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作已經統治我們的生活長達幾個世紀之久了， 如今這個現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 但新一代的思想家們堅持認為，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工作是現代世界的主人。 對大多數人來說， 無法想像沒有工作的社會會是什麼樣子。 在近代歷史上， 工作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徹底地主導和滲透到了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中， 尤其在英國和美國更是如此。 對就業能力的癡迷貫穿於整個教育系統中。 即使是靠領取救濟金生活的嚴重傷殘人士也被要求必須是求職者。 公司裡的超級明星們會炫耀自己被填得滿滿的工作日程。
在所有這些相互強化的方式中， 工作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的影響越來越深刻， 並擠出其他因素的影響。 正如Joanna Biggs在《All Day Long: A Portrait of Britain at Work》這本書中所寫的那樣：“在宗教、黨派政治和社會團體消失的時候， 工作是我們賦予生活意義的方式。 ”
但是對於越來越多的人而言， 工作在越來越多的方面其實並沒有發揮作用。
作為一種生存和繁榮的來源， 現在的工作對於整個社會階層來說是不夠的。 在英國， 近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約有800萬人）都生活在工薪家庭中。 在美國， 平均工資水準已經停滯了半個世紀之久。
作為社會流動性和自我價值的來源， 工作甚至沒能讓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獲得成功。 據官方統計資料， 在2017年， 有一半的英國大學畢業生從事的是那些非大學畢業生就能勝任的職位。 “在美國， 20多歲和30多歲的人對工作的信念正在崩塌， 他們已經不指望工作能提升自己滿意度或是指望工作能促進社會進步。
工作開始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更多的零時工或短期合同工；更多收入不穩定的個體戶；對那些擁有實際工作的的人的公司進行更多的“重組”。 作為可持續消費繁榮和大規模住房擁有率的源泉（這是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西方主流經濟政策帶來的主要成果）， 工作如今在我們面臨的債務和住房危機面前已經名譽掃地了。 對很多人來說， 不僅僅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 工作在經濟上的重要性還沒有繼承財產或者擁有一套房子重要。
不管你是整天都盯著螢幕， 還是在銷售那些薪資水準過低的人買不起的商品，
這一觀點似乎有點主觀的和粗糙， 但卻不斷得到經濟資料的驗證。 儘管公司在不斷地衡量員工的表現， 同時在不斷強化工作， 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工作變越來越難以忍受， 但是員工生產力或者說每小時所產出的價值的增速在所有發達國家中都在放緩。
毫無疑問， 工作越來越被視為是對健康有害的：“壓力，
工作存在嚴重的分佈不均的問題。 人們要麼工作量太多， 要麼工作量太少， 或在同一個月時間裡有時工作量太多有時工作量太少。 遠離我們不可預測的、消耗一切的工作場所， 很多重要的人類活動慢慢被忽視了。 工人們缺乏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照顧家裡的孩子或者年邁的親人。 “工作的危機也是家庭的危機。 ”社會學家 Helen Hester和Nick Srnicek在去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說道。 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和老齡化的加劇， 這種人類對包括照顧家庭在內的很多重要活動的忽視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嚴重。
最終，除了上述說到的所有這些問題和障礙外，現在大家最常討論的、對工作存亡威脅最大的因素是：自動化和環境問題。最近的一項預測表明，在未來的20年裡，人工智慧將取代所有人類工作崗位數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其他預測者則懷疑，在一個不斷變暖的星球上，工作是否能以目前的有毒形式繼續存在還是一個未知數。
就像一個擴張過度的帝國一樣，工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加家強大，同時也更加脆弱。我們都知道工作所存在的問題是成倍增加的，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的。現在是時候考慮另一種選擇了嗎？
（二）
我們的工作文化是聲稱它所存在的缺點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然存在，從而來掩蓋工作存在的缺點。正如保守黨議員Nick Boles在他的新書《Square Deal》中所說的那樣：“人類天生就是工作的。” 這是我們大多數人長期以來已經內化的一個觀點。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個觀點的。一些人已經斷斷續續地表達過將世界從工作中全部或部分解放出來的觀點，但是只要現代資本主義繼續存在，這點觀點就會一直被嘲笑和壓制。在未來的願景中，關於工作更少的承諾一直是非常顯著的。1845年，卡爾·馬克思寫道：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工人們可以從單調乏味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到那時，他們可以早上打獵，下午捕魚，晚上蓄養牲畜，晚飯後從事批判。” 1884年，社會主義者William Morris曾這樣暢想：未來的工廠是非常漂亮的，工廠周圍都是花園，供工人休閒放鬆，員工們每天只工作4個小時。
1930年，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曾預測，到21世紀初，科技的進步將會將人類帶往一個休閒和富足的時代，到那時，人們可以每週只工作15個小時。在1980年，隨著被機器人替代的工廠工人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和經濟理論家André Gorz表示：“廢除工作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過程，在未來幾十年裡，廢除工作的方式將成為一個核心的政治議題。”
自2010年以來，隨著美國和英國的工作危機變得越來越不可避免，這些異端思想被重新發掘出來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一些更微妙的書籍開始進一步闡述Graeber提出的關於很多工作都是扯淡的工作這樣的爭論，他們創造了一種快速增長的文學形態，將工作視為一種意識形態，有時會打上“工作主義”的標籤，他們開始探索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工作。一場新的反工作運動已經悄然成形。
