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的故事， 如果讀來仍然真實，
就是因為我們熟悉時代劇變的劇本，
也熟悉那種一直沒有改變的、生活在異鄉的巨大不安全感。
1993 年， 年輕的羅振宇第一次來到北京。
他站在朝陽門橋下看著車流， 突然生出了絕望的感覺。
早上 5 點鐘， 羅振宇走出火車站， 滿大街都是麵包車， 10 塊錢一趟， 是他坐不起的價格。 旁邊的大樓裡的燈逐漸亮起來， 這樣的龐然大物， 並沒有給人安心的感覺， 而是讓人顯得對比之下更迷茫了。
“將來哪輛車會是你的？你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大城市擁有哪怕一盞燈？”25年後他這樣回想。
所有人都站在時代的背景之前：南方講話之後，
畢業以後， 不再有“分配”， 這時候， 家庭關係的差異、富裕程度的差異， 直接導致了一個人畢業去向的不同， 而他選擇了一個逃避的港灣：考研。
他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 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
在訪談節目《十三邀》中的羅振宇
1993 年， 陳嘉映剛從賓夕法尼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完畢， 回到北京。 後來他成為中國著名的哲學家。
在這樣的環境下， 考上研究生的羅振宇， 第一次拎著兩箱書走進宿舍， 卻撞上了室友丟在地上的一大堆啤酒瓶。
室友問他：“幾點了？”
羅振宇戴著表， 看了一眼， 告訴他幾點。
室友說：“還戴表呢？”
羅振宇回答：“戴表怎麼了？”
室友又看了他一眼：“還讀書呢？”
羅振宇說：“好吧， 不好意思。 ”
90 年代的羅振宇第一次為了自己是讀書人道歉的時候， 可能不一定能想到， 自己以後會建立《羅輯思維》和“得到”App， 把知識咀嚼、切片、分裝， 以知識服務的名義， 賣給渴望文化的大眾。
但是他的商業策略， 又似乎帶著 1993 年那個時刻特有的焦慮。 他曾經舉行現象級網路紅人 Papi 醬的彈跳式廣告資源拍賣會，
“我當然要把她的未來一把透支啊， 這是現代商業的本質， 要不怎麼會有金融呢？……回到人這個最基本的出發點上， 就是應該一把透支未來， 讓自己獲得這個瞬間的資歷， 或者說地標性的位置……
《十三邀》主持人許知遠在他的新書《偏見》中， 討論了他對於羅振宇的商業哲學的評價， 這個評價落在了羅振宇的外省青年的形象上：“從蕪湖的少年時光開始， 那種強烈的生存哲學從未真正改變過， 似乎總有一條餓狗在他身後追趕。 ”
如果曾經切身經歷無法預測的時代變化，
1993 年， 是姚晨第一次入錯行的開始。
她在福建南平長大， 家裡沒有任何一個人從事過演藝行業， 但因為長得個子高， 學校的文藝部老師就問她， 要不要去參加北京舞蹈學院的招生。 邀請的動機和舞蹈沒有什麼關係， 姚晨答應的動機也和舞蹈沒有什麼關係：她想去看北京， 北京有天安門。
即使從未接受過舞蹈訓練， 姚晨還是被舞蹈學院的老師挑中， 據說是因為身材比例達標。 1993 年姚晨順利地來到了北京， 當宿舍的同學都因為要和父母分離而哭成一片的時候，
但是到了大二， 姚晨才發現自己並沒有舞蹈天賦：身體的柔韌性不夠， 做動作也不能舉一反三。 她想要通過勤奮改變現狀， 於是在宿舍的同學們都睡覺以後， 她還會穿上塑膠布衣服， 到樓下跑步。
她最終還是承認自己入錯了行：有些時候， 努力也無法補足天賦。
即使發現了這件事， 她仍然要在舞蹈學院繼續三年的學習。
“你發現了， 也不可能逃出去呀。 ”姚晨這樣說。
在訪談節目《十三邀》中的姚晨
幸運的是， 她在大學時遇到一位表演老師， 認為她有表演天分， 說服她去考表演。 來到北京電影學院的姚晨， 成為優等生， 如果同學們要排練《暗戀桃花源》，她一定是雲之凡的角色，一直是大青衣；當時的老師都說，如果跟姚晨一組，就能提高你們的作業品質。
