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怡
1962 年五一閱兵時， 在履帶牽引車的牽引下通過紅場的R-12 彈道導彈
1962年10月下旬， 一場特殊的對抗正在古巴與佛羅里達半島周邊的加勒比海上展開， 它有一個文質彬彬的名字：“隔離”（Quarantine）。 當空中偵察發現蘇聯已經將射程2000公里的SS-4型中程彈道導彈部署到古巴之后， 美國總統肯尼迪緊急下令以3艘反潛航母組成TF136特遣艦隊， 在古巴海岸線以北攔截一切試圖運送導彈零部件和戰斗機的蘇聯貨輪。 另外以“企業”號、“獨立”號、“薩拉托加”號3艘超級航母組成特遣打擊艦隊TF135， 游弋于稍遠的位置。 一旦蘇聯貨輪嘗試強行突破“隔離”線，
與美國人6艘航母的大陣勢相比， 蘇聯海軍成功抵達加勒比海的唯一一批作戰艦艇是4艘2000多噸的F級柴電潛艇， 但它們每艘都攜帶有一枚安裝1.5萬噸當量核彈頭的特殊魚雷， 并且得到了在遭受攻擊時可以自行使用的命令。 當潛艇自水下駛近“隔離”線時， 遭到了TF136所轄的驅逐艦投下的深水炸彈警告。 受驚的B-59號潛艇艇長準備發射核魚雷， 但被支隊長瓦西里·阿爾希波夫所阻。 在隨后的十幾個小時里， 4艘蘇聯潛艇始終為美國航母艦載機和驅逐艦組成的攔截網死死糾纏住， 其中3艘被迫在耗盡空氣后浮上水面。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 美海軍“基林”級驅逐艦“維索爾”號（左）正在加勒比海攔截蘇聯運輸船
對赫魯曉夫來說， 在古巴的挫敗不僅意味著對蘇聯國際威望的巨大折損， 而且意味著他以擴充核武庫為重心的軍備發展戰略必須再上一個規模。 應當承認， 這種“核武器決定論”的思維并非全無道理：由于晚年斯大林衷心企盼的“進軍西歐的最終時刻”始終不曾到來， 20世紀50年代初的蘇聯常規武力處在極其臃腫的狀態， 裝備老化、效率低下。 由于許多非一線作戰單位甚至還在使用二戰初期標準的武器，
1953年蘇聯爆炸第一顆氫彈之時， 其唯一可靠的核投射工具是800余架有效航程約5400公里的圖-4重型轟炸機（B-29的山寨版）， 落后美國空軍整整10年。 1956年開始量產的第一款四發噴氣式戰略轟炸機米亞M-4被證明是一種完全失敗的產品， 有效航程不過5600公里。 到1960年， 蘇聯可執行核打擊任務的戰略轟炸機的總數僅為135架， 根本不足以撐起核威懾力量。
有鑒于此， 從1953年前后起， 蘇聯就開始推行一項與美國的“新面貌”戰略類似的核武政策， 重點發展打擊效能更高的中遠程彈道導彈， 并不憚于將中低烈度的核戰爭視為現實的政策取向。
1985 年，蘇聯“臺風”級彈道導彈潛艇正在巡航
與美國相比，蘇聯在戰略地理環境上處于先天劣勢。美國本土兩側皆有大洋與歐亞大陸隔開，構成一道海上安全緩沖，使蘇聯早期陸基和潛射彈道導彈無法輕易危及其主要城市。不僅如此，在“世界島”蘇控區邊緣的西歐、中東和日本，美國還擁有一系列海空軍基地，既能以之作為對蘇聯實施快速核打擊的出發地，在進行兩棲投送和戰術反擊時也遠為便捷。SS-6最終無法實用化，SS-7開發進度又一再滯后，重重壓力之下，赫魯曉夫被迫在1962年采取冒險之舉，將射程較短的中程導彈SS-4秘密部署到古巴，指望形成心理優勢。不料早早被美軍偵察機發現，最終在加勒比海上演了一幕顏面掃地的“隔離”悲劇，導彈也被迫撤回本土。
