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讀中西的金融發展史, 也有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發現。
大家都知道, “銀行”的英文單詞是Bank, 源于意大利語Banco, 原意為“長凳”, 因為西方的銀行就是從11世紀威尼斯街邊的長凳發展起來的。
威尼斯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交通, 成為中世紀歐洲的商業中心與貿易重鎮, 來自各國的商人云集于此, 市面流通著五花八門的貨幣, 這些貨幣需要兌換與鑒定, 由此便催生出以兌換與鑒定貨幣為業的金融商。 這批早期的金融家往往沒有開設鋪面, 只在街邊擺一張長凳, 坐著, 身邊放著一只裝了各種貨幣的大袋子,
由于兌換需要準備大量現金, 這些現錢如果閑置下來, 顯然很可惜。 后來, “坐板凳的兌換商”便將一部分暫時不用兌換的現錢借出來, 賺取利息。 之后, 他們又吸納存款, 市民手頭有了閑錢, 可以寄存在“坐板凳的兌換商”那里生息。 就這樣, “坐板凳的兌換商”慢慢演變成了早期的銀行家。
《銀行家和他的妻子》
隨著業務的發展, 賺到錢的銀行家又“鳥槍換炮”, 將街邊的長凳換成鋪面。 巴黎盧浮宮博物館收藏有一幅16世紀的油畫《銀行家和他的妻子》, 畫的是比利時港口城市安特衛普一家錢鋪的主人, 正在稱量銀子。 西方的銀行, 就是從“長凳—錢鋪”一路演進而來的。
有意思的是, 中國早期的金融兌換機構則是從“桌子”發展越來的, 因此叫做“桌子鋪”。 葉適撰寫的陳謙墓志銘提到“桌子鋪”:“慶元二年, (陳謙)以戶部為湖廣總領, 總司先造會子, 價益賤減, 省百才直五十, 命曰短錢。 相承莫能革更, 規以自利。 公集卓(卓通桌)子鋪, 日付錢為千者五百, 使以七十兌焉, 傾損無愧。 ”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 南宋慶元年間, 陳謙主政湖廣, 湖北會子貶值, 一省陌(77文)才可兌換50文錢。 陳謙每日撥給“桌子鋪”本錢500貫, 按一省陌兌70文錢的匯率供市民兌換, 借此提升湖北會子的價值。 這里的“桌子鋪”, 是南宋時期出現的提供貨幣兌換服務的金融機構。
明清時期又有錢鋪、錢莊, 除了從事貨幣兌換業務之外, 還接受存款、提供貸款。
計六奇的《明季北略》提到“錢桌”:“街衢錢桌, 有私錢一文笞, 二文徒, 三文遣, 四文外斬矣。 ”崇禎年間, 京城的“錢桌”用劣質的私制錢兌換白銀, 造成錢價大跌, 銅錢出現嚴重通脹, 所以朝廷下了禁令, 嚴禁“錢桌”使用私錢。 晚明的“錢桌”發展到清代, 成了錢鋪、鋪莊, 增加了存貸款業務, 這一演進路徑跟威尼斯的Banco是一樣的。
中國與西方的紙幣演化路徑, 也是差不多的。
可能你已經知道了, 英國最早的紙幣是17世紀出現的“金匠券”。 當時國王查理一世為籌措軍費, 征用平民黃金, 人們紛紛將黃金寄存到金匠那里, 金匠則給存戶開具存單, 存戶憑單可以隨時領出黃金。 后來, 人們又將存單用于支付、交易, 因為使用存單交易非常方便, 不用攜帶沉重的黃金實物。 于是, 慢慢的, 黃金存單便變成了具有貨幣功能的證券, 這便是“金匠券”。
中世紀金匠
金匠為了牟利, 也制作了“金匠券”投入市場, 只要不是所有人都手持“金匠券”前來兌換黃金, 這些“金匠券”便可以像金幣那樣流通下去。 到了17世紀末, 英格蘭銀行成立, 便模仿“金匠券”發行紙幣。
南宋時, 流通范圍最大的一種紙幣——東南會子, 其前身也是類似于“金匠券”的存單, 叫做“便錢會子”。 史載, 紹興年間, “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 豪右主之”, 意思是說, 南宋杭州的富商開設了會子鋪, 市民只要在那里存入現錢, 便可領到等值的會子。 這里的會子, 具有銀行存單的性質, 同時也可作為貨幣使用。
那么, 這些發行會子的“豪右”是何許人也?宋史研究者李埏與林文勛先生的論文《論南宋東南會子的起源》提出了一個推斷:“聯系會子本又是一種票據, 再證之于四川交子最初是由成都的十六戶富商發行的這一事實, 我們認為, 這些‘豪右’當是臨安城內開設交引鋪的大商人。 據載, 在當時臨安城內天街‘自五間樓北, 至官蒼南御街, 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余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人納算請鈔引’。交引鋪商人一方面財力較大,現錢充足;另方面又長期從事買賣交引業務,對票據的發行較為熟悉,最有條件發行便錢會子。”
也就是說,李埏、林文勛兩位認為,便錢會子很可能就是金銀鋪發行的,跟英國的“金匠券”出自金匠之手多么相似。這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中西皆然。
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余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人納算請鈔引’。交引鋪商人一方面財力較大,現錢充足;另方面又長期從事買賣交引業務,對票據的發行較為熟悉,最有條件發行便錢會子。”也就是說,李埏、林文勛兩位認為,便錢會子很可能就是金銀鋪發行的,跟英國的“金匠券”出自金匠之手多么相似。這不是巧合,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中西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