但到了第二、第三年，她發現了變化，宿舍裡突然都沒人了。
同學們都被挑去拍戲、拍廣告。而主持試鏡的人見到姚晨總會說：“這孩子怎麼長得這麼怪”；“這孩子長得挺有特點的，就是不知道該把你往什麼地方用。”
太長時間沒有戲拍的姚晨想，“我是不是又選錯道了。……那麼好吧，再改行。”
她再一次選擇道路，去做情景喜劇演員，演《武林外傳》。直到她有一次去報刊亭買雜誌，在《南都娛樂週刊》上發現了自己的偷拍鏡頭，跟蹤自己和伴侶的生活，在恐懼感中，才意識到自己突然有了名聲。
在觀眾眼中，出了名的姚晨已經變過好幾次道：在情景喜劇後，她又去演了《潛伏》，換了一個角色類型；然後成為“微博女王”，成為平臺上首個粉絲突破百萬的用戶；再之後，做了聯合國難民署的中國區親善大使。
儘管如此，她現在還會用蛤蟆，來比喻自己的感受。
大學的時候，姚晨讀黑澤明的《蛤蟆的油》，說到日本的深山裡有一種蛤蟆，長得極其醜陋，當地人會把它抓起來放在鏡子前，它發現自己是那麼醜陋，就會驚起一身油，這種油可以提煉來治療燙傷。
姚晨說，至今仍然常常有“驚起一身油”的感覺。這種感覺，也許是來自幻想成為舞蹈家的年輕時代、在學校劇碼中出演大青衣的時刻、被人跟蹤偷拍的時刻，1993 年以來，從來到北京開始，似乎輝煌又黯淡下去的起起伏伏，會讓人擔心，也許某個時候，鏡子會再次照過來。
1993 年，也是賈樟柯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文學系的時刻。而他回顧自己故鄉的次數，也許比羅振宇和姚晨都要多。
他和汾陽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在影壇嶄露頭角，是從“故鄉三部曲”開始：在《任逍遙》《小武》《月臺》裡，作為背景的汾陽就是一個重要角色，操著方言的人們訴說著普世的情感。到了歐洲影展的時候，賈樟柯還是有這樣的感覺，把他的體驗與汾陽連在一起：“北京是更大的汾陽，巴黎是更大的北京。”
許知遠在他的書《偏見》裡談到賈樟柯，認為賈樟柯是讓人羡慕的。“那些縣城的個人故事、感傷時刻、無所事事、光榮與夢想，滋養了他，令他足以坦然面對任何新變化。……他誠實地帶著他的縣城經驗，從容地進入了世界。”
拍電影二十年來，賈樟柯越來越想回到汾陽生活，回到當年的街道，和小夥伴們一起晚上去看電影，或者到縣城去看演出。他談起一個故鄉的朋友，從八十年代末開始沉迷香港電影，從電影中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並且能夠準確地畫出一張香港地圖，標出港島、油尖旺、九龍——黑幫電影中出現過的地點。等到賈樟柯到了香港，發現位置都準確。他說，總想把這個朋友拍進電影裡——直到現在，故鄉仍然是他創作的靈感源泉。
他不是一個焦慮的外省青年。事實上，站在汾陽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有時候會覺得，外面的世界發展得太慢了。
在訪談節目《十三邀》中，
賈樟柯帶許知遠去了汾陽
在拍攝《三峽好人》的時候，他對於階層固化有了第一手的感受。深入長江流域之後，人們的生活似乎是流動的，但這種流動並不帶來改變，而是從長江打工，變成到東莞打工。到了奉節老城，滿城都在放煙花，劇組的人都誤以為是要歡迎他們，一問才知道，是一個老闆的兒子過生日的慶祝節目。而在奉節的普通人家，是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的，只有“一個竹椅子，一些塑膠袋，全部的家底”，賈樟柯就這樣描述他的見聞。
自從拍戲以來，賈樟柯也會遇到來自觀眾的質疑。讓他感到失落的不是質疑本身，而是這些質疑在二十多年來，並沒有變化。
