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大司馬喜歡看博物館， 除了專題博物館以外， 省會、地級市和縣博物館里面， 最熱衷于看的又是該省、市、縣的歷史文化展。 從上古到近代的歷史演變， 奠定了一個城市的基本性格。 大司馬決定依據歷史知識積累和看相關博物館的心得， 寫一篇談論家鄉長沙的歷史和性格的文章， 并準備啟動“名城巡禮”的征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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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 如今的湖南省省會， 中南重鎮， 在歷史上卻長期處于邊緣地帶， 到唐宋時代走向極盛， 卻又因諸般原因而陷入衰落， 此后雖然仍是一省省會，
上古：邊荒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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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仰韶文化在中原萌生并迅速擴張之時， 百越文化也在長江以南狂飆突進， 長沙地區的揚越作為百越的一支， 發展出了與仰韶文化誕生時間大致相同的大塘文化， 太陽神崇拜和干欄式建筑顯示了揚越的文明之光， 其陶器上彩繪的藝術成就并不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之下。
大塘文化的彩繪陶器與太陽崇拜
不過， 當中原因為頻繁的戰爭， 傳說中五帝時代接踵而至， 傳說中的夏王朝脫穎而出， 一步步成型為中原共主， 實現文明飛躍時，
雖然華夏族的炎帝和東夷族的少昊統治長沙的傳說， 說明長沙在遠古時代與中原不無和平交流， 但更出名的則是中原共主堯舜禹征服三苗的戰爭， 堯“與苗蠻戰于丹水”、舜“南征三苗， 至于蒼梧”， 禹“蠢茲有苗， 用天之罰”， 把雄踞江漢的苗蠻集團從河南打到湖南， 苗蠻集團在湖北屈家嶺、石家河一帶的政治中心崩潰， 長沙地區仍然是聚落星布， 未能捏合起來， 形成自己的力量。
河北南部的商牧民族商朝建國后， 歷代商王嗜血好戰， 瘋狂擴張， 商王朝的影響范圍從黃河流域擴張到長江流域， 商朝以今武漢黃陂盤龍城為據點， 向南擴大影響直到湖湘， 商朝的若干望族戈族、冉族、旅族等進入湖南，
此后， 商朝的中原文化與揚越的本地文化交融， 發展出極具特色的青銅文明， 今日傳世青銅器中藝術成就最高的四羊方尊就是炭河里方國出土的曠世精品。 與之齊名的人面紋方鼎那生動詭異的造型顯示了原初民族巫風的熾盛， 與巫風相配套的則是對音樂的熱愛， 巫師通過樂舞來溝通神靈， 長沙地區的銅鐃出現既早， 出土又多， 運用還妙， 甚至領先于中原， 揚越以其樂舞反哺中原， 為華夏文明添磚加瓦。
與四羊方尊齊名的人面紋方鼎
長沙經歷商與西周的長時間沉靜， 直到西周被犬戎滅亡， 天下秩序重新洗牌。 崛起于江漢的楚國向四面八方開始了疾風烈火般的大擴張，
楚人在長沙建城， 將長沙建成南楚的重鎮， 作為經營百越的橋頭堡， 長沙城從此誕生。 從春秋戰國直到今天， 長沙城的中心地帶一直都是今天的五一廣場一帶， 從未遷移， 可以說歷史感相當厚重。 因為西鄰湘江， 長沙城的規劃從建城開始就是南北長， 東西窄的長條形狀， 直到今天依然保持了這樣的格局。
從這個時候開始， 長沙城成為華夏勢力的邊疆，
上古時代的東西商路遠比我們想象的發達， 受到中亞、西亞影響的氐羌民族從甘青草原向東輻射， 一波又一波的往中原、四川、云南、湖北等地， 同時也把內亞的商品和技術帶到中國， 長沙出土的彩色玻璃珠蜻蜓眼證實了這一點， 而長沙人又結合中原的玉器文化和內亞的琉璃技術， 制造了獨具特色的琉璃器。
中西文化交融的琉璃器
除了東西商路的影響之外， 從南北方向看， 長沙又是華夏人和越人的主要交易站， 四面八方的商旅輻輳， 使長沙成為華南的一大貿易樞紐。 同時因為中原鐵器的傳入， 長沙還是楚國的一大糧倉。 雖然此時華南的開發僅處于奠基階段， 長沙的人口也不過數萬，但其優越的交通位置和肥沃的土地條件已經顯示出成為大城市的潛質。
不過，長沙雖然通過楚人接觸到了中原文明，但揚越族的特征仍然鮮明。湖北地區是楚人的大本營，在那里，巫風較重的楚文化與理性的中原禮樂文化交融，逐漸融入華夏主流文化；而湖南地區，則是楚越巫風的結合，雖不乏中原文化的間接影響，但原初民族的巫風依然是鮮明的特色，子彈庫出土的帛書顯示了楚越文化交融產生的獨具特色的新文化。
公元前223年，秦國以傾國之兵消滅東方勁敵楚國，隨后迅速統一全國，長沙成為秦制帝國的郡縣。秦始皇開鑿靈渠，溝通湘江與漓江，以數十萬大軍征服兩廣的百越，長沙地區是后勤基地之一，可見長沙作為南疆重鎮已經具備相當的承受力。
不過，華夏民族與百越民族的糾纏注定不會這么早就結束，百越作為湖南的地頭蛇不會就此沉寂。秦末亂局中，出身越人部落的番陽令吳芮收蓋世猛將英布為女婿，派出越人部隊參與反秦戰爭，英布戰力的恐怖固然給漢高祖劉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吳芮部將梅鋗隨劉邦入武關滅秦則幸運的實現了及早站隊，劉邦對吳芮十分感激，先封衡山王，后封長沙王，建立長沙國，定都臨湘（今長沙市區）。
而當年攻打百越的秦軍將領趙佗已經在兩廣建立了強大的南越國，有與漢朝爭雄之心。漢初的七個異姓王劉邦前后對付了六個，唯獨長沙王吳芮地處偏遠，威脅較小，劉邦不但沒有處置吳芮，反而借重他對抗南越。此時的長沙成為了華夏文明的南部邊疆，呂后主政之初，趙佗有意北上，長沙國陳重兵于邊境，加上漢軍的支援，打消了趙佗的野心，從此漢與南越進入了數十年的和平共處。
長沙國南部駐軍圖
越文化與楚文化、中原文化融合出的獨具特色的新文化仍然是長沙的主流文化。吳芮的丞相利蒼就是震驚世界的馬王堆漢墓的主角，利蒼和夫人辛追、兒子利豨的陵墓出土的棺槨畫、帛畫和竹簡，表明古代長沙人既接受了中原的宇宙觀，又在其中注入了自身濃重的巫風，堪稱上古藝術的杰作。而歷代長沙王仿效漢制，將陵墓設在河西（湘江西岸的王陵公園），并在王陵附近建設陵邑，遷豪強守陵，則顯示了中原政治文化的強勁輻射。
不過，此時的長沙，對中原文明區來說依然是蠻荒之地，屈原、賈誼被貶到長沙后，都心情郁悶，創作出了《離騷》、《鵩鳥賦》等千古名篇。此后直到唐宋，長沙地區乃至瀟湘的景物仍然會令遷客騷人感觸百端，文思泉涌。
六朝：南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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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之后，與漢初在不習慣秦制的齊楚趙等地封建的王國一樣，長沙地區也很快在漢朝的措置下實行了完全的秦制。
