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見坤
朱棣修纂《永樂大典》一事， 歷來認為其主要目的是籠絡建文遺臣， 消除海內不滿， 實則在朱棣的殘殺之下建文朝真正的忠臣義士多數被肉體毀滅， 剩下的人並不需要在加官進爵之外特意籠絡。 故而朱棣修書另有原因， 就是要事事向老爹朱元璋看齊（包括修書的內容和方式）， 加強自身合法性， 歸根結底還是心虛所致。
《永樂大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 體例最為奇特， 同時也是命運最為多舛與傳奇的一部類書。 從這部巨著誕生到今天已經有六百多年了， 長期以來人們對它的瞭解與認識有著不少以訛傳訛的地方，
《永樂大典》殘卷
自從“專立異論”的小公務員朱敦儒將宋初修纂《太平御覽》等大書的原因歸結為籠絡群臣，
消弭不平之氣，
老死英雄于文字之間之後，
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條解釋盛世修書的萬能公式。
而朱棣皇位得自靖難，
比起斧聲燭影的宋太宗，
可以說是明火執仗的篡竊（事實上我認為斧聲燭影本是無稽之談，
宋太宗即位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而他修書自然也與老死英雄無關。
由於此問題與本文相距較遠，
因此不展開論述），
因此從明朝開始，
人們就將《大典》的纂修與籠絡建文舊臣、消弭海內不平之氣聯繫起來。
但是細審參與《永樂大典》纂修的人員，
參與《永樂大典》編纂的前後一共有兩千多人， 其中具體幹活的謄錄占去了一千三百多人， 纂修占去了七百四十一人， 而監修、總裁等負責人則有四十多名。 謄錄皆是書手， 與政局無關；纂修多是新科進士與外聘的布衣名儒， 與朝政也並無多大關係；而那四十多名的負責人則大致可以分為這麼幾種情況：
第一類， 朱棣親信。 三位監修中， 姚廣孝是靖難大功臣， 自不必說。 鄭賜是原北平布政使司右參議， 是朱棣的舊臣。 解縉在朱棣進入南京後迅速投靠了這位新主子， 並為其起草即位詔書， 從而成為朱棣心腹。 此外如尹昌隆、劉叔毖、李至剛、王景、王達、鄒緝等人， 都是朱棣親手提拔的親信。
第二類， 永樂二年進士。 例如曾棨、楊相、餘學夔等， 都是朱棣欽點的進士， 所謂天子門生。
第三類， 學有專長的特聘專家。 例如負責醫藥的副總裁蔣用文、趙同友是由御醫調任的， 都總裁陳濟是由布衣徵召而來的， 釋教副總裁釋道聯以僧人身份參與編纂， 滕用亨因書法精妙而被舉薦， 等等。
第四類， 洪武朝的小官。 例如總裁胡儼原為華亭教諭， 副總裁梁潛原為四會知縣， 高得暘洪武年間以文學授教諭， 張伯穎原為廣東陽山縣教諭， 梁用行、潘畿原為翰林典籍， 均是芝麻綠豆大的小官。
第五類， 建文舊臣。 其中劉季篪是建文時的刑部侍郎， 但他同時也是朱棣攻入南京時的迎附擁戴者。 吳溥、李貫、楊溥、朱紘、蔣驥等人是建文二年進士，
以上這五類人中， 前三類自然不會有什麼不平之氣需要消弭。 第四類即使有不平之氣， 也不值得朱棣為了籠絡他們而開館修書， 更何況他們一夕由小官升擢， 縱然有所不平， 此時也消弭的差不多了。 第五類雖然是建文舊臣， 但一個個輸誠擁戴不遺餘力， 實在難以想像他們會有什麼不平要消， 有什麼塊壘要澆。 找來找去， 似乎只有一個葉砥在永樂朝仍有不平之氣需要消弭：
《吾學編·遜國臣記卷七》雲：
建文元年詔求賢……召（葉砥）為翰林編修， 修國史。 或又薦砥才任風憲， 改廣西按察僉事。 永樂初， 坐修史書靖難事多微詞， 被逮， 籍其家……事白，
葉砥對於靖難之事顯然是有胸中塊壘， 筆底微詞的。 但是從他被逮後不久就官復原職， 此後一路官運亨通來看， 他的這點不平與塊壘， 對於朱棣來說其實無足輕重， 自然也不會要用修書來消弭了。
既然消弭不平， 老死英雄不是纂修《永樂大典》的起因， 那麼朱棣又為何要在即位之初就急切地編纂這樣一部巨著呢？要回答這個問題， 不妨從《永樂大典》的實際主編解縉身上入手來尋找答案。
《永樂大典》總編解縉
