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科學與文化之辯到“兩種文化”的提出
19世紀80年代的英國， 赫胥黎與阿諾德展開了“科學與文化”的辯論；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 張君勱與丁文江掀起了著名的“科玄之爭”。 知識體系中兩種認識論、兩種價值判斷的分流所造成兩個陣營的對壘其來有自， 但這個問題的討論框架， 直到1959年英國科學家、小說家C.P.斯諾在劍橋大學發表的一場演講之後才變得清晰起來。 斯諾在他的演講中提出了一個概念——“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 用以描述存在于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文化割裂， 即後來所謂的“斯諾命題”， 從此在全球政治、經濟、生態等各個領域開啟了一場內涵廣泛、曠日持久的思想論戰。
今天“科學傳播人”就帶大家一起來回顧C.P.斯諾（Charles Percy Snow）的《兩種文化》， 重溫50多年前他在英國劍橋大學講堂上的風采。
內容簡介
本書英文原版是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年的經典版（canto edition）， 中文版由陳克艱、秦小虎翻譯，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出版。 書中收錄了C.P.斯諾的兩篇演講， 第一篇是斯諾1959年在劍橋大學的裡德演講（the Rede Lecture,劍橋大學自16世紀開始的講座系列活動， 中文又譯“瑞德講壇”）， 這個演講又名《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 在這裡他提出“兩種文化”並作了闡釋；另一篇是1963年的《再看兩種文化》， 在這裡他重新檢視這個概念並對一些爭論作了回應。 另外， 本書在斯諾的兩篇演講之前還配有英國劍橋大學英語文學和思想史（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教授斯蒂芬·寇里尼（Stefan Collini）的《導言》。
《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開門見山地指出， 因為科學家兼作家雙重身份的便利， 斯諾觀察到文學知識份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與科學家兩個群體之間的隔閡：文學知識份子鄙夷科學家的樂觀主義， 而科學家不齒文學知識份子政治上的愚蠢與邪惡（一些科學家將德國納粹主義歸因於浪漫主義的文學傳統）。 這兩個群體因其各自內部的共同態度、共同行為標準和模式等的不同， 形成分屬兩極的文化，
文章接下來將兩種文化存在的主要原因歸結到對工業革命的價值判斷上。 斯諾指出文學知識份子是天然的盧德派（英國19世紀初那些參與用搗毀機器等手段反對企業主的自發工人運動團體），
想要作出改變就得從教育入手。 當然， 斯諾並不認為教育可以解決全部問題， 但他指出教育是解決所有問題的第一步。 斯諾對比了美國、蘇聯的教育模式，
4年之後， 斯諾發表演講《再看兩種文化》， 重新檢視了“兩種文化”的概念。 他指出， 文化一詞不僅指智力和思維的發展， 而且可以在人類學的意義上指稱“生活在同樣環境中、並由相同的習慣、相同的信仰和相同的生活方式聯繫起來的一群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區分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才是更有力的。 至於數量詞“兩種”， 雖然二元對立的思維是有缺陷的， 但過分精細的分類並不能更加接近真實， “二”既簡化了文化結構， 又保全了某種隱喻， 仍然可以被看作一種合理的表達方式。 當然， 斯諾也提到了以社會歷史學家（social historians）為代表的知識份子， 他們在研究問題和方法上內化了科學文化，但是說這已形成“第三種文化”（a third culture）為時尚早。
另外，這篇文章花費了大量篇幅在對個人條件和社會條件的講解上，疏通了從“科學革命”到“富國和窮國”的論述邏輯。斯諾指出，從個人來看，孤獨和無力的悲劇色彩是濃重的，但“一個人還關注他自身之外的其他生命，並且註定要通過愛、感情、忠誠或責任與之發生聯繫”（P64）。當一個人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其他人沒有時，鄙視這種需要是不人道的。“科學革命是絕大多數人獲得基本要求（健康、不挨餓、兒童能得以生存）的唯一方法”（P67），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加強科學傳播來儘快彌合文化割裂、促成科學革命改變世界的原因之一。
最後，我們說回到斯蒂芬·寇里尼的《導言》。這篇力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兩種文化”的豐富材料，並將這個問題放置于歷史長河與當下實踐中進行考察，肯定了斯諾的創見，又為我們提供了批判的工具。尤其是斯蒂芬·寇里尼提到了另一種危險：自從斯諾以來，感歎公眾人物和人文學者缺乏科學知識的聲音不絕於耳，但是科學家在歷史和哲學上的無知不同樣很嚴重嗎？他進而言之，沒有跡象表明管理者和普通大眾對人文學術中的智力活動本性的瞭解，比對科學活動的瞭解多一些。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大眾語言，由於其對不可表達的品質認定（non-demonstrable judgements of quality）的高度懷疑，和對不可量化的價值判斷（non-quantifiable assertions of value）的強烈排斥，事實上比較容易認可自然科學裡的基礎研究，因為它們給出了醫學、工業等等方面應用的承諾，而不容易認可人文學術上的所謂“探索”，因為它們所能提供的，充其量也是不中用的東西。專家不屑與大眾交流這種情況，在接近21世紀之際，將會對人文學術造成比對自然科學更為嚴重的損害。
