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即將發表于《財經智庫》2018年第3期， 謝絕傳統媒體轉載。 文中配圖攝於位於紐約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廈。
一、引言
2018年1月20日是特朗普入主白宮執政一周年紀念日。 儘管這一天由於預算撥款法案未能通過， 美國政府陷入“停擺”的尷尬境地，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 這位史上年齡最大、政治經驗最少的美國總統一年來在提振美國經濟方面交出了耀眼的答卷。 特朗普上任後， 美國經濟企穩復蘇， 各項經濟指標持續改善：非農就業率在2017年11月創下16年內新高， 經濟增長率同比上升；私人投資和消費增長強勁，
打著“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崇尚“自由主義”的旗號， 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的經濟政策延續了競選時期的政策主張， 凸顯了“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傾向。 受傳統供給學派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以擴大供給、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為導向， 促使優質資本與人力要素回流美國， 旨在重振美國製造業：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竭力推進稅制改革， 試推新醫保法案， 放鬆金融監管， 進行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的主要思路是什麼？特朗普各項經濟政策推行前景如何？這些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會造成怎樣的潛在影響和外溢效應？筆者將在梳理特朗普主要經濟政策主張的基礎上， 嘗試著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 本文剩餘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思路；第三部分梳理特朗普國內經濟政策主張，
二、特朗普政府主要經濟政策思路概括
2008年金融危機後， 全球經濟復蘇動力疲乏， 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特朗普上任前的2016年， 美國GDP實際增速僅為1.5%， 遠低於3.5%的歷史水準， 美國經濟增長陷入復蘇動力的泥潭， 長期增長停滯假說的支持者越來越多。 在此背景下， 抓住提振經濟增長的主線就等於抓住了美國經濟的主要矛盾。
在特朗普看來， 全球價值鏈的過分延長、部分產業外包轉移和危機後的金融強監管限制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動能， 並造成了美國對主要交易夥伴持續的經常項目赤字。
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經濟政策如圖1所示， 我們將其經濟政策的具體思路概括如下。
第一， 秉持“美國優先”原則， 提升就業率， 力促優質資本和人才回流美國， 重振製造業。 特朗普一方面簽署了“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的行政令， [1]在美國本土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也不忘發揚其“推特治國”的優勢， 點名重點批評跨國公司在海外設立生產線的行為， 使得不少企業在重壓之下紛紛回國開工廠， 承諾雇傭本國勞動力、使用本國原材料，
第二， 對國內和國外經濟活動進行目的極強的指導性干預。 稅制改革是特朗普政府財政政策的最大亮點， 旨在為企業和家庭降低稅負， 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提振實體經濟；同時， 特朗普經常在公開場合和推特上批評美聯儲， 輸出特朗普政府貨幣政策取向， 干涉貨幣政策獨立性， 讓貨幣政策為其財政政策服務；此外， 特朗普還時常指責他國的匯率政策， 威脅將一國列入“匯率干預國”名單， 對其貿易行為進行制裁， 以此來逼迫他國做出政策讓步。
第三， 支持貿易保護主義， 拋棄多邊主義， 與他國開展貿易戰。 特朗普自競選時期就被認為是反全球化的代言人， 其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表露無遺。 上任之初，特朗普立即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在2017年度開展了五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三方談判，意圖通過談判重新確立美國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另一方面，特朗普將國內經濟運行問題複雜化、外部化、政治化，將美國嚴重的貿易赤字歸因於他國之咎，並對中國、泰國等交易夥伴開展301調查，對中國開啟貿易戰，轉嫁國內民眾對本屆政府的怨氣。
三、特朗普國內經濟政策：梳理與潛在影響評估
（一）政策梳理
財政政策是特朗普國內經濟政策的重點，而稅制改革則是財政政策的核心。在特朗普政府看來，減稅能有效降低“美國製造”的成本並能以可觀的回報吸引全世界的優質資本，重振美國製造業。目前看來，稅制改革也是特朗普經濟政策中內容最詳實、進展速度最快的。