解縉自幼即有“神童”之名， 十九歲即高中洪武二十一年三甲第十名進士， 獲選庶起士。 同年， 侍從朱元璋在大庖西室談論時政， 解縉旋即上了一篇《大庖西封事》的奏疏， 深受朱元璋讚賞，從而名噪一時。
在這篇奏疏裡面，解縉提到劉向的《說苑》“溺於妄誕，所取不經”，陰時夫的《韻府群玉》“鈔緝穢蕪，略無可采”，並表示願意“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編纂一部大型的類書，以期“勒成一經，上接經史”。
為什麼解縉要在這篇談論時政的奏疏裡面，突然提出要編一部類書的想法呢？這就要從朱元璋的讀書喜好與編書行動說起了。
朱元璋的文化程度在中國歷代開國君主中算是偏低的，但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對於修書有著一股超出常人的熱情。洪武朝三十一年的時間裡面修書之多，可謂盛況空前。
從洪武元年命禮部尚書陶凱輯歷代太子諸王嘉言善行開始，朱元璋直接下令編纂的書籍經不完全統計至少有以下這些：
《昭鑒錄》、《女誡》、《存心錄》、《辨奸錄》、《大明律》、《皇明祖訓》、《孝慈錄》、《資世通訓》、《臣戒錄》、《相鑒》、《千家姓》、《華夷譯語》、《雲南志書》、《精誠錄》、《省躬錄》、《武士訓誡錄》、《諸司職掌》、《稽制錄》、《永鑒錄》、《世臣總錄》、《醒貪簡要錄》、《寰宇通志》、《洪武志書》、《稽古定制》、《為政要錄》、《志戒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鑒戒》、《務農技藝簡要錄》、《大誥》、《大誥武臣》、《禦制詩文》、《禦注洪範》、《禦注尚書》、《禦注道德經》、《紀非錄》、《祖訓錄》、《集禮》、《行移繁簡禮式》、《禮制集要》、《禮儀定式》、《教民榜文》、《鄉飲酒禮圖式》、《日曆》、《寶訓》、《元史》、《漢唐秘史》、《憲綱》、《選擇曆書》、《書傳會選》、《洪武南藏》
如此大規模的修書活動，恐怕也只有他兒子，以及那位三百年後的十全大補老人可與之相媲美了。
但是朱元璋雖然修了這麼多的書，但他日常翻閱的卻僅是《說苑》和《韻府群玉》二書，最多再加一本《道德經》。
《說苑》是西漢劉向編選的一部雜史小說集，它分類記述了春秋以來到漢代的各種遺聞軼事。而《韻府群玉》則是宋元之際，江西文人陰時夫兄弟輯錄並注釋的一部以平水韻編排的辭藻典故辭典。這兩部書都是二十卷，朱元璋喜歡日常翻閱，正是因為它們篇幅適中，又便於翻檢。而從這裡，解縉看到了一條嶄露頭角，青雲直上的康莊大道：
朱元璋熱衷於修書，但是卻一直沒有修纂一部像前朝《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那樣的大型類書。而他平時喜歡讀的《說苑》與《韻府群玉》又過於淺陋，難以滿足為治國理政提供參考的需要。倘若自己領銜編纂一部卷帙浩繁，同時又切合朱元璋治國需要的大型類書，那豈不是一個迎合聖心，從而躋身皇帝核心幕僚圈的絕妙契機？
可惜事與願違，朱元璋雖然對此事頗有興趣，但是解縉本人卻因為恃才傲物，疏狂不羈，在政治鬥爭落得個慘敗，最終被朱元璋出於愛護的目的，令其回鄉隨父讀書，並其許他十年之後再有大用。
解縉雖然走了，但編纂類書的事情朱元璋卻未曾忘卻。洪武三十一年，他命侍讀唐愚士等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可惜不久之後朱元璋駕崩，修書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朱元璋駕崩的消息令解縉驚愕萬分，他擔心十年之後再有大用的聖旨落空，顧不得母喪未葬，辭別九十歲的老父，急急忙忙趕到南京奔喪。結果不曾想，卻被人抓住把柄，彈劾他違背聖旨，不顧母喪父老，落了個不忠不孝的罪名，最終被貶到位於今天甘肅臨洮的河州為吏。
解縉拋下父母親情換來的竟是這般下場，心中的怨望憤懣自是可以想見。而這種怨恨的物件，除了彈劾他的政敵以外，可能也包括了建文帝。