實事求是而論，古巴導彈危機對蘇聯戰略安全的實際影響并不像表面那么顯著。作為撤回古巴導彈的交換，美國政府承諾移走部署在土耳其的中程導彈，使蘇聯西部地區遭遇快速打擊的風險略有下降。而在西歐和亞太等毗鄰蘇聯領土的地區，俄國依舊擁有顯著的打擊力優勢。然而在加勒比海失去的面子令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怒不可遏，幾乎立時決定以不惜代價的姿態投入核武器、特別是洲際導彈競賽中。1968年，蘇聯的國防預算有18%耗費在了研發和采購核打擊載具上，陸基彈道導彈、戰略導彈核潛艇（SSBN）和戰略轟炸機這組三位一體以不分軒輊的勁頭齊頭并進，吞噬著海量資金。到1973年前后，蘇聯部署的“三位一體”戰略核投射平臺的總數已經和美國相當，盡管在核彈頭總數上只及對方的一半（2000個對4000個），但已足夠實現核平衡中的基本假設“確保相互摧毀”（MAD）。然而在蘇聯軍方看來，自己依然是處在易被摧毀、無法保證絕對安全的境地。“古巴導彈綜合征”已經惡化為徹徹底底的數字游戲，完全喪失了現實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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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忙中出錯，首枚“鞍工”在1960年10月試射時發生大爆炸，親臨指導的戰略火箭軍司令涅杰林元帥當場死于非命，而SS-7直到一年后才正式定型。1985 年，蘇聯“臺風”級彈道導彈潛艇正在巡航
與美國相比，蘇聯在戰略地理環境上處于先天劣勢。美國本土兩側皆有大洋與歐亞大陸隔開，構成一道海上安全緩沖，使蘇聯早期陸基和潛射彈道導彈無法輕易危及其主要城市。不僅如此，在“世界島”蘇控區邊緣的西歐、中東和日本，美國還擁有一系列海空軍基地，既能以之作為對蘇聯實施快速核打擊的出發地，在進行兩棲投送和戰術反擊時也遠為便捷。SS-6最終無法實用化，SS-7開發進度又一再滯后，重重壓力之下，赫魯曉夫被迫在1962年采取冒險之舉，將射程較短的中程導彈SS-4秘密部署到古巴，指望形成心理優勢。不料早早被美軍偵察機發現，最終在加勒比海上演了一幕顏面掃地的“隔離”悲劇，導彈也被迫撤回本土。
實事求是而論，古巴導彈危機對蘇聯戰略安全的實際影響并不像表面那么顯著。作為撤回古巴導彈的交換，美國政府承諾移走部署在土耳其的中程導彈，使蘇聯西部地區遭遇快速打擊的風險略有下降。而在西歐和亞太等毗鄰蘇聯領土的地區，俄國依舊擁有顯著的打擊力優勢。然而在加勒比海失去的面子令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怒不可遏，幾乎立時決定以不惜代價的姿態投入核武器、特別是洲際導彈競賽中。1968年，蘇聯的國防預算有18%耗費在了研發和采購核打擊載具上，陸基彈道導彈、戰略導彈核潛艇（SSBN）和戰略轟炸機這組三位一體以不分軒輊的勁頭齊頭并進，吞噬著海量資金。到1973年前后，蘇聯部署的“三位一體”戰略核投射平臺的總數已經和美國相當，盡管在核彈頭總數上只及對方的一半（2000個對4000個），但已足夠實現核平衡中的基本假設“確保相互摧毀”（MAD）。然而在蘇聯軍方看來，自己依然是處在易被摧毀、無法保證絕對安全的境地。“古巴導彈綜合征”已經惡化為徹徹底底的數字游戲，完全喪失了現實的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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