第五代長沙王吳著與漢文帝同年去世，并且沒有子嗣，雄猜的漢景帝趁機取消吳氏長沙國，以庶子劉發為長沙王，將碩果僅存的異姓諸侯也改為同姓諸侯，劉發謚號長沙定王，定王臺就是劉發登臺北望，思念他那不得寵的母親唐姬之處，今日臺已不存，卻成為長沙最大的圖書市場。
只不過，借助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春風，漢景帝剝奪了藩王的權力，將藩國權力集中在相當于太守的國相之手，又把強大的藩國盡數肢解，長沙國也被分出桂陽郡和零陵郡，統治區域比今天長沙、株洲、湘潭三市也大不了多少了，這么說長株潭一體化也不是全無歷史依據。等到漢武帝消滅南越國后，長沙就成為了真正的內地，以往一些適用于邊疆的變通政策也沒有了，成為完全的秦制郡縣。
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建立新朝，撤銷劉姓諸侯，劉氏長沙國也宣告終結，長沙國按照古書被改名為“填蠻郡”，而正是長沙定王劉發的后代劉秀推翻王莽，建立了東漢。東漢初年曾經重建長沙國，但因西漢末代長沙王家族與劉秀的關系已遠，東漢的長沙國被降為侯國，并且在第一代長沙侯死后侯國就取消，長沙從此不再有諸侯封建，長沙國成為長沙郡。
漢光武帝劉秀是長沙人民的好兒子
東漢因為中樞政治混亂和中原人口壓力，不少人南遷到長江以南，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技術。長沙雖然遷入人口不多，但也受惠于這一波移民潮帶來的技術，經濟文化有所發展，另外長沙附近又有武陵蠻等兇悍的蠻族，能招募到不錯的兵源，所以到了魏晉南北朝的亂世，就成為長江以南的軍事重鎮。
東漢末年，關東諸侯討伐董卓，長沙太守孫堅的部隊深受越族影響，剽悍善戰，但其中也不乏長沙附近的蠻族。這支部隊戰斗力極強，連續擊敗華雄、董卓、呂布，一路殺進洛陽，逼得董卓裹挾皇帝遷都。后來劉表割據荊州，有與袁紹夾擊曹操之意，曹操派桓階游說長沙太守張羨反叛劉表，劉表以荊州之眾與張羨激戰多年才奪回長沙，為此還錯過了官渡之戰，長沙郡的戰斗力可見一斑。
赤壁之戰后，劉備奪取長沙等荊南四郡，又從孫權手上借了南郡，以半個荊州為根據地，奪取了巴蜀、漢中。孫權為討還南郡，與劉備差點爆發大戰，最終劉備把長沙、桂陽兩郡作為南郡的等價物交還孫權，孫權也接受了，可見此時的長沙郡的綜合價值確實有所提升，能有江漢雄郡南郡一半的價值。
東吳對于治理長沙郡也十分上心，赫赫有名的走馬樓竹簡就是東吳官吏留存的巨量行政文書。長沙郡貯存了大量糧食，后來關羽擅取湘關米就是吳蜀反目的直接導火索。東吳襲取荊州后，長沙成為吳軍征討武陵蠻的后勤基地，軍隊、物資流動極為頻繁，這在走馬樓竹簡中有大量記載。
走馬樓簡牘
經過東吳對長江以南不發達領地的大力開發，長沙作為軍鎮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漸具有了《讀史方輿紀要》所說的地位：“爭南服者，不得長沙，無以成席卷之勢。”
西晉八王之亂導致中原殘破后，南方郡縣的重要性開始凸顯，長沙郡因其戰略地位被提升為湘州，成為晉王朝重點建設地區，但是北方戰亂帶來的流民潮也波及到了長沙，長沙土著與巴蜀流民的主客矛盾，引爆了益州秀才杜弢領導的巴蜀流民大起義，烽火遍及整個湖南，綿延數年。
隨著東晉朝廷站穩腳跟，為了維系在南方的統治，大士族瑯琊王氏出身的大將軍王敦都督周訪、陶侃、甘卓等南方名將開始建立長江防線。湘州作為長江以南的重鎮，為東晉必爭之地，陶侃等人經過數年苦戰，終于鎮壓了巴蜀流民。
東晉定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就其國防形勢而言，國都所在的揚州地處長江下游，江面寬達四十里，北方五胡軍隊難以橫渡，而荊州長江中游的江面遠較揚州為窄，北方軍隊如果西晉滅吳一樣從長江中游順流而下，那才是莫大的威脅。所以東晉南朝常以重兵鎮守荊州，而荊州軍閥強兵在手，又往往對朝廷造成巨大的威脅，所以“分合荊州”就成了東晉南朝常用的策略。
當荊州軍閥勢力太強時，東晉南朝就從荊州里面分割出湘州，削弱荊州軍閥的力量；問題解決以后，則又撤銷湘州，讓荊州有足夠的力量抵御北方強敵。而長沙能夠承擔分割荊州的功能，其戰略地位可見一斑。
晉元帝想要擴充皇權，與掌控荊州的大將軍王敦產生沖突，就任用譙王司馬承為湘州刺史，從側面牽制王敦。晉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荊州刺史陶侃心不甘情不愿的幫朝廷平定流民帥蘇峻之亂，為了安撫陶侃，晉廷撤銷湘州。晉安帝義熙八年（公元412年），掌握朝權的劉裕在消滅掌管荊州的競爭者劉毅之后，為防止荊州刺史權力過大，阻礙自己謀朝篡位，重設湘州，局勢穩定后撤銷。劉裕稱帝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去世，臨死前為防范荊州刺史劉義隆勢大，威脅嗣君劉義符之位，重設湘州，以張邵為刺史，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后，為集中荊州力量北伐，于元嘉十二年（公元431年）又撤銷湘州。
南朝皇帝個個合法性不足，為了拱衛皇室大量分封宗室，結果爆發無數次皇族內戰，長沙在宋齊梁陳四朝都曾卷入內戰，未能幸免。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亂導致南方殘破，加上梁朝皇族之間爭權，益州、荊州都被北周攻取，深處南朝腹地的長沙竟然一度成為南北交戰的前線。陳朝果斷出動大軍爭奪長沙，陳朝軍隊主力以嶺南越人為主，十分兇悍，水軍也遠勝于北朝，最終大破驍勇善戰的北周鮮卑化軍隊，收復長沙。
就在南朝前期，長江在太平、調弦兩口頻繁決口，大量江水涌入洞庭，使洞庭湖擴展到五百里以上，而湖北的云夢澤卻急劇萎縮。灌溉條件大為改善的洞庭湖平原吸引了大量移民，而這些移民也逐漸分流到荊州南部的政治中心長沙，長沙人口大增，為唐宋的騰飛預備了條件。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沙其實還有兩條在文獻中隱而不顯的社會脈絡。
首先是與域外的經濟交流，長沙地區出土的多件精美黃金飾品就是明證。在兩晉十六國以前，中原文明對黃金只重視其貴金屬的作用，多拿來窖藏，受到各種胡人帶來的斯基泰游牧文化影響之后，中原文明也開始像游牧民族那樣制作黃金飾品，故而長沙與中原一樣受到世界貿易的影響，這是唐代長沙主動加入世界貿易的先決條件。
晉雙鳳紋圓形金飾
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
另外則是北方先進農業技術如陂塘等技術傳入長沙，長沙修筑了大量陂塘，糧產量得以飛躍，成為南方的大糧倉，今日長沙市區帶“塘”的地名如東塘、侯家塘、左家塘就是當日陂塘的所在。
到了隋朝及唐朝前期，長沙改稱潭州，因其政治軍事職能的帶動，已經成為相當發達的城市，文化上也出現了大書法家歐陽詢、懷素等人，但是因為地處中原文明較邊緣的地帶，并未完全融入主流文化。歐陽詢出身越族，懷素出身貧家，雖然他們成就絲毫不遜于中原人物，但只有他們脫穎而出，正說明長沙的文化氛圍與中原的貴族文化傳統頗有差異。而在中原人士眼中，包括長沙在內的“瀟湘”依然是一個極具特色的概念，許多詩人見識了瀟湘的獨特文化之后，詩力竟能頗有進益。