他總結了自己最常遇到的三種質疑：一是他的作品題材討好西方人；二是他的電影不賺錢，是脫離大眾的文藝電影；三就是他在近年來，開始進行一些商業操作，例如接拍大量廣告，又會有人感覺到他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獨立導演。採訪他的 90 後記者，請他回應的仍然是這些問題，人們的思想仿佛不再改變了。
於是，他在坎城領獎的時候，做過這樣的發言：
“我剛拍電影的時候特別有激情，我覺得電影可以改變世界，但現在我覺得世界改變得太慢了。”
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有可能成為外省青年。
也許為了某種理想的生活，而遷徙到陌生的城市，又或者，在想要安於現狀的時候，被時代巨變而擊打成一個異鄉人。而生存，就是與這種長期的異鄉感、不安全感博弈，有些人想要向前奔跑，把不安全感甩在身後，也有人把不安全感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在自我懷疑當中生活，也獲得更多自我提升，又或者，有人成為不安全感的旁觀者，嘗試去理解，時代的種種焦慮的來源。
這樣的不安全感，也許也來源於我們身處的國家，它被某種物質生活高度成長的焦慮裹挾：這個國家突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需要與新的規則博弈，又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那是一種被突然拋入新環境的外省人心態--迷茫、無奈、被迫做出選擇。
1993 年的故事，如果讀來仍然真實，因為我們熟悉時代劇變的劇本，也熟悉那種一直沒有改變的、生活在異鄉的巨大不安全感。
以上個人經歷，均整理自《偏見》一書
《偏見》書中不僅有羅振宇、姚晨、賈樟柯，還有俞飛鴻、蔡瀾、陳嘉映、白先勇、李安、馮小剛、葉淮、金承志、王小波（李銀河），在這本書中能看到從未看到過的他們
如果同學們要排練《暗戀桃花源》，她一定是雲之凡的角色，一直是大青衣；當時的老師都說，如果跟姚晨一組，就能提高你們的作業品質。但到了第二、第三年，她發現了變化，宿舍裡突然都沒人了。
同學們都被挑去拍戲、拍廣告。而主持試鏡的人見到姚晨總會說：“這孩子怎麼長得這麼怪”；“這孩子長得挺有特點的，就是不知道該把你往什麼地方用。”
太長時間沒有戲拍的姚晨想，“我是不是又選錯道了。……那麼好吧，再改行。”
她再一次選擇道路，去做情景喜劇演員，演《武林外傳》。直到她有一次去報刊亭買雜誌，在《南都娛樂週刊》上發現了自己的偷拍鏡頭，跟蹤自己和伴侶的生活，在恐懼感中，才意識到自己突然有了名聲。
在觀眾眼中，出了名的姚晨已經變過好幾次道：在情景喜劇後，她又去演了《潛伏》，換了一個角色類型；然後成為“微博女王”，成為平臺上首個粉絲突破百萬的用戶；再之後，做了聯合國難民署的中國區親善大使。
儘管如此，她現在還會用蛤蟆，來比喻自己的感受。
大學的時候，姚晨讀黑澤明的《蛤蟆的油》，說到日本的深山裡有一種蛤蟆，長得極其醜陋，當地人會把它抓起來放在鏡子前，它發現自己是那麼醜陋，就會驚起一身油，這種油可以提煉來治療燙傷。
姚晨說，至今仍然常常有“驚起一身油”的感覺。這種感覺，也許是來自幻想成為舞蹈家的年輕時代、在學校劇碼中出演大青衣的時刻、被人跟蹤偷拍的時刻，1993 年以來，從來到北京開始，似乎輝煌又黯淡下去的起起伏伏，會讓人擔心，也許某個時候，鏡子會再次照過來。
1993 年，也是賈樟柯開始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文學系的時刻。而他回顧自己故鄉的次數，也許比羅振宇和姚晨都要多。
他和汾陽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在影壇嶄露頭角，是從“故鄉三部曲”開始：在《任逍遙》《小武》《月臺》裡，作為背景的汾陽就是一個重要角色，操著方言的人們訴說著普世的情感。到了歐洲影展的時候，賈樟柯還是有這樣的感覺，把他的體驗與汾陽連在一起：“北京是更大的汾陽，巴黎是更大的北京。”
