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中的阿克興海戰圖（ Laureys a Castro繪）
本文原刊于《國外文學》2017年12月，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老師授權轉載！
引言
1623年第一對開本出版， 把莎士比亞戲劇劃分為悲劇、喜劇和歷史劇， 這一類型劃分並不完全準確。 除了有些戲劇悲喜交織（尤其是莎士比亞晚期劇作， 如《辛白林》《冬日的故事》等）外， 莎士比亞歷史題裁的戲劇也不止英國史劇， 還有羅馬史劇：《裘力斯•凱撒》《科利奧蘭納斯》《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以下分別簡稱《凱》《科》《安》）均取材自普魯塔克的《對照列傳》（Parallel Lives）， 均與羅馬史密切相關。
莎士比亞作品第一對開本
莎士比亞展現了怎樣的羅馬呢？《科》中的羅馬處於共和早期， 展現了護民官的設立這一關鍵事件， 《凱》展現了共和晚期的羅馬， 前半部分講凱撒的被刺， 後半部分講凱撒（幽靈）的復仇， 《安》在戲劇時間上承續《凱》， 展現了安東尼的失敗和凱撒（渥大維）的勝利， 預示著共和的消亡和帝國的開始。 可以說， 三部劇相繼展現了羅馬由共和到帝國的轉變。 Harold C. Goddard在其遺著《莎士比亞的意義》（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中最先將三劇看成三聯劇， 認為它們展現了羅馬從共和到帝國的進化， 劇中的男人和女人展現了早期樸拙的羅馬經由共和的衰落到帝國的勝利的精神歷史。
從共和到帝國的變遷來探究三聯劇中羅馬的演變， 的確有助於把握三聯劇的精神內核。
一、戰爭類型的演變
《科利奧蘭納斯》
《科》劇交織著兩條情節線索， 主線是羅馬內部平民與貴族之間的衝突， 副線是羅馬人與伏爾斯人（Volsces）的戰爭。 當時的羅馬還是個蕞爾小邦， 近鄰伏爾斯人是其宿敵。 對照普魯塔克的記述， 莎士比亞有意把伏爾斯人塑造的更為兇猛強悍， 而且從戲劇一開場就設置了與科利奧蘭納斯匹敵的伏爾斯人領袖奧菲狄烏斯（Tullus Aufidius）。
《凱》以凱撒對龐培的勝利開場， 平民聚集在羅馬的街道上慶祝凱撒的凱旋， 擁護龐培的護民官呵斥平民：
冷酷無情的羅馬人啊， 你們忘記了龐培了嗎？好多次你們爬到城牆上、雉堞上， 有的登在塔頂， 有的倚著樓窗， 還有人高踞煙囪的頂上， 手裡抱著嬰孩， 整天坐著耐心等候， 為了要看一看偉大的龐培經過羅馬的街道；……現在你們卻穿起了新衣服， 放假慶祝， 把鮮花散佈在踏著龐培的血跡（Pompey’s blood）凱旋回來的那人的路上嗎？（《凱》1.1.35-50）
這是凱撒在內戰中的最終勝利：西元前45年3月17日， 凱撒在西班牙與龐培餘部會戰， 剪除龐培諸子。護民官所回憶的龐培的凱旋（類似於科利奧蘭納斯的凱旋）是擊敗外敵後的凱旋，凱撒的這次凱旋是第一次因羅馬人對羅馬人的勝利舉行的凱旋（見普魯塔克，《凱撒傳》56）。[]這標誌著羅馬的戰爭類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羅馬已經擊敗了所有外敵，而轉向了內戰，而內戰標誌著羅馬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瓦解。羅馬分裂為幾大巨頭，原來是個人附屬於城邦，現今個人淩駕於城邦之上。凱撒對龐培的勝利只是內戰的開始。凱撒被刺後，安東尼以凱撒身體上的傷口預言，殘暴慘酷的內亂將要使義大利到處陷於混亂。隨後羅馬開始了大屠殺，處死一百個元老，西塞羅未能倖免（4.3.173-178）。
戲劇所展現的第二場戰爭是腓立比之戰。刺殺凱撒後，凱歇斯和布魯圖斯逃往東方，最後相會於小亞細亞的薩迪斯（Sardis），共赴希臘北方的腓立比（Philippi）決戰。渥大維對陣布魯圖斯，安東尼對陣凱歇斯，最終凱歇斯自殺，安東尼轉而擊敗布魯圖斯，布魯圖斯亦自殺。劇終，最高貴的羅馬人都已死去，只剩下安東尼和渥大維兩個人，兩人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莎士比亞呈現這場戰爭，不是突出誰更勇猛善戰，而是突出戰爭中的各種偶然，使戰爭的結果充滿宿命意味。比如，布魯圖斯執意要向腓立比進兵，凱歇斯雖然不贊成，但還是屈從于布魯圖斯；戰爭當天恰好是凱歇斯生日，但凱歇斯情緒悲觀，不相信能夠取得勝利，他遠遠地看到泰提涅斯被許多人包圍，誤以為遭敵人俘虜，遂用殺死凱撒的劍自殺；凱撒的鬼魂在腓立比向布魯圖斯顯現，讓布魯圖斯以為自己末日已至，遂在戰敗後自殺。
布魯圖斯看到凱撒的靈魂
《安》展現了一個急劇變化的、奔向歷史終點的羅馬，戰爭的場面最多：三巨頭對小龐培（Sextus Pompey）的戰爭、羅馬對帕提亞（Parthia）的戰爭，最後結束於凱撒與安東尼的戰爭，即阿克興（Actium）海戰和亞歷山大之戰，依然是對內的戰爭主導。在三聯劇中，唯有《安》不是以戰爭的消息開場，它的開場是安東尼對克莉奧佩特拉著名的愛的表白。到第二場戲，戰爭的消息方才傳來：一是布魯圖斯和凱歇斯的餘部率帕提亞的軍隊叛亂，佔領了亞細亞，一直向西進犯（1.2.95-98）；二是龐培的小兒子得到民眾支持，並收編了西西里的海盜，從海上向羅馬進犯，聲稱要為父復仇（1.2.176-185）。因為小龐培的威脅，安東尼回到羅馬，向凱撒低頭賠不是，三巨頭暫時聯合起來。《安》中的羅馬已經分裂成由多個巨頭主宰的多個共同體，人人各食其利、各為其主，只有面對共同的敵人，城邦才能臨時統一起來，但在戰勝共同的敵人後，又會再次陷入分裂，“在征服世界的同時，羅馬也摧毀了它的共和政制及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到《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的時代，羅馬的偉大業已毀滅了羅馬賴以偉大的東西”。[11]
小龐培在義大利南部海港對陣三巨頭，似要掀起滔天巨浪。孰料，他輕易地接受了三巨頭提出的條款，為父復仇、光復共和等冠冕堂皇的理由瞬間被拋諸腦後。也許因為他缺乏自信，器量狹小，成為一個新的巨頭分享整個世界是他最終的選擇。實際上，龐培所獲得的只有虛幻的承認。西西里和薩丁島是他既有的領地，海盜是他的盟友，截斷羅馬的小麥運輸恰是他控制羅馬的最佳方式，小龐培放棄了自己的優勢，強大了敵人（尤其是凱撒），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12]
安東尼派副將文提狄烏斯（Ventidius）阻擊帕提亞人，莎士比亞非常簡要地呈現了帕提亞之戰的勝利（3.1）。據普魯塔克說（《安東尼傳》34），這場大捷是羅馬人最著名的勝利之一，到普魯塔克的時代為止，文提狄烏斯是唯一戰勝帕提亞人的羅馬將領。帕提亞人是羅馬人的心腹大患，不僅當初克拉蘇（Crassus）遠征帕提亞幾乎全軍覆沒，安東尼親征帕提亞也遭受了慘重失敗（見普魯塔克《安東尼傳》37-52）。莎士比亞沒有講到安東尼在帕提亞的失敗，從而暗示，羅馬最後的敵人帕提亞如今也被制服。劇中只有文提狄烏斯是與羅馬的敵人而非與羅馬人作戰，[13] 最後一個能夠將羅馬聯接起來的外敵已經消失。[14]
沒有敵人的羅馬將分裂自我為敵。凱撒重新向龐培開戰，擊敗龐培，同時剝奪了雷必達的權力，世界“只剩下一對上下顎了”（3.5.11）。莎士比亞有意把凱撒與安東尼的戰爭展現為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世界大戰。凱撒代表西方的羅馬，安東尼則代表東方，擁有埃及的支持，還召集了東方各國的國王（3.6.70-78）。[15] 凱撒與安東尼最終在希臘西北角的阿克興開戰。安東尼的優勢在陸軍，他的戰船笨重遲緩，水兵都是臨時拉來充數的，凱撒的優勢在海軍，他跟龐培在海上交過無數次手，戰船也輕便靈活，但安東尼執意在海上交戰。在普魯塔克筆下，安東尼決定在海上作戰是為了取悅克莉奧佩特拉，因為克莉奧佩特拉提供了海軍，而且她希望在海上作戰（《安東尼傳》62）。莎士比亞則說凱撒向安東尼在海上發起挑戰（普魯塔克沒有提到這一點），藉以突出安東尼與凱撒的對比：安東尼曾向凱撒提出單挑（single fight），還提出要在法撒利亞平原（Pharsalia）決戰，但這些提議對凱撒不利，凱撒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3.7.30-33）。凱撒只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挑戰，儘管拒絕接受挑戰是怯懦的表現。安東尼不會拒絕任何挑戰，因為他保留著傳統羅馬人對榮譽的熱愛，凱撒利用安東尼的這一品質向他發出挑戰，迫使安東尼揚短避長。在安東尼看來，拿自己的短處接受不公平的挑戰，反而更能彰顯自己的勇敢和榮譽。安東尼清楚自己不佔優勢，但也做了相應的準備：燒掉多餘船隻，剩下的船隻配備滿額的將士；採取防守型策略，從阿克興埡口出發迎擊逼近的凱撒，避免腹背受敵；如果海上失利，陸上還有後手（3.7.50-54），但前提是，海戰失利後，陸上的軍隊還忠誠於他。不幸的是，安東尼遭受了最令人羞恥的失敗。[16] 單就海戰而言，安東尼的策略極為有效，儘管凱撒的戰船和軍力佔有絕對優勢，但“像一對雙胞胎難分勝負，不妨說，咱們還略占上風”（3.10.12-13），安東尼甚至有取勝的機會。但鬥得難分難解時，克莉奧佩特拉臨陣脫逃，安東尼心神不定，“像一隻癡心的公鴨，拍拍翅膀就向她追去了”（3.10.19-20）。