貶所的淒涼是解縉難以忍受的，於是他寫信給翰林學士董倫，求其相救。而董倫也確實為他講了情，建文帝下旨召解縉回朝，授翰林待詔。表面上看來，解縉似乎是逃過一劫，否極泰來了。但實際上這個結局對於解縉來說，並不比在甘肅好多少。
要知道，翰林待詔可是一個從九品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官，整個翰林院上下，也就比不入流的孔目強那麼一點。而他解縉是什麼人？是五歲就名滿鄉里的神童，是春風得意的洪武進士，是先帝身前“恩猶父子”的紅人。且不說官位與待遇的落差，單單是許多曾經解縉正眼都不願意瞧上一眼的人，現在一個個在翰林院裡反成了他的上司，這一點就足以令恃才傲物的解待詔惱怒非常。
也正因如此，解縉對於救他回朝的董倫並無半點感激之情，待到日後朱棣勒令董倫致仕時，解縉便一言不發，冷眼旁觀。對於董倫如此，對於建文帝解縉自然也無半點感恩。因此當朱棣攻入南京後，解縉便急忙“馳謁馬首”。而當方孝孺拒絕為朱棣起草登基詔被夷滅十族，樓璉受命草詔後歸而自盡之後，解縉便獻上了他所起草的詔書。
解縉的詔書令朱棣大為讚賞，隨即就將他由從九品的待詔升擢為正六品的侍讀。當年八月，又召解縉與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內閣，參預機務。永樂元年七月，朱棣下詔由解縉主持編纂《永樂大典》，十一月升解縉為侍讀學士，次年四月再升翰林學士、右春坊大學士。當年朱元璋所許下的十年之後再有大用，終於在朱棣這裡得到了兌現。
細心的讀者看到這裡或許會問：為什麼朱棣要在即位之初，政局尚不十分穩固的永樂元年七月便迫不及待地下詔修這樣一部巨著？
首先，我們之前提到，編纂《類要》是朱元璋晚年一項未竟的工作，雖然這件工作因為朱元璋的駕崩而中輟，但在當時朝中應該還是盡人皆知的。作為一向以朱元璋合法繼承人自居的朱棣而言，將老爹晚年這項未竟工程更快更好的完成，是一件義不容辭，而且十分急迫的政治任務。
而更急迫的一點還在於，認識到這件工作重要性的人不止他一個。早在建文二年，建文帝就在宮中設館，重新編纂《類要》。總裁改由自己的親信方孝孺擔任，而原先的主編唐愚士則降為副總裁。建文帝對此事頗為重視，賜官宴、供筆劄，參與其事者無不引為榮耀，直到朱棣攻破南京為止，編纂工作一共持續了兩年左右。
而對於千方百計抹殺、銷毀建文朝一切成績的朱棣來說，這部未完成的《類要》實在是礙眼的很。對於處處以纘緒太祖大寶自命的朱棣而言，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編一部全方位超越它的新書。這才是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的真實意圖。
朱棣自知自己在武功上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超過打下江山的老爹，那麼只好在文治上下功夫。可文治中最容易出成果的建文帝那種守文改制已經被他自己否定了，他舉起恪遵祖制的大旗來批判建文帝，卻不曾想也束縛住了自己的手腳。那麼就只剩下修書這條路可走了。
編書是朱棣否定建文改制後不得已的舉措
於是朱棣比他老爹更加瘋狂地修書，而且基本上是朱元璋修過什麼書，他就要修一部超過老爹的：
朱元璋修了一堆勸誡皇子、大臣的“XX錄”，朱棣就給他們老婆修一部《古今列女傳》；朱元璋修了《昭鑒錄》，朱棣就把它擴充為《文華寶鑒》；朱元璋編了禦注的《尚書》、《道德經》，朱棣就編合計二百六十卷的《五經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朱元璋修《臣誡錄》、《相鑒》，朱棣就修《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朱元璋修了《洪武南藏》，朱棣就修了《道藏》、《永樂南藏》和《永樂北藏》，整個一“朱三藏”；朱元璋修了《寰宇通志》、《洪武志書》、《雲南志書》，朱棣就直接乾脆詔修天下郡邑志書。
可見，朱棣在修書問題上幾乎快把他爸爸當假想敵了，處處求勝，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媲美父皇，以塞天下悠悠之口。說到底，還是心虛。
