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世界杯上， 日本隊在十六強比賽中憾負比利時， 結果中國足球又躺槍了。
先是賀煒賀詩人在社交媒體發文感嘆中日足球已經屬于不同階層；然后是北京青年報記者感嘆“中國足球打著‘學習先進足球’旗號忙活那么久， 效率如何呢？學習這事用得態度端正， 不是裝腔作勢， 五分鐘熱氣！更不是沒頭蒼蠅亂撞。 瞎么糊眼地今兒學學這， 明兒學學那， 除了勞民傷財添堵， 沒什么價值！”
而中日足球比較在相關論壇更是完成了“刷屏”。
其實中日足球的差距說到底， 還是社會發展程度造成的， 這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觀點，
在這里我們不討論巴西、阿根廷這些拉美國家足球為什么搞的好， 因為這些國家風土國情和我們相差太遠， 簡言之， 我們還不至于像拉美社會那么“窮”， 老百姓不需要靠“足球”來實現階級跨越。
而日本和我們一衣帶水， 同屬于儒家文化圈， 風土人情相近， 更有比較價值。
所以，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日本足球與日本社會。
雖然日本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上獲得了男子足球項目的銅牌， 但是那其實是長期選拔精英集訓的結果， 本質上和我們專業隊時期差不多， 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那時的日本國腳們靠踢球是完全沒有出路的， 國腳們必須要依靠大學文憑進入一流企業來維持生計。 比如前日本足協主席，
日本足球真正騰飛要從1980年開始。
雖然日本經濟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騰飛， 但是日本社會保障體系要到1980年才算是真正建設完善， 這一點從日本社保開支可以看出， 1961年日本社保支出116億日元， 到了1980年， 日本社保支出高達5420億日元。
在這20年里， 日本社會保障體系深受國家福利思潮的影響， 大力提倡“從搖籃到墳墓”， 1973年開始， 日本政府宣布對70歲以上和65—70歲臥床不起的老人實行100%公費醫療制度， 甚至包括了住院期間的食宿費用。 1973年也因此被稱為“福利元年”。
日本進入福利社會以后一個顯著特征收入差距不明顯， 根據日本統計，
在1960年， 日本企業董事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達到了8.8倍， 然而隨著福利社會的形成， 到了1995年收入差距竟然只有2.9倍。 而進入21世紀， 隨著外資公司的影響， 日本企業董事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開始拉大， 根據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 總研在2009年5月公布的調查， 日本企業CEO的平均年薪為5901.1萬日元， 與生產勞動者人均年收入的546.0萬日元相比， 約相當于其10.8倍；根據日本產業總合研究所2011年1月公布的《董事報酬實態調查》， 大企業會長的平均年薪為3291萬日元， 社長的平均年薪為3181萬日元， 與員工平均的653萬日元相比， 分別相當于其5.04倍和4.87倍。
完善的社會保障以及社會收入的減小，
而足球就是這種風潮的直接受益者， 因為說到底， 足球還是一項工人階級與城市平民參加的運動。
日本中下階層家庭的父母慢慢發現， 如果孩子沒有讀書天賦， 那么從事體育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即使被淘汰， 從事普通工作并不比大學畢業生收入差距差多少。
這一點可以從日本職棒和J聯賽球員平均學歷越來越接近高中可以證明。
在1980年代以前， 日本雖然棒球已經職業化了， 但是大多數球員都會選擇讀完四年大學再從事職業體育， 因為大學文憑可以作為一個保障；而這些年越來越多的高中運動員選擇直接成為職業運動員。
這是因為雖然大學生與高中生收入差距拉大了， 但是藍領工作收入這三十年上升了許多， 在醫療、養老保障情況下， 高中學歷也能買車買房。
這一點在J聯賽表現的尤其明顯， J聯賽球員收入和普通工作相比差距不大， 而且年輕球員大多2、300萬日元， 最夸張的是J聯賽平均退役年齡是25歲。
綜上所述， 日本足球發展和日本進入福利化社會息息相關， 正因為日本進入福利化社會， 為廣大從事體育運動的中下階層家庭解除了后顧之憂， 這才使得職業運動員人數急劇擴大。
而我們國家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 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尚不完善， 作為從事足球運動主體——工人階級和城市平民在沒有解除后顧之憂的情況下很難讓孩子全身心投入到足球這項運動中來。
參考資料：
《論日本的工資差距及其特點與控制經驗》，劉昌黎，現代日本2011年4期；戰后日本崛起的前因后果及其啟示；《日本足球的明治維新》
參考資料：
《論日本的工資差距及其特點與控制經驗》，劉昌黎，現代日本2011年4期；戰后日本崛起的前因后果及其啟示；《日本足球的明治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