作者/譯者簡介
C.P.斯諾（1905—1980），英國科學家、小說家。1930年于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劍橋大學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和管理工作，並同時進行文學創作，著有《船帆下的死亡》（Death under Sail）、《陌生人和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等，逐漸成為公眾人物。他提出的“兩種文化”論引發了廣泛討論，並為他贏得巨大聲望。1964年，他出任英國技術部二把手，並擔任向上議院報告技術問題的政府發言人。
陳克艱，1949年生於上海，1981年獲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碩士學位，先後供職于華東師範大學自然科學史所、上海社會科學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和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主要從事科學哲學、邏輯、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上帝怎樣擲骰子》、《數學逍遙遊》等，譯有《兩種文化》、《科學與藝術中的結構》等。
學者評論
在斯諾和他以前的西方世界,科學、民主與現代性被認為是伴隨著工業文明而來的共生物,科學家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必然導致社會進步抱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另一方面,被稱為“波希米亞人(Bhoemians)”的人文知識份子從一開始就對資本主義文明抱著抵制和批判的態度,這種文化上的尖銳衝突在英國歷史上浪漫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爭論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浩劫,促使西方人文知識份子對“科學進步論”這一主題進行深刻的反省,並將這種思考與工業社會對人的異化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又使得科學家更多地依賴權力和金錢,也有了更多地介入國家決策的機會……就整體而言,人文學者和科學家的基本政治立場在斯諾時代的前後互為鏡像。說白了,一向與推動社會變革的政治力量結盟的科學家越來越成為權力與資本的附庸，而混雜了貴族血脈與自由市民精神的人文知識份子則開始扮演社會批判的主角。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劉鈍
如果舊事重提,那麼當年圍繞著斯諾的演講所發生的一系列爭論,比如“斯諾—利維斯之爭”,在今天看來也將呈現出新的意義。十多年來,國內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的人士也沒有少談“兩種文化”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科學和人文,這兩種文化不僅沒有在事實上相親相愛,反而在觀念上漸行漸遠。而且有很多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一種文化正在日益侵淩于另一種文化之上……中國的兩種文化的總體狀況比較複雜:一是科學作為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巨大差異,科玄論戰的矛盾基礎依然存在；二是中國的科學基礎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學主義卻已經經常在社會話語中佔據不適當的地位；三是科學及技術尚未發揮足夠的作用,但是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如環境問題等)卻已經出現。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前院長 江曉原
精彩書摘
我相信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生活日益被分化成兩極群體……在這兩極群體中，一極是文學知識份子，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趁別人不注意時，就將自己稱為“知識份子”，好像沒有其他人可稱為“知識份子”似的……而另一極是科學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在這兩極之間是一條充滿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特別是在年輕人中）是敵意和不喜歡，但大多數是由於缺乏瞭解。他們互相對對方存有偏見。他們的態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即使在情感層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處。