唐宋：煙花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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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長沙真正騰飛還是從唐朝中后期開始。安史之亂后，唐朝治下的西域及隴右河西的土地全部落入吐蕃之手，唐朝與阿拉伯、東羅馬交易的陸上絲綢之路不通，只好轉而開拓海上絲綢之路，潭州因為這一轉型，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
潭州往南可以經湘江、靈渠、漓江、珠江至廣州，往東可以溯湘江入洞庭湖，再入長江至揚州（當時是入海口，后世海水退去才成為內陸）。廣州與揚州都是唐代最繁榮的貿易中心，胡商云集，可以說潭州基本上處在這兩大貿易中心的十字路口，雖然純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十字路口應該是岳州（今湖南岳陽），但是中唐以后潭州作為湖南觀察使駐地，成為湖南一帶的政治中心，而中國從古到今政治地位對城市的發展都至關重要，所以長沙成為湖南地區的商業都會。
因此，湖南名窯岳州窯也逐漸被新興的長沙窯取代。雖然青瓷最早在商代就出現在中原，但百越民族的青瓷技術更勝于中原，故而湖南地區揚越的后裔也是燒青瓷的好手，岳州窯就是唐代六大名窯之一，燒青瓷極早，有漢安帝時的青瓷出土，而其釉下彩技術又催生了長沙窯的輝煌。其實岳州窯的窯口多在湘陰縣，而湘陰離長沙不遠，明清時長期歸長沙府管轄，岳州窯與長沙窯完全可以看作一花兩葉。
長沙窯即今日望城區的銅官窯，雖然長沙窯的瓷器以價格低廉的民用產品為多，但其影響遍及海內外，堪稱商業史上的奇跡，而支撐這個奇跡的主要是過硬的技術和超前的觀念。
長沙窯承襲岳州窯的釉下彩技術，加以創新，燒出了青釉、白釉、醬釉、綠釉、黑釉、紅釉、窯變釉等多種色釉，并且能在瓷器上燒制多色釉，與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鼎足而三，并稱“南青北白長沙彩”，有技術上的獨門絕活。但更了不起的還是用戶導向的商業觀念，對文人學士，長沙窯在瓷器上寫詩作畫；對一般市民，長沙窯在瓷器上進行題材豐富的模印貼花；對小朋友，長沙窯設計了精美的陶瓷玩具摩睺羅；對域外人士，長沙窯瓷器主動適應當地文化，刻上當地人喜歡的圖案、花紋，如有名的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背水壺，以及大量的胡人樂舞、對鳥椰棗、西亞女神、佛教蓮花等圖案，銷往中亞、西亞北非、東南亞和南亞；長沙窯還會在瓷器上給作坊打廣告，具有極先進的品牌意識。
長沙窯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背水壺
因為這樣超前的商業觀念，長沙窯瓷器不但走紅中國，而且暢銷世界，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沉船“黑石號”上打撈出唐代瓷器6萬件，其中5萬多件是長沙窯瓷器，可見當時長沙窯瓷器的風頭，而長沙窯的技法也因此影響了伊斯蘭地區、日本和朝鮮的陶瓷。商業理念的發達正是市民社會的先導，也是唐宋變革的核心內容，而潭州也因此成為中晚唐的繁華之地，也和整個長江以南一樣成為中晚唐時代朝廷主要的財賦來源。
在頻繁的商業往來中，長沙與中原主流文化交融加速，雖然晚唐考上進士的長沙人劉蛻實際上只是湖南地區第16個進士而已（第一個是開元年間的歐陽稚），但卻被北方視為湖南地區“破天荒”的第一個進士，這應該說明晚唐湖南的變化對中原人士有一定震撼。
而唐時作為東亞文化紐帶的漢傳佛教也在長沙留下深刻的印記，禪宗高僧摩訶衍在吐蕃風靡一時，因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想擺脫唐朝的文化影響，從印度請來藏傳佛教之祖蓮花生與摩訶衍辯論，很可能是在拉偏架的情況下擠走了摩訶衍，清除漢傳佛教的影響，摩訶衍回到漢地后即駐錫在岳麓山的麓山寺。雖經歷唐武宗會昌法難的打擊，佛教依然隨著南宗禪的興盛而繼續傳布，佛教宰相裴休任湖南觀察使時重建的溈仰宗祖庭寧鄉密印寺、新修瀏陽石霜寺等，都是禪林名剎，使湖南跟江西一樣成為禪宗的重鎮。
比開福寺牛得多的麓山寺
到了唐末五代亂世，馬殷占據湖南，建立十國之一的馬楚，定都潭州，改潭州為長沙府，擴建長沙城，從此長沙城市格局基本定型，一直持續到明清，而其四子馬希范將花園的一部分施舍給僧人用作僧舍，后來成了有名的開福寺。
今日長沙香火最盛的開福寺
馬楚政權對長沙乃至湖南都意義重大。馬殷的謀主高郁是經商奇才，他一面實行免稅政策鼓勵商賈來湖南貿易，一面又在楚國發行鉛鐵錢，替代銅錢的流通，這樣外地商賈到湖南買賣之后，必須把得到的鐵錢在湖南買貨花完再走，否則到了湖南以外的地方鐵錢無法使用，形同廢鐵，此外，馬楚還主動到全國各地設立商行“回圖務”賣茶，長沙成為南方最大的茶葉市場。
這樣的政策極大的促進了湖南的商業發展，帶動了結構和設施的升級，雖然馬殷死后他的五個兒子“五馬爭槽”，導致湖南大亂，人口銳減，但馬楚打下的基礎到了承平的宋代煥發出極大的活力。
北宋時，潭州成為荊湖南路的首輔，到宋徽宗年間，潭州地區戶數接近44萬，在籍人口達到96萬，是都城開封府（44萬）的兩倍有多，是第二名成都府（近59萬）的接近兩倍，京兆（西安）、蘇州、杭州、鄂州（武昌）、福州、泉州等名城也被遠遠甩開。雖然宋朝的制度是財賦聚于京師，潭州的繁華肯定無法與開封相比，但在籍人口一項能勝過世界級大城市開封已經很了不起了，按張祁詩“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的描寫，潭州光城區就有十萬戶人家，制茶、造船、開礦等行業都形成規模，十分發達，農業也大為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是當之無愧的大都會，而兩宋也是長沙最為風光的時代。
兩宋時代，不少賢臣在潭州做過官，如名臣李綱、大詞人辛棄疾、理學家真德秀、大英雄文天祥等，今日的營盤街就是當時辛棄疾所練飛虎軍的營盤所在。而這也正是中原與長沙文化進一步交融的寫照，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國土局促，更加重視開發湖南，各種文化交流碰撞之下最終催生了著名的湖湘學派。
湖湘學派是理學的一支，以理學的開創者湖南道縣人周敦頤為始祖，傳承周敦頤和程顥、程頤的學說，以胡安國父、胡宏子為先導，至胡宏弟子張栻與朱熹會講于岳麓書院而蔚為大觀。朱張會講與鵝湖之會一樣，是南宋儒學史上的盛世，當時朱熹、張栻辯難兩月有余，觀者云集，盛會之后湖湘學派遂進入鼎盛，北宋初創的岳麓書院也成為理學圣地，至今已不愧千年學府之稱，仍然是長沙最值得游覽的名勝古跡。