Graeber、Hester、Srnicek、Hunnicutt、Fleming和很多其他人是一個鬆散的、跨越大西洋的思想家網路的成員，他們為西方經濟、社會和貧窮國家構想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他們認為，在未來，工作危機、機器人給工作帶來的危機和氣候變化將會變得變得更加嚴重。他們將這種未來稱為“後工作時代“。
有些作家認為，這樣的未來必須包含一個由國家支付給每個工作年齡的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這是目前關於後工作時代的一個最引人注目和最備受爭議的一個觀點），這樣一來，當自動化時代到來後，他們依然能夠生存下去。還有一些人認為，關於UBI的可承受性和道德性的爭論會分散人們對更大問題的注意力。
後工作時代雖然聽起來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短語，但它提供了巨大的誘人承諾：一種工作量非常少甚至沒有工作的生活，一種更平和、更平等、更具公有性、更愉快、更周到、更有政治參與感、更有成就感的生活。簡而言之，在後工作時代，人類的很多經驗將會被徹底改變。
對很多人來說，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古怪和愚蠢的樂觀，而且很可能是不道德的。但是後工作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現在是現實主義者。“要麼是自動化，要麼是環境，要麼是兩者的結合將迫使社會對工作的看法發生改變。那麼，我們是烏托邦主義者嗎？或者烏托邦主義者是那些認為工作將會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的人嗎？” 激進的威爾士學者David Frayne這樣說道，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The Refusal of Work》是有關後工作時代的最具說服力的作品之一。
（三）
關於後工作的最佳論點之一是，與傳統觀點相反，工作意識形態既不是自然產生的，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我們所知道的工作是一個最近的構造。” Hunnicutt說道。和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Hunnicutt認為我們的工作文化的基石來自於16世紀的新教主義，新教教義認為只有努力勞動才能通向美好的來世；來自於19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它需要有紀律的工人和富有動力的企業家；同時來自於20世紀對消費品和自我實現的渴望。
“從這一連串的現象中誕生的現代職業道德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在那之前，工作在所有文化裡都被作為一種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作為目的本身。” Hunnicutt說道。從古代希臘到農業社會，工作要麼是被外包給別人的（通常外包給奴隸），要麼就是一件應該儘快完成的事情，這樣才能享受生活中的其它東西。
即使建立了新的工作道德規範，工作模式依然在不斷變化，並不斷受到挑戰。在1800年至1900年之間，西方國家平均每週的工作時間從80小時減少到了60小時。從1900年到20世紀70年代，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進一步穩步減少，美國和英國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已將減少至40個小時。工會施加的壓力、技術變革、開明的雇主和政府立法，所有這些都逐漸對工作的主導地位造成了衝擊。
有時，經濟衝擊會加速了這一過程。在1974年的英國，面臨國際石油危機和礦工罷工導致的長期能源短缺，Edward Heath的保守黨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每週工作3天的工作制。這種工作制持續了兩個月時間，在這兩個月時間裡，人們的非工作生活擴大了。在這段時間裡，高爾夫球場的生意越來越繁忙，而漁具店的銷售額也出現了大幅增長。收聽深夜BBC電臺節目的聽眾增加了兩倍。一些男人也開始做更多的家務活：科爾賈斯特晚報採訪了一名年輕的已婚印刷工人，他已經承包了家裡的所有家務活。就連《每日郵報》的報導內容也放鬆了，一位專欄作家建議家長們在孩子們在學校的五天時間裡嘗試過更多的性生活。
英國的這個政策並沒有持續下去。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關於重新定義工作或完全逃避工作的想法開始在歐洲和美國變得非常常見：從企業戶外拓展到反主流文化再到學術界，一種新的學科開始建立：休閒學，對體育和旅遊等娛樂活動的研究。
1979年，當時著名的美國記者Bernard Lefkowitz出版了一本名為《Breaktime: Living Without Work in a Nine to Five World》的書，這本書是基於對100位放棄工作的人的採訪內容創作出來的。他採訪過一名之前主要從事修補船屋的建築師；也採訪過之前擔任過記者的人，現在自己做番茄罐頭，沒事會聽很多歌劇；他還採訪過一名曾做過清潔工的人，他現在非常享受日光浴，並在陽光甲板上俯瞰太平洋。許多被採訪者都生活在加州，儘管他們的生活充滿了困惑和懷疑，但他們在放棄工作後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完整性”和“體驗開放性”這種全新的感受。
到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有可能相信，工作至上的時代可能會在相對更舒適的西方國家走向終結。節省勞動力的電腦技術首次得到廣泛應用。頻繁的罷工讓傳統的工作制度被不斷打斷並受到挑戰。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工資已經足夠高了，這使得縮短工作時間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但是到了這時，工作的意識形態被再次強加進來。在80年代，積極支援企業的瑪格麗特·柴契爾和羅奈爾得·雷根政府加強了雇主的權力，並開始利用削減福利和道德修辭的方法為沒有工作的人創造了一個更加嚴酷的環境。David Graeber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也是一名人類學家，他認為這些政策是出於對社會控制的渴望才制定的。Braeber表示，在經歷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動盪之後，保守派害怕未來每個人都變成嬉皮士並放棄工作。他們在想：“如果真的這樣，社會秩序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陰謀論，但是已經研究了西方工作潮起潮落近50年的Hunnicutt表示Graeber說的有道理：“我確實認為掌權者有一種對自由的恐懼，他們擔心人們可能會找到一種比為資本主義創造利潤更好的東西。”
