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擁有近1500年建都史的洛陽， 在宋之前， 但凡是大一統的王朝， 一般都會將首都定于長安或者洛陽， 另外一個也會作為陪都。 為何在當下成為三線城市？其實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古都洛陽：地理位置與戰略意義
周朝建立， 在洛陽建成周以監視中原， 東周遷都洛陽。 東漢、魏、西晉、北魏皆以洛陽為都。 隋唐以洛陽為東都。 延至五代、北宋， 遷都開封。
擁有完整第二階梯， 再以三門峽、洛陽、開封一線為突出部控制東方諸國
如果將中國歷史上三大重心關中、幽燕、江南連線成三角， 河南尤其是洛陽、開封的地理位置，
三角形
張衡在《東京賦》中也曾指出： “彼偏居而規小， 豈如宅中而圖大。 ”形象地道出東京洛陽居天下之中， 經略四方的地勢之利。 從河南出發， 北上燕晉， 西進秦隴， 南下荊楚， 東入齊魯， 東南至江淮， 距離較近， 交通條件優越。
洛陽位於豫西地區， 這裡以伏牛山系為主體， 北有黃河中條山之險， 南有伏牛山系屏障， 西連陝西， 是北中國東西走向重要走廊。 歷史上秦晉崤山之戰即在今河南省洛寧縣。
雖然洛陽周圍有種種保護， 但如果他失去對周邊的控制， 其過小的體量是無法保護自己的
其後秦國依靠函谷關（今河南省靈寶市）之險， 力拒關東諸侯多次合縱進攻。 秦滅韓魏、楚漢爭霸、唐滅王世充等多為從陝西攻河南。
無論誰攻誰守， 掌握豫西走廊， 就掌握了戰略進攻主動權。
豫西走廊的意義所在
豫西走廊上的重要節點
而作為天下名都洛陽， 位於伊洛盆地。 小區域上， 北靠邙山， 南臨伊洛二水， 東有虎牢成皋之險， 西擁崤山函穀之固。
大區域上， 其地東為華北大平原， 有黃河以及大運河為動脈， 可以控制帝國主要糧食產區和國防重要區域；西靠關中秦隴之固， 免受遊牧民族侵襲之苦；北有黃土高原為阻， 整個山西皆為堡壘；南臨南陽盆地， 通漢水直達長江中下游。
北魏遷都：洛陽城的興盛與傾覆
洛陽這種得天獨厚的區位， 長期作為王朝帝都， 掌控四方。
東漢末年就是明例， 黃巾之亂後， 群雄並起， 洛陽被董卓一把火燒掉， 曹操一度都許昌。 而後， 連年混戰， 中原大地滿目瘡痍。 即使在短暫統一的西晉之後， 洛陽也不可避免的見證西晉快速滅亡的慘烈情景， 匈奴人的鐵騎徹底終結了輝煌數百年之久的奢華幻夢， 三萬餘人的血肉被踐踏在匈奴戰馬鐵蹄下， 異族的彎刀飽飲了公卿高貴的血液， 作為中華象徵的晉朝皇帝也淪為異族的階下囚。 從此， 輝煌時代的象徵被埋進了荊棘和荒草之中。
接下來， 洛陽將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又一次成為都城的焦點， 鍾情於它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遷都示意圖
遷都後， 孝文帝迅速改革官職， 禁絕鮮卑語言， 改易舊俗， 甚至將鮮卑姓氏改為漢姓， 就連皇帝本人的拓跋氏也改成了元氏。
根據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記載， “京師東西四十裡， 南北十五裡”，
如果仔細考察洛陽作為都城的歷史， 就會發現， 這座經常以輝煌壯麗形象示人的都城， 其實是最不適合作為都城的地方。 以形勝來講， 它不如長安擁戴山河， 在大運河修建之前， 交通運輸也不能說絕對的方便， 自周至漢的千百年間， 已經耗盡了這座城市的地利。 選擇定都洛陽，意味著必須用全國的力量去供養這座都城的體面，這是一個傾全國之力的面子工程，而沉溺于其中的繁華，又會使人忘卻遠方的憂患，它更適合作為一個升平年代粉飾太平的副都，而不適合作為一個總領天下的首都，特別是一個外有南北強敵窺伺、內有憂患的帝國首都。
洛陽龍門石窟
對遠在北方的人來說，這種憂慮尤為明顯，駐紮帝國北方的鮮卑部族軍隊，長期以來在邊地苦寒之中，守衛著帝國的邊陲，但現在，他們發現洛陽只顧著自己繁華，卻忘了他們的存在。他們選擇發動叛亂，用刀兵和獻血來表現自己的存在。而此時的洛陽，也成為了一場權與血的華麗舞臺。就像遷都洛陽城的孝文帝，一直受到文明太后的壓制一樣，孝明帝也受到其母把持朝政的靈太后的挾制，兒子想要制服母親，但卻被母親毒殺，之後，靈太后居然將一個女孩兒擁上帝位，又很快聲稱自己看錯了，將其廢黜。叛亂的鎮帥中，一個叫爾朱榮的契胡將領殺進洛陽，在處死了靈太后之後，血洗了這座華麗的帝國都城，爾朱榮用武力震懾著所有其他和他一樣覬覦權力的人。但他不久又死在被他擁立的孝莊帝手裡，三個月後，孝莊帝又被爾朱榮的從子爾朱兆仇殺。爾朱兆則被之後進入洛陽的高歡逼死，等等。而這一切，距離孝文帝遷都洛陽，不過40年。
547年，在孝文帝遷都洛陽53年後，楊衒之從東魏的都城鄴城前往洛陽，“城郭崩壞，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昔日都城，已經再一次淪為丘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的詩句，又一次迴響在他的耳畔。
隋至唐初：雙都並峙，帝國糧倉
時間進入隋唐。在我們的印象中，長安和洛陽似乎是隋唐兩代的主要城市，兩者在首都與陪都之間曖昧轉換，互為中心。學者葛劍雄指出，隋唐時代的長安與洛陽還談不上經常性的雙中心。而日本學者妹尾達彥認為，隋至唐初的長安與洛陽構成事實上的兩京制。
隋朝建立後，起初定都大興城，到了隋煬帝時，他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試圖把帝國凝結為牢固的整體。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以洛陽和其背後的關中為大運河三角的頂點，北連涿郡，南連吳越，將關隴貴族的核心區與舊北齊、南陳故地連接在一起，結束了自三國至南北朝以來長達300餘年的南北分裂歷史，有效加強統治。
其後延至唐、宋，河南充分利用漕運的優勢，作為帝國的核心有六百年之久。
隋大運河分佈圖
以江南糧食為例，它們要送到長安，需要走兩千多裡的路程。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從江南到洛陽一段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問題都不大。真正的問題出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
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鑒，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但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按說隋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情不那麼簡單。
唐長安城示意圖
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所以危險還沒暴露出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堆積如山，只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歉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去。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