長沙最值得一游的景點岳麓書院
湖南此前長期處于中原文明的邊緣地帶，本地人頗有一種從揚越時代以來的蠻勇之氣，本土觀念與理學結合以后，就表現出勇于任事、不怕犧牲的特點；因為之前形而上的哲學觀念不甚發達，湖湘學派又表現得特別重視具體的事功。于是，在理學使中國政治走向倫理化的時代，湖湘學派反而出了理學家名將吳獵、趙方等不少擅長軍政實干的人才。
然而，宋朝的外患總是相當嚴重，處于腹地的長沙也不幸多次淪為戰場。兩宋之際金兵就曾攻陷潭州，屠城而去。1258年，蒙古消滅大理國后，大將兀良哈臺從云南包抄兩湖，配合蒙哥、忽必烈全面攻宋，被宋將向士璧阻擋于潭州城下，因蒙哥汗死于釣魚城，蒙古軍退走。1275年，元軍已經攻陷襄陽，席卷江南，南宋大勢已去，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李芾在強弱懸殊的情勢下阻擋元軍三個月有余，城破后以李芾為首，潭州官民多舉家自殺，壯烈無比，而岳麓書院五百師生登城抗敵，幾乎全部戰死，以生命實踐了湖湘學派的道德理想。
明朝大學士李東陽作《長沙竹枝詞》記長沙人物，李芾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馬殷宮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云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祭李潭州。
近世：分合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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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州之戰，長沙軍民死傷慘重，雖然元軍攻陷潭州后并未屠城，但長沙從元代開始，因為商業干線的改變和政治地位的喪失，完全沒有了唐宋時的風光。
漢唐時代定都長安，長沙通過湘江、長江、漢江水道與京師聯系；宋朝先后定都開封、臨安，江西通過贛江、長江、運河更靠近主干道，洪州（今江西南昌）日益發達，但長沙通過長江也還有一定份額；從元朝開始定都北京，把大運河改成直線，從北京直達揚州，不再折向洛陽，河南、陜西腹地全線衰落，長沙也因為遠離主干道，經濟地位直線跌落。
另外，元朝因統治地域廣大，取消了宋朝荊湖北路、荊湖南路的設置，改設轄地巨大的湖廣行省（包括湖南、湖北、廣西、海南、貴州），雖然一度以長沙為治所，但僅四年之后就遷治武昌，長沙喪失了區域政治中心的地位，這在以政治地位為城市發展重要因素的古代，是非常大的打擊。
荊湖南北路的取消
因為這兩項變遷，長沙從宋代的中心城市跌落回了一般城市，重新邊緣化，其歷史也變得乏善可陳。明代，長沙是潭王、谷王、襄王等朱家王爺的封地，后來長期歸屬吉王王系，從朱棣以后藩王雖然沒有軍政實權，但是奢華無比，吉王府占掉大半個長沙城，可見一斑。明朝延續了湖廣行省的設置，長沙一直低落不振，不要說跟武昌、南昌去比，甚至比鄰市湘潭都有所不如。明清時代湘潭因為交通便利、商業發達，號稱“金湘潭”、“小南京”，對長沙發出了強勁挑戰。
但長沙的軍事地位始終沒有下降。明清之際，南明曾經有多次收復湖南，并進而入據長江，以圖恢復的機會，但都因為沒能攻下長沙而失敗。1648年，江西金聲桓反正歸順南明，南明何騰蛟、堵胤錫等乘勢反攻湖南，收復湖南大部，因何騰蛟與反正農民軍互不信任，未能攻陷空虛的長沙城，等到清軍援軍進入長沙，南明軍再無能為；1651年，南明李定國在桂林消滅清定南王孔有德，在衡陽消滅敬謹親王尼堪，兩蹶名王，形勢大好，卻因永歷朝主政的孫可望嫉妒其功勞，撤走其部隊，導致勢單力孤，難以收復長沙，最終失敗。
元明末年因為戰亂，湖南人口損失極大，明清初年都主持和推動了“江西填湖廣”的移民潮，故而湖南近世有“江西老表”的叫法。而江西移民進駐得最多的就是湘東地區，其中長沙是一個移民重地，而移民文化對長沙在近代的騰飛會起到重要作用。
到清朝雍正年間，湖南逐漸繁榮，長沙名列全國四大米市、四大茶市之中，文教也日益興盛，當時湖南士子要去武昌鄉試，渡洞庭湖時常有人淹死，于是許多人索性不參加科舉，對此雍正帝決定讓兩湖分闈，湖南士子到長沙鄉試，這一舉措極大的提升了湖南人參加科舉的熱情，促進了湖南教育事業的發展，一時湖南人才呈井噴之勢，不久雍正帝又將湖南從湖廣分離，設為獨立省份，長沙再度成為區域政治中心，成為近代騰飛的起點。
被張之洞評為“道光以來人才第一”的陶澍，是長沙近世興盛的關鍵人物。陶澍是湖南安化（當時屬長沙府，今屬益陽）人，學成于岳麓書院，后來成為道光朝的封建大吏，在超卓的政績之外，以慧眼識人著稱。
近代湖南振興之祖陶澍
他發掘了賀長齡、林則徐、李星沅等封疆大吏，幕府中有魏源等大才，在晚輩之中又發現了胡林翼、左宗棠這樣的奇才，在胡林翼兒時就將女兒許配，定下娃娃親，又與全無官職的左宗棠結為兒女親家，這兩位是湘軍的關鍵人物，而最關鍵的曾國藩雖然想拜訪陶澍未能如愿，卻在仕途和學問上得到陶澍提拔的賀長齡、李星沅和陶澍好友唐鑒的巨大幫助。可以說陶澍組建的以湖南籍為主的官僚網絡，是湘軍崛起的重要因素。
湖湘學派的經世致用則是湘軍興起的另一個關鍵。元明清三朝長沙再度邊緣化，兩湖分治以后地位雖然有所上升，但為時尚短，所以本土再度提升的蠻勇之氣與理學結合，又呈現出南宋湖湘學派的面貌，就是極度重視實際事功，因此湖南士人很少空談性理，而是在儒學之外兼修各種雜學，重視軍政能力的培養，像左宗棠就長期以諸葛亮自居。雖然書上得來的學問缺乏實踐，離專業化還有距離，但這是湘軍能夠建立起來的技術保障。
另外，明清以來的大量移民，篳路藍縷、草創基業之時需要抱團，所以湖南鄉土、宗族觀念極重，小共同體相對牢固，鄉黨、親黨之間互相關切，這是湘軍戰斗力的根源。
故而，太平天國起事之后，湘軍迅速崛起。受陶澍影響的曾、胡、左及其鄉人貢獻了一大半的湘軍大佬，如曾國藩、曾國荃、李續賓、劉蓉、劉松山，湘鄉人（當時屬長沙府， 今屬湘潭）；左宗棠、郭嵩燾，湘陰人（當時屬長沙府，今屬岳陽）；胡林翼，益陽人（當時屬長沙府，今屬益陽）。
1852年，太平天國起事，太平軍從廣東北上，一路勢如破竹，圍攻長沙府城。太平軍雖然以漢人為主，滿清雖然確實很不怎么樣，但太平天國所作所為比滿清更邪惡一百倍。湖南巡撫張亮基恭請左宗棠出山，處理湖南軍務，在天心閣城樓一炮秒殺太平天國西王蕭朝貴，太平軍只好繞道北上，禍害武昌去了。
天心閣城樓
城墻前面的太平天國雕塑請忽略
左宗棠于危難之際保住長沙，有利于集中全省力量支持湘軍。不久，湘軍練成，開始了與太平天國長達十年的拉鋸戰，最終攻陷南京，消滅太平天國，可以說是保衛了華夏文化。隨后湘軍以及從湘軍分出去的淮軍成為清朝的國防力量，湘軍諸將擔任總督、巡撫的數不勝數，左宗棠建立了平定陜甘回亂、收復新疆的偌大功業，湖南乃至長沙人才輩出，以一隅之地影響全國，后來維新派之譚嗣同（長沙府瀏陽人）、革命派之黃興（長沙府善化縣人）都出于長沙，是長沙近世輝煌的頂點，進入20世紀，粵漢鐵路及后來的京廣線經過長沙，帶動了長沙近代經濟的興盛，使長沙重新超過南昌，也建立了對挑戰者湘潭的絕對優勢。
