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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話“打垮”違紀廳官 每個案子都要辦成“鐵案”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探訪省監委, 對話10個部門有關負責人

三句話“打垮”違紀廳官 每個案子都要辦成“鐵案”

省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副主任張旅“學中幹、幹中學”。

從今年2月28日到3月底, 持續開展“全省紀委監委幹部集中培訓月”活動。

案件品質是紀委監委的生命

一見面, 楊寧的自我介紹, 就讓人記憶深刻:“我是楊寧, 比‘楊振寧’少一個‘振’字, 其他字都相同。

楊寧是從檢察院轉隸過來的, 法學博士, 現在是省監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 轉隸之前, 是省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副局長。

楊寧所在的案件審理室,

16個人, 8位原紀委的、8位轉隸人員。 而且, 16人清一色畢業於法律專業;其中, 2個博士、8個碩士, 其餘的都是本科。 而且, 8名轉隸人員中, 除楊寧本人外, 其餘7人, 都是原來省檢察院公訴部門的同志。

“為什麼要這樣配置?”

“加強力量。 這樣配置力量, 說明委機關相當重視。 如果說紀檢監察幹部監督室, 是‘紀委中的紀委’, 監督‘人’、監督紀委監委幹部;那麼, 案件審理室就是‘紀委中的法院’, 監督‘事’、監督紀委監委的自辦案件和派駐、下級紀委監委的報批報備案件, 是紀委監委案件的總把關、也是最後出口, 更是紀委監委工作品質的視窗。 過了案件審理室這一關, 監委的案件, 就進入了司法程式, 直接對接檢方的公訴部門。 ”

楊寧說, 這是紀委監委的內控約束機制,

“這種設置, 科學、高效。 他們在一線辦案, 我們在二線審核把關。 ”

楊寧介紹:案件審理室, 要綜合審核辦案部門所辦的案件, 依據是否充分、證據是否閉合, “要寫出報告, 提交紀委常委會、監委委務會;提出處分建議, 報省委批准。 因此, 必須保證案件品質。 案件品質是紀委監委的生命, 也是監察體制改革成功的重要體現。 ”

案件審理室幹部劉洪堯介紹:涉刑的案件, 案件審理室一般會按程式提前介入審理。 “審查調查部門已查清主要違紀違法事實並提出傾向性意見, 或者對違紀違法行為性質認定分歧較大, 這個時候, 就提出、商請案件審理室提前介入。 ”

介入之後, 案件審理室會對紀檢監察室的證據收集, 進行把關, 發現不足,

會要求補充完善證據;案件移送審理室後, 審理室有3天的形式審查期。 “這3天, 審理室將對全案材料進行全面審查:程式、案件內容, 是否合紀、合法;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 就提出受理文書, 正式受理案件。 ”

正式受理案件後, 案件審理室有30天的審理期, “換句話說, 30天內, 必須審理完畢, 包括簽批程式。 時間非常緊, 任務非常重。 ”劉洪堯說, 一個案件, 材料基本都是二三十本, 有的達三四十本。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問:“審理時, 有沒有發現證據不足的情況?”

劉洪堯回答:有。 “比如, 受賄案件, 本人的供述, 與行賄人的證人證言, 說的數字不一樣、名字對不上, 時間不一致, 相差三五年;地點不一致, 一個叫酒店、一個說是飯店, 不能印證。 這種情況下,

就會提出建議:補充調查, 強化週邊證據。 ”

案件審理室審理完畢, 提出處分建議, 按程式報批報備後, 要將處分決定, 向被處分人宣佈和送達。 涉刑的案件, 則直接移送司法機關。

外界以為:向被處分人宣佈和送達處分決定後, 案件到此, 就算徹底結束了。 但其實還沒有。 “案件審理室還要做好後半段的工作, 回訪教育、跟蹤處分執行情況, 關注本人被處分後的表現等。 ”

楊甯說, 幹部受處分後, 是否因此背上思想包袱、就此沉淪下去?“我們要去回訪, 要去關心, 告訴他, 組織一直沒有放棄他;不能讓一個處分, 就影響幹部一生、影響整個家庭。 ”

楊寧講了一個故事。 “有個幹部, 組織上正準備提拔時, 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為了教育他、挽救他,

我們就去到他工作的地方, 與被處分物件交流談心。 很快, 這名幹部振作起精神, 迸發出工作活力與激情, 表現很好。 ”

楊寧介紹, 案件審理室主要負責對本委機關自辦案件以及派駐紀檢組、下級紀檢監察機關報批、備案和徵求意見的案件審核。 具體工作有三個方面:一是全面審核, 綜合把關案件材料。 全面審核案卷材料, 對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需要補證的, 退回重新審查調查或補證, 嚴格按照“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式合法”的“二十四字”方針進行案件審理, 尤其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後, 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的證據標準應按照刑事訴訟法要求, 以刑事審判標準予以嚴格把控, 確保所辦案件辦成鐵案, 案件品質經得起歷史檢驗。二是查審分離,嚴格監督辦案過程。堅持審查調查與審理分離,審查人員不得參與審理;三是當好參謀助手,及時調研指導。對在案件審理等過程中發現的普遍性、共性等問題,及時調查研究並提出制度性建設意見,供領導決策參考。“監委成立後,我們還承擔了對職務犯罪案件審核把關的新職能。”楊寧說,在具體的審理工作中,我們堅持實行“紀”“法”同審,既審理違紀違法問題,又審理涉嫌職務犯罪問題。同審過程中,對違紀問題的審理突出政治性,把政治要求、政策教育貫穿始終;對涉嫌犯罪問題的審理突出法治性,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始終,推進反腐敗鬥爭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

