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自己,才能寬以待人
很多人生哲理,看起來很美,實際上很難做到,甚至做不到,因為超出了人類能力的範圍。
譬如,“不要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是被說得最多的人生哲理之一,然而幾乎沒有誰能做到這一點。 因為,從心理學角度而言,人生宛如一個輪回我們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人格結構,也即我常寫的“內在關係模式”,這導致我們會不斷地在同一個地方摔倒。
並且,能在跌倒多次後斬斷這個輪回的,就已經可以說是英雄了,而能跌倒一次後就大徹大悟,此後再也不會在這個地方摔跤的人,只怕就是神,而不再是人了。
再如,“理解萬歲”成了一句最響亮的口號,這也是因為、理解太難。
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也屬於這一類看起來很美的人生哲理。 這個哲理,違反了一個最基本的心理學道理:一個人外部的人際關係,是他的內在關係模式的展現。
按照這個道理,一個對自己太苛刻的人,很難做到寬以待人。 相反,對自己苛刻的人,更可能的選擇,是挑剔別人。
明朝官員海瑞,以罕見的清廉聞名,他從不接受賄賂,一年只買一次肉就是母親生日的時候。
同時,海瑞也以苛刻著稱,他不僅苛刻地對待同僚,也苛刻地對待妻女。 他的女兒5歲時接了男僕遞來的一塊餅,海瑞知道後大發雷霆,認為女兒違反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法,所以他不想再認這個女兒,除非她再也不吃東西結果,5歲的小丫頭果真整日涕泣而不吃東西,7天后被餓死。
正史上說,海瑞家人想盡辦法讓小女孩進食,但她拒絕,最終被餓死。
野史中有人懷疑這一點,認為很可能是被海瑞活活餓死的,畢竟一個5歲小女孩怎麼會有那麼強的意志,能在7天內忍住可怕的饑餓感。
海瑞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孤單,幾乎每個朝代都有一些以極端清廉而聞名於世的官員,他們大多數都一樣很難寬容人。
這是因為,他們的內在關係模式就是一個“我”極端挑剔另一個“我所以他們才能做到對自己極端苛刻。 當與別人相處時,這個內在的關係模式樣會發揮作用,因此對自己苛刻的人多數也會對別人苛刻。
因為這一點,像張居正等以智謀著稱的人懂得,與其重用一個以道德而著稱的人,不如重用一個活得真實的人。
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世界。
有一道著名的選擇題,說有以下三個人:
候選人A,有婚外情,是一個老煙鬼,每天喝8-10杯的馬丁尼酒,而且跟一些不誠實的政客有往來,還常諮詢占星學家;
候選人B,大學時吸過鴉片,每天傍晚要喝一品脫的威土忌,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還有兩次被解雇的記錄;
候選人C,素食主義者,不抽煙,偶爾喝一點兒啤酒,沒發生過婚外情,還是一名受勳的戰爭英雄,並且在戰場上絕對堅強,不怕死,不怕疼。
在這樣的三個人中,你會選誰做領導人?
這個選擇題不新鮮了,相信很多人已知道不能選C,因為C是希特勒而B是希特勒的死敵邱吉爾,A則是同時代的美國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
希特勒的確“嚴於律己”,但這是在極端暴虐的父親的棍棒下培養出來的,這種過分的“嚴於律己”高道德標準的背後藏著可怕的破壞力。 相反邱吉爾和羅斯福對自己是有一些縱容,但他們因而也能寬以待人,懂得包容其他人的脆弱。 在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位太太,她說自己盡力做到最好,對丈夫、對孩子、對家人、對公婆和丈夫其他重要的親戚,她都盡力照顧。 她看起來是在做一個聖人,但聖人在追求什麼結果呢?
她的一句話給出了答案。 她說:“我已盡力了,要是我的家庭還有問題,那就不是我的責任,而是他(丈夫)的事了。
以前讀書、打工時,我的一個夥伴,僅在工作上,他絕對是“嚴於律己”,其負責的態度和認真細緻的程度都令人稱道。 只是,他有一個問題太愛指責別人。 的確,很少有人像他那樣,那麼盡職地工作,那麼守規矩。 儘管因為缺乏創造力,他做不到最好,但在盡心盡力這一點上,沒有人能和他相比。
現在,我明白了,他做得這麼盡心盡力,其實是為了建立這樣一種關係我有資格指責你。
寬容勝於挑剔。 所以,一個寬容而溫和的朋友,要勝於一個優秀而挑剔的朋友。 後者或許會把“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當作座右銘,但因為不符合最基本的心理學原理,他在過於挑剔自己的同時,也勢必會苛責別人。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文人典範,諸葛亮也是“嚴於律己”的代表。治國上,他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時,他似乎也做到了“寬以待人”,你很少會找到他沒有道理地苛責別人。他殺馬謖、廢李嚴、設計斬魏延,仿佛都合情合理,都是依法辦事,或是形勢所迫。
然而,在我看來,他這些做法的內在邏輯一樣是“嚴以待人”。這個邏輯也體現在他的“鞠躬盡瘁”上,蜀國大大小小的事件,他都要過手。意識上他說是要對得起劉備的看重,但潛意識上,這裡面有很深的對別人的不信任。他對人才的要求太高,這種高標準最終導致,因為缺乏鍛煉機會,蜀國優秀的文臣武將越來越少。
這是過於“嚴於律己”的一個必然結果。諸葛亮對自己苛刻的同時,也苛刻地對待別人。儘管從大面上看,他並沒有做錯什麼,但整體上,這形成了一種苛刻的氣氛,令他和蜀國很難鍛煉人才。
因為以上的種種事例,我個人反對“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矛盾的哲理,我更喜歡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說法:自我實現者,一方面是疾惡如仇,另一方面是對人性的脆弱抱以深深的同情。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文人典範,諸葛亮也是“嚴於律己”的代表。治國上,他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時,他似乎也做到了“寬以待人”,你很少會找到他沒有道理地苛責別人。他殺馬謖、廢李嚴、設計斬魏延,仿佛都合情合理,都是依法辦事,或是形勢所迫。
然而,在我看來,他這些做法的內在邏輯一樣是“嚴以待人”。這個邏輯也體現在他的“鞠躬盡瘁”上,蜀國大大小小的事件,他都要過手。意識上他說是要對得起劉備的看重,但潛意識上,這裡面有很深的對別人的不信任。他對人才的要求太高,這種高標準最終導致,因為缺乏鍛煉機會,蜀國優秀的文臣武將越來越少。
這是過於“嚴於律己”的一個必然結果。諸葛亮對自己苛刻的同時,也苛刻地對待別人。儘管從大面上看,他並沒有做錯什麼,但整體上,這形成了一種苛刻的氣氛,令他和蜀國很難鍛煉人才。
因為以上的種種事例,我個人反對“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矛盾的哲理,我更喜歡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說法:自我實現者,一方面是疾惡如仇,另一方面是對人性的脆弱抱以深深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