不過，湖湘學派給湖南人帶來了泛政治化的特點，這在軍政上容易成事，在人文關懷和哲思高度上則有所欠缺，一些災難因此而來。這兩方面在曠世逸才湘潭人楊度的《湖南少年歌》中都有體現，積極面如“若道中國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消極面則如“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抗戰時，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鬧烏龍導致了“文夕大火”的悲劇。大敵當前之下，“焦土抗戰”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但“文夕大火”完全是一場烏龍，當時日軍離長沙尚有200里，被誤報為20里，夜間傷病醫院意外起火，卻被視為放火的信號，于是長沙在沒有收到日軍的威脅的情況下被白白燒毀，兩千年古城絕大部分被燒成白地，民眾傷亡也很慘重，因為事情太慘，“焦土抗戰”的政策被中止。今日長沙碩果僅存的零星古跡當時都在長沙城外，所以才逃過一劫。好在薛岳指揮的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大捷，在長沙的抗戰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
當世岳飛薛伯陵
從1995年以來，長沙進行了二十年地毯式的大興土木，如今頗有現代大都市的外觀，雖然很多城市在這種翻修中會對傳統街區和名勝古跡造成巨大的破壞，但大火之后這兩者都十分稀少的長沙這方面的弊病則相對較少，目前已經是排名全國前20名的大城市。
芒果臺帶來的娛樂浪潮使長沙成為娛樂之城，湘菜雖然辣度偏高導致門檻較高，不如川菜流行，但對能吃辣的人而言長沙則不愧為美食之城。長沙滿哥不喜歡存錢，好享受生活，喜歡“策”別人，討厭裝腔作勢，性格倔強，脾氣略暴但靠得住，有“南方人里的北方人”之稱；長沙妹陀雖然潑辣，但多是“刀子嘴豆腐心”，而且手腳麻利，什么都來得，湘江水又養人，容貌整體水平不差。希望家鄉長沙能夠補齊文化上的短板，在“娛樂之城”、“美食之城”外還成為“文化之城”，無愧于歷史文化名城的稱號。
歡迎關注文史宴
專業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專業
熟悉歷史陌生化，陌生歷史普及化
長沙的人口也不過數萬，但其優越的交通位置和肥沃的土地條件已經顯示出成為大城市的潛質。不過，長沙雖然通過楚人接觸到了中原文明，但揚越族的特征仍然鮮明。湖北地區是楚人的大本營，在那里，巫風較重的楚文化與理性的中原禮樂文化交融，逐漸融入華夏主流文化；而湖南地區，則是楚越巫風的結合，雖不乏中原文化的間接影響，但原初民族的巫風依然是鮮明的特色，子彈庫出土的帛書顯示了楚越文化交融產生的獨具特色的新文化。
公元前223年，秦國以傾國之兵消滅東方勁敵楚國，隨后迅速統一全國，長沙成為秦制帝國的郡縣。秦始皇開鑿靈渠，溝通湘江與漓江，以數十萬大軍征服兩廣的百越，長沙地區是后勤基地之一，可見長沙作為南疆重鎮已經具備相當的承受力。
不過，華夏民族與百越民族的糾纏注定不會這么早就結束，百越作為湖南的地頭蛇不會就此沉寂。秦末亂局中，出身越人部落的番陽令吳芮收蓋世猛將英布為女婿，派出越人部隊參與反秦戰爭，英布戰力的恐怖固然給漢高祖劉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吳芮部將梅鋗隨劉邦入武關滅秦則幸運的實現了及早站隊，劉邦對吳芮十分感激，先封衡山王，后封長沙王，建立長沙國，定都臨湘（今長沙市區）。
而當年攻打百越的秦軍將領趙佗已經在兩廣建立了強大的南越國，有與漢朝爭雄之心。漢初的七個異姓王劉邦前后對付了六個，唯獨長沙王吳芮地處偏遠，威脅較小，劉邦不但沒有處置吳芮，反而借重他對抗南越。此時的長沙成為了華夏文明的南部邊疆，呂后主政之初，趙佗有意北上，長沙國陳重兵于邊境，加上漢軍的支援，打消了趙佗的野心，從此漢與南越進入了數十年的和平共處。
長沙國南部駐軍圖
越文化與楚文化、中原文化融合出的獨具特色的新文化仍然是長沙的主流文化。吳芮的丞相利蒼就是震驚世界的馬王堆漢墓的主角，利蒼和夫人辛追、兒子利豨的陵墓出土的棺槨畫、帛畫和竹簡，表明古代長沙人既接受了中原的宇宙觀，又在其中注入了自身濃重的巫風，堪稱上古藝術的杰作。而歷代長沙王仿效漢制，將陵墓設在河西（湘江西岸的王陵公園），并在王陵附近建設陵邑，遷豪強守陵，則顯示了中原政治文化的強勁輻射。
不過，此時的長沙，對中原文明區來說依然是蠻荒之地，屈原、賈誼被貶到長沙后，都心情郁悶，創作出了《離騷》、《鵩鳥賦》等千古名篇。此后直到唐宋，長沙地區乃至瀟湘的景物仍然會令遷客騷人感觸百端，文思泉涌。
六朝：南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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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之后，與漢初在不習慣秦制的齊楚趙等地封建的王國一樣，長沙地區也很快在漢朝的措置下實行了完全的秦制。
第五代長沙王吳著與漢文帝同年去世，并且沒有子嗣，雄猜的漢景帝趁機取消吳氏長沙國，以庶子劉發為長沙王，將碩果僅存的異姓諸侯也改為同姓諸侯，劉發謚號長沙定王，定王臺就是劉發登臺北望，思念他那不得寵的母親唐姬之處，今日臺已不存，卻成為長沙最大的圖書市場。
只不過，借助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春風，漢景帝剝奪了藩王的權力，將藩國權力集中在相當于太守的國相之手，又把強大的藩國盡數肢解，長沙國也被分出桂陽郡和零陵郡，統治區域比今天長沙、株洲、湘潭三市也大不了多少了，這么說長株潭一體化也不是全無歷史依據。等到漢武帝消滅南越國后，長沙就成為了真正的內地，以往一些適用于邊疆的變通政策也沒有了，成為完全的秦制郡縣。
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建立新朝，撤銷劉姓諸侯，劉氏長沙國也宣告終結，長沙國按照古書被改名為“填蠻郡”，而正是長沙定王劉發的后代劉秀推翻王莽，建立了東漢。東漢初年曾經重建長沙國，但因西漢末代長沙王家族與劉秀的關系已遠，東漢的長沙國被降為侯國，并且在第一代長沙侯死后侯國就取消，長沙從此不再有諸侯封建，長沙國成為長沙郡。
漢光武帝劉秀是長沙人民的好兒子
東漢因為中樞政治混亂和中原人口壓力，不少人南遷到長江以南，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技術。長沙雖然遷入人口不多，但也受惠于這一波移民潮帶來的技術，經濟文化有所發展，另外長沙附近又有武陵蠻等兇悍的蠻族，能招募到不錯的兵源，所以到了魏晉南北朝的亂世，就成為長江以南的軍事重鎮。