非科學家（non-scientists）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學家是膚淺的樂觀主義者，他們不知道人類的狀況。而在另一方面，科學家認為文學知識份子完全缺乏遠見，尤其是不關心他們的同胞，在深層次上是反知識的，並且極力想把藝術和思想限制在有限的時空……絕大多數想法是源於相互的不瞭解 ，而這是很危險的……
兩種主題、兩種學科、兩種文化——或者更廣泛地說兩種星系的衝突應該能產生創造性的機會。在人類思維活動的歷史上，一些突破正是來源於這種衝突。現在這種機會又來了，但是它們卻好像處於真空中，因為兩種文化中的人不能相互交流。20世紀的科學很少有被吸收進20世紀的藝術中的，這是令人不解的。我們過去常常會看到詩人有意識地使用科學術語，不過卻用錯了……當然，科學並不是以這種方式給藝術帶來好處的，它必須作為整個思維經驗的一部分被吸收進去，並且被自然地使用……
所有的箭頭都指向同一條道路。彌合我們文化之間的差距在最抽象的知識意義上是必需的，在最現實的意義上也是這樣。當這兩種意義各自分開時，那麼沒有一個社會能理智地思考……
說到第三種文化已經存在可能為時尚早。但我現在確信它將到來。當它來的時候，一些交流困難將最終被軟化，因為這一文化為了能發揮作用必須要說科學術語。然後，如我所說，這場爭論的焦點將轉向對我們所有人更有利的方向。
有跡象表明這正在發生。一些社會歷史學家既同科學家保持著友好關係，又感到有必要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文學知識份子，或者更準確地說，轉向文學文化的表現。像“有機共同體”、前工業社會的性質和科學革命這樣的概念，在過去10年的知識啟發下，正在被人們使用。這些新的研究對我們的智力健全和道德健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魯陽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楊虹豔
他們在研究問題和方法上內化了科學文化，但是說這已形成“第三種文化”（a third culture）為時尚早。另外，這篇文章花費了大量篇幅在對個人條件和社會條件的講解上，疏通了從“科學革命”到“富國和窮國”的論述邏輯。斯諾指出，從個人來看，孤獨和無力的悲劇色彩是濃重的，但“一個人還關注他自身之外的其他生命，並且註定要通過愛、感情、忠誠或責任與之發生聯繫”（P64）。當一個人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其他人沒有時，鄙視這種需要是不人道的。“科學革命是絕大多數人獲得基本要求（健康、不挨餓、兒童能得以生存）的唯一方法”（P67），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加強科學傳播來儘快彌合文化割裂、促成科學革命改變世界的原因之一。
最後，我們說回到斯蒂芬·寇里尼的《導言》。這篇力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兩種文化”的豐富材料，並將這個問題放置于歷史長河與當下實踐中進行考察，肯定了斯諾的創見，又為我們提供了批判的工具。尤其是斯蒂芬·寇里尼提到了另一種危險：自從斯諾以來，感歎公眾人物和人文學者缺乏科學知識的聲音不絕於耳，但是科學家在歷史和哲學上的無知不同樣很嚴重嗎？他進而言之，沒有跡象表明管理者和普通大眾對人文學術中的智力活動本性的瞭解，比對科學活動的瞭解多一些。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實用主義大眾語言，由於其對不可表達的品質認定（non-demonstrable judgements of quality）的高度懷疑，和對不可量化的價值判斷（non-quantifiable assertions of value）的強烈排斥，事實上比較容易認可自然科學裡的基礎研究，因為它們給出了醫學、工業等等方面應用的承諾，而不容易認可人文學術上的所謂“探索”，因為它們所能提供的，充其量也是不中用的東西。專家不屑與大眾交流這種情況，在接近21世紀之際，將會對人文學術造成比對自然科學更為嚴重的損害。
作者/譯者簡介
C.P.斯諾（1905—1980），英國科學家、小說家。1930年于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劍橋大學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和管理工作，並同時進行文學創作，著有《船帆下的死亡》（Death under Sail）、《陌生人和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等，逐漸成為公眾人物。他提出的“兩種文化”論引發了廣泛討論，並為他贏得巨大聲望。1964年，他出任英國技術部二把手，並擔任向上議院報告技術問題的政府發言人。
陳克艱，1949年生於上海，1981年獲華東師範大學數學碩士學位，先後供職于華東師範大學自然科學史所、上海社會科學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和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主要從事科學哲學、邏輯、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上帝怎樣擲骰子》、《數學逍遙遊》等，譯有《兩種文化》、《科學與藝術中的結構》等。
學者評論