克莉奧佩特拉之死
阿克興海戰前，一位無名的士兵上場，勸阻安東尼。如果選擇海上作戰，那就表明安東尼不信任勇猛且忠誠的羅馬士兵，卻信任埃及人和腓尼基人：
哦，尊貴的皇上，別在海上打：不要相信那些朽爛的船板。難道您還信不過這柄劍，信不過我這滿身的傷痕嗎？讓那些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跳下水吧：我們習慣了腳踏大地、短兵相接地贏取勝利。（《安》3.7.61-66）
儘管羅馬海戰的歷史起源甚早，但士兵的質問暗示，羅馬人傳統的作戰方式是陸戰，鄰近帝國時代，陸戰似乎將被海戰取代，羅馬人也將失去他們在陸戰中獲得的美德和精神品質。[17]
在羅馬史的敘述上，阿克興海戰是一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標誌著渥大維對安東尼的勝利。在莎士比亞筆下，阿克興海戰導致安東尼的部下紛紛叛降，但許多人依舊忠於安東尼，安東尼海陸實力尚存，似乎還有翻盤機會（3.13.172-175）。亞歷山大之戰更為壯懷激烈，安東尼充滿怒氣和殺氣，先在陸上大勝凱撒，但在第二天的海戰中因部下叛降而徹底失敗。阿克興海戰的失敗緣於克莉奧佩特拉和安東尼的臨陣脫逃，亞歷山大之戰失敗的原因卻非常模糊。安東尼歸罪於克莉奧佩特的背叛（海軍主要是克萊奧派特拉的軍隊），認為她把自己出賣給了凱撒（4.12.10-15，47-49，4.14.18-20），這一說法來自普魯塔克（《安東尼傳》76），但普魯塔克和莎士比亞都未確認這一指控。結合無名士兵的質問，莎士比亞試圖暗示，安東尼背離了羅馬傳統的作戰方式，把勝利寄託在非羅馬的海戰上，似乎必然會失敗。
凱撒和安東尼都強調亞歷山大之戰是最後的決戰，是“眾多戰鬥中的最後一場”（4.1.12-13），從此將迎來“普天之下的和平”（universal peace），“這三角的世界從此便會帶上橄欖花環”（4.6.5-7）。[18] 從《科》到《安》，三聯劇展現了羅馬從外戰走向內戰，從陸戰走向海戰，以及終將從戰爭走向和平的歷史進程。但“普天之下的和平”會到來嗎？沒有了戰爭，歷史還會有前進的動力嗎？緊續《安》的《辛白林》展現了奧古斯都治下的羅馬與不列顛的戰爭，而且劇中還提到“潘諾尼亞人和達爾馬提亞人為了自由已經揭竿而起”（3.1.71-72）。戰爭不會消弭，羅馬將迎來新的外族的威脅。
二、戰爭倫理的演變
第一對開本中的《科利奧蘭納斯》
三聯劇既展現了戰爭類型的演變，也展現了戰爭倫理的演變。《科》中的許多角色都談到對於戰爭的態度。在科利奧蘭納斯聯合奧菲狄烏斯出兵前，三個伏爾斯僕人表達了對戰爭的狂熱：
僕乙：啊，那我們就可以熱鬧起來啦。這種和平不過鏽了鐵，增加了許多裁縫，養了些編曲唱的人。
僕甲：還是戰爭好，它勝過和平就像白晝勝過黑夜一樣，戰爭是活潑的、清醒的，熱鬧的、興奮的；和平是麻木不仁的、平淡無味的、寂無聲息的、昏睡的、沒有感覺的。和平所產生的私生子，比戰爭所殺死的人更多。
僕乙：對呀：戰爭可以說是一個強姦婦女的狂徒，因而和平就無疑是專事培植烏龜的能手了。
僕甲：是呀，它使人們彼此仇恨。
僕丙：理由是有了和平，人們就不那麼需要彼此照顧了。我願意用我的錢打賭還是戰爭好。我希望看見羅馬人像伏爾斯人一樣賤。（《科》4.5.210-223）
伏爾斯人覺得和平索然無味，急切地期待戰爭。和平是一潭沉寂的死水，戰爭是一場熱鬧的狂歡。問題是，伏爾斯人和平時並不像羅馬人那樣，“只會坐在火爐旁邊，假充知道議會裡所幹的事；誰將要升起，誰正在得勢，誰將要沒落”（1.1.174-179），更不會像羅馬人那樣起內訌。伏爾斯人並不像羅馬人那樣熱衷議論政治，他們更為私人化，正如僕人說的，“不那麼需要彼此照顧”。這是因為伏爾斯人“賤”（cheap），羅馬人“貴”，換言之，伏爾斯人的政制和生活方式比羅馬人更原始更簡單，伏爾斯人比羅馬人更好戰也更勇敢。
相比於伏爾斯人的好戰，羅馬人顯得非常不羅馬。馬歇斯曾如此咒駡羅馬人：
你們既不喜歡和平，也不喜歡戰爭；戰爭會使你們害怕，和平又使你們妄自尊大。誰要是信任你們，將會發現他尋找的獅子不過是一群野兔，所尋找的狐狸不過是一群笨鵝。（《科》1.1.151-155）
平民並不熱愛榮譽，當然也就成不了戰場上的獅子。在科利奧裡，伏爾斯人出城迎戰羅馬人，羅馬人倉皇敗退，馬歇斯咒駡他們“你們這些套著人類軀殼的蠢鵝的靈魂！猴子們都會把他們打退的一群奴才，也會把你們嚇得亂奔亂竄！”（1.4.35-37）等馬歇斯帥軍反攻時，伏爾斯人敗退回城內，城門打開，馬歇斯號令士兵跟隨自己攻入城中，可士兵們卻說“簡直是蠻幹，我可不來”（1.4.47）；等馬歇斯以一人之力攻陷科利奧裡時，士兵想的不是馳援考密涅斯，而是搶奪那些微不足道的戰利品，墊子、湯勺、小小的鐵器、劊子手也懶得剝下來的死刑犯身上的囚衣（1.5.5-8）。[19]《科》劇包含著莎士比亞對民眾和民主制最激烈的抨擊。[20]
在科利奧裡之戰前，兩個新任護民官私下裡討論，像馬歇斯這樣驕傲的人，怎麼會聽命于主將考密涅斯：
一個人要保持固有的名譽（fame），獲得更大的名譽，最好的辦法就是處於亞于領袖的地位；因為要是有過錯的話，就可以歸咎于主將，雖然他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盲目的輿論就會替馬歇斯發出惋惜的呼聲，“啊，要是他擔負了這個責任就好了！”……即使馬歇斯沒有出一點力，考密涅斯的一半光榮也是屬於他的；考密涅斯的一切錯處，對於馬歇斯也會變成光榮，雖然他不曾立下一點功勞。（《科》1.1.248-260）
護民官是民眾中的狐狸（4.2.20），他們無法理解獅子馬歇斯，反而認為馬歇斯和他們一樣狡獪，接受考密涅斯的領導是為了旱澇保收：不用承擔過錯，而且功勞盡收。[21]馬歇斯最終獲得至高的榮譽，絕不像這兩位所說的那樣是通過玩弄權謀，而是憑藉自己的勇敢，況且他的確比考密涅斯更為勇猛。此外，馬歇斯完全依系於城邦，並沒有考慮個人的聲名，並非如護民官所稱的那樣為了名聲才奮勇作戰——奮勇作戰近乎於他的本能。他並不追求別人的讚美，母親的讚美尚且令他不自在（1.9.13-15），同僚的讚美更加令他不安。考密涅斯兩次讚頌馬歇斯，一是在戰後營地，一是在元老院，但兩次讚美一開始都遭馬歇斯婉拒，甚至起身退場（2.2.71），因為他把考米涅斯的誇讚看作是“向我的劍賄賂”（1.9. 38），他並沒有自恃勞苦功高而倨傲，反倒顯得謙虛過頭（1.9.52）。他並不喜歡羅馬人為他舉行的歡迎儀式（2.1.141-142），他也拒絕母親要他成為執政官的請求，因為他“寧願照自己的意思做他們的僕人，不願擅權弄事，和他們一起做主人”（2.1.177-178）。
與科利奧蘭納斯的公共精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安》中帕提亞之戰中文提狄烏斯的一番話（3.1.11-27）。文提狄烏斯以凱旋式的姿態登場，並將自己的勝利看作是為克拉蘇復仇。下屬西利烏斯（Silius）建議乘勝追擊，策馬越過米地亞、美索不達米亞，謀取更大的勝利，這樣，“你偉大的主帥”就會為你舉行象徵榮譽的凱旋式。這提醒我們，文提狄烏斯為主帥而不為羅馬而戰，但儘管是為主帥而戰，他心裡想的還是自己。