東漢末年，關東諸侯討伐董卓，長沙太守孫堅的部隊深受越族影響，剽悍善戰，但其中也不乏長沙附近的蠻族。這支部隊戰斗力極強，連續擊敗華雄、董卓、呂布，一路殺進洛陽，逼得董卓裹挾皇帝遷都。后來劉表割據荊州，有與袁紹夾擊曹操之意，曹操派桓階游說長沙太守張羨反叛劉表，劉表以荊州之眾與張羨激戰多年才奪回長沙，為此還錯過了官渡之戰，長沙郡的戰斗力可見一斑。
赤壁之戰后，劉備奪取長沙等荊南四郡，又從孫權手上借了南郡，以半個荊州為根據地，奪取了巴蜀、漢中。孫權為討還南郡，與劉備差點爆發大戰，最終劉備把長沙、桂陽兩郡作為南郡的等價物交還孫權，孫權也接受了，可見此時的長沙郡的綜合價值確實有所提升，能有江漢雄郡南郡一半的價值。
東吳對于治理長沙郡也十分上心，赫赫有名的走馬樓竹簡就是東吳官吏留存的巨量行政文書。長沙郡貯存了大量糧食，后來關羽擅取湘關米就是吳蜀反目的直接導火索。東吳襲取荊州后，長沙成為吳軍征討武陵蠻的后勤基地，軍隊、物資流動極為頻繁，這在走馬樓竹簡中有大量記載。
走馬樓簡牘
經過東吳對長江以南不發達領地的大力開發，長沙作為軍鎮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漸具有了《讀史方輿紀要》所說的地位：“爭南服者，不得長沙，無以成席卷之勢。”
西晉八王之亂導致中原殘破后，南方郡縣的重要性開始凸顯，長沙郡因其戰略地位被提升為湘州，成為晉王朝重點建設地區，但是北方戰亂帶來的流民潮也波及到了長沙，長沙土著與巴蜀流民的主客矛盾，引爆了益州秀才杜弢領導的巴蜀流民大起義，烽火遍及整個湖南，綿延數年。
隨著東晉朝廷站穩腳跟，為了維系在南方的統治，大士族瑯琊王氏出身的大將軍王敦都督周訪、陶侃、甘卓等南方名將開始建立長江防線。湘州作為長江以南的重鎮，為東晉必爭之地，陶侃等人經過數年苦戰，終于鎮壓了巴蜀流民。
東晉定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就其國防形勢而言，國都所在的揚州地處長江下游，江面寬達四十里，北方五胡軍隊難以橫渡，而荊州長江中游的江面遠較揚州為窄，北方軍隊如果西晉滅吳一樣從長江中游順流而下，那才是莫大的威脅。所以東晉南朝常以重兵鎮守荊州，而荊州軍閥強兵在手，又往往對朝廷造成巨大的威脅，所以“分合荊州”就成了東晉南朝常用的策略。
當荊州軍閥勢力太強時，東晉南朝就從荊州里面分割出湘州，削弱荊州軍閥的力量；問題解決以后，則又撤銷湘州，讓荊州有足夠的力量抵御北方強敵。而長沙能夠承擔分割荊州的功能，其戰略地位可見一斑。
晉元帝想要擴充皇權，與掌控荊州的大將軍王敦產生沖突，就任用譙王司馬承為湘州刺史，從側面牽制王敦。晉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荊州刺史陶侃心不甘情不愿的幫朝廷平定流民帥蘇峻之亂，為了安撫陶侃，晉廷撤銷湘州。晉安帝義熙八年（公元412年），掌握朝權的劉裕在消滅掌管荊州的競爭者劉毅之后，為防止荊州刺史權力過大，阻礙自己謀朝篡位，重設湘州，局勢穩定后撤銷。劉裕稱帝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去世，臨死前為防范荊州刺史劉義隆勢大，威脅嗣君劉義符之位，重設湘州，以張邵為刺史，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后，為集中荊州力量北伐，于元嘉十二年（公元431年）又撤銷湘州。
南朝皇帝個個合法性不足，為了拱衛皇室大量分封宗室，結果爆發無數次皇族內戰，長沙在宋齊梁陳四朝都曾卷入內戰，未能幸免。梁武帝末年的侯景之亂導致南方殘破，加上梁朝皇族之間爭權，益州、荊州都被北周攻取，深處南朝腹地的長沙竟然一度成為南北交戰的前線。陳朝果斷出動大軍爭奪長沙，陳朝軍隊主力以嶺南越人為主，十分兇悍，水軍也遠勝于北朝，最終大破驍勇善戰的北周鮮卑化軍隊，收復長沙。
就在南朝前期，長江在太平、調弦兩口頻繁決口，大量江水涌入洞庭，使洞庭湖擴展到五百里以上，而湖北的云夢澤卻急劇萎縮。灌溉條件大為改善的洞庭湖平原吸引了大量移民，而這些移民也逐漸分流到荊州南部的政治中心長沙，長沙人口大增，為唐宋的騰飛預備了條件。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沙其實還有兩條在文獻中隱而不顯的社會脈絡。
首先是與域外的經濟交流，長沙地區出土的多件精美黃金飾品就是明證。在兩晉十六國以前，中原文明對黃金只重視其貴金屬的作用，多拿來窖藏，受到各種胡人帶來的斯基泰游牧文化影響之后，中原文明也開始像游牧民族那樣制作黃金飾品，故而長沙與中原一樣受到世界貿易的影響，這是唐代長沙主動加入世界貿易的先決條件。
晉雙鳳紋圓形金飾
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
另外則是北方先進農業技術如陂塘等技術傳入長沙，長沙修筑了大量陂塘，糧產量得以飛躍，成為南方的大糧倉，今日長沙市區帶“塘”的地名如東塘、侯家塘、左家塘就是當日陂塘的所在。
到了隋朝及唐朝前期，長沙改稱潭州，因其政治軍事職能的帶動，已經成為相當發達的城市，文化上也出現了大書法家歐陽詢、懷素等人，但是因為地處中原文明較邊緣的地帶，并未完全融入主流文化。歐陽詢出身越族，懷素出身貧家，雖然他們成就絲毫不遜于中原人物，但只有他們脫穎而出，正說明長沙的文化氛圍與中原的貴族文化傳統頗有差異。而在中原人士眼中，包括長沙在內的“瀟湘”依然是一個極具特色的概念，許多詩人見識了瀟湘的獨特文化之后，詩力竟能頗有進益。
唐宋：煙花易冷
3
不過，長沙真正騰飛還是從唐朝中后期開始。安史之亂后，唐朝治下的西域及隴右河西的土地全部落入吐蕃之手，唐朝與阿拉伯、東羅馬交易的陸上絲綢之路不通，只好轉而開拓海上絲綢之路，潭州因為這一轉型，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
潭州往南可以經湘江、靈渠、漓江、珠江至廣州，往東可以溯湘江入洞庭湖，再入長江至揚州（當時是入海口，后世海水退去才成為內陸）。廣州與揚州都是唐代最繁榮的貿易中心，胡商云集，可以說潭州基本上處在這兩大貿易中心的十字路口，雖然純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十字路口應該是岳州（今湖南岳陽），但是中唐以后潭州作為湖南觀察使駐地，成為湖南一帶的政治中心，而中國從古到今政治地位對城市的發展都至關重要，所以長沙成為湖南地區的商業都會。
因此，湖南名窯岳州窯也逐漸被新興的長沙窯取代。雖然青瓷最早在商代就出現在中原，但百越民族的青瓷技術更勝于中原，故而湖南地區揚越的后裔也是燒青瓷的好手，岳州窯就是唐代六大名窯之一，燒青瓷極早，有漢安帝時的青瓷出土，而其釉下彩技術又催生了長沙窯的輝煌。其實岳州窯的窯口多在湘陰縣，而湘陰離長沙不遠，明清時長期歸長沙府管轄，岳州窯與長沙窯完全可以看作一花兩葉。
長沙窯即今日望城區的銅官窯，雖然長沙窯的瓷器以價格低廉的民用產品為多，但其影響遍及海內外，堪稱商業史上的奇跡，而支撐這個奇跡的主要是過硬的技術和超前的觀念。
