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 年， 馬其頓軍隊在亞歷山大大帝的率領下入侵波斯帝國統治的小亞細亞地區。 在之后長達十年的東征里， 這支由腓力二世一手組建的馬其頓新軍， 在格拉尼庫斯河、伊蘇斯和高加米拉的戰場上， 無可辯駁地展現了其相對于波斯軍隊全方位的優勢。 在隨后的數個世紀內， 馬其頓軍隊盡管在戰場上遭到各種各樣的挑戰， 但始終被證明是整個地中海世界里最先進和強大的戰爭機器之一。 這支軍隊的核心打擊力量， 就是團結在馬其頓及其他希臘化王國的國王身邊的被稱為“伙伴” 的重騎兵部隊。
如果是在菲利普或者在后來的亞歷山大的親自統率下， 這支軍隊也許能夠戰勝以后十八個世紀內（即在黑火藥兵器占據優勢之前）的任何一支軍隊。
——T·N·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
伙伴騎兵最重要的武器， 是被稱為旭斯通（Xyston）的長槍。 這種長度至少達到約3.5 米的武器， 在疾馳的騎兵手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巨大威力。 與之對應的， 腓力二世改革之前的地中海世界主流騎兵， 包括希臘、色薩利、馬其頓和波斯騎兵在內， 都習慣使用約1.8 米長的標槍。 波斯人稱這種標槍為帕爾塔（Palta）， 這種既可用來投射也可用來刺殺的武器，
旭斯通的重心在槍桿中央偏后， 這在方便騎手平舉騎槍的同時， 盡可能地擴大了騎槍的攻擊距離。 實際運用中， 伙伴騎兵的騎槍有更多不同的形制， 有些騎兵使用比旭斯通稍長、稍重的康托斯（Kontos）騎槍。
圖為羅馬金幣上的亞歷山大形象。 圖中出獵的亞歷山大選用了較短的長槍， 并反手握持。 正手夾持、正手握持或是反手握持的持槍方式， 均出現在了伙伴騎兵的相關藝術形象上。
除了騎槍之外， 伙伴騎兵也配備貼身戰斗的短兵器， 最受歡迎的選擇是著名的柯匹斯（Kopis）反曲單刃劍。 這種刃長一般在60 厘米左右的劈砍用武器威力巨大， 但就騎兵武器而言有些過短了。 此外， 雙刃的旭福斯劍（Xiphos）也是常見的騎兵護身武器， 它比柯匹斯更適合刺擊， 但同樣有著長度不足的缺點。
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的伙伴騎兵， 以騎兵短靴、白色上衣和深色斗篷作為標準的裝束。 最值得一提的是， 伙伴騎兵的甲胄防護盡管比起同一時期的任何其他騎兵都更加傾向于沖擊作戰， 但伙伴騎兵僅僅算得上是中型甚至輕型的騎兵。 伙伴騎兵的坐騎大多沒有任何鎧甲， 個別馬匹在前胸以亞麻或皮革制的護胸保護，
旭福斯雙刃劍
然而在隨后的希臘化時期，伙伴騎兵的裝備隨著戰場需求的變化有了長足的發展。東方的游牧民族廣泛地采用了具裝化的超重型騎兵，伙伴騎兵早在與波斯軍隊的交戰中就遭遇了這些部隊。但直到希臘化時期，具裝化騎兵才給馬其頓式騎兵造成真正的威脅。于是，身處東方的繼業者王國中，越來越多的騎兵開始受到具裝騎兵的影響，甚至效仿具裝化；而在希臘半島，騎兵同樣也開始通過佩盾來增強其生存能力。
其中最負盛名的，大概是塞硫西鐵甲騎兵了。塞硫西帝國的安條克三世，在公元前3世紀末期成功地進行了針對帕提亞和巴克特里亞的遠征。在戰略上取得成功的同時，帕提亞（或許還有巴克特里亞） 具裝騎兵的戰場表現，卻給安條克三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盡管此前希臘人不乏對陣鐵甲騎兵的機會，但安條克三世或許是其中第二位——第一位是兩個世紀前的色諾芬——被鐵甲騎兵留下極深印象的指揮官。于是在東征結束后，塞硫西騎兵立即開始具裝化的改革。我們仍無法了解改革進行的細節，但可以確定的是，公元前202 年開始的第五次敘利亞戰爭中，塞硫西軍隊中已有鐵甲騎兵的身影。國王直屬的兩支近衛騎兵較為保守，僅僅在伙伴騎兵的基礎上，為騎手增加了環片式的金屬護臂，為坐騎附屬了銅制的馬匹護胸，成為半具裝式的重騎兵。其他的“伙伴”式樣的騎兵，則改革地相當徹底。其中一部分在公元前200 年的帕尼翁會戰中已經以鐵甲騎兵的面貌出現。到了公元前190 年的馬格尼西亞會戰中，塞硫西帝國的馬其頓式重騎兵中，除了上述兩支近衛單位外， 其他已經全部換裝成具裝化的鐵甲騎兵。優質胸甲、環片狀的金屬護腿、護臂和頭盔，以及披甲的戰馬，使得具裝化的伙伴騎兵和他們的一部分帕提亞對手別無二致。安條克三世之后，后續的塞硫西國王對鐵甲騎兵的熱情有所減退，但安條克四世時期的塞硫西軍隊中仍保留了大約1500 人至2500 人的鐵甲騎兵，作為拳頭力量使用。其他介于具裝騎兵和早期伙伴騎兵之間的重騎兵，依舊承擔著伙伴騎兵的舊時職責，兼具沖擊力、靈活性和耐力。