全省“兩規”轉留置第一案

609是莫紅的辦公室。莫紅言談舉止優雅得體,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估計你很難猜出她的真實身份和學歷——她是省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法學博士。

這個二室,簡直就是“公檢法”的合體:主任莫紅,原來是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去年9月調任省紀委;副主任孟濤,早年是涼山州公安局經濟偵查支隊一大隊隊長,2005年考調至省紀委;另一個副主任曾莘,之前是省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副局長,這次監察體制改革,轉隸到了省監委。

省監委成立後,二室是執紀監督室,聯繫德陽市、廣元市和省級部門的經濟口,包括經信委、財政廳、發改委、商務廳、安監局、省政府辦公廳等。

蘆忠,原來是省經信委的一個處長,後來擔任四川化工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副廳級)。“辦另一個案件時,發現了蘆忠濫用職權、權錢交易的線索。”

2017年11月20日,蘆忠被省紀委“兩規”,這是十九大後四川省紀委“兩規”的省管幹部第一案。

2018年2月2日,省監委掛牌成立。依據《全國人大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的授權,鑒於蘆忠已涉嫌嚴重職務犯罪,2月13日,省監委決定將蘆忠由“兩規”轉為“留置”。

四川省監委的留置第一案,由此誕生。

“這裡有一個背景,監委成立前屬‘兩規’的案件,監委成立後轉‘留置’的,原則上由原業務室繼續辦理。因此,蘆忠案件,從紀律審查到留置調查,都是二室在承辦。”莫紅說,兩規,是黨內的一種紀律審查措施;留置,則是監察機關在調查過程中運用的調查措施,“是用法治方式懲治腐敗的一種手段。其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涉嫌職務違法或職務犯罪的公職人員和其他涉嫌行賄犯罪或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

雖然在集中精力辦理“四川留置第一案”,但二室的全體同志,並沒有因此忽略對如何開展執紀監督工作進行探索和思考。

二室現在共9人,其中4人是這次轉隸過來的。莫紅說,人的融合,必然帶來思維的融合,“我們提倡好學和謙抑品格,提倡相互為師,真正做到紀法貫通。檢察官的證據思維,讓我們在調查取證的時候,更注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而室裡面老紀委同志的政治思維、全域思維,更是值得大家學習。”

莫紅認為,這次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將分散的反腐力量整合在一起了,但很多東西還在摸索、探索階段,“比如‘前臺’的執紀監督、與‘後臺’的審查調查,許可權的邊界在哪裡?執紀監督室和派駐紀檢組的許可權邊界在哪裡?怎麼樣才能既相互制約又能充分發揮各自所長、互為補充,實現工作合力,推進標本兼治,促進整個‘森林’的生態良好?全國都在探索。”莫紅總結為:中國在為全世界提供預防懲治腐敗的新模式,四川在為全國探索“四川模式”“四川經驗”。

主動思考,探索,實踐創新,是二室現在的工作主題。

比如對列席所聯繫部門和地區的民主生活會,二室的做法就讓人眼前一亮。“以前去列席民主生活會,有時候是例行公事,看一看、聽一聽,瞭解情況,忽視了民主生活會是黨內重要的政治生活,是對班子政治生態、紀律作風一次面對面的問診把脈。”

現在,所聯繫的地區或部門,召開民主生活會時,二室都要派精幹力量參加,並提出明確要求:去參加民主生活會的每個人,都必須帶著任務去,帶著問題回來,“不來虛的,而要做實做深,要實質化的東西,回來都要形成《存在問題和對策建議》。”

2月11日上午,省直某單位召開民生生活會,10名省管幹部全部到齊。孟濤代表省紀委監委,參加了這次民主生活會。

那次民主生活會,在一樓會議室進行。“按照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的統一要求,我要到會進行督導、指導。”翻開筆記本,孟濤講述了當天的情形。

會議上午9時開始,下午3點結束,其間午飯後只休息了10分鐘。會議一共四個議程。第一是單位一把手代表班子,對上一年民主生活會上梳理問題和巡視組回饋的問題進行整改的情況通報;第二是代表班子進行本年度的自我批評、查擺問題;第三個議程是每個班子成員發言,找出存在問題、剖析原因、整改方向,然後班子成員之間開展互相批評;第四個議程是孟濤和省委組織部參會同志分別點評。

回來後,孟濤將這次民主生活會存在問題和對策建議,以書面形式報告了莫紅。

二室的同志,參加了20個黨組的民主生活會,回來都形成了報告;二室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一個總的書面報告,呈報委機關領導。