可惜解縉這次沒有深刻領會領導的意圖，他領著一百四十七名文士，用了十七個月就把書修成了。朱棣當然大為高興，又是賜宴，又是賜鈔，並為這部書賜名《文獻大成》。但是很快，朱棣就發現這部書距離自己的要求太遠了，於是下令重修。這一次，估計是擔心書呆子解縉還不能領會他的意圖，於是將自己的心腹智囊姚廣孝也派去做監修了。
為什麼《文獻大成》不能令朱棣滿意？除瞭解縉沒有領會修書背後的用意之外，還因為朱棣給這部書定了一個很奇葩的體例。他在詔書中說，這部書要這樣編：
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
這可給編纂們出了一個大難題！“類聚”，就是說要將各書的內容拆開，然後分類編輯，這是歷代編類書的老辦法。而“統之以韻”，則是說要將這些分類的內容按照韻部編排，類似我們今天的音序排列。
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二者是矛盾的。原因很簡單，同一類的關鍵字不可能都在同一個韻部。你要分類，就沒法按韻部編排；你要按韻部，就沒法分類。
也真是難為解縉，最後居然硬是被他想出來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按照洪武十二年修訂的八十韻本《洪武正韻》的韻目，每韻下麵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麵詳注該字的音韻、訓釋和各種字體，再依次將相關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奇聞、詩文詞曲等隨字收載。
理論上這個方法是可行的，但在現實操作中卻往往難以拿捏，以致於在《永樂大典》中，常常出現將整篇、整卷，甚至整部書一股腦全抄在一個單字之下的情況。
朱棣為什麼要設計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體例？他並不是故意給解縉出難題，因為他比誰都想早點把書修好。我們回想一下最一開始，解縉為什麼要向朱元璋建議修類書？是他看到朱元璋日常喜歡翻閱《說苑》和《韻府群玉》兩部品質不高的書，從而發現了以修書進階的可能。
而《說苑》和《韻府群玉》，正好一個是分類彙編，一個是按韻編排。朱元璋的這個閱讀愛好也隨著解縉的《大庖西封事》名震一時而廣為人知，現在朱棣要繼承父志來修類書，那麼自然要把老爹愛好的這兩本書合二為一，至於編起來有多麼困難他就不管了，那是解縉要操心的事。
《永樂大典》從開館到定稿，一共只用了五年的時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修成了這樣一部多達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四億五千萬字的空前巨著，可謂神速。朱棣借此書超越父親，抹殺建文的目的得以實現。
但有一件事依舊令他鬱悶，那就是《永樂大典》太過龐大，以致於無法印刷。後世雍正朝修成的《古今圖書集成》也多大一億六千萬字，借助銅活字技術，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印刷完成了。
可是眼下是明初永樂年間，銅活字還沒有誕生，木活字和泥活字印出來的書又實在太不美觀，因此要想刊印《永樂大典》，唯一能選擇的只有雕版這一種方式。而一個熟練的雕版工人，一年大概只能刻二萬字左右。
以永樂年間編纂的另一部大書《道藏》為例，《道藏》全書大約三千萬字，刊刻用了近十六年的時間，以此類推，如果用雕版的方式來印刷《永樂大典》，需要將近250年的時間才能將全書雕完。換言之，就算從永樂五年定稿當年就開始雕版，那麼一直雕到李自成打進北京也雕不完。
