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90年前， 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出兵山東而釀成的濟南慘案， 不僅是國民政府建立以來與日本發生的首次重大沖突， 亦對日本軍部對華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是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重要拐點。
1928年5月3日， 濟南城外商埠一帶， 中日兩軍發生戰斗， 激戰一直持續到4日， 死傷者高達千人， 直到蔣介石下令停火， 北伐軍才撤出商埠。 4日當天， 南京的國民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都向日本政府拍發了外交抗議， 但日軍在濟南的暴行仍未消停。 另一方面， 日本國內對濟南事件的報道越來越離譜， 5月5日的《朝日新聞》刊登的新聞中將被殺的日本僑民人數夸大至280名，
5月7日， 已在沖突現場的第6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向蔣介石提出五項要求：一、國民革命軍須離開濟南及膠濟路兩側20華里以外；二、中國軍隊治下， 嚴禁一切反日宣傳， 及其他之排日運動；三、嚴懲與騷擾及暴虐行為有關之高級軍官；四、在日軍前面與日軍抗爭之軍隊， 解除其武裝。 五、為監視實行上列各條件起見， 將辛莊、張莊兩兵營開放。 限本晚12時前有圓滿之答復，
1928年， 在青島集結的日軍。 北伐戰爭中， 日軍三次出兵山東， 路線都是先由青島登陸， 繼而進軍濟南
日軍的“最后通牒”不給北伐軍一點喘息的機會， 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請其延長答復時間， 未獲允許。 當晚10點， 蔣介石派高級參謀熊式輝、戰地政務委員羅家倫與福田師團長談判， 并接受了部分屈辱性條件。 然而日軍仍然于5月8日按原計劃對濟南發動總攻， 并調飛機、火炮助陣。 因北伐軍之前已奉命撤出， 雙方未發生大戰， 日軍于10日輕取濟南。 但在這兩日的戰斗中， 日軍以重炮轟擊濟南城， 造成大量中國軍民死傷。 據《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四卷）載， 日軍炮擊濟南， 導致中國軍民死3254人， 傷1450人。 而整個事件中日本僑民的傷亡情況，
濟南慘案對于尚未完成統一的國民黨人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日軍先后三次出兵山東， 其對膠濟線及滿蒙的野心昭然若揭。 換而言之， 若北伐軍向東三省進軍， 必然招至日軍阻撓， 至于轉兵華北， 同樣有可能招致干涉。 事件期間， 蔣介石曾于5日到黨家莊與馮玉祥、黃郛、王正廷等人商議對策。 蔣認為“以國家民族大計先后緩急之理勢論之， 應以先求國內統一為宜”， 主張“忍耐”。
盡管7日蔣已接受了日方部分條件， 但日軍還是沒有給新生的國民政府一點顏面， 仍然于10日攻占濟南城。 就在濟南淪陷的同日， 蔣介石確認了以繼續北伐為唯一方針， 為避免夜長夢多，
1928年5月1日， 出兵山東的日軍最高指揮官， 第6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前左二）率部進駐濟南
不過客觀地說， 日本決定出兵山東之時， 軍部就有一派較為激進的主張， 即在山東就地徹底消滅北伐軍！以當時北伐軍的戰力， 若與日軍硬碰， 結局恐怕不容樂觀， 倒是北洋軍閥樂意看到這樣的局面。 繞道北伐，
關于濟南慘案， 還有個非主流的陰謀論說法， 出自河本大作1953年在戰犯監獄寫下的濟南慘案內幕：“張作霖的日籍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和町野武馬唆使日本財團大倉組， 賄賂了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 并在相當程度上促使田中義一做出出兵山東， 制造濟南事件的決定。 這是張作霖對付蔣介石， 阻撓北伐軍北上的一個手段。 ”該說法尚未得到佐證， 姑且作為參考。
受濟南慘案之影響最直接的， 是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決定繞道北伐后， 蔣介石于5月13日正式下令：第一集團軍（蔣介石嫡系）一部分留駐魯東， 監視日軍；一部分由平陰附近渡河，與第二、第三集團軍相呼應，進取德州。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以主力部隊沿京漢鐵路東方地區北上，攻略河間、保定，直搗京津；第三集團軍（閻錫山部）則與第二集團軍相聯系，主力由京漢線西北地區活動，威脅敵之側背，會取北京。這個調整，導致在北伐的最后關頭，蔣介石親率的第一集團軍多數部隊未能參戰。也就是說受濟南慘案的影響，蔣介石放棄了親自率軍進軍京、津地區的可能性，從而推遲了他個人對華北地區的控制，也為日后蔣閻馮中原大戰埋下隱患。從這個層面上看，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格局影響極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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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視日軍；一部分由平陰附近渡河，與第二、第三集團軍相呼應，進取德州。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以主力部隊沿京漢鐵路東方地區北上，攻略河間、保定，直搗京津；第三集團軍（閻錫山部）則與第二集團軍相聯系，主力由京漢線西北地區活動，威脅敵之側背，會取北京。這個調整，導致在北伐的最后關頭，蔣介石親率的第一集團軍多數部隊未能參戰。也就是說受濟南慘案的影響，蔣介石放棄了親自率軍進軍京、津地區的可能性，從而推遲了他個人對華北地區的控制，也為日后蔣閻馮中原大戰埋下隱患。從這個層面上看，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格局影響極為深遠。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