……

採訪結束,握手告別的時候,莫紅真誠向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表示:“監察體制改革後,監察機關許可權更大了。一方面請媒體對我們的執紀審查工作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希望媒體發揮‘放大鏡’作用,向我們提供我們還沒有看到、沒聽到、沒發現的違紀違法線索,進一步提升監督執紀的精准性。”

幹部有小毛病要及時“敲打”

唐鑫,與省監委是同一天生日。

2月2日,省監委掛牌成立。那天,剛好是唐鑫40歲生日,忙碌一天回到家,吃了家人準備的一個小蛋糕,就算是過了生日。

省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內部簡稱“四室”。

唐鑫是四室副主任。省紀委機關幹部流動大,他算是“老機關”了:2006年從眉山市紀委調上來,至今在省紀委已12個年頭。

和二室一樣,四室現在也是一個執紀監督室,聯繫成都、巴中,以及三廳(住建廳、國土廳、交通廳)、四局(地礦局等)、兩所高校等。上述地區和部門的日常監督,由四室負責;但涉及的相關案件查辦,四室不再負責,而由案管室來協調和統籌給其他負責審查調查的紀檢監察室。這就是此次我省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的一個重頭戲:執紀監督和審查調查分開。

對於執紀監督與審查調查分開,唐鑫的理解是:這是為了防止一個部門的權力過大、權力過於集中,加強對權力的制約監督,同時又便於集中精力抓好日常監督。“以前,紀檢監察室對所聯繫的地區和部門,既要負責對相關領導幹部的日常監督,又要負責重要案件的查辦。從線索處置到初核立案,都是一個室在辦,工作內容涵蓋了‘四種形態’的所有形態。聯繫久了,相互熟悉了,可能抹不開情面,不利於監督執紀。”

唐鑫說,現在執紀監督與審查調查分開,將過去一個紀檢監察室承擔的“全部流程”一分為二,由不同的室來分別承擔,“相互之間有協調、有配合,但更有相互的監督、相互的制約。”

談及如何進行日常監督,唐鑫認為:要熟悉所聯繫地區和部門的現狀,通過參加會議、重點談話、查閱資料、專項檢查、談話函詢、巡視成果利用等方式,發現問題,糾正偏差,掌握該地區或部門的政治生態。做到監督到位、監督到人,“幹部有小毛病,要及時‘敲打’,避免‘要麼是好幹部、要麼是‘階下囚’的情況出現。”

至於如何與檢察院轉隸過來的同志融合、磨合,唐鑫說:“我們相互取長補短,執紀監督方面,我們熟悉些,就給他們講解;法律法規方面,他們更熟悉,就向他們請教。你看,包括人員分佈,我們每個辦公室都是一樣的,一個原來紀委的、一個轉隸過來的,這樣更方便交流、溝通,方便相互學習。”

唐鑫的辦公室是710,四室的另一個副主任張旅在隔壁的712。

張旅畢業於川大電腦系,轉隸之前,是省檢察院反貪局綜合處副處長。“我1月28日到崗,上午搬東西、下午開會,第二天就有4個案卷到了手上,一來事情就多。”

雖然到省監委不久,但張旅感受深刻,甚至有時有些緊張。“在反貪局,更多的是從法律角度思考問題,考慮違法不違法;到了監委,時刻要注意到,是否還違紀了。”“我們以前用的是法律術語,現在,要用紀言紀語。”

自學、室裡面集體學、委機關組織大培訓,短短時間內,張旅做了很多的學習筆記,業務已經上手。“開展日常監督,重點是要把握被監督單位的政治生態情況,突出‘關鍵少數’。監督方式多種多樣,其中,談話函詢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函詢,就是接到問題線索後,我們去函,要求被反映人用書面形式、把情況說清楚;函詢後,我們要抽查。領導幹部存在的問題,雖不構成違紀但造成不良影響,或構成違紀但按照有關規定可免予黨紀政務處分的,可以對其誡勉,誡勉分談話和書面方式。”

在張旅看來,以前反貪業務相對單純些,主要是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偵查方面知識,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個別疑難問題請示等;“現在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每天都感覺時間不夠用。”“我剛來,要學中幹、幹中學。”

四室是一個有著優良傳統的先進集體:2013年到2017年,連續被省紀委機關評為先進集體;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為“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2017年被評為全省紀檢監察系統先進集體。

無論唐鑫還是張旅,都表示要把這種榮譽繼續保持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團結、就是努力工作。”

舍小家顧大家保持戰鬥姿態

十一室現在有10個人,一半來自檢察院轉隸人員。主任是省檢察院原反貪局副局長任會龍。

與二室、四室不同的是,十一室是審查調查部門,不負責日常監督職責,完全專職於辦案。副主任曾毅說,不聯繫地區和部門,不接觸地方幹部,“這樣的好處是所有精力用在辦案上。”

曾毅也是“老紀委”。畢業於法律專業的他,2003年進入省紀委,已有15個年頭,大部分時間在辦案片區工作。“其實,紀委並不神秘,也是一個依紀依法的機關。唯一的特殊性,在於政治性非常強。”

“你們都怎麼辦案?”