《永樂大典》除了體例怪、篇幅大之外，另外一項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內容廣。朱棣對《大典》的要求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蔔、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這一點確實與眾不同，因為陰陽、醫蔔、技藝等方面的書，除了少量隋唐前的經典著作外，歷來的類書，無論官修私修都基本不予收錄。道教與佛教經典雖然收錄，但分量都很少，例如《太平御覽》長達一千卷，而其中釋、道兩部加起來還不到三十卷。而《永樂大典》中不但大量地收錄這些著作，而且朱棣還親自叮囑要“毋厭浩繁”，看上去好像朱棣有著不同于其他君王的文化胸懷。
但同樣是這個朱棣，卻在永樂九年對當時的戲曲表演下達了極為嚴苛的禁令：“凡樂人搬作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後妃、忠臣、節烈、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扮者同罪。”似乎之前那個博大的胸懷一下不見了。因此，《永樂大典》這種異常廣博的收錄範圍，實際上還是出於朱棣在文治上超越老爹，甚至遠邁唐宋的心理。
如果還是像前朝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那樣以儒家正統文化為主體，以經史文章為核心，那麼編出來的書篇幅就很有限，難以符合朱棣的預期，因此必須採取這種拾到籃裡都是菜的方法，才能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修出這樣一部四億五千萬字的煌煌巨制。
雖然朱棣本人的文化胸懷可能未必有多麼寬廣，但在編修《永樂大典》的過程沒有出現過一起禁書、毀書的文字獄，對選錄的圖書沒有做任何有意的篡改，連需要的參考書籍也基本上是由朝廷出資收購，而沒有以權力威逼利誘藏書家們自願捐獻，比起三百年後的十全大補老人，這位成祖文皇帝還是要不知高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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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朱元璋讚賞，從而名噪一時。在這篇奏疏裡面，解縉提到劉向的《說苑》“溺於妄誕，所取不經”，陰時夫的《韻府群玉》“鈔緝穢蕪，略無可采”，並表示願意“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編纂一部大型的類書，以期“勒成一經，上接經史”。
為什麼解縉要在這篇談論時政的奏疏裡面，突然提出要編一部類書的想法呢？這就要從朱元璋的讀書喜好與編書行動說起了。
朱元璋的文化程度在中國歷代開國君主中算是偏低的，但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對於修書有著一股超出常人的熱情。洪武朝三十一年的時間裡面修書之多，可謂盛況空前。
從洪武元年命禮部尚書陶凱輯歷代太子諸王嘉言善行開始，朱元璋直接下令編纂的書籍經不完全統計至少有以下這些：
《昭鑒錄》、《女誡》、《存心錄》、《辨奸錄》、《大明律》、《皇明祖訓》、《孝慈錄》、《資世通訓》、《臣戒錄》、《相鑒》、《千家姓》、《華夷譯語》、《雲南志書》、《精誠錄》、《省躬錄》、《武士訓誡錄》、《諸司職掌》、《稽制錄》、《永鑒錄》、《世臣總錄》、《醒貪簡要錄》、《寰宇通志》、《洪武志書》、《稽古定制》、《為政要錄》、《志戒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鑒戒》、《務農技藝簡要錄》、《大誥》、《大誥武臣》、《禦制詩文》、《禦注洪範》、《禦注尚書》、《禦注道德經》、《紀非錄》、《祖訓錄》、《集禮》、《行移繁簡禮式》、《禮制集要》、《禮儀定式》、《教民榜文》、《鄉飲酒禮圖式》、《日曆》、《寶訓》、《元史》、《漢唐秘史》、《憲綱》、《選擇曆書》、《書傳會選》、《洪武南藏》
如此大規模的修書活動，恐怕也只有他兒子，以及那位三百年後的十全大補老人可與之相媲美了。
