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歲狀元及第的翁同龢， 曾是天下讀書人心中的男神。 咸豐六年（1856年）， 翁同龢以一甲一名進士身份， 擢任翰林院修撰。 在這期間， 先后任同治、光緒帝師。 同時， 翁同龢還兼任級別為從二品的太仆寺正卿。 那是一名主管全國馬政的官員。 職能類似如今部隊“后勤部”。 當然， 權力不算大， 關鍵級別是“副部”。 戊戌變法后， 翁同龢卻突遭罷官歸里。
1875年7月， 46歲的翁同龢， 終于由從二品擢提為正二品刑部右侍郎。 翁同龢明白， 此次改任刑部右侍郎， 不僅意味著， 官位由從二品的“虛”職， 改正二品的“實”職， 職權范圍也由過去管“馬”，
《清史稿》稱， 翁同龢“善伺上意， 得遇事進言”， 光緒“每事必問同龢， 眷倚尤重”。 換句話說， 翁同龢善于揣摩皇帝心思。 從翁同龢履職刑部， 接手“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態度看， 翁同龢并非“一切以皇帝是非為是非”， 讀書人的良知還在。 當時， 該案經縣、府、按察使、巡撫、都察院核查， 依大清律， 裁決“葛畢氏凌遲處死， 楊乃武斬立決”， 御史甘寶泉仍上折質疑， 被慈禧痛斥“甘寶泉奏請著毋庸議”！
翁同龢此時履新刑部， 確實很尷尬。 據《翁同龢日記》披露， 翁同龢“細閱葛畢氏全案， 供招與原揭帖異者四處”， “浙江司林拱樞， 亦稱獄有疑”。
按翁同龢的性格， 完全可以不去觸碰這個燙手的山芋。 但書生的良知， 將翁同龢推上了敢于任事和擔當， 站在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這一點， 在翁同龢與李鴻章的交往中， 尤為明顯。 甲午戰爭前后， 圍繞戰與和， 后人習慣將責任推給翁同龢。 理由就是翁同龢公報私仇， 拒絕給北洋水師撥款添置更先進軍艦， 才導致甲午戰敗。
事實上， 這個理由根本就不成立。 一是北洋水師購置輪艦的經費， 乃海軍衙門的單獨預算。 屬專款專用， 根本不與戶部發生直接關系。 《李文忠公全集》中， 海軍章程明文規定， 海軍衙門“凡添購大批軍火， 應由海軍衙門核明， 另行添撥， 不在常年經費之內”， 就是說， 與戶部有直接關系的海軍衙門， 軍費如何使用， 完全由主管海軍衙門的醇親王奕譞說了算；二是抹黑翁同龢， 在家仇國恨二選一時， “公報私仇”貽誤戰機。 這未免夸大了翁同龢在甲午戰爭的作用。 孫中山先生說， 晚清甲午之役， 敗在制度而非“器物”。
對此， 史學家戚其章， 嚴肅批評史學界有關翁李交惡相傾之說， “所據大都來自道聽途說， 或捕風捉影， 或張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