在90年代和2000年代，支援工作的反革命運動被中左翼政治家們進一步鞏固。在英國，在托尼·布雷爾政府的領導下，工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達到了頂峰。失業率達到幾十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工作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大多數人的工資都在上漲。新工黨制定的最低工資和工作稅收減免補貼政策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貧困率穩步下降。英國首相戈登·布朗是該國最著名的工作狂之一，他似乎找到了一種將工作與社會正義聯繫起來的公式。
左翼的很大一部分人士總是圍繞工作來組織自己。工會積極分子為了保持這樣的政策而努力，他們反對裁員，有時通過獲得加班協議來延長工作時間。在這個嚴肅而有目的的大環境下，反工作的傳統可能會顯得有些頹廢。在1993年創辦的《Idler》雜誌是英國為數不多的呼籲反工作的陣地。這個雜誌雖然發行量不大，但卻受到了狂熱的崇拜。在雜誌優雅復古的頁面裡，通常是一些相當時髦的人寫的關於懶惰的快樂的文章。到了21世紀初，工作文化似乎變得不可避免。
（四）
現在的工作文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在美國，近期的一些觀點犀利的書籍已經開始挑戰現代雇主的獨裁權力和假設，同時也挑戰了美國社會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更加努力的工作是任何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書籍包括哲學家Elizabeth Anderson著作的《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和歷史學家James Livingston著作的《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
在英國，即使是專業樂觀的商業期刊也開始記錄工作危機的程度範圍。在經濟學專欄作家 Ryan Avent在2016年出版的《 The Wealth of Humans: Work and its Absence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他預測，在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社會體系出現之前，自動化將會引發一段痛苦的政治變革時期。
關於後工作時代的想法也開始在政黨政治中流傳。去年4月，綠黨提議將週末時間從現在的兩天延長至3天。2016年，英國影子內閣大臣John McDonnell表示，工党正在“開發”一個在英國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BI）提案。去年9月，工党領袖Jeremy Corbyn在他的政黨會議上說：“自動化可以成為工作和休閒之間的新解決方案的大門——一個擴展創造力和文化的跳板。”
“這感覺就像一個分水嶺。” Will Stronge說，他是英國智庫Autonomy的負責人，這個智庫是去年成立的，旨在研究工作危機並找到走出危機的方法。“我們一直在和工黨聯繫，我們很快就會與綠黨會面。”和大多數英國人一樣，他在政治上屬於左翼分子，是在Corbyn的領導下成長起來年輕的激進知識份子的其中一員。Stronge承認，他們還沒有與右翼人士交談，因為沒有右翼人士願意與他們聯繫。
然而，後工作主義可能會吸引保守派。一些後工作主義者認為，工作不應該被廢除，而是應該重新分配，讓每一個成年人的工作時間都大致相同，同時不會讓人感到精疲力盡。“我們可以對右翼人士說：你們認為工作對人有好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每個人都應該享受這個好處。更少的工作應該對那些重視家庭的保守派也會有吸引力。” 後工作主義者James Smith這樣說道，他白天的工作是在倫敦大學的皇家霍羅威學院教授18世紀的英國文學課。
在英國和美國這種各自孤立的強烈的工作文化之外，減少工作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主流觀念。2000年，在法國，Lionel Jospin的左翼聯盟政府為所有員工引進了每週工作35小時的工作制，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降低失業率、促進性別平等，他們當時的口號是“更少地工作、更多地生活。”這種每週工作35小時的工作制並不是絕對的，一些加班是允許的，但是自實施以來已經被逐漸削弱，但是有些雇主選擇保留每週工作35小時的工作制。德國最大的工會IG Metall代表的是電力和金屬工人的利益，工會正在發起一場讓需要照顧孩子或其他親屬的工人有權利選擇每週工作28小時的工作制的活動。
即便是在英國和美國，90年代和2000年代流行的“放慢生活節奏”和“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也表明，繁重的工作正在破壞我們的生活。但這些都是針對個人的解決方案，而且通常是針對富人的解決方案，而不是針對整個社會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旨在給自由市場經濟帶來最小的破壞，而自由市場經濟仍然相對是受歡迎且能發揮作用的。我們不再是那個世界了。
（五）
然而，當你遇到後工作主義者時，擺脫工作的負擔和滿足感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探險家們被忽視了幾十年，就像Keynes和其他那些挑戰工作規則的思想家一樣，他們在自信和懷疑之間不斷交替著。
“我熱愛我的工作，我在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之間是沒有界限的，我時時刻刻都在做管理、做標記或寫東西等方面的工作。我在做一份相當於兩份工作量的工作。”西倫敦大學傳媒與傳播學教授Helen Hester告訴我。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廳採訪她，咖啡廳裡的其它顧客都在用電腦工作（一個無處不在的被工作殖民了的現代休閒案例），他故意疲倦地說道：“後工作其實就是有很多工作。”
然而，後工作主義者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被工作吞噬了，同時他們感到白領工作越來越不穩定，這促使他們要求一個不同的世界。和很多後工作主義者一樣，Stronge多年來簽的一直都是短期的低薪勞動合同。“我做過早餐廚師。我曾經也做過Domino的送貨司機，我在教書的時候還曾在一家印度餐館工作過。我的學生們有時會過來這家餐廳吃飯，看著我做飯，然後說：“Hi，Will，原來你還在這裡工作。”
像商業領袖和主流政治家這樣的工作文化的捍衛者會習慣性地質疑，被抑制的現代勞動者是否有能力享受甚至生存下來，這只是一種後工作主義者所設想的一種自由遠景。1989年，芝加哥大學的兩名心理學家Judith LeFevre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進行了一項著名的實驗，他們的試驗結果似乎支持了這一觀點。他們招募了78名在當地公司從事手工、文書和管理工作的人，並給他們提供電子尋呼機。在一周的時間裡，研究人員會頻繁但隨機地聯繫這些員工，不管這些員工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家裡，並要求他們填寫一份關於他們正在做什麼和他們感覺如何的調查問卷。