文提狄烏斯教導西利烏斯，眼前的勝利已經夠了，一個下屬不能立太大的功勳，當我們所服侍的主人不在的時候，最好是收手不幹，而不是一味猛幹，博取太高的名聲（fame）。換言之，要學會韜晦之術，前車之鑒索西烏斯（Sossius）就是因為鋒芒太露而失去了安東尼的寵信。誰要是在戰爭中風頭蓋過了主帥，他就會遭到主帥的嫉妒。“爭強好勝是戰士的美德，但寧可吃一次敗仗，也不願贏得一次勝仗，而讓主帥的光芒暗淡”（Ambition, the soldier’s virtue, rather makes choice of loss than gain which darkens him，3.1.22-24）。“戰士的美德”早已不是科利奧蘭納斯式的美德，文提狄烏斯不是選擇更大的勝利，而是選擇“失敗”，因為勝利不能帶來榮譽，而適當的“失敗”方烘顯出主公的偉大，故能恩寵不失。西利烏斯讚歎文提狄烏斯的謀略，“一個戰士要是不能辨明得失，那就跟他的劍沒有分別了”（without the which a soldier and his sword grants scarce distinction）。戰士本應就是他手中的劍，但如今戰士也成了精明算計的“政客”。帝國時代的羅馬已經徹底變形，每個人都是為自己而戰，文提狄烏斯不為羅馬也不為安東尼而戰，而是為自己的榮譽而戰——為了自己的榮譽，寧可損失羅馬和安東尼的利益，放掉更大的勝利。不唯如此，文提狄烏斯還要把戰爭的功勞歸於安東尼，謙恭地聲稱勝利屬於安東尼“戰爭的奇幻名號”，借著“他的旗幟”“他的雄師”擊敗了帕提亞騎兵；他還要帶著所有戰利品和軍備趕在安東尼之前抵達雅典，迎接安東尼。典範的羅馬士兵已經喪失勇敢、剛毅的美德，成為諂媚和機巧之徒。對觀《科》，並沒有出現此種嫉妒和機巧。馬歇斯是副將，考密涅斯是主將兼執政官，考密涅斯以及另一位副將拉歇斯都對馬歇斯極度崇敬，拉歇斯請馬歇斯先行，考米涅斯則讚歎高貴的馬歇斯。馬歇斯年紀輕輕，卻為整座城邦倚重，此時的羅馬英雄之間沒有嫉妒。主將戰鬥力弱，被敵人擊退，科利奧蘭納斯則隻身一人殺入敵城，回頭還指責考密涅斯為何停止戰鬥。但考密涅斯並未因此心生嫉妒，反而當著全軍的面讚美科利奧蘭納斯的戰功，並賜予他“科利奧蘭納斯”之名，後來又在元老院中推舉他為執政官。
三、戰神形象的演變
戰神瑪律斯
戰爭主導了三部羅馬劇，而戰神本是“戰士之神”（the god of soldiers，《科》5.3.70）。此外，“羅馬人民稱無比強大的瑪律斯（Mars）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奠基者的父親”。[22]最能代表羅馬精神的神祇是戰神瑪律斯——除《凱》沒有提到戰神外，戰神形象在《科》和《安》中都佔有核心位置。
馬歇斯（Martius）之名源于戰神，劇中他曾向戰神祈禱（1.4.11），並被奧菲狄烏斯稱作戰神（4.5.115），被伏爾斯僕人稱作“戰神的子嗣”（4.5.187），結尾遭奧菲狄烏斯構陷，他曾向蒼天發問，“你聽見了嗎，戰神？”（5.5.102）。劇中也的確突出了他由人成神的意象。他凱旋回羅馬時，羅馬民眾爭先恐後一睹他的英姿，“好像是哪一個神祇偷偷溜進他的身體，使他成了一尊神的化身”（2.1.193-195）；日後他投靠伏爾斯人，又成了伏爾斯人的神（4.6.94，比較5.4.19）。[23] 莎士比亞強調了科利奧蘭納斯神性的一面，但也表明了這位戰神的缺陷。科利奧蘭納斯不能節制對平民的怒火，無從應對護民官的挑釁，以致被羅馬流放；他倒戈羅馬，把平民們的背叛等同於整個羅馬的忘恩負義，他依系於羅馬卻試圖超越羅馬之上，最終身遭屠戮。概言之，這位戰神極其政治不成熟。他的悲劇部分源於他的性格，部分源於他的教育的缺失。
科利奧蘭納斯最突出的性格是勇敢和驕傲，而且兩者平分秋色，如開場時平民所說，“他的驕傲與他的勇猛同等高蹈”（[proud] even to the altitude of his virtue，1.1.30）。正因為他與生俱來的驕傲（what he cannot help in his nature，1.1.31），他極其仇視平民，在競選執政官時不願屈就平民，在被放逐以後又蔑棄整個羅馬，成了一條孤獨的龍（a lonely dragon，4.1.30）。勇敢使他成 為城邦的最佳衛士，但驕傲又使他睥睨城邦，不能以節制平衡過度的勇敢。性格中內在的張力使科利奧蘭納斯成為城邦最強大的保衛者和破壞者。奧菲狄烏斯曾評價說，科利奧蘭納斯性情單一，“只知帶兵打仗，不知雍容揖讓，剛毅嚴肅本來是治軍之道，他卻用來對待和平時期的民眾”（4.7.41-45），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位戰神的缺陷：只能統治戰爭，不能統治民眾。科利奧蘭納斯自小所受的教育亦未能彌補這一缺陷。“他自從兩手能夠拔劍的時候起，就一直在戰陣中長大，不曾在溫文爾雅的語言方面受過訓練（ill-schooled in bolted language）”（3.1.325-327）。戰爭是科利奧蘭納斯唯一受到的教育，他年幼的兒子和他當初一樣，“寧願看刀劍聽鼓聲，不願見教書先生”（1.3.50-51）。但是，這位戰神若要升格為羅馬的執政官，就不僅需要勇敢，還需要智慧。劇中的羅馬已不再單純質樸，平民與貴族劍拔弩張，護民官成了民眾的喉舌，執政官除了指揮作戰，還必須應對護民官的挑戰，駕馭善變的平民。在競選執政官以及應對護民官的挑釁時，科利奧蘭納斯充分暴露出自己缺乏權變的智慧和修辭。關鍵時刻，母親給予他關於政治統治的教育，但他未能踐行，無可挽回地落入護民官的圈套。莎士比亞看到，戰神固然高貴，但戰神需要再教育才能成為合格的統治者。《凱》中的凱撒完成了這一轉變。凱撒贏取戰爭的勝利，也贏取了平民的愛，他富有德性，也精通統治，因而無比接近于王者。
與科利奧蘭納斯的形象相對照，《安》開頭的一段話表明了戰神的另一變形：“唉，我們的將軍這樣癡戀，真太不成話啦。從前他指揮大軍，像全身披甲的戰神（Mars），英勇的雙眼放射出束束的威光；如今卻俯身回頭，癡情地俯看著一張棕色的臉蛋兒。”（《安》1.1.1-6；另見2.2.6，2.5.119）《安》一開場就稱安東尼為戰神，並強調這個戰神已經被愛神俘虜。[24]《凱》中的安東尼“通宵狂歡”（2.2.116），“熱衷於遊樂、狂歡和前呼後擁”（2.1.189），被稱作“戴假面跳舞和喝酒的浪子”（a masker and a reveller，5.1.62），但在凱撒被刺後，安東尼從浪子搖身一變，成了冷酷詭詐的“巨頭”，但《凱》並沒有展現安東尼的勇猛善戰。因此，《安》中安東尼的形象部分接近《凱》中的安東尼，部分接近《科》中的科利奧蘭納斯，莎士比亞似乎有意強調三聯劇的這一關聯。不過，相比於科利奧蘭納斯，安東尼是一個已經徹底變形的戰神，他不再依系於羅馬，也不再依系於戰爭的榮譽，他自稱“我的快樂在東方”（2.3.40），對克莉奧佩特拉的愛已經取代了他對戰爭和羅馬的愛。正如文提狄烏斯所表白的，羅馬與埃及並非對立，因為公共的榮譽已經消失，羅馬本身再也不是科利奧蘭納斯的羅馬，而是一個埃及化的羅馬。安東尼的隨從以諾巴布（Enobarbus）忠誠且英勇，卻自稱為陸上的“賊”，與海盜並無分別（2.6.97），雖然羅馬人依舊英勇，但喪失了英勇的高貴目的。如果每個人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賊”，私人性的愛就變得更值得追求。[25]與此相應，科利奧蘭納斯雖然有妻子，但我們看不到他與妻子有任何情感交流，私人的情感完全讓位於公共的榮譽。
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相見
安東尼在阿克興之戰中為了愛棄陣脫逃，在亞歷山大之戰中似乎恢復了英勇，但又顯得喪失了理智（3.13.202-203），在認為克莉奧佩特拉背叛自己後，他近乎於陷入瘋狂。另外，無論是阿克興之戰還是亞歷山大之戰，莎士比亞都沒有正面展現安東尼如何搏殺，而是讓安東尼或他人敘述戰鬥的經過。如果安東尼在遇到克莉奧佩特拉之前確乎是個戰神，他會是位怎樣的戰神呢？劇中唯有凱撒講到安東尼作為“戰士”（soldier）的過去（1.4.57-72），但凱撒沒有強調安東尼在戰場上的英勇， 而是強調他的“毅力”（patience）：安東尼曾被逐出亡，喝馬尿和污水，吃漿果和樹皮，據說還吃過腐爛的死屍，但他“像一個真正的戰士那樣承受所有這些，臉頰不曾有一絲憔悴”（1.4.71-72）。雖然安東尼被克莉奧佩特拉稱作“世上最偉大的戰士”（the greatest soldier of the world，1.3.38），莎士比亞卻始終避免展現安東尼實際的英勇，從而給我們這樣的印象：戰神安東尼的英勇屬於過去，現今他只享有一個空洞的戰神名號。[26]
