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特别希望中国统一的一个日本人，分析中国军阀头头是道

文｜周渝

近代史上， 中日兩國的關系復雜。 甲午戰爭后， 清廷作為戰敗方割地賠款， 對日本的心態也發生逆轉， 赴日留學成為風潮， 包括新軍軍制、警察制度等皆向日本看齊。 反清的革命黨人中， 與日本政界人物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民國成立后， 日本軍政界與袁世凱政府糾葛不斷， 一戰期間“二十一條”的曝光再次將中日關系推向緊張化。 戰爭結束后，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 使日本繼承了德國在華權益， 成為中國全國性排日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實際上早在1918年初， 日本就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

并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 但這筆貸款不少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到了9月， 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 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 同時還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 最重要的內容即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 中國在一戰中雖為戰勝國， 但不僅未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反而被日本進一步擴大。 事經披露， 舉國沸騰， 終于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 但也正是從此刻起， 日本無論哪派， 對于中國山東， 尤其是膠濟鐵路的問題都變得極為敏感， 絕不容他人染指。 1928年濟南慘案前后， 日本三次出兵山東， 理由雖是“保護僑民”， 但真正最在乎的， 還是膠濟鐵路的問題。

另一方面， 袁世凱死后， 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時代， 列強在華尋找代理人， 與日本關系最密切的勢力早期為段祺瑞的皖系， 后期為張作霖的奉系。 若仔細研究當時所謂的“支那通”們留下的記載， 會發現在他們部分人的構想中， 并不希望看見一個軍閥割據， 四分五裂的中國， 包括幫助段祺瑞組建參戰軍， 也是寄希望于皖系能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 沒想到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 皖系一觸即潰， 日本不得不將奉系作為新的在華利益代理人。 日本陸軍中的“支那通”佐佐木到一是個值得研究和剖析的典型人物。 當時， 佐佐木就發表了對中國軍閥的看法， 他認為“軍閥， 因其只熱衷于各自的權勢爭奪以及地盤的獲得，

忘掉了國家， 除了‘私利私欲’以外根本不考慮國利民福， 所以， 支那內亂永無停息之日， 國家的統一也難期實現。 在此意義上， 支那的軍閥是妨礙支那統一的有害無益的武裝集團”。

佐佐木到一

客觀地說， 佐佐木到一對軍閥的危害分析得入木三分。 但問題來了， 日本侵華不應該是蓄謀已久嗎？ 為什么佐佐木到一等人還想看見一個統一的中國？尤其是這群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言論， 真有一副為中國統一殫精竭慮謀福祉的模樣。 若因此認為他們為中國的前途考慮， 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在日俄戰爭中， 日本雖然戰勝了沙俄， 但兩國只能算是暫時的停火， 對立關系并未消除，

日本陸軍一直將俄國視為第一假想敵。 日本對華政策， 用“滅亡”一詞實際上不當， “征服”更為準確， 日本不希望看到軍閥割據的中國， 根本原因是不希望其他列強與之爭奪在華利益， 說直白點就是變分贓為獨吞， 一旦戰事爆發， 日本將可以掠奪中國的一切資源投入戰爭。

佐佐木到一的認知中， 中國的士兵是集結了社會落伍者的產物， “將由這些墮落之極的乞丐、惡漢、賭徒、扒手之流組成的團伙叫作軍隊總覺得非常不值”。 所以他想要對中國軍隊加以改造， “必須將私利私欲的集團改造成國家的集團”。 佐佐木成了日本陸軍中第一個深入研究國民黨的“支那通”， 對于孫中山， 他曾表現出傾慕之情， 孫中山去世后， 佐佐木亦惋惜不已。

同時他認為孫中山去世后的國民黨依然保持著活力， 與國民革命產生了共鳴， 在日本甚至因尊稱孫中山為“先生”而與大川周明發生爭執。 相反， 對于與日本陸軍關系最密切的奉系， 佐佐木嗤之以鼻， 在他的記載中， 張作霖是個每天沉迷在麻將桌上， 下午兩點才起床的老軍閥。 而他的兒子張學良， 則每晚浮浪于花柳界的花花公子， 不值一提。

當然， 佐佐木也清醒意識到， 國民革命軍是一支與軍閥部隊完全不同的軍隊， 他在1925年1月末給參謀本部的報告中， 就預料到孫中山已不久于人世， 但即使孫文去世， 國民黨也不會解體， “我也認為隨著孫中山的去世， 國民黨的破壞力也許將更加難以控制”。 佐佐木眼中的“破壞力”實際上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黃埔軍校培養出的國民革命軍，在意識形態上是一支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軍隊，這也是1928年濟南事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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