實驗發現，這些人在工作中比在閒暇時有更多積極的情感。在工作中，他們經常處於一個被心理學家稱為“流動”的狀態——充分利用他們的知識和能力來享受這個時刻，同時學習新技能並增強自尊意識。遠離工作之後，這種“流動”狀態就很少出現了。不工作的時候，員工們主要選擇看電視、試圖睡覺等，儘管他們不喜歡做這些事情。心理學家由此得出結論，美國工人在非結構化的閒置時間裡無法組織他們的精神能量。
對於後工作主義者來說，這樣的發現只是工作文化已經變得不健康的一個標誌。我們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就像萎縮了的肌肉一樣，通過鍛煉是可以恢復的。“休閒是一種能力。” Frayne說道。
Graeber認為，在一個不那麼勞動密集型的社會，我們做工作以外的事情的能力可能會重新恢復並建立起來的。“如果你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人們是能想出一些要做的事情的。我曾經在馬達加斯加的一個村莊裡生活過。在那裡，有一種錯綜複雜的社交能力。人們會在咖啡館裡閒逛、閒聊、做風流韻事、使用魔法，就像是一部非常複雜的戲劇，只有當你有足夠的時間時才會發展出這樣的能力。他們當然不會感到無聊。”Graeber說道。
Graeber認為，在西方國家，工作的消失會產生一種更豐富的文化。“戰後的歲月裡，人們更少地工作，靠救濟金生活更容易，當時人們創作了垮掉的一代詩歌、先鋒劇院、50分鐘的鼓獨奏，以及所有英國偉大流行音樂，所有這些都是需要時間才能創作和消費的藝術形式。”Graeber說道。
鼓獨奏的回歸可能並不是每一個人的進步觀念。但是，後工作時代的可能性，就像關於未來的所有設想一樣，在太具體和太幻想之間走了一條艱難的路。Stronge為後工作時代的居民每天要做的事提供了一個建議，其中包括國家的干預程度：你從政府那裡拿到全民基本收入，然後你會拿到當地議會的一份表格告訴你在所在社區要做的事情的情況：比如五人制足球比賽或其它一些社群活動。” 他提出的其他方案可能會讓那些夢想能夠不間斷休閒的人感到失望。“我不認為有報酬的工作會完全消失。到時，工作可能不是由別人來指揮和控制的，而是你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你可以吃一頓很長時間的午餐，然後把工作分散到一天中的其它時間。” Stronge說道。
今天的城鎮和城市中心基本都是根據工作和消費形成的，它們是工作的同謀，這也是後工作時代的世界如此難以想像的原因之一。將辦公大樓和其他辦公場所改造滿足其他目的的場所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而那些後工作主義者才剛剛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一種常見的提議是建造一種新型的公共建築，這種建築通常被認為是裝備精良的圖書館、休閒中心和藝術家工作室的組合。“後工作時代的公共建築可以有社會和保健空間，有用於程式設計的設備，有用於製作視頻和音樂的設備等，它將不僅僅是一個社區中心，否則是會非常令人沮喪的。”Stronge說道。
這種由國家支持的、自由的、有生產力的公民的願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Ivan Illich，這是一位快被遺忘的奧地利社會批評家，他在70年代曾是左翼的權威。在他在1973年寫的《 Tools for Conviviality》這本書中，Illich抨擊了工業機械創造的農奴制，並要求：“給人們提供工具以保證他們有權高效獨立地開展工作，這些工具包括動力鑽機和機械化手推車。”Illich希望公眾能夠重新發現他所看到的中世紀工匠的自由，同時也能接受最新的技術。
在今天的後工作運動中，有一種很強的工匠傾向。正如Hester所描述的那樣：“我們不再有工作，而是自己手工做自己的衣服。這完全是一種排它性的願景：要做這些事情，你需要身強力壯才行。” 她還發現了一個更深層的保守衝動：“這就好像有些人在說：既然我們向工作發起挑戰，其他的事情就必須保持不變。”
Hester希望後工作主義運動能更徹底地思考核心家庭。她認為，核心家庭是由工作塑造的，後工作時代的社會將會重繪它。有償工作的消失最終可能帶來女權主義最古老的目標之一：做家務和養育孩子的地位已經不再低了。她建議，隨著人們擁有更多的時間，擁 有可能更少的錢，私人生活也會變得更加公共，不同的家庭會共用廚房、家用電器和其它設施。之前有過這樣的例子，比如20世紀早期的‘紅色維也納’，當時社會民主主義城市政府建造了有公共洗衣房、公共工作坊和豪華的共用生活空間的住宅區。後工作時代是關於未來的，但它也充滿了過去喪失的可能性。
（六）
既然如今的工作已經無處不在，並且佔據了主導地位，那麼今天的“後工作主義者”能不能在他所有的前輩都沒有成功的情況下取得成功呢？在英國，關於後工作主義運動的最尖銳的外部評論可能來自Frederick Harry Pitts，他是布里斯托爾大學的一名講師。Pitts曾經也是一名後工作主義者。他是一位年輕的左翼人士，進入學術界之前他曾在呼叫中心工作：他知道許多現代工作是多麼的可怕。但是Pitts對後工作主義者想像的生活（創造性、協作性的高尚生活）與他們正在過的生活有多相似表示懷疑。“難怪記者、學者、藝術家和創意人士對後工作主義思維的理解如此到位，因為對於這些群體來說，傳統工作的替代品幾乎不需要適應。”
Pitts還認為，後工作主義的樂觀願景可能是一種避免世界上權力問題的方式。“後工作時代的社會旨在解決不同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這也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 Pitts說道。他說，厭倦了讓工作變得更好這種無休止的工作，一些社會主義者已經被後工作時代所吸引，他們希望通過徹底擺脫工作來結束被剝削的命運。他說，這既是失敗主義者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想法：“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永遠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然而，Pitts對後工作主義者提出的有些建議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更公平地分配工作時間。“關於工作必須要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人想要做出正確的改變。“其他批評後工作主義的的人也不像他們第一次聽到後工作主義時那麼不屑一顧。儘管Nick Boles是保守黨裡最親商的一名議員，但Boles在他的書中承認，未來的社會可能會重新定義工作，將撫養孩子和照顧老人同樣視為是一種工作，並最終開始以恰當的方式評估這些工作的貢獻。後工作主義將女權主義思想傳播到了全新的地方。
Hunnicutt，這位研究工作的歷史學家認為美國比其他國家對後工作主義的想法更加抗拒，至少現在是如此。2014年，當他為網站Politico寫一篇呼籲縮短工作時間的文章時，他對自己的文章所引發的強烈反響感到震驚。“那是一段艱難的經歷，有人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對我進行人身攻擊，認為我是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者和魔鬼崇拜者。” Hunnicutt說道。“工作的角色之前曾經發生過深刻的變化，它會再次發生變化，可能已經在變化的過程中了。千禧一代知道，能滿足你所有需求的理想工作已經不在了。”