曾毅笑了笑,非常肯定地回答:都是文明辦案。“連續談話不能超過6個小時,談話不能過夜,要保證對象的正常休息。”“帶物件到留置場所去談話,可以讓對方有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反思、對照、檢查。”“全程要同步錄音錄影,證據要閉合。”

每次辦案,曾毅和專案組所有人,都著正裝、佩戴黨徽;交談的語言,也都注意規範,以“同志”相稱。

黨的十八大以後,曾毅辦案,大都增加了一個環節:調出對象的入黨申請書,面對黨旗,重溫入黨誓詞。“這個模式很好,物件觸動很大,很多物件聲淚俱下。”

但這種方法不是對所有物件都管用,有的還需要其他方式輔助,才能達到觸動心靈的效果。

“有個對象,部隊復員後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違紀違法了,卻對組織調查死扛。”曾毅週邊調查時得知,這個物件,對自己當兵時的老連長很尊敬。“老連長轉業到了廣東,我們就想法找到了這個老連長,給他打電話說,您當年的一個兵現在犯了錯誤,您可不可以錄個視頻?促使他有個好的態度、坦白從寬。老連長回答說,視頻不用錄了,我寫一封信,你們轉給他看。老連長的這封信,效果很好,打動了他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曾毅感受很真切:“完全和他講大道理,對有的人不一定有用。他敬重的老師、戰友,關係好的同學、敬佩的老領導……有時起的作用很大。”曾毅講,紀委監委辦案,在證據支撐的基礎上,講究三個效果,政治效果和紀法效果、社會效果,三者統一。”

曾毅說:“上了案子,很多時候就住在留置點,哪怕家就在同一個城市,也沒法回去,有時甚至長達一二十天、一兩個月。”

說到這裡,曾毅話鋒一轉:“案子辦不好,就會辜負百姓、辜負舉報人、辜負社會。因此,我們必須舍小家顧大家,保持戰鬥狀態,不放過一個腐敗分子!”

作為省監委成立後的第一批專職辦案幹部,曾毅和同事們有強烈的“本領恐慌”。“職務犯罪涉及的幾十種罪名,怎麼認定,利益輸送與貪污受賄有哪些不同,怎麼才能挖出隱藏很深的背後利益鏈條……對我們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但曾毅和同事們是有信心的。

省監委成立後,把四川反腐的拳頭攥在一起了,“違紀違法了,你是肯定無路可逃的。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早晚是要落網的。”

“遵紀守法,才是唯一正途。”曾毅說。

三句話“打垮”違紀者

十四室的主任苟紅兵,戴著眼鏡,看上去溫文爾雅、文質彬彬,說話輕言細語,習慣不時扶一下眼鏡,很像一個教書先生,完全看不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辦案能手。

在巴中市檢察院時,曾先後兩次被抽調到專案組,因表現優秀,2005年四川省檢察院給他記個人一等功。

2008年,苟紅兵調入四川省紀委,先後在案管室、一室、二室、五室、三室工作過,今年2月省監委掛牌成立,苟紅兵到了十四室。

這麼多年,苟紅兵遇到的辦案物件,形形色色,有和辦案人員直接“對沖”叫板的、囂張的,也有非常頑固的,甚至還有“低調的高傲者”。但最終都被他“拿下”。

與辦案物件接觸之前,苟紅兵會對他進行全方位的分析,看他是哪一類型的人,從而制定不同的方案。

有一個審查物件廳級幹部李某,曾在多個重要崗位擔任領導職務。苟紅兵分析:此人心理承受力、抗干擾能力、反偵查力很強。內審組要面對面與他談話,“談得好,案件可能就突破了;否則,就會僵持在那裡,動不了。”

良思許久,苟紅兵制定了一個看似“簡單”的談話方案。“我精心設置了三個問題。表面看來,也就三句話。第一句話:這麼些年了,你聽沒聽說過省紀委無辜冤枉過一個幹部?李某回答問題很謹慎,想了半天,回答說:確實沒有。第二句話:對你這種身份的人,省紀委如果沒有過硬證據,會不會動你?李某猶豫了半天,回答說,應該不會。第三句話:你認為你的案子會不會成為省紀委辦理的第一個錯案?對於這個問題,李某沉默良久,才艱難地答道,應該不會。

苟紅兵說,這三個問題,主線其實都是一個:“你有沒有問題?他的回答,恰恰印證了自己有問題。那到底是什麼問題?你自己說清楚。其實,三個問題問出去、答回來,李某就被‘打垮’了。前後也就一個小時。”

李某後來承認:“完全沒有想到談話的這個同志,會從這個角度問。我自己想了很多種提問方式、提問內容,都沒用上,全被打亂了。”

苟紅兵遭遇的“低調的高傲者”,是某國有金融機構的老總。調查期間,因受賄人逃匿境外,此人完全不配合調查,苟紅兵奉命去的時候,已經有4個工作組鎩羽而歸。這個人在留置場所裡面,每天堅持練俯臥撐。苟紅兵去和他談話時,他看似無意地問苟紅兵:“你知道我一次可以做多少個俯臥撐嗎?”