長沙窯承襲岳州窯的釉下彩技術，加以創新，燒出了青釉、白釉、醬釉、綠釉、黑釉、紅釉、窯變釉等多種色釉，并且能在瓷器上燒制多色釉，與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鼎足而三，并稱“南青北白長沙彩”，有技術上的獨門絕活。但更了不起的還是用戶導向的商業觀念，對文人學士，長沙窯在瓷器上寫詩作畫；對一般市民，長沙窯在瓷器上進行題材豐富的模印貼花；對小朋友，長沙窯設計了精美的陶瓷玩具摩睺羅；對域外人士，長沙窯瓷器主動適應當地文化，刻上當地人喜歡的圖案、花紋，如有名的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背水壺，以及大量的胡人樂舞、對鳥椰棗、西亞女神、佛教蓮花等圖案，銷往中亞、西亞北非、東南亞和南亞；長沙窯還會在瓷器上給作坊打廣告，具有極先進的品牌意識。
長沙窯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背水壺
因為這樣超前的商業觀念，長沙窯瓷器不但走紅中國，而且暢銷世界，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沉船“黑石號”上打撈出唐代瓷器6萬件，其中5萬多件是長沙窯瓷器，可見當時長沙窯瓷器的風頭，而長沙窯的技法也因此影響了伊斯蘭地區、日本和朝鮮的陶瓷。商業理念的發達正是市民社會的先導，也是唐宋變革的核心內容，而潭州也因此成為中晚唐的繁華之地，也和整個長江以南一樣成為中晚唐時代朝廷主要的財賦來源。
在頻繁的商業往來中，長沙與中原主流文化交融加速，雖然晚唐考上進士的長沙人劉蛻實際上只是湖南地區第16個進士而已（第一個是開元年間的歐陽稚），但卻被北方視為湖南地區“破天荒”的第一個進士，這應該說明晚唐湖南的變化對中原人士有一定震撼。
而唐時作為東亞文化紐帶的漢傳佛教也在長沙留下深刻的印記，禪宗高僧摩訶衍在吐蕃風靡一時，因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想擺脫唐朝的文化影響，從印度請來藏傳佛教之祖蓮花生與摩訶衍辯論，很可能是在拉偏架的情況下擠走了摩訶衍，清除漢傳佛教的影響，摩訶衍回到漢地后即駐錫在岳麓山的麓山寺。雖經歷唐武宗會昌法難的打擊，佛教依然隨著南宗禪的興盛而繼續傳布，佛教宰相裴休任湖南觀察使時重建的溈仰宗祖庭寧鄉密印寺、新修瀏陽石霜寺等，都是禪林名剎，使湖南跟江西一樣成為禪宗的重鎮。
比開福寺牛得多的麓山寺
到了唐末五代亂世，馬殷占據湖南，建立十國之一的馬楚，定都潭州，改潭州為長沙府，擴建長沙城，從此長沙城市格局基本定型，一直持續到明清，而其四子馬希范將花園的一部分施舍給僧人用作僧舍，后來成了有名的開福寺。
今日長沙香火最盛的開福寺
馬楚政權對長沙乃至湖南都意義重大。馬殷的謀主高郁是經商奇才，他一面實行免稅政策鼓勵商賈來湖南貿易，一面又在楚國發行鉛鐵錢，替代銅錢的流通，這樣外地商賈到湖南買賣之后，必須把得到的鐵錢在湖南買貨花完再走，否則到了湖南以外的地方鐵錢無法使用，形同廢鐵，此外，馬楚還主動到全國各地設立商行“回圖務”賣茶，長沙成為南方最大的茶葉市場。
這樣的政策極大的促進了湖南的商業發展，帶動了結構和設施的升級，雖然馬殷死后他的五個兒子“五馬爭槽”，導致湖南大亂，人口銳減，但馬楚打下的基礎到了承平的宋代煥發出極大的活力。
北宋時，潭州成為荊湖南路的首輔，到宋徽宗年間，潭州地區戶數接近44萬，在籍人口達到96萬，是都城開封府（44萬）的兩倍有多，是第二名成都府（近59萬）的接近兩倍，京兆（西安）、蘇州、杭州、鄂州（武昌）、福州、泉州等名城也被遠遠甩開。雖然宋朝的制度是財賦聚于京師，潭州的繁華肯定無法與開封相比，但在籍人口一項能勝過世界級大城市開封已經很了不起了，按張祁詩“長沙十萬戶，游女似京都”的描寫，潭州光城區就有十萬戶人家，制茶、造船、開礦等行業都形成規模，十分發達，農業也大為發展，成為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是當之無愧的大都會，而兩宋也是長沙最為風光的時代。
兩宋時代，不少賢臣在潭州做過官，如名臣李綱、大詞人辛棄疾、理學家真德秀、大英雄文天祥等，今日的營盤街就是當時辛棄疾所練飛虎軍的營盤所在。而這也正是中原與長沙文化進一步交融的寫照，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國土局促，更加重視開發湖南，各種文化交流碰撞之下最終催生了著名的湖湘學派。
湖湘學派是理學的一支，以理學的開創者湖南道縣人周敦頤為始祖，傳承周敦頤和程顥、程頤的學說，以胡安國父、胡宏子為先導，至胡宏弟子張栻與朱熹會講于岳麓書院而蔚為大觀。朱張會講與鵝湖之會一樣，是南宋儒學史上的盛世，當時朱熹、張栻辯難兩月有余，觀者云集，盛會之后湖湘學派遂進入鼎盛，北宋初創的岳麓書院也成為理學圣地，至今已不愧千年學府之稱，仍然是長沙最值得游覽的名勝古跡。
長沙最值得一游的景點岳麓書院
湖南此前長期處于中原文明的邊緣地帶，本地人頗有一種從揚越時代以來的蠻勇之氣，本土觀念與理學結合以后，就表現出勇于任事、不怕犧牲的特點；因為之前形而上的哲學觀念不甚發達，湖湘學派又表現得特別重視具體的事功。于是，在理學使中國政治走向倫理化的時代，湖湘學派反而出了理學家名將吳獵、趙方等不少擅長軍政實干的人才。
然而，宋朝的外患總是相當嚴重，處于腹地的長沙也不幸多次淪為戰場。兩宋之際金兵就曾攻陷潭州，屠城而去。1258年，蒙古消滅大理國后，大將兀良哈臺從云南包抄兩湖，配合蒙哥、忽必烈全面攻宋，被宋將向士璧阻擋于潭州城下，因蒙哥汗死于釣魚城，蒙古軍退走。1275年，元軍已經攻陷襄陽，席卷江南，南宋大勢已去，潭州知州、湖南安撫使李芾在強弱懸殊的情勢下阻擋元軍三個月有余，城破后以李芾為首，潭州官民多舉家自殺，壯烈無比，而岳麓書院五百師生登城抗敵，幾乎全部戰死，以生命實踐了湖湘學派的道德理想。
明朝大學士李東陽作《長沙竹枝詞》記長沙人物，李芾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馬殷宮前江水流，定王臺下暮云收。有井猶名賈太傅，無人不祭李潭州。
近世：分合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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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州之戰，長沙軍民死傷慘重，雖然元軍攻陷潭州后并未屠城，但長沙從元代開始，因為商業干線的改變和政治地位的喪失，完全沒有了唐宋時的風光。
漢唐時代定都長安，長沙通過湘江、長江、漢江水道與京師聯系；宋朝先后定都開封、臨安，江西通過贛江、長江、運河更靠近主干道，洪州（今江西南昌）日益發達，但長沙通過長江也還有一定份額；從元朝開始定都北京，把大運河改成直線，從北京直達揚州，不再折向洛陽，河南、陜西腹地全線衰落，長沙也因為遠離主干道，經濟地位直線跌落。
另外，元朝因統治地域廣大，取消了宋朝荊湖北路、荊湖南路的設置，改設轄地巨大的湖廣行省（包括湖南、湖北、廣西、海南、貴州），雖然一度以長沙為治所，但僅四年之后就遷治武昌，長沙喪失了區域政治中心的地位，這在以政治地位為城市發展重要因素的古代，是非常大的打擊。