在Bristol會見完Pitts之後，我去了一個由Autonomy組織的後工作主義活動。那是一個寒冷入股的週一晚上，但自由主義的Bristol喜歡社會實驗，這個位於市中心的活動房間幾乎滿了，裡面有學生，有30多歲的專業人士，甚至還有一個中年農民。他們仔細地聽了兩個小時，Frayne和其他兩名成員列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壓迫現象，然後又模糊地描述了什麼可以來取代工作。當觀眾最終提問的時候，他們都接受了後工作主義者的基本前提。對一個以不同方式對待工作的社會的興趣當然是存在的。但到目前為止，這種興趣沒有達到壓倒性的程度：當晚參加活動的總人數還不到70人。
然而，正如Frayne指出的那樣：在某些方面，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後工作社會中了，但它是一個糟糕的後工作社會。辦公室職員經常通過上網來打斷自己的長時間工作。零工經濟工作者，他們的勞動對他們的身份意識沒有幫助。
去年10月，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研究表明，英國的失業人數是領取救濟金人數的三倍，這要麼歸功於那些在經濟上不活躍的人（他們不再尋找工作），要麼歸功於那些領取喪失工作能力福利津貼的人。當Frayne不談論和寫有關後工作話題的文章時，或者不再從事臨時的學術工作時，他有時會通過為威爾士政府收集社會資料來謀生。“失業的種類有很多，但卻沒有社會政策來美化它。”
如今，要想創造一個更加良性的後工作世界，這要比70年代時更加困難。在今天的低工資經濟中，建議人們做更少的工作來獲取更少的工資是非常困難的。就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一樣，工作變得越糟糕，想像逃離它就越難。
但對於那些認為工作將按照今天這樣繼續下去的人來說，歷史上有一個警告。1979年5月1日，現代工作文化最偉大的擁護者之一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當選首相前做了最後的競選演講。她在演講中反思了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本質。她說：一個階段的異端派總是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正統派。工作的終結似乎是不可想像的，直到它真正發生的那一刻。
（36氪編譯組出品，未經允許嚴禁轉載。編輯：郝鵬程）
最終，除了上述說到的所有這些問題和障礙外，現在大家最常討論的、對工作存亡威脅最大的因素是：自動化和環境問題。最近的一項預測表明，在未來的20年裡，人工智慧將取代所有人類工作崗位數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其他預測者則懷疑，在一個不斷變暖的星球上，工作是否能以目前的有毒形式繼續存在還是一個未知數。
就像一個擴張過度的帝國一樣，工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加家強大，同時也更加脆弱。我們都知道工作所存在的問題是成倍增加的，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似乎是不可能的。現在是時候考慮另一種選擇了嗎？
（二）
我們的工作文化是聲稱它所存在的缺點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然存在，從而來掩蓋工作存在的缺點。正如保守黨議員Nick Boles在他的新書《Square Deal》中所說的那樣：“人類天生就是工作的。” 這是我們大多數人長期以來已經內化的一個觀點。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個觀點的。一些人已經斷斷續續地表達過將世界從工作中全部或部分解放出來的觀點，但是只要現代資本主義繼續存在，這點觀點就會一直被嘲笑和壓制。在未來的願景中，關於工作更少的承諾一直是非常顯著的。1845年，卡爾·馬克思寫道：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工人們可以從單調乏味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到那時，他們可以早上打獵，下午捕魚，晚上蓄養牲畜，晚飯後從事批判。” 1884年，社會主義者William Morris曾這樣暢想：未來的工廠是非常漂亮的，工廠周圍都是花園，供工人休閒放鬆，員工們每天只工作4個小時。
1930年，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曾預測，到21世紀初，科技的進步將會將人類帶往一個休閒和富足的時代，到那時，人們可以每週只工作15個小時。在1980年，隨著被機器人替代的工廠工人越來越多，法國社會和經濟理論家André Gorz表示：“廢除工作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過程，在未來幾十年裡，廢除工作的方式將成為一個核心的政治議題。”
自2010年以來，隨著美國和英國的工作危機變得越來越不可避免，這些異端思想被重新發掘出來並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一些更微妙的書籍開始進一步闡述Graeber提出的關於很多工作都是扯淡的工作這樣的爭論，他們創造了一種快速增長的文學形態，將工作視為一種意識形態，有時會打上“工作主義”的標籤，他們開始探索什麼東西可以取代工作。一場新的反工作運動已經悄然成形。
Graeber、Hester、Srnicek、Hunnicutt、Fleming和很多其他人是一個鬆散的、跨越大西洋的思想家網路的成員，他們為西方經濟、社會和貧窮國家構想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他們認為，在未來，工作危機、機器人給工作帶來的危機和氣候變化將會變得變得更加嚴重。他們將這種未來稱為“後工作時代“。
有些作家認為，這樣的未來必須包含一個由國家支付給每個工作年齡的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這是目前關於後工作時代的一個最引人注目和最備受爭議的一個觀點），這樣一來，當自動化時代到來後，他們依然能夠生存下去。還有一些人認為，關於UBI的可承受性和道德性的爭論會分散人們對更大問題的注意力。
後工作時代雖然聽起來是一個學術性很強的短語，但它提供了巨大的誘人承諾：一種工作量非常少甚至沒有工作的生活，一種更平和、更平等、更具公有性、更愉快、更周到、更有政治參與感、更有成就感的生活。簡而言之，在後工作時代，人類的很多經驗將會被徹底改變。
對很多人來說，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古怪和愚蠢的樂觀，而且很可能是不道德的。但是後工作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現在是現實主義者。“要麼是自動化，要麼是環境，要麼是兩者的結合將迫使社會對工作的看法發生改變。那麼，我們是烏托邦主義者嗎？或者烏托邦主義者是那些認為工作將會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的人嗎？” 激進的威爾士學者David Frayne這樣說道，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The Refusal of Work》是有關後工作時代的最具說服力的作品之一。
（三）