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其實，隋唐時期的洛陽在規模上，遠遠比不上長安。隋文帝的第二長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陽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陽城不夠險要。它周圍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臨黃河，東臨洛水，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也算是形勝之地。但黃河平原畢竟是個大平原，再怎麼形勝也沒法和關中相比。洛陽的防守難度要遠遠超過長安。
洛陽最大的優勢，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職貢所均，水陸輻輳”。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這是個很悠久的辯題了。總體來說，古代知識份子認為長安有山河之固，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適合德化天下。
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位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傳）唐 李昭道《洛陽樓圖》
武則天這麼做，歷史上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她害死了皇后和蕭妃，長安宮殿裡鬧鬼；有人說她喜歡洛陽的繁華富麗。從武則天害人殺人的勁頭看，她神經強健得很，應該不會太怕鬼。洛陽的繁華倒可能是個因素。當時長安以恢弘取勝，洛陽以奢麗見長。從個人審美而言，武則天無疑更偏愛洛陽。但武則天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如此膚淺。她更深層的動機還是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國。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武則天一手策劃了關隴集團的破滅。
陳寅恪在學術上眼界獨到，氣象宏大。但像這種開創架構的一代宗師，在細節上往往頗有可商榷之處。他對武則天和關隴集團的分析也是如此。不過洛陽確實是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也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武則天垮臺後，韋後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後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佈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頭二十五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以前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尤其是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很多人都曾設法改進。比如將作大匠楊務廉就想過一個辦法，他開鑿了砥柱旁邊的三門山。船過砥柱時不需要改牛車陸運，直接從開鑿的山路上用縴夫拉過去，繞開砥柱。但是代價非常慘重。這條山路極其危險，縴夫往往從山上墜落，動輒死亡數十人，“落棧著石，百無一存”，縴夫的哭聲震動山谷，罵楊務廉為“妖人”。
後來還是靠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漕運的問題。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特別有名，但對唐朝的貢獻，其實還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認識到了按照當時的技術手段，三門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礙，只能走陸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點在其他環節上改進。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企業管理家泰勒，他創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將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後將每一道工序設計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入渭水，什麼時候到長安，裴耀卿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減到骨頭裡。
這個方案沒有牽涉到工程技術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式上的改良。但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後幾個繼任者又做了進一步完善，結果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四百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從洛陽到開封：安史之亂與經濟重心的南移
安史之亂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關鍵點，影響的絕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往往被認為是中國中古時代結束的標誌。在此之前，無論戰爭對洛陽的破壞有多嚴重，它都能從廢墟中重建起來。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從漢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漸漸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還是佔優勢。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當時差不多是三比二。但這個比例還在變化。安史之亂前夕，這個比例已到達了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經濟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方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時，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經翻轉為二比三。