在斯諾和他以前的西方世界,科學、民主與現代性被認為是伴隨著工業文明而來的共生物,科學家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必然導致社會進步抱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另一方面,被稱為“波希米亞人(Bhoemians)”的人文知識份子從一開始就對資本主義文明抱著抵制和批判的態度,這種文化上的尖銳衝突在英國歷史上浪漫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爭論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浩劫,促使西方人文知識份子對“科學進步論”這一主題進行深刻的反省,並將這種思考與工業社會對人的異化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又使得科學家更多地依賴權力和金錢,也有了更多地介入國家決策的機會……就整體而言,人文學者和科學家的基本政治立場在斯諾時代的前後互為鏡像。說白了,一向與推動社會變革的政治力量結盟的科學家越來越成為權力與資本的附庸，而混雜了貴族血脈與自由市民精神的人文知識份子則開始扮演社會批判的主角。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劉鈍
如果舊事重提,那麼當年圍繞著斯諾的演講所發生的一系列爭論,比如“斯諾—利維斯之爭”,在今天看來也將呈現出新的意義。十多年來,國內的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的人士也沒有少談“兩種文化”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科學和人文,這兩種文化不僅沒有在事實上相親相愛,反而在觀念上漸行漸遠。而且有很多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一種文化正在日益侵淩于另一種文化之上……中國的兩種文化的總體狀況比較複雜:一是科學作為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巨大差異,科玄論戰的矛盾基礎依然存在；二是中國的科學基礎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學主義卻已經經常在社會話語中佔據不適當的地位；三是科學及技術尚未發揮足夠的作用,但是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如環境問題等)卻已經出現。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前院長 江曉原
精彩書摘
我相信整個西方社會的知識生活日益被分化成兩極群體……在這兩極群體中，一極是文學知識份子，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趁別人不注意時，就將自己稱為“知識份子”，好像沒有其他人可稱為“知識份子”似的……而另一極是科學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在這兩極之間是一條充滿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特別是在年輕人中）是敵意和不喜歡，但大多數是由於缺乏瞭解。他們互相對對方存有偏見。他們的態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即使在情感層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處。
非科學家（non-scientists）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學家是膚淺的樂觀主義者，他們不知道人類的狀況。而在另一方面，科學家認為文學知識份子完全缺乏遠見，尤其是不關心他們的同胞，在深層次上是反知識的，並且極力想把藝術和思想限制在有限的時空……絕大多數想法是源於相互的不瞭解 ，而這是很危險的……
兩種主題、兩種學科、兩種文化——或者更廣泛地說兩種星系的衝突應該能產生創造性的機會。在人類思維活動的歷史上，一些突破正是來源於這種衝突。現在這種機會又來了，但是它們卻好像處於真空中，因為兩種文化中的人不能相互交流。20世紀的科學很少有被吸收進20世紀的藝術中的，這是令人不解的。我們過去常常會看到詩人有意識地使用科學術語，不過卻用錯了……當然，科學並不是以這種方式給藝術帶來好處的，它必須作為整個思維經驗的一部分被吸收進去，並且被自然地使用……
所有的箭頭都指向同一條道路。彌合我們文化之間的差距在最抽象的知識意義上是必需的，在最現實的意義上也是這樣。當這兩種意義各自分開時，那麼沒有一個社會能理智地思考……
說到第三種文化已經存在可能為時尚早。但我現在確信它將到來。當它來的時候，一些交流困難將最終被軟化，因為這一文化為了能發揮作用必須要說科學術語。然後，如我所說，這場爭論的焦點將轉向對我們所有人更有利的方向。
有跡象表明這正在發生。一些社會歷史學家既同科學家保持著友好關係，又感到有必要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文學知識份子，或者更準確地說，轉向文學文化的表現。像“有機共同體”、前工業社會的性質和科學革命這樣的概念，在過去10年的知識啟發下，正在被人們使用。這些新的研究對我們的智力健全和道德健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作者 |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張魯陽
審閱 | 金兼斌、江蘇佳
編輯 | 楊虹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