凱撒（渥大維）對安東尼的勝利，並不是一個新戰神對舊戰神的勝利。凱撒雖然繼承了裘力斯•凱撒的榮名，但他缺乏凱撒的精神，他是一個徹底的“新人”。論勇敢，論打仗，他比不上任何一位高貴的羅馬人。他在阿克興海戰中的勝利，似乎完全源于安東尼的臨陣脫逃。事後安東尼時候非常不甘地說，在腓立比之戰中，凱撒的劍只是個裝飾，是他刺死了凱歇斯和布魯圖斯，而凱撒“只會靠部下打仗，從不曾親臨戰陣”（3.11.35-40）。安東尼雖然誇大了自己的英勇（凱歇斯和布魯圖斯實為自殺，而且安東尼自己也靠部下打仗），卻指出了凱撒是多麼缺乏英勇。在亞歷山大之戰中，凱撒雖在力量上佔有絕對優勢，卻在第一天的陸戰中被擊潰，第二天的海戰能取得勝利，也只是因為安東尼艦隊的叛降粉碎了安東尼的鬥志。在阿克興海戰前，凱撒出於利害考慮，拒絕了安東尼的挑戰。在亞歷山大之戰前，安東尼再次向凱撒提出一對一決鬥（personal combat），為了逼迫凱撒接受挑戰，安東尼鞭打凱撒的使者，還把凱撒稱作boy，任意辱駡。對於這些侮辱，凱撒卻嘲笑說，“讓這老賊知道，我要死，辦法有的是，他向我挑戰，簡直可笑”（4.1.1-6）。稱呼凱撒為boy，並不只是說他年輕，而是說他缺乏男人的品質，與奴隸和僕人沒有區別。[27] 對一個羅馬人而言，被稱為boy是莫大的恥辱。奧菲狄烏斯為了激怒科利奧蘭納斯，故意稱他為boy of tears，科利奧蘭納斯無法忍受這一稱謂，“第一次迫不得已地罵人”，他申說自己在科利奧裡之戰中的英勇，以此證明自己絕不是boy（《科》5.6.103-119）。凱撒並不在意自己是否被稱作“男人”，因為他絲毫不在意“榮譽”，他只在乎能否取得勝利，而不在乎取得勝利的方式。在此意義上，他標誌著戰神精神在羅馬世界的終結。
凱撒取得最後的勝利，不是憑靠勇敢和德性，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精心算計、行動力、清醒的頭腦，還有上天給他的好運氣（2.3.15-38，4.15.25，5.2.2-4）。他殘忍而自私，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利用身邊的每一個人，其中包括他的姐姐渥大維婭（Octavia）。他的每一句臺詞都讓人感到缺乏真誠，閃爍著欺騙和權謀。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似乎一開始就註定要統治世界。儘管資歷和實力遠不如安東尼，他卻能對安東尼呼來喝去（1.1.22-25），讓安東尼處處讓著他。凱撒似乎生來擁有一種絕對權威，以至於有學者稱他為“卡裡斯馬型人物”（charismatic）：雖然他缺乏高貴的品質，但他擁有強大的意志，他不依賴於習俗、榮譽、友誼或其他任何東西，他只知道自己的目標並頑強地追隨這個目標。相對於羅馬劇的精神氣質而言，凱撒實際擁有一種惡魔般的力量。[28]渥大維的勝利並不能令我們激動，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的死卻激起我們深深的惋惜和悲憫。馬基雅維利式的新人也許會戰勝追求德性和榮譽的羅馬人，但莎士比亞並不欣賞這樣一種勝利。莎士比亞對凱撒也缺乏同情或崇敬，儘管他完全理解凱撒。[29]
凱撒贏得了勝利，但沒有贏得人們的愛，因為他本身缺乏愛。克莉奧佩特拉俘獲過龐培、裘力斯•凱撒和安東尼的心（3.13.119-123），但唯獨對這位凱撒無計可施。屬下對凱撒俯首聽命，很難說是出於對凱撒的愛，而可能是出於權宜的忠誠。[30] 安東尼的部下向他投降後，“雖然被收留，但並沒有得到信用”（4.6.15-18），他還命令把那些叛軍安插在最前鋒，“讓安東尼就像是把怒火發洩在自己身上”（4.6.9-11）。安東尼雖然屢屢犯錯，但他本人飽含激情，而且能激起身邊人的愛。劇中最令人動容的，除了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愛，還有安東尼與以諾巴布的情誼。以諾巴布在亞歷山大之戰前叛逃，但他失望地發現，凱撒並不值得追隨，他開始悔恨自己的背叛，決心“找一條泥溝來結束生命”。臨死前，他連續三次呼告“安東尼啊！”（4.9.18-23），表達了對安東尼深深的眷戀。安東尼聽說以諾巴布逃走後甚為震驚，但他並沒有指責以諾巴布，而是完全歸罪於自己，“是我衰落的命運讓一個忠實的人變了心”（my fortunes have corrupted honest men，4.5.16-17）。他命僕人把以諾巴布留下的財寶趕快送去，還寫信對以諾巴布表達辭別和祝賀。這種愛和寬容讓人感動，連凱撒的士兵也在以諾巴布面前讚歎說，“你們的皇上到底還是一尊天神”（Your emperor continues still a Jove，4.6.29-30）。這令我們注意到，劇中從沒有人稱讚凱撒是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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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亞參考的是Thomas North（1535-1604）的英譯本，該譯本並非譯自希臘文，而是據Jacques Amyot的法譯本轉譯。見T. J. B. Spencer ed., Shakespeare’s Plutarch,Harmondworth,England,1964.
[] 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2-3.
[]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207-208.
[]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5.
[] Michael Platt, Rome and Romans According to Shakespeare, Lanham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 329-330.
[] 在普魯塔克筆下，奧菲狄烏斯最初出現，是在科利奧蘭納斯被放逐之後前往安廷姆（Antium）時。莎士比亞則在戲劇一開場，就將他與科利奧蘭納斯設置成天敵，欲置對方于死地。見Coriolanus, 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 ed. by Lee Bl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7.
[] 莎士比亞對科利奧裡之戰的描繪與普魯塔克稍異。普魯塔克記敘說，科利奧裡是伏爾斯人的戰略要地，考密涅斯率羅馬軍隊圍攻科利奧裡，伏爾斯人馳援科利奧裡，計畫在城外與羅馬人開戰，並從兩面夾擊敵軍。考密涅斯將全軍分為兩部，他率部迎戰即將到來的伏爾斯人，拉歇斯則指揮余部繼續圍攻科利奧裡。莎士比亞將之改寫為，伏爾斯人欲趁羅馬不備，欲侵犯羅馬，但事先走漏了消息。羅馬人也開出軍隊，在距寇里奧利城一裡半的位置與伏爾斯人對壘（1.4.9），奧菲狄烏斯受科利奧裡的元老院委任，到軍前對敵考米涅斯，元老們則守衛科利奧裡。莎士比亞由此強調了伏爾斯人更加好戰，更具侵略性。
[] 隨文夾註數字為各劇幕、場、行次，行碼均依據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版本。所引中譯文皆出自朱生豪等譯，《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並參照英文有改動。
[] 見格蘭特，《羅馬史》，王乃新、郝際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37。
[] 凱撒對外族的戰爭僅僅屬於過去。在凱撒的葬禮上，安東尼在民眾面前回憶了凱撒對納維人（Nervii）的征服（3.2.164），凱撒曾帶許多俘虜回到羅馬，他們的贖金充實了羅馬的財庫（3.2.80-81）。
[11]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Lexington Books, 2009, p.1.
[12]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89.
[13]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 105.
[14]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133.
[15] 《安》中多處影射基督教，凱撒對安東尼的勝利可以被視為是皮魯士式勝利，因為西方最終被東方的宗教征服。見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p.337.
[16]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126.
[17] 布魯姆，《莎士比亞筆下的愛與友誼》，馬濤紅譯，華夏出版社，2012，頁51。
[18] 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p.347-348.