這背後當然有各種深層原因：戰亂、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氣候的改變。傳統歷史學家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些，而且要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個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在這個大背景下，洛陽衰落了，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而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也就是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樑。
洛陽就這樣被放棄。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從長遠看也無法實行。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洛陽和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八大古都與洛陽、開封、安陽、鄭州
隨著運河航線的東移，洛陽的樞紐地位越來越低。當某一城市喪失政治資源時，當其又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資源時，就會逐漸喪失一切。北宋之後，洛陽逐漸退出了的歷史主場。到了北宋末年，洛陽又遭南下的金兵“洗禮”，之後徹底衰敗，只作為軍事重鎮而存在。
20世紀以來：“沒落貴族”的當代命運
20世紀以來，洛陽的地位又經歷幾度變遷。民國時期，洛陽的軍事與民用工業有不少發展。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還曾短暫遷都洛陽，設為行都。儘管民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建設洛陽城的措施，但很快便發現古都洛陽已難複昔日榮光。當時學者蔣廷黻就說：“政治中心離不開經濟中心，目前政治中心遷來內地，而經濟中心卻遠在京滬一帶，十分不適應。”指出了全國政治經濟佈局變遷的背景下，洛陽的尷尬處境。
洛陽作為戰略要衝，此後更是屢遭兵火，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中遭到極大破壞。據學者的統計：“新中國成立前夕，洛陽的房屋僅存127萬平方米，小營造廠只有四五家，有活集中、無活務農的零散泥木工人不足500個。一些富戶豪紳有庭院樓閣，多數居民以破舊窯洞或茅屋草舍棲身。”久經戰火之後，洛陽的經濟生產遭到巨大破壞，面臨空前挑戰。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洛陽地處內陸腹地，交通不便，不及鄭州的地理優勢（京漢鐵路和隴海鐵路便彙聚於鄭州），主要是作為工業城市發展。一五計畫期間，蘇聯首批援建的73個廠礦中有4個大型廠礦建在洛陽：中國第一拖拉機廠、洛陽玻璃廠、洛陽礦山機械廠與洛陽軸承廠，都是當年國人耳熟名詳的名字，使得洛陽一舉成為僅次於北京、上海、武漢、天津的全國第五大現代化城市。
但是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工業沒能適應市場經濟，逐漸衰敗下來。洛陽輕重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最多曾占比超過80%。洛陽曾經試圖發展過棉紡織、皮革等輕工業，但沒有取得成功。於是，洛陽的重工業越來越“重”，輕工業越來越“輕”。“十五”時期，洛陽的產業調整也未能觸動問題核心，重工業發展遇到瓶頸，民營經濟發展有限，難以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加劇了洛陽的活力不足。
近些年，國家十分重視洛陽建設。2016年“十三五”規劃以來，洛陽被定位為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2017年又被定位為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民間“洛陽崛起”的呼聲也很高：“洛陽像個沒落的貴族，期待她的崛起。”古都洛陽能否再度崛起？我們拭目以待。
來源及參考文獻：
《國家人文歷史》；
地球知識局：河南地緣格局 | 華夏中原的輝煌、衰落與復興；
李雅靜 吳靜：“洛陽印象：“沒落的貴族”？ 或失河南第二把交椅”，《河南商報》；
段笑蓉《宋元以降洛陽城市變遷研究》，河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選擇定都洛陽，意味著必須用全國的力量去供養這座都城的體面，這是一個傾全國之力的面子工程，而沉溺于其中的繁華，又會使人忘卻遠方的憂患，它更適合作為一個升平年代粉飾太平的副都，而不適合作為一個總領天下的首都，特別是一個外有南北強敵窺伺、內有憂患的帝國首都。洛陽龍門石窟
對遠在北方的人來說，這種憂慮尤為明顯，駐紮帝國北方的鮮卑部族軍隊，長期以來在邊地苦寒之中，守衛著帝國的邊陲，但現在，他們發現洛陽只顧著自己繁華，卻忘了他們的存在。他們選擇發動叛亂，用刀兵和獻血來表現自己的存在。而此時的洛陽，也成為了一場權與血的華麗舞臺。就像遷都洛陽城的孝文帝，一直受到文明太后的壓制一樣，孝明帝也受到其母把持朝政的靈太后的挾制，兒子想要制服母親，但卻被母親毒殺，之後，靈太后居然將一個女孩兒擁上帝位，又很快聲稱自己看錯了，將其廢黜。叛亂的鎮帥中，一個叫爾朱榮的契胡將領殺進洛陽，在處死了靈太后之後，血洗了這座華麗的帝國都城，爾朱榮用武力震懾著所有其他和他一樣覬覦權力的人。但他不久又死在被他擁立的孝莊帝手裡，三個月後，孝莊帝又被爾朱榮的從子爾朱兆仇殺。爾朱兆則被之後進入洛陽的高歡逼死，等等。而這一切，距離孝文帝遷都洛陽，不過40年。
547年，在孝文帝遷都洛陽53年後，楊衒之從東魏的都城鄴城前往洛陽，“城郭崩壞，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昔日都城，已經再一次淪為丘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的詩句，又一次迴響在他的耳畔。
隋至唐初：雙都並峙，帝國糧倉
時間進入隋唐。在我們的印象中，長安和洛陽似乎是隋唐兩代的主要城市，兩者在首都與陪都之間曖昧轉換，互為中心。學者葛劍雄指出，隋唐時代的長安與洛陽還談不上經常性的雙中心。而日本學者妹尾達彥認為，隋至唐初的長安與洛陽構成事實上的兩京制。