但是朱元璋雖然修了這麼多的書，但他日常翻閱的卻僅是《說苑》和《韻府群玉》二書，最多再加一本《道德經》。
《說苑》是西漢劉向編選的一部雜史小說集，它分類記述了春秋以來到漢代的各種遺聞軼事。而《韻府群玉》則是宋元之際，江西文人陰時夫兄弟輯錄並注釋的一部以平水韻編排的辭藻典故辭典。這兩部書都是二十卷，朱元璋喜歡日常翻閱，正是因為它們篇幅適中，又便於翻檢。而從這裡，解縉看到了一條嶄露頭角，青雲直上的康莊大道：
朱元璋熱衷於修書，但是卻一直沒有修纂一部像前朝《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那樣的大型類書。而他平時喜歡讀的《說苑》與《韻府群玉》又過於淺陋，難以滿足為治國理政提供參考的需要。倘若自己領銜編纂一部卷帙浩繁，同時又切合朱元璋治國需要的大型類書，那豈不是一個迎合聖心，從而躋身皇帝核心幕僚圈的絕妙契機？
可惜事與願違，朱元璋雖然對此事頗有興趣，但是解縉本人卻因為恃才傲物，疏狂不羈，在政治鬥爭落得個慘敗，最終被朱元璋出於愛護的目的，令其回鄉隨父讀書，並其許他十年之後再有大用。
解縉雖然走了，但編纂類書的事情朱元璋卻未曾忘卻。洪武三十一年，他命侍讀唐愚士等編輯經史百家之言為《類要》，可惜不久之後朱元璋駕崩，修書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朱元璋駕崩的消息令解縉驚愕萬分，他擔心十年之後再有大用的聖旨落空，顧不得母喪未葬，辭別九十歲的老父，急急忙忙趕到南京奔喪。結果不曾想，卻被人抓住把柄，彈劾他違背聖旨，不顧母喪父老，落了個不忠不孝的罪名，最終被貶到位於今天甘肅臨洮的河州為吏。
解縉拋下父母親情換來的竟是這般下場，心中的怨望憤懣自是可以想見。而這種怨恨的物件，除了彈劾他的政敵以外，可能也包括了建文帝。
貶所的淒涼是解縉難以忍受的，於是他寫信給翰林學士董倫，求其相救。而董倫也確實為他講了情，建文帝下旨召解縉回朝，授翰林待詔。表面上看來，解縉似乎是逃過一劫，否極泰來了。但實際上這個結局對於解縉來說，並不比在甘肅好多少。
要知道，翰林待詔可是一個從九品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官，整個翰林院上下，也就比不入流的孔目強那麼一點。而他解縉是什麼人？是五歲就名滿鄉里的神童，是春風得意的洪武進士，是先帝身前“恩猶父子”的紅人。且不說官位與待遇的落差，單單是許多曾經解縉正眼都不願意瞧上一眼的人，現在一個個在翰林院裡反成了他的上司，這一點就足以令恃才傲物的解待詔惱怒非常。
也正因如此，解縉對於救他回朝的董倫並無半點感激之情，待到日後朱棣勒令董倫致仕時，解縉便一言不發，冷眼旁觀。對於董倫如此，對於建文帝解縉自然也無半點感恩。因此當朱棣攻入南京後，解縉便急忙“馳謁馬首”。而當方孝孺拒絕為朱棣起草登基詔被夷滅十族，樓璉受命草詔後歸而自盡之後，解縉便獻上了他所起草的詔書。
解縉的詔書令朱棣大為讚賞，隨即就將他由從九品的待詔升擢為正六品的侍讀。當年八月，又召解縉與胡廣、楊榮等七人入直內閣，參預機務。永樂元年七月，朱棣下詔由解縉主持編纂《永樂大典》，十一月升解縉為侍讀學士，次年四月再升翰林學士、右春坊大學士。當年朱元璋所許下的十年之後再有大用，終於在朱棣這裡得到了兌現。
細心的讀者看到這裡或許會問：為什麼朱棣要在即位之初，政局尚不十分穩固的永樂元年七月便迫不及待地下詔修這樣一部巨著？
首先，我們之前提到，編纂《類要》是朱元璋晚年一項未竟的工作，雖然這件工作因為朱元璋的駕崩而中輟，但在當時朝中應該還是盡人皆知的。作為一向以朱元璋合法繼承人自居的朱棣而言，將老爹晚年這項未竟工程更快更好的完成，是一件義不容辭，而且十分急迫的政治任務。
而更急迫的一點還在於，認識到這件工作重要性的人不止他一個。早在建文二年，建文帝就在宮中設館，重新編纂《類要》。總裁改由自己的親信方孝孺擔任，而原先的主編唐愚士則降為副總裁。建文帝對此事頗為重視，賜官宴、供筆劄，參與其事者無不引為榮耀，直到朱棣攻破南京為止，編纂工作一共持續了兩年左右。