[19] 與平民的怯懦截然對照的是那些真正勇敢的羅馬人。馬歇斯向考密涅斯部下發表演說，結果所有人都願追隨他去迎戰奧菲狄烏斯，認為“畏懼惡名甚於生命危險，蒙恥偷生不如慷慨就義，祖國的榮譽勝過個人幸福”（1.6.69-72）。這是馬歇斯唯一一次通過言辭凝聚起一個共同體，也是羅馬人勇敢和榮譽的頂峰。
[20] 包括博丹（Bodin）在內的諸多現代政治思想家都曾以科利奧蘭納斯的故事來攻擊民主制。見Kenneth Muir, Shakespeare’s Tragic Sequence, Barnes & Noble Books, 1979, p.172.
[21] Paul A. Cantor並未完全將這段話歸因於護民官的狡獪，而是認為這反應了共和制的價值體系：避免公民自滿得意，強迫他們彼此競爭，努力最好地服務於城邦；下屬希望上升到更高的位置，統帥也必須尋機獲得榮譽，以免被下屬搶了風頭。參見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43.
[22] 李維，《自建城以來》，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9，頁3。
[23] 布魯姆、雅法著，《莎士比亞的政治》，潘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77-78。
[24] 克莉奧佩特拉被比作愛神（2.2.210），劇中多次影射“維納斯對瑪律斯所幹的事”（1.5.19，典出荷馬《奧德賽》8.266-328），突出了戰神富有情欲的一面。參見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 55.
[25]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 220注釋5.
[26]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43及注釋96.
[27] 《安》中唯一一個boy是第二幕第七場中的男童伶。此外，《凱》中布魯圖斯的僕人路歇斯（Lucius）也是boy，游離在羅馬人的世界之外。
[28] 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p. 341.
[29]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pp.186-187.
[30]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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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除龐培諸子。護民官所回憶的龐培的凱旋（類似於科利奧蘭納斯的凱旋）是擊敗外敵後的凱旋，凱撒的這次凱旋是第一次因羅馬人對羅馬人的勝利舉行的凱旋（見普魯塔克，《凱撒傳》56）。[]這標誌著羅馬的戰爭類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羅馬已經擊敗了所有外敵，而轉向了內戰，而內戰標誌著羅馬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瓦解。羅馬分裂為幾大巨頭，原來是個人附屬於城邦，現今個人淩駕於城邦之上。凱撒對龐培的勝利只是內戰的開始。凱撒被刺後，安東尼以凱撒身體上的傷口預言，殘暴慘酷的內亂將要使義大利到處陷於混亂。隨後羅馬開始了大屠殺，處死一百個元老，西塞羅未能倖免（4.3.173-178）。戲劇所展現的第二場戰爭是腓立比之戰。刺殺凱撒後，凱歇斯和布魯圖斯逃往東方，最後相會於小亞細亞的薩迪斯（Sardis），共赴希臘北方的腓立比（Philippi）決戰。渥大維對陣布魯圖斯，安東尼對陣凱歇斯，最終凱歇斯自殺，安東尼轉而擊敗布魯圖斯，布魯圖斯亦自殺。劇終，最高貴的羅馬人都已死去，只剩下安東尼和渥大維兩個人，兩人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莎士比亞呈現這場戰爭，不是突出誰更勇猛善戰，而是突出戰爭中的各種偶然，使戰爭的結果充滿宿命意味。比如，布魯圖斯執意要向腓立比進兵，凱歇斯雖然不贊成，但還是屈從于布魯圖斯；戰爭當天恰好是凱歇斯生日，但凱歇斯情緒悲觀，不相信能夠取得勝利，他遠遠地看到泰提涅斯被許多人包圍，誤以為遭敵人俘虜，遂用殺死凱撒的劍自殺；凱撒的鬼魂在腓立比向布魯圖斯顯現，讓布魯圖斯以為自己末日已至，遂在戰敗後自殺。
布魯圖斯看到凱撒的靈魂
《安》展現了一個急劇變化的、奔向歷史終點的羅馬，戰爭的場面最多：三巨頭對小龐培（Sextus Pompey）的戰爭、羅馬對帕提亞（Parthia）的戰爭，最後結束於凱撒與安東尼的戰爭，即阿克興（Actium）海戰和亞歷山大之戰，依然是對內的戰爭主導。在三聯劇中，唯有《安》不是以戰爭的消息開場，它的開場是安東尼對克莉奧佩特拉著名的愛的表白。到第二場戲，戰爭的消息方才傳來：一是布魯圖斯和凱歇斯的餘部率帕提亞的軍隊叛亂，佔領了亞細亞，一直向西進犯（1.2.95-98）；二是龐培的小兒子得到民眾支持，並收編了西西里的海盜，從海上向羅馬進犯，聲稱要為父復仇（1.2.176-185）。因為小龐培的威脅，安東尼回到羅馬，向凱撒低頭賠不是，三巨頭暫時聯合起來。《安》中的羅馬已經分裂成由多個巨頭主宰的多個共同體，人人各食其利、各為其主，只有面對共同的敵人，城邦才能臨時統一起來，但在戰勝共同的敵人後，又會再次陷入分裂，“在征服世界的同時，羅馬也摧毀了它的共和政制及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到《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的時代，羅馬的偉大業已毀滅了羅馬賴以偉大的東西”。[11]
小龐培在義大利南部海港對陣三巨頭，似要掀起滔天巨浪。孰料，他輕易地接受了三巨頭提出的條款，為父復仇、光復共和等冠冕堂皇的理由瞬間被拋諸腦後。也許因為他缺乏自信，器量狹小，成為一個新的巨頭分享整個世界是他最終的選擇。實際上，龐培所獲得的只有虛幻的承認。西西里和薩丁島是他既有的領地，海盜是他的盟友，截斷羅馬的小麥運輸恰是他控制羅馬的最佳方式，小龐培放棄了自己的優勢，強大了敵人（尤其是凱撒），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12]
安東尼派副將文提狄烏斯（Ventidius）阻擊帕提亞人，莎士比亞非常簡要地呈現了帕提亞之戰的勝利（3.1）。據普魯塔克說（《安東尼傳》34），這場大捷是羅馬人最著名的勝利之一，到普魯塔克的時代為止，文提狄烏斯是唯一戰勝帕提亞人的羅馬將領。帕提亞人是羅馬人的心腹大患，不僅當初克拉蘇（Crassus）遠征帕提亞幾乎全軍覆沒，安東尼親征帕提亞也遭受了慘重失敗（見普魯塔克《安東尼傳》37-52）。莎士比亞沒有講到安東尼在帕提亞的失敗，從而暗示，羅馬最後的敵人帕提亞如今也被制服。劇中只有文提狄烏斯是與羅馬的敵人而非與羅馬人作戰，[13] 最後一個能夠將羅馬聯接起來的外敵已經消失。[14]
沒有敵人的羅馬將分裂自我為敵。凱撒重新向龐培開戰，擊敗龐培，同時剝奪了雷必達的權力，世界“只剩下一對上下顎了”（3.5.11）。莎士比亞有意把凱撒與安東尼的戰爭展現為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世界大戰。凱撒代表西方的羅馬，安東尼則代表東方，擁有埃及的支持，還召集了東方各國的國王（3.6.70-78）。[15] 凱撒與安東尼最終在希臘西北角的阿克興開戰。安東尼的優勢在陸軍，他的戰船笨重遲緩，水兵都是臨時拉來充數的，凱撒的優勢在海軍，他跟龐培在海上交過無數次手，戰船也輕便靈活，但安東尼執意在海上交戰。在普魯塔克筆下，安東尼決定在海上作戰是為了取悅克莉奧佩特拉，因為克莉奧佩特拉提供了海軍，而且她希望在海上作戰（《安東尼傳》62）。莎士比亞則說凱撒向安東尼在海上發起挑戰（普魯塔克沒有提到這一點），藉以突出安東尼與凱撒的對比：安東尼曾向凱撒提出單挑（single fight），還提出要在法撒利亞平原（Pharsalia）決戰，但這些提議對凱撒不利，凱撒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3.7.30-33）。凱撒只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挑戰，儘管拒絕接受挑戰是怯懦的表現。安東尼不會拒絕任何挑戰，因為他保留著傳統羅馬人對榮譽的熱愛，凱撒利用安東尼的這一品質向他發出挑戰，迫使安東尼揚短避長。在安東尼看來，拿自己的短處接受不公平的挑戰，反而更能彰顯自己的勇敢和榮譽。安東尼清楚自己不佔優勢，但也做了相應的準備：燒掉多餘船隻，剩下的船隻配備滿額的將士；採取防守型策略，從阿克興埡口出發迎擊逼近的凱撒，避免腹背受敵；如果海上失利，陸上還有後手（3.7.50-54），但前提是，海戰失利後，陸上的軍隊還忠誠於他。不幸的是，安東尼遭受了最令人羞恥的失敗。[16] 單就海戰而言，安東尼的策略極為有效，儘管凱撒的戰船和軍力佔有絕對優勢，但“像一對雙胞胎難分勝負，不妨說，咱們還略占上風”（3.10.12-13），安東尼甚至有取勝的機會。但鬥得難分難解時，克莉奧佩特拉臨陣脫逃，安東尼心神不定，“像一隻癡心的公鴨，拍拍翅膀就向她追去了”（3.10.19-20）。
