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讀書的1990年代初， “高考狀元”還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名詞， 可以說， “高考狀元”是社會的標杆， 驕子中的驕子， 寵兒中的寵兒。 不但老師疼學校愛， 甚至地方政府都與有榮焉， 豁得出銀子獎勵。 至於即將參加高考的考生， 有的連之前幾年本省高考狀元來自何地哪所學校都一清二楚。
據說這樣的好處是增加精神食糧， 激勵考生， 但如何起到作用， 也不知其所以然。
在那之後， “高考狀元”愈加炙手可熱。 轉眼進入新世紀， 更成為媒體爭搶的對象。 事則無巨細， 人則如“完人”， 各媒體全線開戰， 不止“全國高考狀元”、“省高考狀元”，
所謂“狀元”， 原本借自科考典故， 但現在連當年的“舉人”也開始冒名“狀元”， “高考狀元”逐漸成為“虛假穿越”的肥皂劇。
這種局面如今似將走向終點。 在5月初舉行的201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安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強調， 各地嚴禁宣傳“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 一旦發現嚴肅處理。
教育部要求對“狀元榜”進行冷處理， 至少早在2004年就開始了。 當年明確提出叫停“炒狀元”， 高校也不得對新生成績進行排名。 但事實上， “狀元”仍是高考前後最引人注目的話題。
既然如此， 為什麼現在敢說“高考狀元”過度宣傳的勢頭將會得到有效遏止呢？
因為“時勢異也”。
任何需要“禁止”的事， 背後都潛藏著需求， 甚至是強烈的需求， 強烈到有人願意為之犯禁違法。 當然， 這絕不表明該種需求合理合法， 極端化的， 比如吸毒。
所謂“高考狀元”的過度炒作， 當然沒有那麼嚴重， 但在它背後， 也有某種現實需求支撐。 不僅如此， 多年以來， 圍繞所謂“高考狀元”的過度宣傳， 甚至形成了一系列的利益鏈， 不同的利益攸關方都有動機推動這種早被“叫停”的炒作。
需求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強的兩方， 是學校與家長， 媒體公眾， 不過是順勢捲入。
為什麼早年， 比如1980年代的“高考狀元”， 至少基層的所謂“狀元”， 沒有被這樣過度宣傳呢？一方面， 當然是當時媒體環境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的大部分市場化媒體， 當時都不存在。
另一方面， 卻也是彼時高等教育還是計劃性明顯， 計畫招生， 計畫分配， 與市場連結遠不如今日緊密。
隨著1990年代中國高等教育市場化逐步展開深入， 高校招生辦學的主動權、自主權大幅度增加， 高考考生對選擇空間的期待也迅速增長。 高校招生人數增加， 專業增加， 從招生與報考的雙向， 都面臨著改革過渡期體制轉軌， 資訊卻不充分、不通暢也不夠權威的問題。 因此， 學校固然希望能借助“高考狀元”來證明自己的含金量， 考生也願意從高考狀元這個最具象的指標來評估學校。 從這一點說， 區區幾個全國各科“狀元”和省級“狀元”都是不夠的，
在最直接的雙方都有強需求的情況下， 一般意義的“叫停”很難。 就像當年美蘇都曾強力“禁酒”， 但也是因為民間需求強烈， 最終不了了之。
局面在近期有了很大改變。 教育行政部門的決心當然是更為堅決， 尤為重要的是， 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迎來了最大的契機。
契機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人口因素。 早在2016年， 就有權威專家認為， 中國人口已經來到著名的“路易斯拐點”。 新增勞動人口、適齡入學人口， 都將開始向下趨勢。 這個趨勢並非短期政策可以逆轉。 與此對應， 高等教育資源持續稀缺的狀況也必然得到緩解。
這是一個重要變化， 可以促成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打破利益鏈條的盤根錯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