隋朝建立後，起初定都大興城，到了隋煬帝時，他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試圖把帝國凝結為牢固的整體。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以洛陽和其背後的關中為大運河三角的頂點，北連涿郡，南連吳越，將關隴貴族的核心區與舊北齊、南陳故地連接在一起，結束了自三國至南北朝以來長達300餘年的南北分裂歷史，有效加強統治。
其後延至唐、宋，河南充分利用漕運的優勢，作為帝國的核心有六百年之久。
隋大運河分佈圖
以江南糧食為例，它們要送到長安，需要走兩千多裡的路程。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從江南到洛陽一段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問題都不大。真正的問題出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
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鑒，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但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按說隋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情不那麼簡單。
唐長安城示意圖
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所以危險還沒暴露出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堆積如山，只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歉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去。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
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其實，隋唐時期的洛陽在規模上，遠遠比不上長安。隋文帝的第二長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陽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陽城不夠險要。它周圍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臨黃河，東臨洛水，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也算是形勝之地。但黃河平原畢竟是個大平原，再怎麼形勝也沒法和關中相比。洛陽的防守難度要遠遠超過長安。
洛陽最大的優勢，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職貢所均，水陸輻輳”。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這是個很悠久的辯題了。總體來說，古代知識份子認為長安有山河之固，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適合德化天下。
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位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傳）唐 李昭道《洛陽樓圖》
武則天這麼做，歷史上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她害死了皇后和蕭妃，長安宮殿裡鬧鬼；有人說她喜歡洛陽的繁華富麗。從武則天害人殺人的勁頭看，她神經強健得很，應該不會太怕鬼。洛陽的繁華倒可能是個因素。當時長安以恢弘取勝，洛陽以奢麗見長。從個人審美而言，武則天無疑更偏愛洛陽。但武則天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如此膚淺。她更深層的動機還是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國。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武則天一手策劃了關隴集團的破滅。
陳寅恪在學術上眼界獨到，氣象宏大。但像這種開創架構的一代宗師，在細節上往往頗有可商榷之處。他對武則天和關隴集團的分析也是如此。不過洛陽確實是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也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武則天垮臺後，韋後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後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佈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頭二十五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以前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尤其是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很多人都曾設法改進。比如將作大匠楊務廉就想過一個辦法，他開鑿了砥柱旁邊的三門山。船過砥柱時不需要改牛車陸運，直接從開鑿的山路上用縴夫拉過去，繞開砥柱。但是代價非常慘重。這條山路極其危險，縴夫往往從山上墜落，動輒死亡數十人，“落棧著石，百無一存”，縴夫的哭聲震動山谷，罵楊務廉為“妖人”。
後來還是靠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漕運的問題。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特別有名，但對唐朝的貢獻，其實還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認識到了按照當時的技術手段，三門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礙，只能走陸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點在其他環節上改進。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企業管理家泰勒，他創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將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後將每一道工序設計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入渭水，什麼時候到長安，裴耀卿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減到骨頭裡。