克莉奧佩特拉之死
阿克興海戰前，一位無名的士兵上場，勸阻安東尼。如果選擇海上作戰，那就表明安東尼不信任勇猛且忠誠的羅馬士兵，卻信任埃及人和腓尼基人：
哦，尊貴的皇上，別在海上打：不要相信那些朽爛的船板。難道您還信不過這柄劍，信不過我這滿身的傷痕嗎？讓那些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跳下水吧：我們習慣了腳踏大地、短兵相接地贏取勝利。（《安》3.7.61-66）
儘管羅馬海戰的歷史起源甚早，但士兵的質問暗示，羅馬人傳統的作戰方式是陸戰，鄰近帝國時代，陸戰似乎將被海戰取代，羅馬人也將失去他們在陸戰中獲得的美德和精神品質。[17]
在羅馬史的敘述上，阿克興海戰是一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標誌著渥大維對安東尼的勝利。在莎士比亞筆下，阿克興海戰導致安東尼的部下紛紛叛降，但許多人依舊忠於安東尼，安東尼海陸實力尚存，似乎還有翻盤機會（3.13.172-175）。亞歷山大之戰更為壯懷激烈，安東尼充滿怒氣和殺氣，先在陸上大勝凱撒，但在第二天的海戰中因部下叛降而徹底失敗。阿克興海戰的失敗緣於克莉奧佩特拉和安東尼的臨陣脫逃，亞歷山大之戰失敗的原因卻非常模糊。安東尼歸罪於克莉奧佩特的背叛（海軍主要是克萊奧派特拉的軍隊），認為她把自己出賣給了凱撒（4.12.10-15，47-49，4.14.18-20），這一說法來自普魯塔克（《安東尼傳》76），但普魯塔克和莎士比亞都未確認這一指控。結合無名士兵的質問，莎士比亞試圖暗示，安東尼背離了羅馬傳統的作戰方式，把勝利寄託在非羅馬的海戰上，似乎必然會失敗。
凱撒和安東尼都強調亞歷山大之戰是最後的決戰，是“眾多戰鬥中的最後一場”（4.1.12-13），從此將迎來“普天之下的和平”（universal peace），“這三角的世界從此便會帶上橄欖花環”（4.6.5-7）。[18] 從《科》到《安》，三聯劇展現了羅馬從外戰走向內戰，從陸戰走向海戰，以及終將從戰爭走向和平的歷史進程。但“普天之下的和平”會到來嗎？沒有了戰爭，歷史還會有前進的動力嗎？緊續《安》的《辛白林》展現了奧古斯都治下的羅馬與不列顛的戰爭，而且劇中還提到“潘諾尼亞人和達爾馬提亞人為了自由已經揭竿而起”（3.1.71-72）。戰爭不會消弭，羅馬將迎來新的外族的威脅。
二、戰爭倫理的演變
第一對開本中的《科利奧蘭納斯》
三聯劇既展現了戰爭類型的演變，也展現了戰爭倫理的演變。《科》中的許多角色都談到對於戰爭的態度。在科利奧蘭納斯聯合奧菲狄烏斯出兵前，三個伏爾斯僕人表達了對戰爭的狂熱：
僕乙：啊，那我們就可以熱鬧起來啦。這種和平不過鏽了鐵，增加了許多裁縫，養了些編曲唱的人。
僕甲：還是戰爭好，它勝過和平就像白晝勝過黑夜一樣，戰爭是活潑的、清醒的，熱鬧的、興奮的；和平是麻木不仁的、平淡無味的、寂無聲息的、昏睡的、沒有感覺的。和平所產生的私生子，比戰爭所殺死的人更多。
僕乙：對呀：戰爭可以說是一個強姦婦女的狂徒，因而和平就無疑是專事培植烏龜的能手了。
僕甲：是呀，它使人們彼此仇恨。
僕丙：理由是有了和平，人們就不那麼需要彼此照顧了。我願意用我的錢打賭還是戰爭好。我希望看見羅馬人像伏爾斯人一樣賤。（《科》4.5.210-223）
伏爾斯人覺得和平索然無味，急切地期待戰爭。和平是一潭沉寂的死水，戰爭是一場熱鬧的狂歡。問題是，伏爾斯人和平時並不像羅馬人那樣，“只會坐在火爐旁邊，假充知道議會裡所幹的事；誰將要升起，誰正在得勢，誰將要沒落”（1.1.174-179），更不會像羅馬人那樣起內訌。伏爾斯人並不像羅馬人那樣熱衷議論政治，他們更為私人化，正如僕人說的，“不那麼需要彼此照顧”。這是因為伏爾斯人“賤”（cheap），羅馬人“貴”，換言之，伏爾斯人的政制和生活方式比羅馬人更原始更簡單，伏爾斯人比羅馬人更好戰也更勇敢。
相比於伏爾斯人的好戰，羅馬人顯得非常不羅馬。馬歇斯曾如此咒駡羅馬人：
你們既不喜歡和平，也不喜歡戰爭；戰爭會使你們害怕，和平又使你們妄自尊大。誰要是信任你們，將會發現他尋找的獅子不過是一群野兔，所尋找的狐狸不過是一群笨鵝。（《科》1.1.151-155）
平民並不熱愛榮譽，當然也就成不了戰場上的獅子。在科利奧裡，伏爾斯人出城迎戰羅馬人，羅馬人倉皇敗退，馬歇斯咒駡他們“你們這些套著人類軀殼的蠢鵝的靈魂！猴子們都會把他們打退的一群奴才，也會把你們嚇得亂奔亂竄！”（1.4.35-37）等馬歇斯帥軍反攻時，伏爾斯人敗退回城內，城門打開，馬歇斯號令士兵跟隨自己攻入城中，可士兵們卻說“簡直是蠻幹，我可不來”（1.4.47）；等馬歇斯以一人之力攻陷科利奧裡時，士兵想的不是馳援考密涅斯，而是搶奪那些微不足道的戰利品，墊子、湯勺、小小的鐵器、劊子手也懶得剝下來的死刑犯身上的囚衣（1.5.5-8）。[19]《科》劇包含著莎士比亞對民眾和民主制最激烈的抨擊。[20]
在科利奧裡之戰前，兩個新任護民官私下裡討論，像馬歇斯這樣驕傲的人，怎麼會聽命于主將考密涅斯：
一個人要保持固有的名譽（fame），獲得更大的名譽，最好的辦法就是處於亞于領袖的地位；因為要是有過錯的話，就可以歸咎于主將，雖然他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盲目的輿論就會替馬歇斯發出惋惜的呼聲，“啊，要是他擔負了這個責任就好了！”……即使馬歇斯沒有出一點力，考密涅斯的一半光榮也是屬於他的；考密涅斯的一切錯處，對於馬歇斯也會變成光榮，雖然他不曾立下一點功勞。（《科》1.1.248-260）
護民官是民眾中的狐狸（4.2.20），他們無法理解獅子馬歇斯，反而認為馬歇斯和他們一樣狡獪，接受考密涅斯的領導是為了旱澇保收：不用承擔過錯，而且功勞盡收。[21]馬歇斯最終獲得至高的榮譽，絕不像這兩位所說的那樣是通過玩弄權謀，而是憑藉自己的勇敢，況且他的確比考密涅斯更為勇猛。此外，馬歇斯完全依系於城邦，並沒有考慮個人的聲名，並非如護民官所稱的那樣為了名聲才奮勇作戰——奮勇作戰近乎於他的本能。他並不追求別人的讚美，母親的讚美尚且令他不自在（1.9.13-15），同僚的讚美更加令他不安。考密涅斯兩次讚頌馬歇斯，一是在戰後營地，一是在元老院，但兩次讚美一開始都遭馬歇斯婉拒，甚至起身退場（2.2.71），因為他把考米涅斯的誇讚看作是“向我的劍賄賂”（1.9. 38），他並沒有自恃勞苦功高而倨傲，反倒顯得謙虛過頭（1.9.52）。他並不喜歡羅馬人為他舉行的歡迎儀式（2.1.141-142），他也拒絕母親要他成為執政官的請求，因為他“寧願照自己的意思做他們的僕人，不願擅權弄事，和他們一起做主人”（2.1.177-178）。
與科利奧蘭納斯的公共精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安》中帕提亞之戰中文提狄烏斯的一番話（3.1.11-27）。文提狄烏斯以凱旋式的姿態登場，並將自己的勝利看作是為克拉蘇復仇。下屬西利烏斯（Silius）建議乘勝追擊，策馬越過米地亞、美索不達米亞，謀取更大的勝利，這樣，“你偉大的主帥”就會為你舉行象徵榮譽的凱旋式。這提醒我們，文提狄烏斯為主帥而不為羅馬而戰，但儘管是為主帥而戰，他心裡想的還是自己。
文提狄烏斯教導西利烏斯，眼前的勝利已經夠了，一個下屬不能立太大的功勳，當我們所服侍的主人不在的時候，最好是收手不幹，而不是一味猛幹，博取太高的名聲（fame）。換言之，要學會韜晦之術，前車之鑒索西烏斯（Sossius）就是因為鋒芒太露而失去了安東尼的寵信。誰要是在戰爭中風頭蓋過了主帥，他就會遭到主帥的嫉妒。“爭強好勝是戰士的美德，但寧可吃一次敗仗，也不願贏得一次勝仗，而讓主帥的光芒暗淡”（Ambition, the soldier’s virtue, rather makes choice of loss than gain which darkens him，3.1.22-24）。“戰士的美德”早已不是科利奧蘭納斯式的美德，文提狄烏斯不是選擇更大的勝利，而是選擇“失敗”，因為勝利不能帶來榮譽，而適當的“失敗”方烘顯出主公的偉大，故能恩寵不失。西利烏斯讚歎文提狄烏斯的謀略，“一個戰士要是不能辨明得失，那就跟他的劍沒有分別了”（without the which a soldier and his sword grants scarce distinction）。戰士本應就是他手中的劍，但如今戰士也成了精明算計的“政客”。帝國時代的羅馬已經徹底變形，每個人都是為自己而戰，文提狄烏斯不為羅馬也不為安東尼而戰，而是為自己的榮譽而戰——為了自己的榮譽，寧可損失羅馬和安東尼的利益，放掉更大的勝利。不唯如此，文提狄烏斯還要把戰爭的功勞歸於安東尼，謙恭地聲稱勝利屬於安東尼“戰爭的奇幻名號”，借著“他的旗幟”“他的雄師”擊敗了帕提亞騎兵；他還要帶著所有戰利品和軍備趕在安東尼之前抵達雅典，迎接安東尼。典範的羅馬士兵已經喪失勇敢、剛毅的美德，成為諂媚和機巧之徒。對觀《科》，並沒有出現此種嫉妒和機巧。馬歇斯是副將，考密涅斯是主將兼執政官，考密涅斯以及另一位副將拉歇斯都對馬歇斯極度崇敬，拉歇斯請馬歇斯先行，考米涅斯則讚歎高貴的馬歇斯。馬歇斯年紀輕輕，卻為整座城邦倚重，此時的羅馬英雄之間沒有嫉妒。主將戰鬥力弱，被敵人擊退，科利奧蘭納斯則隻身一人殺入敵城，回頭還指責考密涅斯為何停止戰鬥。但考密涅斯並未因此心生嫉妒，反而當著全軍的面讚美科利奧蘭納斯的戰功，並賜予他“科利奧蘭納斯”之名，後來又在元老院中推舉他為執政官。