關於後工作的最佳論點之一是，與傳統觀點相反，工作意識形態既不是自然產生的，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我們所知道的工作是一個最近的構造。” Hunnicutt說道。和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Hunnicutt認為我們的工作文化的基石來自於16世紀的新教主義，新教教義認為只有努力勞動才能通向美好的來世；來自於19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它需要有紀律的工人和富有動力的企業家；同時來自於20世紀對消費品和自我實現的渴望。
“從這一連串的現象中誕生的現代職業道德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在那之前，工作在所有文化裡都被作為一種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作為目的本身。” Hunnicutt說道。從古代希臘到農業社會，工作要麼是被外包給別人的（通常外包給奴隸），要麼就是一件應該儘快完成的事情，這樣才能享受生活中的其它東西。
即使建立了新的工作道德規範，工作模式依然在不斷變化，並不斷受到挑戰。在1800年至1900年之間，西方國家平均每週的工作時間從80小時減少到了60小時。從1900年到20世紀70年代，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進一步穩步減少，美國和英國每週的平均工作時間已將減少至40個小時。工會施加的壓力、技術變革、開明的雇主和政府立法，所有這些都逐漸對工作的主導地位造成了衝擊。
有時，經濟衝擊會加速了這一過程。在1974年的英國，面臨國際石油危機和礦工罷工導致的長期能源短缺，Edward Heath的保守黨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每週工作3天的工作制。這種工作制持續了兩個月時間，在這兩個月時間裡，人們的非工作生活擴大了。在這段時間裡，高爾夫球場的生意越來越繁忙，而漁具店的銷售額也出現了大幅增長。收聽深夜BBC電臺節目的聽眾增加了兩倍。一些男人也開始做更多的家務活：科爾賈斯特晚報採訪了一名年輕的已婚印刷工人，他已經承包了家裡的所有家務活。就連《每日郵報》的報導內容也放鬆了，一位專欄作家建議家長們在孩子們在學校的五天時間裡嘗試過更多的性生活。
英國的這個政策並沒有持續下去。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關於重新定義工作或完全逃避工作的想法開始在歐洲和美國變得非常常見：從企業戶外拓展到反主流文化再到學術界，一種新的學科開始建立：休閒學，對體育和旅遊等娛樂活動的研究。
1979年，當時著名的美國記者Bernard Lefkowitz出版了一本名為《Breaktime: Living Without Work in a Nine to Five World》的書，這本書是基於對100位放棄工作的人的採訪內容創作出來的。他採訪過一名之前主要從事修補船屋的建築師；也採訪過之前擔任過記者的人，現在自己做番茄罐頭，沒事會聽很多歌劇；他還採訪過一名曾做過清潔工的人，他現在非常享受日光浴，並在陽光甲板上俯瞰太平洋。許多被採訪者都生活在加州，儘管他們的生活充滿了困惑和懷疑，但他們在放棄工作後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完整性”和“體驗開放性”這種全新的感受。
到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有可能相信，工作至上的時代可能會在相對更舒適的西方國家走向終結。節省勞動力的電腦技術首次得到廣泛應用。頻繁的罷工讓傳統的工作制度被不斷打斷並受到挑戰。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工資已經足夠高了，這使得縮短工作時間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但是到了這時，工作的意識形態被再次強加進來。在80年代，積極支援企業的瑪格麗特·柴契爾和羅奈爾得·雷根政府加強了雇主的權力，並開始利用削減福利和道德修辭的方法為沒有工作的人創造了一個更加嚴酷的環境。David Graeber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也是一名人類學家，他認為這些政策是出於對社會控制的渴望才制定的。Braeber表示，在經歷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動盪之後，保守派害怕未來每個人都變成嬉皮士並放棄工作。他們在想：“如果真的這樣，社會秩序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陰謀論，但是已經研究了西方工作潮起潮落近50年的Hunnicutt表示Graeber說的有道理：“我確實認為掌權者有一種對自由的恐懼，他們擔心人們可能會找到一種比為資本主義創造利潤更好的東西。”
在90年代和2000年代，支援工作的反革命運動被中左翼政治家們進一步鞏固。在英國，在托尼·布雷爾政府的領導下，工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達到了頂峰。失業率達到幾十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工作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大多數人的工資都在上漲。新工黨制定的最低工資和工作稅收減免補貼政策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貧困率穩步下降。英國首相戈登·布朗是該國最著名的工作狂之一，他似乎找到了一種將工作與社會正義聯繫起來的公式。
左翼的很大一部分人士總是圍繞工作來組織自己。工會積極分子為了保持這樣的政策而努力，他們反對裁員，有時通過獲得加班協議來延長工作時間。在這個嚴肅而有目的的大環境下，反工作的傳統可能會顯得有些頹廢。在1993年創辦的《Idler》雜誌是英國為數不多的呼籲反工作的陣地。這個雜誌雖然發行量不大，但卻受到了狂熱的崇拜。在雜誌優雅復古的頁面裡，通常是一些相當時髦的人寫的關於懶惰的快樂的文章。到了21世紀初，工作文化似乎變得不可避免。
（四）
現在的工作文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在美國，近期的一些觀點犀利的書籍已經開始挑戰現代雇主的獨裁權力和假設，同時也挑戰了美國社會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更加努力的工作是任何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書籍包括哲學家Elizabeth Anderson著作的《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和歷史學家James Livingston著作的《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
在英國，即使是專業樂觀的商業期刊也開始記錄工作危機的程度範圍。在經濟學專欄作家 Ryan Avent在2016年出版的《 The Wealth of Humans: Work and its Absence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他預測，在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社會體系出現之前，自動化將會引發一段痛苦的政治變革時期。
