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債務如今已是尋常事， 那么在古代社會呢？有沒有政府借債的行為？
社科院研究員姚枝仲先生寫過一篇文章， 說， “古代的政府債務， 主要是為戰爭籌集資金。 ……為戰爭籌集經費的辦法， 除了借款之外， 還有增稅、募捐、鑄幣或者發鈔、專賣、官商營業甚至賣官鬻爵等。 中國古代基本不用借款為戰爭籌資， 但把借款之外的方法都用了個遍。 中國主動發行的最早一筆政府債務發生在1898年——按照《馬關條約》， 清政府需向日本賠償2億兩白銀， 分八次交完。 當時已至第四期賠款應付之期， 廷議發公債， 計劃募集1億兩白銀。
但是， 姚先生的這段話， 有兩個明顯的錯誤：第一， 清政府的首次借債， 并不是1898年發行的“昭信股票”， 因為在1894年， 即光緒二十年， 由于“海防吃緊， 需餉浩繁”， 晚清政府已經進行過一次“息借商款”， 籌借到1100萬兩白銀。
第二， 在此之前， 古代政府也并不是“均沒有通過借債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資”， 姚先生應該聽說過“債臺高筑”的成語， 這個成語便來自東周時期國王的一次戰爭融資：周赧王“欲發兵攻秦， 命西周公簽丁為伍， 僅得五六千人， 尚不能給車馬之費。 于是訪國中有錢富民， 借貸以為軍資，
為什么有些學者要極力否認中國古代存在過政府借債的史實呢？其中一個原因是， 這些學者要強調中國傳統政治觀念的落后性， 不可能有借債這樣高大尚、現代化的金融行為。 用姚枝仲先生的話來說， 政府借債“與彼時‘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有關， 皇帝可以取用國內任何財產， 無須借貸。 而且， 以君主之尊向民眾舉債， 使君主與民眾處于平等地位， 于那時的君權理論也不合。 ”
還有一名雜文作者梁發芾先生，
第二個原因是， 這些學者、文人要強調政府債務是西方傳統， 而這一傳統又演化出了近代證券市場，
而東方國家呢？“以中國為例， 早在周朝時期， 政府就對征稅毫不猶豫， 古代的爭議更多是圍繞到底以人頭收稅還是以田畝計稅上， 而且還總是有財政盈余， 往國庫里存錢”， 這就不需要通過政府借債來解決戰爭經費，
但在晚清“息借商款”之前， 周赧王“債臺高筑”之后， 中國歷史上就從來沒有政府舉債的記錄嗎？當然不是這樣。 中國宋代就是政府借債最為頻繁的時期。
宋仁宗慶歷年間， 宋王朝與西夏交戰， 需要大量物資， 但財政沒辦法一下子掏出那么多錢， 三司（財政部）合計了一下， 說資金缺口有數十萬貫。 如何是好？有大臣提議：借債吧。 于是朝廷“請呼數十大姓計之， 一日而足”， 宋政府將京師的大富豪請來， 向他們借點錢， 一日之內便籌到數十萬貫。
南宋后期， 四川路軍事統帥鄭損為了籌借到錢糧， 請當地富戶王珙吃飯喝酒：“鄭制置與富人王珙借錢糧， 就請赴面飯”。 若按陳志武先生、姚枝仲、梁發芾諸位的觀點， 宋政府向民眾加稅，或者直接征用民資就可以了，又何必又何必放低身段請土豪吃飯？顯然，中國古代政府對于征稅，也不是“毫不猶豫”的，更不可能隨意“取用國內任何財產”。
短暫當過三司使（相當于主管財政的國務委員）的宋祁還向宋仁宗提出一個龐大的政府借債計劃：“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后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于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開坐敕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于京師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錢，于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赍，入京付榷貨務，減市賈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下，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
按照宋祁的這一設想：全國居民申報財產，政府造冊登記，然后向各戶借錢（借款額度為戶產的20%），發給一份注明了借款額的“帖”（實質上就是債券），等到戰爭結束、邊境罷兵，政府即連本帶息支還象牙、香藥、茶鹽。另外，這筆戰爭融資完成后，政府還要宣布減稅30~50%。
你看，宋人還設想通過政府借債的方式來降低稅率，如果政府能夠隨心所欲地征稅，又何必如此大費周章？你可能會說，宋祁的政府借債計劃，是強制性的征發啊，哪有這樣借債的？有。我們知道，1170年代，威尼斯城邦政府為籌措戰爭經費，發行過大規模的政府公債，這個威尼斯公債其實就是強制性貸款——政府先估算居民的財富水平，然后根據其財產攤派債券。簡直就是按宋祁的設計施行的。