三、戰神形象的演變
戰神瑪律斯
戰爭主導了三部羅馬劇，而戰神本是“戰士之神”（the god of soldiers，《科》5.3.70）。此外，“羅馬人民稱無比強大的瑪律斯（Mars）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奠基者的父親”。[22]最能代表羅馬精神的神祇是戰神瑪律斯——除《凱》沒有提到戰神外，戰神形象在《科》和《安》中都佔有核心位置。
馬歇斯（Martius）之名源于戰神，劇中他曾向戰神祈禱（1.4.11），並被奧菲狄烏斯稱作戰神（4.5.115），被伏爾斯僕人稱作“戰神的子嗣”（4.5.187），結尾遭奧菲狄烏斯構陷，他曾向蒼天發問，“你聽見了嗎，戰神？”（5.5.102）。劇中也的確突出了他由人成神的意象。他凱旋回羅馬時，羅馬民眾爭先恐後一睹他的英姿，“好像是哪一個神祇偷偷溜進他的身體，使他成了一尊神的化身”（2.1.193-195）；日後他投靠伏爾斯人，又成了伏爾斯人的神（4.6.94，比較5.4.19）。[23] 莎士比亞強調了科利奧蘭納斯神性的一面，但也表明了這位戰神的缺陷。科利奧蘭納斯不能節制對平民的怒火，無從應對護民官的挑釁，以致被羅馬流放；他倒戈羅馬，把平民們的背叛等同於整個羅馬的忘恩負義，他依系於羅馬卻試圖超越羅馬之上，最終身遭屠戮。概言之，這位戰神極其政治不成熟。他的悲劇部分源於他的性格，部分源於他的教育的缺失。
科利奧蘭納斯最突出的性格是勇敢和驕傲，而且兩者平分秋色，如開場時平民所說，“他的驕傲與他的勇猛同等高蹈”（[proud] even to the altitude of his virtue，1.1.30）。正因為他與生俱來的驕傲（what he cannot help in his nature，1.1.31），他極其仇視平民，在競選執政官時不願屈就平民，在被放逐以後又蔑棄整個羅馬，成了一條孤獨的龍（a lonely dragon，4.1.30）。勇敢使他成 為城邦的最佳衛士，但驕傲又使他睥睨城邦，不能以節制平衡過度的勇敢。性格中內在的張力使科利奧蘭納斯成為城邦最強大的保衛者和破壞者。奧菲狄烏斯曾評價說，科利奧蘭納斯性情單一，“只知帶兵打仗，不知雍容揖讓，剛毅嚴肅本來是治軍之道，他卻用來對待和平時期的民眾”（4.7.41-45），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位戰神的缺陷：只能統治戰爭，不能統治民眾。科利奧蘭納斯自小所受的教育亦未能彌補這一缺陷。“他自從兩手能夠拔劍的時候起，就一直在戰陣中長大，不曾在溫文爾雅的語言方面受過訓練（ill-schooled in bolted language）”（3.1.325-327）。戰爭是科利奧蘭納斯唯一受到的教育，他年幼的兒子和他當初一樣，“寧願看刀劍聽鼓聲，不願見教書先生”（1.3.50-51）。但是，這位戰神若要升格為羅馬的執政官，就不僅需要勇敢，還需要智慧。劇中的羅馬已不再單純質樸，平民與貴族劍拔弩張，護民官成了民眾的喉舌，執政官除了指揮作戰，還必須應對護民官的挑戰，駕馭善變的平民。在競選執政官以及應對護民官的挑釁時，科利奧蘭納斯充分暴露出自己缺乏權變的智慧和修辭。關鍵時刻，母親給予他關於政治統治的教育，但他未能踐行，無可挽回地落入護民官的圈套。莎士比亞看到，戰神固然高貴，但戰神需要再教育才能成為合格的統治者。《凱》中的凱撒完成了這一轉變。凱撒贏取戰爭的勝利，也贏取了平民的愛，他富有德性，也精通統治，因而無比接近于王者。
與科利奧蘭納斯的形象相對照，《安》開頭的一段話表明了戰神的另一變形：“唉，我們的將軍這樣癡戀，真太不成話啦。從前他指揮大軍，像全身披甲的戰神（Mars），英勇的雙眼放射出束束的威光；如今卻俯身回頭，癡情地俯看著一張棕色的臉蛋兒。”（《安》1.1.1-6；另見2.2.6，2.5.119）《安》一開場就稱安東尼為戰神，並強調這個戰神已經被愛神俘虜。[24]《凱》中的安東尼“通宵狂歡”（2.2.116），“熱衷於遊樂、狂歡和前呼後擁”（2.1.189），被稱作“戴假面跳舞和喝酒的浪子”（a masker and a reveller，5.1.62），但在凱撒被刺後，安東尼從浪子搖身一變，成了冷酷詭詐的“巨頭”，但《凱》並沒有展現安東尼的勇猛善戰。因此，《安》中安東尼的形象部分接近《凱》中的安東尼，部分接近《科》中的科利奧蘭納斯，莎士比亞似乎有意強調三聯劇的這一關聯。不過，相比於科利奧蘭納斯，安東尼是一個已經徹底變形的戰神，他不再依系於羅馬，也不再依系於戰爭的榮譽，他自稱“我的快樂在東方”（2.3.40），對克莉奧佩特拉的愛已經取代了他對戰爭和羅馬的愛。正如文提狄烏斯所表白的，羅馬與埃及並非對立，因為公共的榮譽已經消失，羅馬本身再也不是科利奧蘭納斯的羅馬，而是一個埃及化的羅馬。安東尼的隨從以諾巴布（Enobarbus）忠誠且英勇，卻自稱為陸上的“賊”，與海盜並無分別（2.6.97），雖然羅馬人依舊英勇，但喪失了英勇的高貴目的。如果每個人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賊”，私人性的愛就變得更值得追求。[25]與此相應，科利奧蘭納斯雖然有妻子，但我們看不到他與妻子有任何情感交流，私人的情感完全讓位於公共的榮譽。
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相見
安東尼在阿克興之戰中為了愛棄陣脫逃，在亞歷山大之戰中似乎恢復了英勇，但又顯得喪失了理智（3.13.202-203），在認為克莉奧佩特拉背叛自己後，他近乎於陷入瘋狂。另外，無論是阿克興之戰還是亞歷山大之戰，莎士比亞都沒有正面展現安東尼如何搏殺，而是讓安東尼或他人敘述戰鬥的經過。如果安東尼在遇到克莉奧佩特拉之前確乎是個戰神，他會是位怎樣的戰神呢？劇中唯有凱撒講到安東尼作為“戰士”（soldier）的過去（1.4.57-72），但凱撒沒有強調安東尼在戰場上的英勇， 而是強調他的“毅力”（patience）：安東尼曾被逐出亡，喝馬尿和污水，吃漿果和樹皮，據說還吃過腐爛的死屍，但他“像一個真正的戰士那樣承受所有這些，臉頰不曾有一絲憔悴”（1.4.71-72）。雖然安東尼被克莉奧佩特拉稱作“世上最偉大的戰士”（the greatest soldier of the world，1.3.38），莎士比亞卻始終避免展現安東尼實際的英勇，從而給我們這樣的印象：戰神安東尼的英勇屬於過去，現今他只享有一個空洞的戰神名號。[26]
凱撒（渥大維）對安東尼的勝利，並不是一個新戰神對舊戰神的勝利。凱撒雖然繼承了裘力斯•凱撒的榮名，但他缺乏凱撒的精神，他是一個徹底的“新人”。論勇敢，論打仗，他比不上任何一位高貴的羅馬人。他在阿克興海戰中的勝利，似乎完全源于安東尼的臨陣脫逃。事後安東尼時候非常不甘地說，在腓立比之戰中，凱撒的劍只是個裝飾，是他刺死了凱歇斯和布魯圖斯，而凱撒“只會靠部下打仗，從不曾親臨戰陣”（3.11.35-40）。安東尼雖然誇大了自己的英勇（凱歇斯和布魯圖斯實為自殺，而且安東尼自己也靠部下打仗），卻指出了凱撒是多麼缺乏英勇。在亞歷山大之戰中，凱撒雖在力量上佔有絕對優勢，卻在第一天的陸戰中被擊潰，第二天的海戰能取得勝利，也只是因為安東尼艦隊的叛降粉碎了安東尼的鬥志。在阿克興海戰前，凱撒出於利害考慮，拒絕了安東尼的挑戰。在亞歷山大之戰前，安東尼再次向凱撒提出一對一決鬥（personal combat），為了逼迫凱撒接受挑戰，安東尼鞭打凱撒的使者，還把凱撒稱作boy，任意辱駡。對於這些侮辱，凱撒卻嘲笑說，“讓這老賊知道，我要死，辦法有的是，他向我挑戰，簡直可笑”（4.1.1-6）。稱呼凱撒為boy，並不只是說他年輕，而是說他缺乏男人的品質，與奴隸和僕人沒有區別。[27] 對一個羅馬人而言，被稱為boy是莫大的恥辱。奧菲狄烏斯為了激怒科利奧蘭納斯，故意稱他為boy of tears，科利奧蘭納斯無法忍受這一稱謂，“第一次迫不得已地罵人”，他申說自己在科利奧裡之戰中的英勇，以此證明自己絕不是boy（《科》5.6.103-119）。凱撒並不在意自己是否被稱作“男人”，因為他絲毫不在意“榮譽”，他只在乎能否取得勝利，而不在乎取得勝利的方式。在此意義上，他標誌著戰神精神在羅馬世界的終結。
凱撒取得最後的勝利，不是憑靠勇敢和德性，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精心算計、行動力、清醒的頭腦，還有上天給他的好運氣（2.3.15-38，4.15.25，5.2.2-4）。他殘忍而自私，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利用身邊的每一個人，其中包括他的姐姐渥大維婭（Octavia）。他的每一句臺詞都讓人感到缺乏真誠，閃爍著欺騙和權謀。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似乎一開始就註定要統治世界。儘管資歷和實力遠不如安東尼，他卻能對安東尼呼來喝去（1.1.22-25），讓安東尼處處讓著他。凱撒似乎生來擁有一種絕對權威，以至於有學者稱他為“卡裡斯馬型人物”（charismatic）：雖然他缺乏高貴的品質，但他擁有強大的意志，他不依賴於習俗、榮譽、友誼或其他任何東西，他只知道自己的目標並頑強地追隨這個目標。相對於羅馬劇的精神氣質而言，凱撒實際擁有一種惡魔般的力量。[28]渥大維的勝利並不能令我們激動，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的死卻激起我們深深的惋惜和悲憫。馬基雅維利式的新人也許會戰勝追求德性和榮譽的羅馬人，但莎士比亞並不欣賞這樣一種勝利。莎士比亞對凱撒也缺乏同情或崇敬，儘管他完全理解凱撒。[29]