關於後工作時代的想法也開始在政黨政治中流傳。去年4月，綠黨提議將週末時間從現在的兩天延長至3天。2016年，英國影子內閣大臣John McDonnell表示，工党正在“開發”一個在英國實施全民基本收入（UBI）提案。去年9月，工党領袖Jeremy Corbyn在他的政黨會議上說：“自動化可以成為工作和休閒之間的新解決方案的大門——一個擴展創造力和文化的跳板。”
“這感覺就像一個分水嶺。” Will Stronge說，他是英國智庫Autonomy的負責人，這個智庫是去年成立的，旨在研究工作危機並找到走出危機的方法。“我們一直在和工黨聯繫，我們很快就會與綠黨會面。”和大多數英國人一樣，他在政治上屬於左翼分子，是在Corbyn的領導下成長起來年輕的激進知識份子的其中一員。Stronge承認，他們還沒有與右翼人士交談，因為沒有右翼人士願意與他們聯繫。
然而，後工作主義可能會吸引保守派。一些後工作主義者認為，工作不應該被廢除，而是應該重新分配，讓每一個成年人的工作時間都大致相同，同時不會讓人感到精疲力盡。“我們可以對右翼人士說：你們認為工作對人有好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每個人都應該享受這個好處。更少的工作應該對那些重視家庭的保守派也會有吸引力。” 後工作主義者James Smith這樣說道，他白天的工作是在倫敦大學的皇家霍羅威學院教授18世紀的英國文學課。
在英國和美國這種各自孤立的強烈的工作文化之外，減少工作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主流觀念。2000年，在法國，Lionel Jospin的左翼聯盟政府為所有員工引進了每週工作35小時的工作制，這麼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降低失業率、促進性別平等，他們當時的口號是“更少地工作、更多地生活。”這種每週工作35小時的工作制並不是絕對的，一些加班是允許的，但是自實施以來已經被逐漸削弱，但是有些雇主選擇保留每週工作35小時的工作制。德國最大的工會IG Metall代表的是電力和金屬工人的利益，工會正在發起一場讓需要照顧孩子或其他親屬的工人有權利選擇每週工作28小時的工作制的活動。
即便是在英國和美國，90年代和2000年代流行的“放慢生活節奏”和“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也表明，繁重的工作正在破壞我們的生活。但這些都是針對個人的解決方案，而且通常是針對富人的解決方案，而不是針對整個社會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旨在給自由市場經濟帶來最小的破壞，而自由市場經濟仍然相對是受歡迎且能發揮作用的。我們不再是那個世界了。
（五）
然而，當你遇到後工作主義者時，擺脫工作的負擔和滿足感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探險家們被忽視了幾十年，就像Keynes和其他那些挑戰工作規則的思想家一樣，他們在自信和懷疑之間不斷交替著。
“我熱愛我的工作，我在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之間是沒有界限的，我時時刻刻都在做管理、做標記或寫東西等方面的工作。我在做一份相當於兩份工作量的工作。”西倫敦大學傳媒與傳播學教授Helen Hester告訴我。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廳採訪她，咖啡廳裡的其它顧客都在用電腦工作（一個無處不在的被工作殖民了的現代休閒案例），他故意疲倦地說道：“後工作其實就是有很多工作。”
然而，後工作主義者認為，正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被工作吞噬了，同時他們感到白領工作越來越不穩定，這促使他們要求一個不同的世界。和很多後工作主義者一樣，Stronge多年來簽的一直都是短期的低薪勞動合同。“我做過早餐廚師。我曾經也做過Domino的送貨司機，我在教書的時候還曾在一家印度餐館工作過。我的學生們有時會過來這家餐廳吃飯，看著我做飯，然後說：“Hi，Will，原來你還在這裡工作。”
像商業領袖和主流政治家這樣的工作文化的捍衛者會習慣性地質疑，被抑制的現代勞動者是否有能力享受甚至生存下來，這只是一種後工作主義者所設想的一種自由遠景。1989年，芝加哥大學的兩名心理學家Judith LeFevre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進行了一項著名的實驗，他們的試驗結果似乎支持了這一觀點。他們招募了78名在當地公司從事手工、文書和管理工作的人，並給他們提供電子尋呼機。在一周的時間裡，研究人員會頻繁但隨機地聯繫這些員工，不管這些員工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家裡，並要求他們填寫一份關於他們正在做什麼和他們感覺如何的調查問卷。
實驗發現，這些人在工作中比在閒暇時有更多積極的情感。在工作中，他們經常處於一個被心理學家稱為“流動”的狀態——充分利用他們的知識和能力來享受這個時刻，同時學習新技能並增強自尊意識。遠離工作之後，這種“流動”狀態就很少出現了。不工作的時候，員工們主要選擇看電視、試圖睡覺等，儘管他們不喜歡做這些事情。心理學家由此得出結論，美國工人在非結構化的閒置時間裡無法組織他們的精神能量。
對於後工作主義者來說，這樣的發現只是工作文化已經變得不健康的一個標誌。我們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就像萎縮了的肌肉一樣，通過鍛煉是可以恢復的。“休閒是一種能力。” Frayne說道。
Graeber認為，在一個不那麼勞動密集型的社會，我們做工作以外的事情的能力可能會重新恢復並建立起來的。“如果你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人們是能想出一些要做的事情的。我曾經在馬達加斯加的一個村莊裡生活過。在那裡，有一種錯綜複雜的社交能力。人們會在咖啡館裡閒逛、閒聊、做風流韻事、使用魔法，就像是一部非常複雜的戲劇，只有當你有足夠的時間時才會發展出這樣的能力。他們當然不會感到無聊。”Graeber說道。
Graeber認為，在西方國家，工作的消失會產生一種更豐富的文化。“戰後的歲月裡，人們更少地工作，靠救濟金生活更容易，當時人們創作了垮掉的一代詩歌、先鋒劇院、50分鐘的鼓獨奏，以及所有英國偉大流行音樂，所有這些都是需要時間才能創作和消費的藝術形式。”Graeber說道。
鼓獨奏的回歸可能並不是每一個人的進步觀念。但是，後工作時代的可能性，就像關於未來的所有設想一樣，在太具體和太幻想之間走了一條艱難的路。Stronge為後工作時代的居民每天要做的事提供了一個建議，其中包括國家的干預程度：你從政府那裡拿到全民基本收入，然後你會拿到當地議會的一份表格告訴你在所在社區要做的事情的情況：比如五人制足球比賽或其它一些社群活動。” 他提出的其他方案可能會讓那些夢想能夠不間斷休閒的人感到失望。“我不認為有報酬的工作會完全消失。到時，工作可能不是由別人來指揮和控制的，而是你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你可以吃一頓很長時間的午餐，然後把工作分散到一天中的其它時間。” Stronge說道。
