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看歷史正劇的朋友一定都會熟悉這麼一句臺詞：「請皇上允許老臣， 告老還鄉。 」無論是臣子想要退休， 還是引咎辭職， 通常都會加上這樣一句話， 作為奏章的結尾。
要知道， 這句話可不是簡單的客套話， 或者約定俗成的請辭慣例。 在中國古代， 官員一旦離退休/辭官， 選擇我回歸鄉里， 一定是官員們的不二選擇。 而造成這種選擇的原因， 則是一個相對複雜的話題。
唐朝大詩人賀知章有首七言絕句， 其中有一句是這麼寫的「少小離鄉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這首詩背後講述的故事， 便是賀知章年輕時離開故鄉赴京趕考， 三十七歲高中進士， 然後四方為官， 直到年近八十才再次返回故鄉。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 源自兩點。 一：古時交通並不發達， 相隔數百里， 往往就要走上十數日， 想要回家一趟實在耗時不少。 二：古代官員節假日並不豐裕。
以唐朝為例，
如果換成今天， 我們可以借用便捷的飛機和高鐵在幾個小時就前往中國任何一個地區， 讓五一， 十一， 春節都成了返家或攜家出行的良機， 緩解了在外的遊子對家庭的思念。
而在古時候， 即便身為高級官員， 對故鄉的思念也無法得到緩解， 所以在唐詩宋詞之中， 思鄉的題材總是屢見不鮮。 足可見古人對家鄉的深深眷戀之情。
與眷戀之情相似的， 還有榮歸故里的心理滿足感。 亙古至今， 每個中國人都被灌輸過類似光耀門楣的奮鬥理念， 於是我們在獲得成就之後， 往往都會進行返鄉之旅。 類似今日一旦有人成為奧運冠軍， 大學聯考狀元， 必然全市通報， 與家鄉分享榮耀。 而造成中國人這種執念的產生， 恐怕還要提起兩千年來， 統治中國哲學領域的儒家思想。
自漢武帝在任用董仲舒， 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 儒家就成了中國封建時代核心治國理念。 孔子， 孟子等儒家著作中， 把孝這個行為， 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封建中國， 常有君主應以孝治國的政治理念， 為了宣揚和確立這樣的理念。 在政治制度上都做了許多對應的獎懲措施。
例如以官員為例， 他們一生最長的假期， 往往是因為父母去世。 也即是所謂「丁憂」。
古時候政府規定， 一旦父母去世， 就需守孝三年。 有丁憂這樣的獎勵， 自然也有不孝的懲罰。 類似子女不孝， 更是寫入法律， 一旦觸犯， 立即進行懲戒， 行為嚴重者， 甚至會有性命之虞。 像三國時期， 大名鼎鼎的孔融被曹操所殺， 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孔融曾經對儒家禮教所宣導的僵化孝道加以抨擊， 可稱之為不孝。
前文也曾說過， 皇帝以孝治國， 在具體「孝」的理念推動上， 就是依靠「祭祀」這個行為， 古時中國， 一年之中最重大的節日， 便是天子祭祀的日子。
通常到了祭祀之日， 天子會帶領文武百官， 皇親國戚前往祭拜，天子在祭祀之前，需要齋戒，沐浴，熏香，再以繁瑣的祭祀禮儀，去祭拜天地，悼念先祖，尋求庇佑。這些祭拜的地點，都是固定的，像清朝的祭拜地點，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天壇。
天地君親師，儒家聖人荀子提出的五類祭祀物件之中，舍去虛無縹緲的天地，和高高在上的君主，師和親都有強烈的地域特色。官員們自是不比帝王家，可以在京城附近打造陵寢，他們的祖墳所在，往往是在家鄉，而祭祀和供奉靈位的地點，便是如今尚能見到「祠堂」。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理念下，官員們才會致仕之後，回轉家鄉，有父母則孝順父母。無父母責統領家族，守候墳塋。
孝道大行，塑造出的社會實質表現就是宗族化的古代地方治理體系。這種治理體系，讓家鄉除了情感之外，尚且附加了許多實質上的利益。這些利益，最為明顯的就是政治上的鄉黨利益。
中國有句老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實際形容的就是這種鄉黨連帶現象。通常一個地方出了高級官員，一定會熱衷於提拔同族，同宗，同籍的官員，最終形成了中國封建政治史獨有的鄉黨政治。
在北宋時代，以韓琦為代表人物的河北韓氏，因為毗鄰宋遼戰爭前線，韓氏利用其地理上的重要性，在河北安插宗族和親信，成為實質上大半河北的地下支配者。
明清兩代，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人，人們常說明朝亡於黨爭，這裡的黨可不止大家耳熟能詳的「閹黨」，「東林黨」。
實際上在這些黨派裡，以鄉黨利益為紐帶的「黨」，更是層出不窮。
例如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方從哲為首的浙黨，以六科給事中吳亮嗣，官應震作為領袖的齊黨。
當然，必須要提的還有晉黨，作為明朝老牌鄉黨勢力，晉黨曾出產過張四維王崇古這樣的朝廷重臣，但在黨派政治失敗晉黨退出舞臺之後，山西出身的官員便很少再觸碰到權力中心，足可見鄉黨政治存在一榮皆榮，一損皆損的情況。
清朝中後期，因為太平天國的崛起，滿清政府只能開始啟用漢族官員。