凱撒贏得了勝利，但沒有贏得人們的愛，因為他本身缺乏愛。克莉奧佩特拉俘獲過龐培、裘力斯•凱撒和安東尼的心（3.13.119-123），但唯獨對這位凱撒無計可施。屬下對凱撒俯首聽命，很難說是出於對凱撒的愛，而可能是出於權宜的忠誠。[30] 安東尼的部下向他投降後，“雖然被收留，但並沒有得到信用”（4.6.15-18），他還命令把那些叛軍安插在最前鋒，“讓安東尼就像是把怒火發洩在自己身上”（4.6.9-11）。安東尼雖然屢屢犯錯，但他本人飽含激情，而且能激起身邊人的愛。劇中最令人動容的，除了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的愛，還有安東尼與以諾巴布的情誼。以諾巴布在亞歷山大之戰前叛逃，但他失望地發現，凱撒並不值得追隨，他開始悔恨自己的背叛，決心“找一條泥溝來結束生命”。臨死前，他連續三次呼告“安東尼啊！”（4.9.18-23），表達了對安東尼深深的眷戀。安東尼聽說以諾巴布逃走後甚為震驚，但他並沒有指責以諾巴布，而是完全歸罪於自己，“是我衰落的命運讓一個忠實的人變了心”（my fortunes have corrupted honest men，4.5.16-17）。他命僕人把以諾巴布留下的財寶趕快送去，還寫信對以諾巴布表達辭別和祝賀。這種愛和寬容讓人感動，連凱撒的士兵也在以諾巴布面前讚歎說，“你們的皇上到底還是一尊天神”（Your emperor continues still a Jove，4.6.29-30）。這令我們注意到，劇中從沒有人稱讚凱撒是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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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亞參考的是Thomas North（1535-1604）的英譯本，該譯本並非譯自希臘文，而是據Jacques Amyot的法譯本轉譯。見T. J. B. Spencer ed., Shakespeare’s Plutarch,Harmondworth,England,1964.
[] 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p.2-3.
[]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207-208.
[]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5.
[] Michael Platt, Rome and Romans According to Shakespeare, Lanham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 329-330.
[] 在普魯塔克筆下，奧菲狄烏斯最初出現，是在科利奧蘭納斯被放逐之後前往安廷姆（Antium）時。莎士比亞則在戲劇一開場，就將他與科利奧蘭納斯設置成天敵，欲置對方于死地。見Coriolanus, 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 ed. by Lee Bl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7.
[] 莎士比亞對科利奧裡之戰的描繪與普魯塔克稍異。普魯塔克記敘說，科利奧裡是伏爾斯人的戰略要地，考密涅斯率羅馬軍隊圍攻科利奧裡，伏爾斯人馳援科利奧裡，計畫在城外與羅馬人開戰，並從兩面夾擊敵軍。考密涅斯將全軍分為兩部，他率部迎戰即將到來的伏爾斯人，拉歇斯則指揮余部繼續圍攻科利奧裡。莎士比亞將之改寫為，伏爾斯人欲趁羅馬不備，欲侵犯羅馬，但事先走漏了消息。羅馬人也開出軍隊，在距寇里奧利城一裡半的位置與伏爾斯人對壘（1.4.9），奧菲狄烏斯受科利奧裡的元老院委任，到軍前對敵考米涅斯，元老們則守衛科利奧裡。莎士比亞由此強調了伏爾斯人更加好戰，更具侵略性。
[] 隨文夾註數字為各劇幕、場、行次，行碼均依據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版本。所引中譯文皆出自朱生豪等譯，《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並參照英文有改動。
[] 見格蘭特，《羅馬史》，王乃新、郝際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37。
[] 凱撒對外族的戰爭僅僅屬於過去。在凱撒的葬禮上，安東尼在民眾面前回憶了凱撒對納維人（Nervii）的征服（3.2.164），凱撒曾帶許多俘虜回到羅馬，他們的贖金充實了羅馬的財庫（3.2.80-81）。
[11]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Lexington Books, 2009, p.1.
[12]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89.
[13]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 105.
[14]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133.
[15] 《安》中多處影射基督教，凱撒對安東尼的勝利可以被視為是皮魯士式勝利，因為西方最終被東方的宗教征服。見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p.337.
[16]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126.
[17] 布魯姆，《莎士比亞筆下的愛與友誼》，馬濤紅譯，華夏出版社，2012，頁51。
[18] 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p.347-348.
[19] 與平民的怯懦截然對照的是那些真正勇敢的羅馬人。馬歇斯向考密涅斯部下發表演說，結果所有人都願追隨他去迎戰奧菲狄烏斯，認為“畏懼惡名甚於生命危險，蒙恥偷生不如慷慨就義，祖國的榮譽勝過個人幸福”（1.6.69-72）。這是馬歇斯唯一一次通過言辭凝聚起一個共同體，也是羅馬人勇敢和榮譽的頂峰。
[20] 包括博丹（Bodin）在內的諸多現代政治思想家都曾以科利奧蘭納斯的故事來攻擊民主制。見Kenneth Muir, Shakespeare’s Tragic Sequence, Barnes & Noble Books, 1979, p.172.
[21] Paul A. Cantor並未完全將這段話歸因於護民官的狡獪，而是認為這反應了共和制的價值體系：避免公民自滿得意，強迫他們彼此競爭，努力最好地服務於城邦；下屬希望上升到更高的位置，統帥也必須尋機獲得榮譽，以免被下屬搶了風頭。參見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43.
[22] 李維，《自建城以來》，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9，頁3。
[23] 布魯姆、雅法著，《莎士比亞的政治》，潘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77-78。
[24] 克莉奧佩特拉被比作愛神（2.2.210），劇中多次影射“維納斯對瑪律斯所幹的事”（1.5.19，典出荷馬《奧德賽》8.266-328），突出了戰神富有情欲的一面。參見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 55.
[25]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 220注釋5.
[26]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p.43及注釋96.
[27] 《安》中唯一一個boy是第二幕第七場中的男童伶。此外，《凱》中布魯圖斯的僕人路歇斯（Lucius）也是boy，游離在羅馬人的世界之外。
[28] Agnes Heller,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Shakespeare as Philosopher of History, p. 341.
[29]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pp.186-187.
[30] 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p.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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