其實在去談話之前,苟紅兵已經瞭解了這個老總的很多細節,包括一次可以做280多個俯臥撐。“但我當時裝作不知道,說天哪!280多!並露出很欽佩的表情。我知道他問我這個問題,是在向我傳遞一個資訊:‘我意志力非常堅強!你別想打垮我!’從俯臥撐開始,我繞開正題,聊一些與案件完全無關的話題,到後來,就完全聽他講怎麼艱辛創業的,怎麼成功運作一個國內著名品牌上市,並不時向他請教股票的專業知識,讓他逐漸放鬆警戒。當我發現他侃侃而談、徹底解除心理防備時,我突然‘不經意’地說了一句,你年薪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去收那320萬元呢?那一瞬間,他神色暗了下來,脫口而出,‘我也不曉得是咋個回事就收了。’然後一聲歎息。等回過神來,他盯著我,盯著我很久,頭上冒汗……經過激烈思想鬥爭後,他承認了這個事實,案子由此突破。”

紀委監委如何規範辦案,苟紅兵談了一個細節:“談話的時候,我們要求被調查人講規矩,我們自己也講規矩,比如談話時,我要求我們自己的人,要坐得端莊;同時要求物件也要端正地坐,雙手放膝蓋上,不准半躺著、不准蹺二郎腿、不准手撐在桌面上。這也是一種加壓,要讓他明白自己角色變了,不再是當初那個在臺上發號施令的人了。”這些,都是多年的辦案實踐和經驗積累起來的。

在苟紅兵看來,談話不是辦案的唯一手段,監察體制改革後,明確了監察委員會可以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12項監察措施。總之,查辦案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懲戒與教育相結合,寬嚴相濟。既嚴厲懲處極少數,又教育警示大多數,每個案件都要辦成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

“你辦了這麼多大案要案,有沒有受到過威脅?”苟紅兵說:“接到過,但真的沒放心上。我回答都是:你隨便。”

十四室現在10個人,5名紀委的、5名檢察院轉隸過來的。“合署辦公之後,雙方都要及時、儘快轉換角色,合心合力,要有全新的工作面貌。”

十四室現在很忙,“以前紀委有線索沒辦完,著手查;檢方也有沒辦完的案子,也要繼續辦。”

對於這些年的立功和精彩案件,苟紅兵反復強調:都是組織的榮譽,我個人只不過做了該做的工作而已。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曹笑攝影報導

案件品質經得起歷史檢驗。二是查審分離,嚴格監督辦案過程。堅持審查調查與審理分離,審查人員不得參與審理;三是當好參謀助手,及時調研指導。對在案件審理等過程中發現的普遍性、共性等問題,及時調查研究並提出制度性建設意見,供領導決策參考。“監委成立後,我們還承擔了對職務犯罪案件審核把關的新職能。”楊寧說,在具體的審理工作中,我們堅持實行“紀”“法”同審,既審理違紀違法問題,又審理涉嫌職務犯罪問題。同審過程中,對違紀問題的審理突出政治性,把政治要求、政策教育貫穿始終;對涉嫌犯罪問題的審理突出法治性,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始終,推進反腐敗鬥爭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

全省“兩規”轉留置第一案

609是莫紅的辦公室。莫紅言談舉止優雅得體,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估計你很難猜出她的真實身份和學歷——她是省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法學博士。

這個二室,簡直就是“公檢法”的合體:主任莫紅,原來是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去年9月調任省紀委;副主任孟濤,早年是涼山州公安局經濟偵查支隊一大隊隊長,2005年考調至省紀委;另一個副主任曾莘,之前是省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副局長,這次監察體制改革,轉隸到了省監委。

省監委成立後,二室是執紀監督室,聯繫德陽市、廣元市和省級部門的經濟口,包括經信委、財政廳、發改委、商務廳、安監局、省政府辦公廳等。

蘆忠,原來是省經信委的一個處長,後來擔任四川化工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副廳級)。“辦另一個案件時,發現了蘆忠濫用職權、權錢交易的線索。”

2017年11月20日,蘆忠被省紀委“兩規”,這是十九大後四川省紀委“兩規”的省管幹部第一案。

2018年2月2日,省監委掛牌成立。依據《全國人大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的授權,鑒於蘆忠已涉嫌嚴重職務犯罪,2月13日,省監委決定將蘆忠由“兩規”轉為“留置”。

四川省監委的留置第一案,由此誕生。

“這裡有一個背景,監委成立前屬‘兩規’的案件,監委成立後轉‘留置’的,原則上由原業務室繼續辦理。因此,蘆忠案件,從紀律審查到留置調查,都是二室在承辦。”莫紅說,兩規,是黨內的一種紀律審查措施;留置,則是監察機關在調查過程中運用的調查措施,“是用法治方式懲治腐敗的一種手段。其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涉嫌職務違法或職務犯罪的公職人員和其他涉嫌行賄犯罪或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