鄉黨現象愈演愈烈。曾國藩的崛起，其一手打造的湘軍中，只是做過巡撫總督這樣封疆大吏的，就有：曾國藩（晚晴四大中興名臣），左宗棠（晚晴四大中興名臣），駱秉章（四川總督），曾國荃（兩江總督），胡林翼（湖北巡撫），彭玉麟（兩江總督），郭嵩燾（廣東巡撫），劉坤一（兩江總督）等人。清朝後期兩江總督一職，多數時刻便掌握在「湘黨」之中。
等到了以淮軍為根基的李鴻章上位之時，安徽籍的淮軍將領，又成了政治舞臺上的耀眼明星。
諸如李鴻章，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等人皆是位居總督巡撫高位。
而到了北洋建立，因為主導人是李鴻章的緣故，北洋海陸兩軍中，也盡是淮軍將領。
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就是淮軍出身。而陸軍之中，葉志超，聶士成等將領亦是出自淮軍。
如果要問是什麼造成政治上的鄉黨現象，歸咎其成因，恐怕就是以戶籍為核心的科舉考試。
中國的科舉考試，分為三場。以地方政府為考核機關的鄉試，通過考試的就是秀才，命中魁首者則被稱為解元。
以中央為考核機關的省試，通過考試的就是進士，命中魁首者則稱之為省元。還有最終皇帝親自考核的殿試，頒發進士排名，命中魁首者就是狀元。
這樣具有強烈地域特色的考試模式，無疑進一步強化了官場上的鄉黨概念，即便官運亨通，位居中樞，同鄉之誼，同族之情也是必須要顧忌的人脈紐帶。
何況因為封建王朝的戶籍制度和經濟體系，讓鄉里之間，尚有許多經濟上得天獨厚的優勢。
講到這裡，就要說下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戶籍制度。在中國古代，新生命誕生後，就會編冊入籍，入籍是以家庭作為主體，而不是個人。所以在古代時的歷史典籍，你會看到統計人口是以戶作為單位來進行統計。
戶，可能是獨自一人，也可能是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人口數量彈性極大。
人們如果要出遠門，就需要拿著戶籍證明，找官府開具路引。如果沒有路引，神州大地就寸步難行。
這種情況產生的自然原因，是因為中國是農耕為主體的國家，分散的農耕經濟是非常脆弱的，春種秋收關鍵的時刻只有那麼幾天，以一人之力很難保證勞動力的充裕，進而造成農作物產量減少。而以戶為單位，則為這種小農經濟提供了互幫互助的平臺。
非自然原因，則是因為政府分配土地，收取稅收，攤派勞役兵役同樣是以戶為單位進行。
政府選擇這樣的舉措，實則是用土地和宗族將百姓限制在土地之上，便於管理，避免隨時出現大批流民，影響國家穩定。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反過來了強化了宗族對於地方的影響力。
官員雖然身為特權人士，但在戶籍上仍是屬於被束縛者。
在他們成為高官之後，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財富進行土地兼併之時，最佳的並購地點選擇自然是在家鄉周遭。
以明朝首輔徐階為例，他在家鄉華亭縣附近並購土地多達二十四萬畝之多。
家鄉里有這麼多土地，在辭官之時，選擇回歸鄉里，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經濟選擇了。
結語：
我們從古代官員為何選擇辭官之後告老還鄉，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剝奪，即便身居高位擁有財富，也難以自由抉擇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
這種情況的成因，雖然可以從個人情感，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經濟環境去作出各種合理的解釋，但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來說，仍然是種選擇上的限制，自由的壓抑。
反觀現今社會，雖然仍有各種不足，但是我們的個人權力，個人自由都在不斷得到釋放。國家設置的各種社會保障也讓我們在做選擇時，可以更加追隨本心，這些當代社會普通人所擁有的選擇，是古代那些高級官員也不曾擁有的，是時代進步賜予我們的福利。
皇親國戚前往祭拜，天子在祭祀之前，需要齋戒，沐浴，熏香，再以繁瑣的祭祀禮儀，去祭拜天地，悼念先祖，尋求庇佑。這些祭拜的地點，都是固定的，像清朝的祭拜地點，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天壇。
天地君親師，儒家聖人荀子提出的五類祭祀物件之中，舍去虛無縹緲的天地，和高高在上的君主，師和親都有強烈的地域特色。官員們自是不比帝王家，可以在京城附近打造陵寢，他們的祖墳所在，往往是在家鄉，而祭祀和供奉靈位的地點，便是如今尚能見到「祠堂」。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理念下，官員們才會致仕之後，回轉家鄉，有父母則孝順父母。無父母責統領家族，守候墳塋。
孝道大行，塑造出的社會實質表現就是宗族化的古代地方治理體系。這種治理體系，讓家鄉除了情感之外，尚且附加了許多實質上的利益。這些利益，最為明顯的就是政治上的鄉黨利益。