今天的城鎮和城市中心基本都是根據工作和消費形成的，它們是工作的同謀，這也是後工作時代的世界如此難以想像的原因之一。將辦公大樓和其他辦公場所改造滿足其他目的的場所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而那些後工作主義者才剛剛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一種常見的提議是建造一種新型的公共建築，這種建築通常被認為是裝備精良的圖書館、休閒中心和藝術家工作室的組合。“後工作時代的公共建築可以有社會和保健空間，有用於程式設計的設備，有用於製作視頻和音樂的設備等，它將不僅僅是一個社區中心，否則是會非常令人沮喪的。”Stronge說道。
這種由國家支持的、自由的、有生產力的公民的願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Ivan Illich，這是一位快被遺忘的奧地利社會批評家，他在70年代曾是左翼的權威。在他在1973年寫的《 Tools for Conviviality》這本書中，Illich抨擊了工業機械創造的農奴制，並要求：“給人們提供工具以保證他們有權高效獨立地開展工作，這些工具包括動力鑽機和機械化手推車。”Illich希望公眾能夠重新發現他所看到的中世紀工匠的自由，同時也能接受最新的技術。
在今天的後工作運動中，有一種很強的工匠傾向。正如Hester所描述的那樣：“我們不再有工作，而是自己手工做自己的衣服。這完全是一種排它性的願景：要做這些事情，你需要身強力壯才行。” 她還發現了一個更深層的保守衝動：“這就好像有些人在說：既然我們向工作發起挑戰，其他的事情就必須保持不變。”
Hester希望後工作主義運動能更徹底地思考核心家庭。她認為，核心家庭是由工作塑造的，後工作時代的社會將會重繪它。有償工作的消失最終可能帶來女權主義最古老的目標之一：做家務和養育孩子的地位已經不再低了。她建議，隨著人們擁有更多的時間，擁 有可能更少的錢，私人生活也會變得更加公共，不同的家庭會共用廚房、家用電器和其它設施。之前有過這樣的例子，比如20世紀早期的‘紅色維也納’，當時社會民主主義城市政府建造了有公共洗衣房、公共工作坊和豪華的共用生活空間的住宅區。後工作時代是關於未來的，但它也充滿了過去喪失的可能性。
（六）
既然如今的工作已經無處不在，並且佔據了主導地位，那麼今天的“後工作主義者”能不能在他所有的前輩都沒有成功的情況下取得成功呢？在英國，關於後工作主義運動的最尖銳的外部評論可能來自Frederick Harry Pitts，他是布里斯托爾大學的一名講師。Pitts曾經也是一名後工作主義者。他是一位年輕的左翼人士，進入學術界之前他曾在呼叫中心工作：他知道許多現代工作是多麼的可怕。但是Pitts對後工作主義者想像的生活（創造性、協作性的高尚生活）與他們正在過的生活有多相似表示懷疑。“難怪記者、學者、藝術家和創意人士對後工作主義思維的理解如此到位，因為對於這些群體來說，傳統工作的替代品幾乎不需要適應。”
Pitts還認為，後工作主義的樂觀願景可能是一種避免世界上權力問題的方式。“後工作時代的社會旨在解決不同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這也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 Pitts說道。他說，厭倦了讓工作變得更好這種無休止的工作，一些社會主義者已經被後工作時代所吸引，他們希望通過徹底擺脫工作來結束被剝削的命運。他說，這既是失敗主義者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想法：“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永遠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然而，Pitts對後工作主義者提出的有些建議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更公平地分配工作時間。“關於工作必須要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人想要做出正確的改變。“其他批評後工作主義的的人也不像他們第一次聽到後工作主義時那麼不屑一顧。儘管Nick Boles是保守黨裡最親商的一名議員，但Boles在他的書中承認，未來的社會可能會重新定義工作，將撫養孩子和照顧老人同樣視為是一種工作，並最終開始以恰當的方式評估這些工作的貢獻。後工作主義將女權主義思想傳播到了全新的地方。
Hunnicutt，這位研究工作的歷史學家認為美國比其他國家對後工作主義的想法更加抗拒，至少現在是如此。2014年，當他為網站Politico寫一篇呼籲縮短工作時間的文章時，他對自己的文章所引發的強烈反響感到震驚。“那是一段艱難的經歷，有人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對我進行人身攻擊，認為我是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者和魔鬼崇拜者。” Hunnicutt說道。“工作的角色之前曾經發生過深刻的變化，它會再次發生變化，可能已經在變化的過程中了。千禧一代知道，能滿足你所有需求的理想工作已經不在了。”
在Bristol會見完Pitts之後，我去了一個由Autonomy組織的後工作主義活動。那是一個寒冷入股的週一晚上，但自由主義的Bristol喜歡社會實驗，這個位於市中心的活動房間幾乎滿了，裡面有學生，有30多歲的專業人士，甚至還有一個中年農民。他們仔細地聽了兩個小時，Frayne和其他兩名成員列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壓迫現象，然後又模糊地描述了什麼可以來取代工作。當觀眾最終提問的時候，他們都接受了後工作主義者的基本前提。對一個以不同方式對待工作的社會的興趣當然是存在的。但到目前為止，這種興趣沒有達到壓倒性的程度：當晚參加活動的總人數還不到70人。
然而，正如Frayne指出的那樣：在某些方面，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後工作社會中了，但它是一個糟糕的後工作社會。辦公室職員經常通過上網來打斷自己的長時間工作。零工經濟工作者，他們的勞動對他們的身份意識沒有幫助。
去年10月，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研究表明，英國的失業人數是領取救濟金人數的三倍，這要麼歸功於那些在經濟上不活躍的人（他們不再尋找工作），要麼歸功於那些領取喪失工作能力福利津貼的人。當Frayne不談論和寫有關後工作話題的文章時，或者不再從事臨時的學術工作時，他有時會通過為威爾士政府收集社會資料來謀生。“失業的種類有很多，但卻沒有社會政策來美化它。”
如今，要想創造一個更加良性的後工作世界，這要比70年代時更加困難。在今天的低工資經濟中，建議人們做更少的工作來獲取更少的工資是非常困難的。就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一樣，工作變得越糟糕，想像逃離它就越難。
但對於那些認為工作將按照今天這樣繼續下去的人來說，歷史上有一個警告。1979年5月1日，現代工作文化最偉大的擁護者之一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當選首相前做了最後的競選演講。她在演講中反思了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本質。她說：一個階段的異端派總是成為下一個階段的正統派。工作的終結似乎是不可想像的，直到它真正發生的那一刻。
（36氪編譯組出品，未經允許嚴禁轉載。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