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前期做得還是很不錯的， 對於皇權地掌控、糧食作物地耕種推廣、“康熙德政”——永不加賦真正地被付諸實際、對貪污問題地抑制、中國的統一等都很得當。 當時， 包括“文字獄”在內的許多問題也很多， 但總體上， 清朝地“合法性”問題已經毫無任何疑問， 根本不像今天某些人說的那樣。 當時的中國人， 對這一問題幾乎沒有反對。 當然， 也有一些死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存在， 但這類人什麼時代都會有。
如果， 清朝真的那麼不堪， 他滅國的時候也不會沒有像中國歷史改朝換代那樣極端。 這就是證明。
（1）乾隆中後期隨著問題積累，
然而， 隨著時間的推展， 問題就出來了。 終於相繼爆發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山東王倫起義、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肅蘇十四起義、乾隆五十一（1786年）年的臺灣林爽文起義等。
特別是發端於乾隆末年的白蓮教起義， 幾乎影響了全中國， 對清廷的統治產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威脅。
而對民生、吏治等問題， 乾隆並沒有真正地自省， 只是躺在自我良好的感覺中。 乾隆帝的吏治在頂層制度設計上出了問題——養廉銀沒有擴充到京官層面、皇權“集權”化沒有制衡力量——人即法的人治問題。
（2）乾隆中後期的吏治腐敗問題無法改變
人口增多， 賦稅卻不增加， 顯然政府的工資獎金就無法發出來， 這也是清廷繼續施行明“低薪”的原因之一。
乾隆時期， 官員腐敗眾多的原因也是制度給逼的， 你如果不腐敗的話， 就沒有辦法生存。
康熙活著的時候就曾經針對人口增加後的財政問題提出過解決辦法：要靠搞活經濟來增加工商稅收來解決問題。
雖然， 總體上這是對的。 但問題又來了， 農業作為封建社會的根基是不能動的。 這可麻煩了， 要靠增加手工業、商業、採礦業、運輸業等， 這又必然會動搖靠天吃飯的農業， 這完全是對立的！
就在這種對立中， 問題總是時好時壞地解決著。
正是因為上述根本原因， 乾隆朝的經濟政策無論多麼好、多麼巧妙， 它始終都沒有超脫漢、唐、宋、明的經濟政策範疇， 在眼界上落後于宋和晚明。
這是整個封建社會的宿命， 他作為個人無法躲避。
英國靠革命弄出個君主立憲；
法國靠砍掉國王的腦袋弄出個資本主義強國；
美國靠造反、背棄母國——英國而出個資本主義列強；
而放眼世界， 文明古國幾乎沒有靠自己自主轉型成功的，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封建帝王權術高潮、傳統文化的強大、科技的不發達等等。
再說個簡單的問題， 有多少人會在最富有的時候， 主動去改革？都是是在困難的時候才會想去改變。 每個人都是如此， 既然你自己都是如此， 為何要強求古人？
在封建社會， 乾隆算不錯了。 其實， 乾隆拒絕英國通商的理由很充分：做慣了國家海盜的英國到處殺人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