這個方案沒有牽涉到工程技術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式上的改良。但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後幾個繼任者又做了進一步完善，結果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四百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從洛陽到開封：安史之亂與經濟重心的南移
安史之亂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關鍵點，影響的絕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往往被認為是中國中古時代結束的標誌。在此之前，無論戰爭對洛陽的破壞有多嚴重，它都能從廢墟中重建起來。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從漢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漸漸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還是佔優勢。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當時差不多是三比二。但這個比例還在變化。安史之亂前夕，這個比例已到達了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經濟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方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時，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經翻轉為二比三。
這背後當然有各種深層原因：戰亂、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氣候的改變。傳統歷史學家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些，而且要濕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個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在這個大背景下，洛陽衰落了，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而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也就是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樑。
洛陽就這樣被放棄。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從長遠看也無法實行。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洛陽和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八大古都與洛陽、開封、安陽、鄭州
隨著運河航線的東移，洛陽的樞紐地位越來越低。當某一城市喪失政治資源時，當其又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資源時，就會逐漸喪失一切。北宋之後，洛陽逐漸退出了的歷史主場。到了北宋末年，洛陽又遭南下的金兵“洗禮”，之後徹底衰敗，只作為軍事重鎮而存在。
20世紀以來：“沒落貴族”的當代命運
20世紀以來，洛陽的地位又經歷幾度變遷。民國時期，洛陽的軍事與民用工業有不少發展。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還曾短暫遷都洛陽，設為行都。儘管民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建設洛陽城的措施，但很快便發現古都洛陽已難複昔日榮光。當時學者蔣廷黻就說：“政治中心離不開經濟中心，目前政治中心遷來內地，而經濟中心卻遠在京滬一帶，十分不適應。”指出了全國政治經濟佈局變遷的背景下，洛陽的尷尬處境。
洛陽作為戰略要衝，此後更是屢遭兵火，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中遭到極大破壞。據學者的統計：“新中國成立前夕，洛陽的房屋僅存127萬平方米，小營造廠只有四五家，有活集中、無活務農的零散泥木工人不足500個。一些富戶豪紳有庭院樓閣，多數居民以破舊窯洞或茅屋草舍棲身。”久經戰火之後，洛陽的經濟生產遭到巨大破壞，面臨空前挑戰。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洛陽地處內陸腹地，交通不便，不及鄭州的地理優勢（京漢鐵路和隴海鐵路便彙聚於鄭州），主要是作為工業城市發展。一五計畫期間，蘇聯首批援建的73個廠礦中有4個大型廠礦建在洛陽：中國第一拖拉機廠、洛陽玻璃廠、洛陽礦山機械廠與洛陽軸承廠，都是當年國人耳熟名詳的名字，使得洛陽一舉成為僅次於北京、上海、武漢、天津的全國第五大現代化城市。
但是改革開放之後，這些工業沒能適應市場經濟，逐漸衰敗下來。洛陽輕重工業比例失調，重工業最多曾占比超過80%。洛陽曾經試圖發展過棉紡織、皮革等輕工業，但沒有取得成功。於是，洛陽的重工業越來越“重”，輕工業越來越“輕”。“十五”時期，洛陽的產業調整也未能觸動問題核心，重工業發展遇到瓶頸，民營經濟發展有限，難以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加劇了洛陽的活力不足。
近些年，國家十分重視洛陽建設。2016年“十三五”規劃以來，洛陽被定位為國家區域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2017年又被定位為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民間“洛陽崛起”的呼聲也很高：“洛陽像個沒落的貴族，期待她的崛起。”古都洛陽能否再度崛起？我們拭目以待。
來源及參考文獻：
《國家人文歷史》；
地球知識局：河南地緣格局 | 華夏中原的輝煌、衰落與復興；
李雅靜 吳靜：“洛陽印象：“沒落的貴族”？ 或失河南第二把交椅”，《河南商報》；
段笑蓉《宋元以降洛陽城市變遷研究》，河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