許知遠在他的書《偏見》裡談到賈樟柯，認為賈樟柯是讓人羡慕的。“那些縣城的個人故事、感傷時刻、無所事事、光榮與夢想，滋養了他，令他足以坦然面對任何新變化。……他誠實地帶著他的縣城經驗，從容地進入了世界。”
拍電影二十年來，賈樟柯越來越想回到汾陽生活，回到當年的街道，和小夥伴們一起晚上去看電影，或者到縣城去看演出。他談起一個故鄉的朋友，從八十年代末開始沉迷香港電影，從電影中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並且能夠準確地畫出一張香港地圖，標出港島、油尖旺、九龍——黑幫電影中出現過的地點。等到賈樟柯到了香港，發現位置都準確。他說，總想把這個朋友拍進電影裡——直到現在，故鄉仍然是他創作的靈感源泉。
他不是一個焦慮的外省青年。事實上，站在汾陽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有時候會覺得，外面的世界發展得太慢了。
在訪談節目《十三邀》中，
賈樟柯帶許知遠去了汾陽
在拍攝《三峽好人》的時候，他對於階層固化有了第一手的感受。深入長江流域之後，人們的生活似乎是流動的，但這種流動並不帶來改變，而是從長江打工，變成到東莞打工。到了奉節老城，滿城都在放煙花，劇組的人都誤以為是要歡迎他們，一問才知道，是一個老闆的兒子過生日的慶祝節目。而在奉節的普通人家，是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的，只有“一個竹椅子，一些塑膠袋，全部的家底”，賈樟柯就這樣描述他的見聞。
自從拍戲以來，賈樟柯也會遇到來自觀眾的質疑。讓他感到失落的不是質疑本身，而是這些質疑在二十多年來，並沒有變化。
他總結了自己最常遇到的三種質疑：一是他的作品題材討好西方人；二是他的電影不賺錢，是脫離大眾的文藝電影；三就是他在近年來，開始進行一些商業操作，例如接拍大量廣告，又會有人感覺到他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獨立導演。採訪他的 90 後記者，請他回應的仍然是這些問題，人們的思想仿佛不再改變了。
於是，他在坎城領獎的時候，做過這樣的發言：
“我剛拍電影的時候特別有激情，我覺得電影可以改變世界，但現在我覺得世界改變得太慢了。”
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有可能成為外省青年。
也許為了某種理想的生活，而遷徙到陌生的城市，又或者，在想要安於現狀的時候，被時代巨變而擊打成一個異鄉人。而生存，就是與這種長期的異鄉感、不安全感博弈，有些人想要向前奔跑，把不安全感甩在身後，也有人把不安全感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在自我懷疑當中生活，也獲得更多自我提升，又或者，有人成為不安全感的旁觀者，嘗試去理解，時代的種種焦慮的來源。
這樣的不安全感，也許也來源於我們身處的國家，它被某種物質生活高度成長的焦慮裹挾：這個國家突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需要與新的規則博弈，又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那是一種被突然拋入新環境的外省人心態--迷茫、無奈、被迫做出選擇。
1993 年的故事，如果讀來仍然真實，因為我們熟悉時代劇變的劇本，也熟悉那種一直沒有改變的、生活在異鄉的巨大不安全感。
以上個人經歷，均整理自《偏見》一書
《偏見》書中不僅有羅振宇、姚晨、賈樟柯，還有俞飛鴻、蔡瀾、陳嘉映、白先勇、李安、馮小剛、葉淮、金承志、王小波（李銀河），在這本書中能看到從未看到過的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