雖然在集中精力辦理“四川留置第一案”,但二室的全體同志,並沒有因此忽略對如何開展執紀監督工作進行探索和思考。

二室現在共9人,其中4人是這次轉隸過來的。莫紅說,人的融合,必然帶來思維的融合,“我們提倡好學和謙抑品格,提倡相互為師,真正做到紀法貫通。檢察官的證據思維,讓我們在調查取證的時候,更注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而室裡面老紀委同志的政治思維、全域思維,更是值得大家學習。”

莫紅認為,這次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將分散的反腐力量整合在一起了,但很多東西還在摸索、探索階段,“比如‘前臺’的執紀監督、與‘後臺’的審查調查,許可權的邊界在哪裡?執紀監督室和派駐紀檢組的許可權邊界在哪裡?怎麼樣才能既相互制約又能充分發揮各自所長、互為補充,實現工作合力,推進標本兼治,促進整個‘森林’的生態良好?全國都在探索。”莫紅總結為:中國在為全世界提供預防懲治腐敗的新模式,四川在為全國探索“四川模式”“四川經驗”。

主動思考,探索,實踐創新,是二室現在的工作主題。

比如對列席所聯繫部門和地區的民主生活會,二室的做法就讓人眼前一亮。“以前去列席民主生活會,有時候是例行公事,看一看、聽一聽,瞭解情況,忽視了民主生活會是黨內重要的政治生活,是對班子政治生態、紀律作風一次面對面的問診把脈。”

現在,所聯繫的地區或部門,召開民主生活會時,二室都要派精幹力量參加,並提出明確要求:去參加民主生活會的每個人,都必須帶著任務去,帶著問題回來,“不來虛的,而要做實做深,要實質化的東西,回來都要形成《存在問題和對策建議》。”

2月11日上午,省直某單位召開民生生活會,10名省管幹部全部到齊。孟濤代表省紀委監委,參加了這次民主生活會。

那次民主生活會,在一樓會議室進行。“按照省紀委和省委組織部的統一要求,我要到會進行督導、指導。”翻開筆記本,孟濤講述了當天的情形。

會議上午9時開始,下午3點結束,其間午飯後只休息了10分鐘。會議一共四個議程。第一是單位一把手代表班子,對上一年民主生活會上梳理問題和巡視組回饋的問題進行整改的情況通報;第二是代表班子進行本年度的自我批評、查擺問題;第三個議程是每個班子成員發言,找出存在問題、剖析原因、整改方向,然後班子成員之間開展互相批評;第四個議程是孟濤和省委組織部參會同志分別點評。

回來後,孟濤將這次民主生活會存在問題和對策建議,以書面形式報告了莫紅。

二室的同志,參加了20個黨組的民主生活會,回來都形成了報告;二室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一個總的書面報告,呈報委機關領導。

……

採訪結束,握手告別的時候,莫紅真誠向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表示:“監察體制改革後,監察機關許可權更大了。一方面請媒體對我們的執紀審查工作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希望媒體發揮‘放大鏡’作用,向我們提供我們還沒有看到、沒聽到、沒發現的違紀違法線索,進一步提升監督執紀的精准性。”

幹部有小毛病要及時“敲打”

唐鑫,與省監委是同一天生日。

2月2日,省監委掛牌成立。那天,剛好是唐鑫40歲生日,忙碌一天回到家,吃了家人準備的一個小蛋糕,就算是過了生日。

省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內部簡稱“四室”。

唐鑫是四室副主任。省紀委機關幹部流動大,他算是“老機關”了:2006年從眉山市紀委調上來,至今在省紀委已12個年頭。

和二室一樣,四室現在也是一個執紀監督室,聯繫成都、巴中,以及三廳(住建廳、國土廳、交通廳)、四局(地礦局等)、兩所高校等。上述地區和部門的日常監督,由四室負責;但涉及的相關案件查辦,四室不再負責,而由案管室來協調和統籌給其他負責審查調查的紀檢監察室。這就是此次我省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的一個重頭戲:執紀監督和審查調查分開。

對於執紀監督與審查調查分開,唐鑫的理解是:這是為了防止一個部門的權力過大、權力過於集中,加強對權力的制約監督,同時又便於集中精力抓好日常監督。“以前,紀檢監察室對所聯繫的地區和部門,既要負責對相關領導幹部的日常監督,又要負責重要案件的查辦。從線索處置到初核立案,都是一個室在辦,工作內容涵蓋了‘四種形態’的所有形態。聯繫久了,相互熟悉了,可能抹不開情面,不利於監督執紀。”

唐鑫說,現在執紀監督與審查調查分開,將過去一個紀檢監察室承擔的“全部流程”一分為二,由不同的室來分別承擔,“相互之間有協調、有配合,但更有相互的監督、相互的制約。”

談及如何進行日常監督,唐鑫認為:要熟悉所聯繫地區和部門的現狀,通過參加會議、重點談話、查閱資料、專項檢查、談話函詢、巡視成果利用等方式,發現問題,糾正偏差,掌握該地區或部門的政治生態。做到監督到位、監督到人,“幹部有小毛病,要及時‘敲打’,避免‘要麼是好幹部、要麼是‘階下囚’的情況出現。”