穿胸甲的伙伴騎兵形象
在馬其頓本土，馬其頓騎兵逐漸開始運用盾牌，這個變化大致出現在公元前3 世紀初期的加拉太入侵之后。圓形的騎兵盾被廣泛運用，這種周長超過一米的盾牌， 在中央有銅釘或者加強筋，給予了騎手更周全的保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長槍的使用，削弱了騎兵的沖擊力。這一變化趨勢與其東方同行的重型化趨勢相呼應，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伙伴騎兵的后輩越來越果斷地投入對步兵正面的強行沖擊。在腓力五世統治期間有很多類似的記載：“腓力五世和他的近衛騎兵猛烈地沖擊對方的步兵。”不過這樣的暴虎馮河之勇，鮮有一蹴而就的記錄。
在東方的巴克特里亞，希臘移民和伊朗貴族組成的伙伴騎兵部隊，或許比塞硫西帝國的騎兵，更早地完成了重型化、具裝化的改革。受到更多來自游牧民族的影響，東方的希臘伙伴騎兵，在其重型化的進程中，更多地采用了扎甲。豎立在馬臀部的“寄生”，也出現在巴克特里亞和印度- 希臘王國的鑄幣上，成為伙伴騎兵東方化的一個象征。
本文摘自《帝國強軍：歐洲八大古戰精銳》
這些胸甲的下緣還縫有重疊的亞麻甲條，被稱為護腰甲（Pteruges）。還有少數伙伴騎兵，為了更靈活的行動，甚至拒絕著甲。為了方便使用騎槍，這段時期的伙伴騎兵都不使用盾牌。旭福斯雙刃劍
然而在隨后的希臘化時期，伙伴騎兵的裝備隨著戰場需求的變化有了長足的發展。東方的游牧民族廣泛地采用了具裝化的超重型騎兵，伙伴騎兵早在與波斯軍隊的交戰中就遭遇了這些部隊。但直到希臘化時期，具裝化騎兵才給馬其頓式騎兵造成真正的威脅。于是，身處東方的繼業者王國中，越來越多的騎兵開始受到具裝騎兵的影響，甚至效仿具裝化；而在希臘半島，騎兵同樣也開始通過佩盾來增強其生存能力。
其中最負盛名的，大概是塞硫西鐵甲騎兵了。塞硫西帝國的安條克三世，在公元前3世紀末期成功地進行了針對帕提亞和巴克特里亞的遠征。在戰略上取得成功的同時，帕提亞（或許還有巴克特里亞） 具裝騎兵的戰場表現，卻給安條克三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盡管此前希臘人不乏對陣鐵甲騎兵的機會，但安條克三世或許是其中第二位——第一位是兩個世紀前的色諾芬——被鐵甲騎兵留下極深印象的指揮官。于是在東征結束后，塞硫西騎兵立即開始具裝化的改革。我們仍無法了解改革進行的細節，但可以確定的是，公元前202 年開始的第五次敘利亞戰爭中，塞硫西軍隊中已有鐵甲騎兵的身影。國王直屬的兩支近衛騎兵較為保守，僅僅在伙伴騎兵的基礎上，為騎手增加了環片式的金屬護臂，為坐騎附屬了銅制的馬匹護胸，成為半具裝式的重騎兵。其他的“伙伴”式樣的騎兵，則改革地相當徹底。其中一部分在公元前200 年的帕尼翁會戰中已經以鐵甲騎兵的面貌出現。到了公元前190 年的馬格尼西亞會戰中，塞硫西帝國的馬其頓式重騎兵中，除了上述兩支近衛單位外， 其他已經全部換裝成具裝化的鐵甲騎兵。優質胸甲、環片狀的金屬護腿、護臂和頭盔，以及披甲的戰馬，使得具裝化的伙伴騎兵和他們的一部分帕提亞對手別無二致。安條克三世之后，后續的塞硫西國王對鐵甲騎兵的熱情有所減退，但安條克四世時期的塞硫西軍隊中仍保留了大約1500 人至2500 人的鐵甲騎兵，作為拳頭力量使用。其他介于具裝騎兵和早期伙伴騎兵之間的重騎兵，依舊承擔著伙伴騎兵的舊時職責，兼具沖擊力、靈活性和耐力。
穿胸甲的伙伴騎兵形象
在馬其頓本土，馬其頓騎兵逐漸開始運用盾牌，這個變化大致出現在公元前3 世紀初期的加拉太入侵之后。圓形的騎兵盾被廣泛運用，這種周長超過一米的盾牌， 在中央有銅釘或者加強筋，給予了騎手更周全的保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長槍的使用，削弱了騎兵的沖擊力。這一變化趨勢與其東方同行的重型化趨勢相呼應，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伙伴騎兵的后輩越來越果斷地投入對步兵正面的強行沖擊。在腓力五世統治期間有很多類似的記載：“腓力五世和他的近衛騎兵猛烈地沖擊對方的步兵。”不過這樣的暴虎馮河之勇，鮮有一蹴而就的記錄。
在東方的巴克特里亞，希臘移民和伊朗貴族組成的伙伴騎兵部隊，或許比塞硫西帝國的騎兵，更早地完成了重型化、具裝化的改革。受到更多來自游牧民族的影響，東方的希臘伙伴騎兵，在其重型化的進程中，更多地采用了扎甲。豎立在馬臀部的“寄生”，也出現在巴克特里亞和印度- 希臘王國的鑄幣上，成為伙伴騎兵東方化的一個象征。
本文摘自《帝國強軍：歐洲八大古戰精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