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氣方剛抵不過現實狀況：銳意改革的宋神宗還是落得無能

文｜邢靜

“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武、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于漢、唐之境，猶有未全，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 ”

——司馬光《傳家集》

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時，大宋開國已曆百年。但他繼位的第三天，三司使韓絳就奏報：自仁宗朝宋夏戰爭以來，徵調財力，動用國庫， “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神宗這才知道自己繼承的是怎樣一副爛攤子。說起來很難令人相信，在大宋建國的第一個世紀，增長最快的居然是——軍隊。宋太祖時，全國軍隊只有20余萬，結果到仁宗朝已經增加到120多萬，

神宗繼位時，仍然有116萬之多，足足增加了5倍有餘，成為當時全世界當之無愧的（人數）第一大軍，放到1000年後居然也能排到前四。

以當時的人口來負擔如此巨大的軍隊開支，其困難可想而知。宋仁宗皇佑年間任過三司使的蔡襄，曾對當時的軍費開支作過統計：按禁軍每人50千、廂軍每人30千計算，軍隊開支總額達4800多萬，占全部財政收入的5/6，簡直令人難以想像！難怪剛剛繼位的神宗無法理解這一“積貧”現象，直呼：“窮吾國者，兵也！” 另一方面，宋軍人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加強對外敵（遼和西夏）的防禦，以及大量招募流民為軍（以避免他們造反）。但日益龐大的人數換不來戰鬥力，以致“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

宋軍在與遼、西夏的邊境衝突中，仍舊敗多勝少，竟致泱泱大國賂奉夷狄以換取邊疆無事，令人氣短；是為“積弱”。

在不過20歲正是血氣方剛年紀的宋神宗看來，這樣“積貧積弱”的局面是不可容忍的。他求治心切，對當時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見前宰相富弼，問以邊事，早已在對夏戰爭失敗中磨盡了棱角的富弼答曰：“須是二十年不說著用兵二字。 ”再問治道，回答是“安內為先”。而老夫子司馬光所能提供的治國忠告也只有“官人、信賞、必罰”六個字，實為老生常談，說了等於沒說。

如此回答大不合新天子的心意。另一位元老大臣韓琦日後就總結，神宗的志向是， “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

盡複唐之故疆”。

實際上，宋朝的建立，徹底扭轉了唐代“安史之亂”之後東亞大陸政治版圖的碎片化趨勢。就連當時的各割據政權也看到了趙匡胤的統一雄心，後蜀宰相李昊就對其主說：“臣觀宋氏啟運，不類（後）漢、（後）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 ”但宋代從未完成將東亞大陸重新整合為一體的目標：雖然比較順利地兼併了南方的荊南、後蜀、南漢、南唐與吳越，卻在幽州（今北京）慘敗於契丹人的鐵騎，被迫放棄了“華夷一統”的夢想，承認契丹（遼）是對等的兄弟之國，並不甘心接受宋遼二元並存的天下秩序格局。

但在汴梁朝廷看來，契丹只是一個例外， “蠻、夷、戎、狄，舍耶律氏則皆爵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中國恥焉”。對於地處“漢唐舊疆”之內的周邊政權，

更被視為宋廷“恢復”的物件。這些地方主要包括，名義上是“靜海軍”的“大越”李朝（今越南北部）；法理上是“定難節度使”，卻公然反宋自立的“河西李氏”（即西夏）；孤懸河西走廊一隅的“歸義軍”（後被西夏吞併）、在唐代後期逐步被吐蕃佔領的河湟地區（“武威之南……皆故漢郡縣”）以及念茲在茲的契丹佔領下的“燕雲十六州”，雖然與契丹約和後，表面上“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至於原是漢代郡縣卻在唐代自立的南詔（大理）， “藝祖（太祖）皇帝鑒唐之禍，乃棄越牂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後世宋帝遂也不將其列入“漢唐舊疆”之內。

這位年輕氣盛的宋神宗， “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憤然將雪數世之恥”。

一個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是，在宋神宗即位之初，新皇帝親自為宋仁宗時期著名將領狄青題寫了祭文，以表彰其“在仁宗時，奮於戎馬間，捍西戎連取奇功”的卓越戰績。這在武人地位卑下的宋代實在異乎尋常，顯示出神宗一改之前“真宗、仁宗意在無為，一用至柔，凡外敵慢侮、請求，無不可忍”，決心“用武開邊，複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的態度。也正因宋神宗有開邊之意， “己而擢用王介甫（安石），首以用兵等說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歡”。對於宋神宗而言，由王安石主導的一系列改革旨在“富國強兵”，而其中 “富國”與“強兵”相比較， “富國”只是手段， “強兵”才是目的。反觀王安石， “自翰林以來，未嘗一日言及於用兵”，似乎對外用兵並不是他的興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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