至於如何與檢察院轉隸過來的同志融合、磨合,唐鑫說:“我們相互取長補短,執紀監督方面,我們熟悉些,就給他們講解;法律法規方面,他們更熟悉,就向他們請教。你看,包括人員分佈,我們每個辦公室都是一樣的,一個原來紀委的、一個轉隸過來的,這樣更方便交流、溝通,方便相互學習。”

唐鑫的辦公室是710,四室的另一個副主任張旅在隔壁的712。

張旅畢業於川大電腦系,轉隸之前,是省檢察院反貪局綜合處副處長。“我1月28日到崗,上午搬東西、下午開會,第二天就有4個案卷到了手上,一來事情就多。”

雖然到省監委不久,但張旅感受深刻,甚至有時有些緊張。“在反貪局,更多的是從法律角度思考問題,考慮違法不違法;到了監委,時刻要注意到,是否還違紀了。”“我們以前用的是法律術語,現在,要用紀言紀語。”

自學、室裡面集體學、委機關組織大培訓,短短時間內,張旅做了很多的學習筆記,業務已經上手。“開展日常監督,重點是要把握被監督單位的政治生態情況,突出‘關鍵少數’。監督方式多種多樣,其中,談話函詢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函詢,就是接到問題線索後,我們去函,要求被反映人用書面形式、把情況說清楚;函詢後,我們要抽查。領導幹部存在的問題,雖不構成違紀但造成不良影響,或構成違紀但按照有關規定可免予黨紀政務處分的,可以對其誡勉,誡勉分談話和書面方式。”

在張旅看來,以前反貪業務相對單純些,主要是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偵查方面知識,以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個別疑難問題請示等;“現在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每天都感覺時間不夠用。”“我剛來,要學中幹、幹中學。”

四室是一個有著優良傳統的先進集體:2013年到2017年,連續被省紀委機關評為先進集體;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為“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2017年被評為全省紀檢監察系統先進集體。

無論唐鑫還是張旅,都表示要把這種榮譽繼續保持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團結、就是努力工作。”

舍小家顧大家保持戰鬥姿態

十一室現在有10個人,一半來自檢察院轉隸人員。主任是省檢察院原反貪局副局長任會龍。

與二室、四室不同的是,十一室是審查調查部門,不負責日常監督職責,完全專職於辦案。副主任曾毅說,不聯繫地區和部門,不接觸地方幹部,“這樣的好處是所有精力用在辦案上。”

曾毅也是“老紀委”。畢業於法律專業的他,2003年進入省紀委,已有15個年頭,大部分時間在辦案片區工作。“其實,紀委並不神秘,也是一個依紀依法的機關。唯一的特殊性,在於政治性非常強。”

“你們都怎麼辦案?”

曾毅笑了笑,非常肯定地回答:都是文明辦案。“連續談話不能超過6個小時,談話不能過夜,要保證對象的正常休息。”“帶物件到留置場所去談話,可以讓對方有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反思、對照、檢查。”“全程要同步錄音錄影,證據要閉合。”

每次辦案,曾毅和專案組所有人,都著正裝、佩戴黨徽;交談的語言,也都注意規範,以“同志”相稱。

黨的十八大以後,曾毅辦案,大都增加了一個環節:調出對象的入黨申請書,面對黨旗,重溫入黨誓詞。“這個模式很好,物件觸動很大,很多物件聲淚俱下。”

但這種方法不是對所有物件都管用,有的還需要其他方式輔助,才能達到觸動心靈的效果。

“有個對象,部隊復員後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違紀違法了,卻對組織調查死扛。”曾毅週邊調查時得知,這個物件,對自己當兵時的老連長很尊敬。“老連長轉業到了廣東,我們就想法找到了這個老連長,給他打電話說,您當年的一個兵現在犯了錯誤,您可不可以錄個視頻?促使他有個好的態度、坦白從寬。老連長回答說,視頻不用錄了,我寫一封信,你們轉給他看。老連長的這封信,效果很好,打動了他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曾毅感受很真切:“完全和他講大道理,對有的人不一定有用。他敬重的老師、戰友,關係好的同學、敬佩的老領導……有時起的作用很大。”曾毅講,紀委監委辦案,在證據支撐的基礎上,講究三個效果,政治效果和紀法效果、社會效果,三者統一。”

曾毅說:“上了案子,很多時候就住在留置點,哪怕家就在同一個城市,也沒法回去,有時甚至長達一二十天、一兩個月。”

說到這裡,曾毅話鋒一轉:“案子辦不好,就會辜負百姓、辜負舉報人、辜負社會。因此,我們必須舍小家顧大家,保持戰鬥狀態,不放過一個腐敗分子!”

