紅樓夢詩性敘事研究》第三章《紅樓夢年表》，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3]參見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
[4]參見《紅樓夢鑒賞辭典》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前言，第16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5]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心理新詮》第八章，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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