荊湖南北路的取消
因為這兩項變遷，長沙從宋代的中心城市跌落回了一般城市，重新邊緣化，其歷史也變得乏善可陳。明代，長沙是潭王、谷王、襄王等朱家王爺的封地，后來長期歸屬吉王王系，從朱棣以后藩王雖然沒有軍政實權，但是奢華無比，吉王府占掉大半個長沙城，可見一斑。明朝延續了湖廣行省的設置，長沙一直低落不振，不要說跟武昌、南昌去比，甚至比鄰市湘潭都有所不如。明清時代湘潭因為交通便利、商業發達，號稱“金湘潭”、“小南京”，對長沙發出了強勁挑戰。
但長沙的軍事地位始終沒有下降。明清之際，南明曾經有多次收復湖南，并進而入據長江，以圖恢復的機會，但都因為沒能攻下長沙而失敗。1648年，江西金聲桓反正歸順南明，南明何騰蛟、堵胤錫等乘勢反攻湖南，收復湖南大部，因何騰蛟與反正農民軍互不信任，未能攻陷空虛的長沙城，等到清軍援軍進入長沙，南明軍再無能為；1651年，南明李定國在桂林消滅清定南王孔有德，在衡陽消滅敬謹親王尼堪，兩蹶名王，形勢大好，卻因永歷朝主政的孫可望嫉妒其功勞，撤走其部隊，導致勢單力孤，難以收復長沙，最終失敗。
元明末年因為戰亂，湖南人口損失極大，明清初年都主持和推動了“江西填湖廣”的移民潮，故而湖南近世有“江西老表”的叫法。而江西移民進駐得最多的就是湘東地區，其中長沙是一個移民重地，而移民文化對長沙在近代的騰飛會起到重要作用。
到清朝雍正年間，湖南逐漸繁榮，長沙名列全國四大米市、四大茶市之中，文教也日益興盛，當時湖南士子要去武昌鄉試，渡洞庭湖時常有人淹死，于是許多人索性不參加科舉，對此雍正帝決定讓兩湖分闈，湖南士子到長沙鄉試，這一舉措極大的提升了湖南人參加科舉的熱情，促進了湖南教育事業的發展，一時湖南人才呈井噴之勢，不久雍正帝又將湖南從湖廣分離，設為獨立省份，長沙再度成為區域政治中心，成為近代騰飛的起點。
被張之洞評為“道光以來人才第一”的陶澍，是長沙近世興盛的關鍵人物。陶澍是湖南安化（當時屬長沙府，今屬益陽）人，學成于岳麓書院，后來成為道光朝的封建大吏，在超卓的政績之外，以慧眼識人著稱。
近代湖南振興之祖陶澍
他發掘了賀長齡、林則徐、李星沅等封疆大吏，幕府中有魏源等大才，在晚輩之中又發現了胡林翼、左宗棠這樣的奇才，在胡林翼兒時就將女兒許配，定下娃娃親，又與全無官職的左宗棠結為兒女親家，這兩位是湘軍的關鍵人物，而最關鍵的曾國藩雖然想拜訪陶澍未能如愿，卻在仕途和學問上得到陶澍提拔的賀長齡、李星沅和陶澍好友唐鑒的巨大幫助。可以說陶澍組建的以湖南籍為主的官僚網絡，是湘軍崛起的重要因素。
湖湘學派的經世致用則是湘軍興起的另一個關鍵。元明清三朝長沙再度邊緣化，兩湖分治以后地位雖然有所上升，但為時尚短，所以本土再度提升的蠻勇之氣與理學結合，又呈現出南宋湖湘學派的面貌，就是極度重視實際事功，因此湖南士人很少空談性理，而是在儒學之外兼修各種雜學，重視軍政能力的培養，像左宗棠就長期以諸葛亮自居。雖然書上得來的學問缺乏實踐，離專業化還有距離，但這是湘軍能夠建立起來的技術保障。
另外，明清以來的大量移民，篳路藍縷、草創基業之時需要抱團，所以湖南鄉土、宗族觀念極重，小共同體相對牢固，鄉黨、親黨之間互相關切，這是湘軍戰斗力的根源。
故而，太平天國起事之后，湘軍迅速崛起。受陶澍影響的曾、胡、左及其鄉人貢獻了一大半的湘軍大佬，如曾國藩、曾國荃、李續賓、劉蓉、劉松山，湘鄉人（當時屬長沙府， 今屬湘潭）；左宗棠、郭嵩燾，湘陰人（當時屬長沙府，今屬岳陽）；胡林翼，益陽人（當時屬長沙府，今屬益陽）。
1852年，太平天國起事，太平軍從廣東北上，一路勢如破竹，圍攻長沙府城。太平軍雖然以漢人為主，滿清雖然確實很不怎么樣，但太平天國所作所為比滿清更邪惡一百倍。湖南巡撫張亮基恭請左宗棠出山，處理湖南軍務，在天心閣城樓一炮秒殺太平天國西王蕭朝貴，太平軍只好繞道北上，禍害武昌去了。
天心閣城樓
城墻前面的太平天國雕塑請忽略
左宗棠于危難之際保住長沙，有利于集中全省力量支持湘軍。不久，湘軍練成，開始了與太平天國長達十年的拉鋸戰，最終攻陷南京，消滅太平天國，可以說是保衛了華夏文化。隨后湘軍以及從湘軍分出去的淮軍成為清朝的國防力量，湘軍諸將擔任總督、巡撫的數不勝數，左宗棠建立了平定陜甘回亂、收復新疆的偌大功業，湖南乃至長沙人才輩出，以一隅之地影響全國，后來維新派之譚嗣同（長沙府瀏陽人）、革命派之黃興（長沙府善化縣人）都出于長沙，是長沙近世輝煌的頂點，進入20世紀，粵漢鐵路及后來的京廣線經過長沙，帶動了長沙近代經濟的興盛，使長沙重新超過南昌，也建立了對挑戰者湘潭的絕對優勢。
不過，湖湘學派給湖南人帶來了泛政治化的特點，這在軍政上容易成事，在人文關懷和哲思高度上則有所欠缺，一些災難因此而來。這兩方面在曠世逸才湘潭人楊度的《湖南少年歌》中都有體現，積極面如“若道中國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消極面則如“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
抗戰時，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鬧烏龍導致了“文夕大火”的悲劇。大敵當前之下，“焦土抗戰”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但“文夕大火”完全是一場烏龍，當時日軍離長沙尚有200里，被誤報為20里，夜間傷病醫院意外起火，卻被視為放火的信號，于是長沙在沒有收到日軍的威脅的情況下被白白燒毀，兩千年古城絕大部分被燒成白地，民眾傷亡也很慘重，因為事情太慘，“焦土抗戰”的政策被中止。今日長沙碩果僅存的零星古跡當時都在長沙城外，所以才逃過一劫。好在薛岳指揮的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尤其是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大捷，在長沙的抗戰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
當世岳飛薛伯陵
從1995年以來，長沙進行了二十年地毯式的大興土木，如今頗有現代大都市的外觀，雖然很多城市在這種翻修中會對傳統街區和名勝古跡造成巨大的破壞，但大火之后這兩者都十分稀少的長沙這方面的弊病則相對較少，目前已經是排名全國前20名的大城市。
芒果臺帶來的娛樂浪潮使長沙成為娛樂之城，湘菜雖然辣度偏高導致門檻較高，不如川菜流行，但對能吃辣的人而言長沙則不愧為美食之城。長沙滿哥不喜歡存錢，好享受生活，喜歡“策”別人，討厭裝腔作勢，性格倔強，脾氣略暴但靠得住，有“南方人里的北方人”之稱；長沙妹陀雖然潑辣，但多是“刀子嘴豆腐心”，而且手腳麻利，什么都來得，湘江水又養人，容貌整體水平不差。希望家鄉長沙能夠補齊文化上的短板，在“娛樂之城”、“美食之城”外還成為“文化之城”，無愧于歷史文化名城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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