作為省監委成立後的第一批專職辦案幹部,曾毅和同事們有強烈的“本領恐慌”。“職務犯罪涉及的幾十種罪名,怎麼認定,利益輸送與貪污受賄有哪些不同,怎麼才能挖出隱藏很深的背後利益鏈條……對我們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但曾毅和同事們是有信心的。

省監委成立後,把四川反腐的拳頭攥在一起了,“違紀違法了,你是肯定無路可逃的。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早晚是要落網的。”

“遵紀守法,才是唯一正途。”曾毅說。

三句話“打垮”違紀者

十四室的主任苟紅兵,戴著眼鏡,看上去溫文爾雅、文質彬彬,說話輕言細語,習慣不時扶一下眼鏡,很像一個教書先生,完全看不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辦案能手。

在巴中市檢察院時,曾先後兩次被抽調到專案組,因表現優秀,2005年四川省檢察院給他記個人一等功。

2008年,苟紅兵調入四川省紀委,先後在案管室、一室、二室、五室、三室工作過,今年2月省監委掛牌成立,苟紅兵到了十四室。

這麼多年,苟紅兵遇到的辦案物件,形形色色,有和辦案人員直接“對沖”叫板的、囂張的,也有非常頑固的,甚至還有“低調的高傲者”。但最終都被他“拿下”。

與辦案物件接觸之前,苟紅兵會對他進行全方位的分析,看他是哪一類型的人,從而制定不同的方案。

有一個審查物件廳級幹部李某,曾在多個重要崗位擔任領導職務。苟紅兵分析:此人心理承受力、抗干擾能力、反偵查力很強。內審組要面對面與他談話,“談得好,案件可能就突破了;否則,就會僵持在那裡,動不了。”

良思許久,苟紅兵制定了一個看似“簡單”的談話方案。“我精心設置了三個問題。表面看來,也就三句話。第一句話:這麼些年了,你聽沒聽說過省紀委無辜冤枉過一個幹部?李某回答問題很謹慎,想了半天,回答說:確實沒有。第二句話:對你這種身份的人,省紀委如果沒有過硬證據,會不會動你?李某猶豫了半天,回答說,應該不會。第三句話:你認為你的案子會不會成為省紀委辦理的第一個錯案?對於這個問題,李某沉默良久,才艱難地答道,應該不會。

苟紅兵說,這三個問題,主線其實都是一個:“你有沒有問題?他的回答,恰恰印證了自己有問題。那到底是什麼問題?你自己說清楚。其實,三個問題問出去、答回來,李某就被‘打垮’了。前後也就一個小時。”

李某後來承認:“完全沒有想到談話的這個同志,會從這個角度問。我自己想了很多種提問方式、提問內容,都沒用上,全被打亂了。”

苟紅兵遭遇的“低調的高傲者”,是某國有金融機構的老總。調查期間,因受賄人逃匿境外,此人完全不配合調查,苟紅兵奉命去的時候,已經有4個工作組鎩羽而歸。這個人在留置場所裡面,每天堅持練俯臥撐。苟紅兵去和他談話時,他看似無意地問苟紅兵:“你知道我一次可以做多少個俯臥撐嗎?”

其實在去談話之前,苟紅兵已經瞭解了這個老總的很多細節,包括一次可以做280多個俯臥撐。“但我當時裝作不知道,說天哪!280多!並露出很欽佩的表情。我知道他問我這個問題,是在向我傳遞一個資訊:‘我意志力非常堅強!你別想打垮我!’從俯臥撐開始,我繞開正題,聊一些與案件完全無關的話題,到後來,就完全聽他講怎麼艱辛創業的,怎麼成功運作一個國內著名品牌上市,並不時向他請教股票的專業知識,讓他逐漸放鬆警戒。當我發現他侃侃而談、徹底解除心理防備時,我突然‘不經意’地說了一句,你年薪這麼高,為什麼還要去收那320萬元呢?那一瞬間,他神色暗了下來,脫口而出,‘我也不曉得是咋個回事就收了。’然後一聲歎息。等回過神來,他盯著我,盯著我很久,頭上冒汗……經過激烈思想鬥爭後,他承認了這個事實,案子由此突破。”

紀委監委如何規範辦案,苟紅兵談了一個細節:“談話的時候,我們要求被調查人講規矩,我們自己也講規矩,比如談話時,我要求我們自己的人,要坐得端莊;同時要求物件也要端正地坐,雙手放膝蓋上,不准半躺著、不准蹺二郎腿、不准手撐在桌面上。這也是一種加壓,要讓他明白自己角色變了,不再是當初那個在臺上發號施令的人了。”這些,都是多年的辦案實踐和經驗積累起來的。

在苟紅兵看來,談話不是辦案的唯一手段,監察體制改革後,明確了監察委員會可以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12項監察措施。總之,查辦案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懲戒與教育相結合,寬嚴相濟。既嚴厲懲處極少數,又教育警示大多數,每個案件都要辦成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

“你辦了這麼多大案要案,有沒有受到過威脅?”苟紅兵說:“接到過,但真的沒放心上。我回答都是:你隨便。”

十四室現在10個人,5名紀委的、5名檢察院轉隸過來的。“合署辦公之後,雙方都要及時、儘快轉換角色,合心合力,要有全新的工作面貌。”

十四室現在很忙,“以前紀委有線索沒辦完,著手查;檢方也有沒辦完的案子,也要繼續辦。”

對於這些年的立功和精彩案件,苟紅兵反復強調:都是組織的榮譽,我個人只不過做了該做的工作而已。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曹笑攝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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