中國有句老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實際形容的就是這種鄉黨連帶現象。通常一個地方出了高級官員，一定會熱衷於提拔同族，同宗，同籍的官員，最終形成了中國封建政治史獨有的鄉黨政治。
在北宋時代，以韓琦為代表人物的河北韓氏，因為毗鄰宋遼戰爭前線，韓氏利用其地理上的重要性，在河北安插宗族和親信，成為實質上大半河北的地下支配者。
明清兩代，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人，人們常說明朝亡於黨爭，這裡的黨可不止大家耳熟能詳的「閹黨」，「東林黨」。
實際上在這些黨派裡，以鄉黨利益為紐帶的「黨」，更是層出不窮。
例如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方從哲為首的浙黨，以六科給事中吳亮嗣，官應震作為領袖的齊黨。
當然，必須要提的還有晉黨，作為明朝老牌鄉黨勢力，晉黨曾出產過張四維王崇古這樣的朝廷重臣，但在黨派政治失敗晉黨退出舞臺之後，山西出身的官員便很少再觸碰到權力中心，足可見鄉黨政治存在一榮皆榮，一損皆損的情況。
清朝中後期，因為太平天國的崛起，滿清政府只能開始啟用漢族官員。
鄉黨現象愈演愈烈。曾國藩的崛起，其一手打造的湘軍中，只是做過巡撫總督這樣封疆大吏的，就有：曾國藩（晚晴四大中興名臣），左宗棠（晚晴四大中興名臣），駱秉章（四川總督），曾國荃（兩江總督），胡林翼（湖北巡撫），彭玉麟（兩江總督），郭嵩燾（廣東巡撫），劉坤一（兩江總督）等人。清朝後期兩江總督一職，多數時刻便掌握在「湘黨」之中。
等到了以淮軍為根基的李鴻章上位之時，安徽籍的淮軍將領，又成了政治舞臺上的耀眼明星。
諸如李鴻章，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等人皆是位居總督巡撫高位。
而到了北洋建立，因為主導人是李鴻章的緣故，北洋海陸兩軍中，也盡是淮軍將領。
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就是淮軍出身。而陸軍之中，葉志超，聶士成等將領亦是出自淮軍。
如果要問是什麼造成政治上的鄉黨現象，歸咎其成因，恐怕就是以戶籍為核心的科舉考試。
中國的科舉考試，分為三場。以地方政府為考核機關的鄉試，通過考試的就是秀才，命中魁首者則被稱為解元。
以中央為考核機關的省試，通過考試的就是進士，命中魁首者則稱之為省元。還有最終皇帝親自考核的殿試，頒發進士排名，命中魁首者就是狀元。
這樣具有強烈地域特色的考試模式，無疑進一步強化了官場上的鄉黨概念，即便官運亨通，位居中樞，同鄉之誼，同族之情也是必須要顧忌的人脈紐帶。
何況因為封建王朝的戶籍制度和經濟體系，讓鄉里之間，尚有許多經濟上得天獨厚的優勢。
講到這裡，就要說下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戶籍制度。在中國古代，新生命誕生後，就會編冊入籍，入籍是以家庭作為主體，而不是個人。所以在古代時的歷史典籍，你會看到統計人口是以戶作為單位來進行統計。
戶，可能是獨自一人，也可能是四世同堂的大家族，人口數量彈性極大。
人們如果要出遠門，就需要拿著戶籍證明，找官府開具路引。如果沒有路引，神州大地就寸步難行。
這種情況產生的自然原因，是因為中國是農耕為主體的國家，分散的農耕經濟是非常脆弱的，春種秋收關鍵的時刻只有那麼幾天，以一人之力很難保證勞動力的充裕，進而造成農作物產量減少。而以戶為單位，則為這種小農經濟提供了互幫互助的平臺。
非自然原因，則是因為政府分配土地，收取稅收，攤派勞役兵役同樣是以戶為單位進行。
政府選擇這樣的舉措，實則是用土地和宗族將百姓限制在土地之上，便於管理，避免隨時出現大批流民，影響國家穩定。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反過來了強化了宗族對於地方的影響力。
官員雖然身為特權人士，但在戶籍上仍是屬於被束縛者。
在他們成為高官之後，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財富進行土地兼併之時，最佳的並購地點選擇自然是在家鄉周遭。
以明朝首輔徐階為例，他在家鄉華亭縣附近並購土地多達二十四萬畝之多。
家鄉里有這麼多土地，在辭官之時，選擇回歸鄉里，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經濟選擇了。
結語：
我們從古代官員為何選擇辭官之後告老還鄉，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剝奪，即便身居高位擁有財富，也難以自由抉擇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
這種情況的成因，雖然可以從個人情感，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經濟環境去作出各種合理的解釋，但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來說，仍然是種選擇上的限制，自由的壓抑。
反觀現今社會，雖然仍有各種不足，但是我們的個人權力，個人自由都在不斷得到釋放。國家設置的各種社會保障也讓我們在做選擇時，可以更加追隨本心，這些當代社會普通人所擁有的選擇，是古代那些高級官員也不曾擁有的，是時代進步賜予我們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