而對於千方百計抹殺、銷毀建文朝一切成績的朱棣來說，這部未完成的《類要》實在是礙眼的很。對於處處以纘緒太祖大寶自命的朱棣而言，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編一部全方位超越它的新書。這才是朱棣下令編纂《永樂大典》的真實意圖。
朱棣自知自己在武功上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超過打下江山的老爹，那麼只好在文治上下功夫。可文治中最容易出成果的建文帝那種守文改制已經被他自己否定了，他舉起恪遵祖制的大旗來批判建文帝，卻不曾想也束縛住了自己的手腳。那麼就只剩下修書這條路可走了。
編書是朱棣否定建文改制後不得已的舉措
於是朱棣比他老爹更加瘋狂地修書，而且基本上是朱元璋修過什麼書，他就要修一部超過老爹的：
朱元璋修了一堆勸誡皇子、大臣的“XX錄”，朱棣就給他們老婆修一部《古今列女傳》；朱元璋修了《昭鑒錄》，朱棣就把它擴充為《文華寶鑒》；朱元璋編了禦注的《尚書》、《道德經》，朱棣就編合計二百六十卷的《五經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朱元璋修《臣誡錄》、《相鑒》，朱棣就修《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朱元璋修了《洪武南藏》，朱棣就修了《道藏》、《永樂南藏》和《永樂北藏》，整個一“朱三藏”；朱元璋修了《寰宇通志》、《洪武志書》、《雲南志書》，朱棣就直接乾脆詔修天下郡邑志書。
可見，朱棣在修書問題上幾乎快把他爸爸當假想敵了，處處求勝，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媲美父皇，以塞天下悠悠之口。說到底，還是心虛。
可惜解縉這次沒有深刻領會領導的意圖，他領著一百四十七名文士，用了十七個月就把書修成了。朱棣當然大為高興，又是賜宴，又是賜鈔，並為這部書賜名《文獻大成》。但是很快，朱棣就發現這部書距離自己的要求太遠了，於是下令重修。這一次，估計是擔心書呆子解縉還不能領會他的意圖，於是將自己的心腹智囊姚廣孝也派去做監修了。
為什麼《文獻大成》不能令朱棣滿意？除瞭解縉沒有領會修書背後的用意之外，還因為朱棣給這部書定了一個很奇葩的體例。他在詔書中說，這部書要這樣編：
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
這可給編纂們出了一個大難題！“類聚”，就是說要將各書的內容拆開，然後分類編輯，這是歷代編類書的老辦法。而“統之以韻”，則是說要將這些分類的內容按照韻部編排，類似我們今天的音序排列。
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二者是矛盾的。原因很簡單，同一類的關鍵字不可能都在同一個韻部。你要分類，就沒法按韻部編排；你要按韻部，就沒法分類。
也真是難為解縉，最後居然硬是被他想出來了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按照洪武十二年修訂的八十韻本《洪武正韻》的韻目，每韻下麵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麵詳注該字的音韻、訓釋和各種字體，再依次將相關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奇聞、詩文詞曲等隨字收載。
理論上這個方法是可行的，但在現實操作中卻往往難以拿捏，以致於在《永樂大典》中，常常出現將整篇、整卷，甚至整部書一股腦全抄在一個單字之下的情況。
朱棣為什麼要設計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體例？他並不是故意給解縉出難題，因為他比誰都想早點把書修好。我們回想一下最一開始，解縉為什麼要向朱元璋建議修類書？是他看到朱元璋日常喜歡翻閱《說苑》和《韻府群玉》兩部品質不高的書，從而發現了以修書進階的可能。