現在，你可能又會說，威尼斯公債的歷史貢獻是發展出債券市場。你前面說的只能說明宋朝政府有借債行為，它像威尼斯政府那樣發行公債券了嗎？
讓我舉一個例子吧。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戶部官員提議說：“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榷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優潤分數。”宋高宗“從之”。
這一次宋政府發行的公據、關子，有面值（從10貫到100貫，分5種面值），有利息（優潤分數），有兌付期限（關子3年，公據2年），期限內可流通，商民自愿入納現錢與白銀申領，這不是公債券又是什么？
斷言傳統中國發展不出公債市場的人，恐怕是因為對宋代中國的金融證券缺乏足夠了解。熟悉宋代經濟史的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則說，宋朝已經“發展出一個規模頗大的公共金融市場”，“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向商人個人、家族或群體舉債并不罕見，但是政府走向公債市場，并懂得如何維系其債務信用，卻是中國，也是世界財政史上開天辟地的一大突破”。可惜，許多人對此歷史并未給予足夠重視。
宋政府向民眾加稅，或者直接征用民資就可以了，又何必又何必放低身段請土豪吃飯？顯然，中國古代政府對于征稅，也不是“毫不猶豫”的，更不可能隨意“取用國內任何財產”。短暫當過三司使（相當于主管財政的國務委員）的宋祁還向宋仁宗提出一個龐大的政府借債計劃：“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后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于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開坐敕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于京師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錢，于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赍，入京付榷貨務，減市賈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下，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
按照宋祁的這一設想：全國居民申報財產，政府造冊登記，然后向各戶借錢（借款額度為戶產的20%），發給一份注明了借款額的“帖”（實質上就是債券），等到戰爭結束、邊境罷兵，政府即連本帶息支還象牙、香藥、茶鹽。另外，這筆戰爭融資完成后，政府還要宣布減稅30~50%。
你看，宋人還設想通過政府借債的方式來降低稅率，如果政府能夠隨心所欲地征稅，又何必如此大費周章？你可能會說，宋祁的政府借債計劃，是強制性的征發啊，哪有這樣借債的？有。我們知道，1170年代，威尼斯城邦政府為籌措戰爭經費，發行過大規模的政府公債，這個威尼斯公債其實就是強制性貸款——政府先估算居民的財富水平，然后根據其財產攤派債券。簡直就是按宋祁的設計施行的。
現在，你可能又會說，威尼斯公債的歷史貢獻是發展出債券市場。你前面說的只能說明宋朝政府有借債行為，它像威尼斯政府那樣發行公債券了嗎？
讓我舉一個例子吧。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戶部官員提議說：“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榷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優潤分數。”宋高宗“從之”。
這一次宋政府發行的公據、關子，有面值（從10貫到100貫，分5種面值），有利息（優潤分數），有兌付期限（關子3年，公據2年），期限內可流通，商民自愿入納現錢與白銀申領，這不是公債券又是什么？
斷言傳統中國發展不出公債市場的人，恐怕是因為對宋代中國的金融證券缺乏足夠了解。熟悉宋代經濟史的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則說，宋朝已經“發展出一個規模頗大的公共金融市場”，“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向商人個人、家族或群體舉債并不罕見，但是政府走向公債市場，并懂得如何維系其債務信用，卻是中國，也是世界財政史上開天辟地的一大突破”。可惜，許多人對此歷史并未給予足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