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的“滿鮮支配論”是相對于消極的“滿鮮經營論”而言的。 在日俄戰爭前后， 日本政府內部“滿洲經營”的具體步驟和進度存在分歧。 此時陸軍主張“滿蒙支配論”， 而元老主張“滿蒙經營論”。 伊藤博文等元老注重與列強的協調， 主張逐步穩妥地推進“大陸政策”， 暫時推行“門戶開放”以避免與歐美撕破臉；而以兒玉源太郎等為代步的激進派軍人則不顧列強的反對， 主張獨吞中國東北的利權， 拒不實行“門戶開放”政策。
伊藤博文
在1920年前后， 稻葉目睹列強瓜分中國的現狀， 斷定中國必亡。 他從中國內部社會生活的停滯、政治欲的缺乏、武力解決的艱難和南北方妥協的失敗等幾個角度論證，
孫中山
當時中國人也意識到國家危亡的迫近， 試圖用革命的方式來挽救國家。 到1920年代， 許多人以革命之名行傾軋之實， 加之列強環伺， 內憂外患， 因此稻葉巖吉并不看好中國的革命。 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提出嚴厲批判， 認為當時中國的民族分裂傾向嚴重， 向心力不足；百姓愚昧無知， 民權不張；而民生凋敝，
“七·七”事變后， 稻葉巖吉開始提出中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都是在“外族”統治下的時代， 外族的統治是中國的“防腐劑”。 一方面， 強盛的漢唐時期是由于有強盛的匈奴和突厥等外族的存在；另一方面， 他通過對歷史的梳理認為， 中國歷史的極盛時期是康熙時期， 其強盛正是由外族統治造成的， 而隨著清中期以后綠營的興起、漢族家族制度的普及和滿清貴族的漢化， 清朝逐步開始衰亡。 這種“清朝漢化衰亡論”與上述的“朝鮮社會停滯論”都將近代中國和朝鮮社會停滯的原因歸于“漢化”（尤其是對性理學的受容）， 是此后東亞社會普遍出現的“去中國化思潮”之濫觴。
七七事變
日本學界很早就傾向于論證“滿洲”獨立發展、強化中國東北與中原王朝的離心傾向， 這一點在偽滿洲國政權建立后尤其明顯。 當時日本學者通常認為“歷史上建國于滿洲者甚多， 若渤海， 若遼、金、清， 均以獨立之國家與中國本部抗衡；以強勁之民族， 與中國民族相折沖；以卓著之文化， 與中國文化相交換。 ”稻葉巖吉在其早年的《滿洲發達史》中就持類似觀點， 晚年撰寫的《滿洲國史通論》中更明確表明“今天滿洲國境內的諸古民族雖多多少少有些差別， 但大體仍屬同一民族， 與中原的漢族判然相別”， 以強調中國東北在歷史上是“獨立發展”的。
（鄭毅、李少鵬：《近代日本知識人的滿蒙史觀研究——以稻葉巖吉的“東亞史觀”為中心》
本文刊載于《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