而《說苑》和《韻府群玉》，正好一個是分類彙編，一個是按韻編排。朱元璋的這個閱讀愛好也隨著解縉的《大庖西封事》名震一時而廣為人知，現在朱棣要繼承父志來修類書，那麼自然要把老爹愛好的這兩本書合二為一，至於編起來有多麼困難他就不管了，那是解縉要操心的事。
《永樂大典》從開館到定稿，一共只用了五年的時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修成了這樣一部多達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裝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四億五千萬字的空前巨著，可謂神速。朱棣借此書超越父親，抹殺建文的目的得以實現。
但有一件事依舊令他鬱悶，那就是《永樂大典》太過龐大，以致於無法印刷。後世雍正朝修成的《古今圖書集成》也多大一億六千萬字，借助銅活字技術，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印刷完成了。
可是眼下是明初永樂年間，銅活字還沒有誕生，木活字和泥活字印出來的書又實在太不美觀，因此要想刊印《永樂大典》，唯一能選擇的只有雕版這一種方式。而一個熟練的雕版工人，一年大概只能刻二萬字左右。
以永樂年間編纂的另一部大書《道藏》為例，《道藏》全書大約三千萬字，刊刻用了近十六年的時間，以此類推，如果用雕版的方式來印刷《永樂大典》，需要將近250年的時間才能將全書雕完。換言之，就算從永樂五年定稿當年就開始雕版，那麼一直雕到李自成打進北京也雕不完。
《永樂大典》除了體例怪、篇幅大之外，另外一項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內容廣。朱棣對《大典》的要求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蔔、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這一點確實與眾不同，因為陰陽、醫蔔、技藝等方面的書，除了少量隋唐前的經典著作外，歷來的類書，無論官修私修都基本不予收錄。道教與佛教經典雖然收錄，但分量都很少，例如《太平御覽》長達一千卷，而其中釋、道兩部加起來還不到三十卷。而《永樂大典》中不但大量地收錄這些著作，而且朱棣還親自叮囑要“毋厭浩繁”，看上去好像朱棣有著不同于其他君王的文化胸懷。
但同樣是這個朱棣，卻在永樂九年對當時的戲曲表演下達了極為嚴苛的禁令：“凡樂人搬作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後妃、忠臣、節烈、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扮者同罪。”似乎之前那個博大的胸懷一下不見了。因此，《永樂大典》這種異常廣博的收錄範圍，實際上還是出於朱棣在文治上超越老爹，甚至遠邁唐宋的心理。
如果還是像前朝的《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那樣以儒家正統文化為主體，以經史文章為核心，那麼編出來的書篇幅就很有限，難以符合朱棣的預期，因此必須採取這種拾到籃裡都是菜的方法，才能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修出這樣一部四億五千萬字的煌煌巨制。
雖然朱棣本人的文化胸懷可能未必有多麼寬廣，但在編修《永樂大典》的過程沒有出現過一起禁書、毀書的文字獄，對選錄的圖書沒有做任何有意的篡改，連需要的參考書籍也基本上是由朝廷出資收購，而沒有以權力威逼利誘藏書家們自願捐獻，比起三百年後的十全大補老人，這位成祖文皇帝還是要不知高到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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