2017年4月21日，特朗普政府公佈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稅收改革方案，方案旨在減免長期以來偏高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首先，降低企業稅收。將公司稅率從35%削減至15%，給予公司匯回海外存留資金稅收優惠，並採取屬地稅收原則；其次，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簡化稅收檔位。個稅起征點從6300美元升至1.26萬美元，增加家庭稅收減免幅度，徵收方面，由7檔簡化為3檔，最高檔稅率由39.5%降低至35%；最後，撤銷奧巴馬醫改稅，廢除替代最低稅額和遺產稅，但是未公佈有爭議的邊境稅改革方案。
特朗普稅改方案有望顯著降低美國企業的稅負，提高美國居民的收入水準，因此公佈之後受到的政策阻力較小，並於2017年5-7月舉行了聽證會討論具體政策細節。7月下旬，包括眾議院議長、參議院多數党領袖、財政部部長、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在內的政要發表對稅改的聯合聲明，指出對美國家庭稅收的減免是稅改方案的核心：應降低小企業稅負，使其和大企業公平競爭；應降低國內企業稅負，使其和外國企業競爭，同時保護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和稅基。
與此同時，稅改的最終方案框架在各方博弈之下於2017年11月2日公佈於眾：議案長達429頁，是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計畫將公司稅自35%降至20%，降低個人和家庭稅率，並取消企業和個人享有的部分稅務抵扣；此外，法案將廢除現行州和地方所得稅以及消費稅可減抵稅額的做法。12月2日，參議院以51票贊同、49票反對最終通過了稅改法案。
特朗普稅改的可持續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財政的支撐情況。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主任瑪律瓦尼（Mick Mulvaney）提交的2018年預算中期評估中，評價奧巴馬政府的失敗政策導致美國政府公共債務在過去7年間幾近翻倍增長。因此，特朗普政府當務之急是怎樣節省政府支出，並提高稅收使用效率。為此，特朗普政府同步提出刺激基礎設施建設的目標、方案及特朗普醫改議案。
在2017年5月24日提交的2018財政年度預算案中，特朗普要求在國防、邊境安全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增加更多的資金，同時要求減少教育、科研、環境和醫保方面的投入。6月5日，特朗普宣佈啟動“基建周”，在辛辛那提提出“萬億基建計畫”，討論如何有效利用稅收收入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並提出大幅縮短基礎設施項目推進時間，減至2年-10年不等，並且通過削減監管程式來獲得專案確切性。8月15日，特朗普在另一份行政令中批示加強基礎設施專案批准審查和環境問責，並在之後胡佛壩專案中得以充分運用。2018年1月30日，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宣佈基建計畫規模將擴大至1.5萬億美元，遠超之前宣稱的一萬億美元。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朗普醫改進程頻繁受阻，在2017年下半年甚至一度遭遇停滯。2017年3月24日，《美國醫療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在國會投票前一刻被撤回，醫改進程受到重創；7月14日，共和黨參議員在原法案基礎上修訂提出了《更好醫保和解法案》，但後因遭到幾名參議員反對，直接導致議案無法提交參議院表決；10月18日，經過多次商討，國會參議院兩黨自去年以來首度合作，小範圍達成了旨在穩定奧巴馬醫改“分攤成本減免”（CSR）款項的協定，但次日這種聯邦撥款支持地方政府醫保支出的做法就遭到特朗普的反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2月20日表決通過的特朗普稅改最終法案上，出現了廢除強制醫保的規定，因此，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今後借稅改政策推進醫改進程的可能性。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財政政策又急需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流動性支撐。危機後奧巴馬政府頒佈的《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 Act）旨在通過限制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規模，縮減金融機構貸款規模，有效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維持金融穩定。而特朗普內閣認為危機以來的金融強監管阻礙了美國生產力，在4月21日特朗普簽署的備忘錄中，明確要求美國財政部重新審議2008年金融危機後有關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規定。6月中旬，美國眾議院議員以233票對186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金融選擇法案”，該法案將推翻《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主要內容。10月6日，美國財政部發佈評估報告《創造經濟機遇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針對資本市場，提出減少監管重疊、放鬆對中小銀行包括社區銀行的監管及對證券化限制等建議。貨幣政策方面，雖然美聯儲方面擁有貨幣政策獨立性，但特朗普左右搖擺的貨幣政策態度還是給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帶來了衝擊。11月2日，特朗普提名鮑威爾為美聯儲下一任主席，主要是考慮到後者對金融監管靈活的態度，而稅改方案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援。
（二）潛在影響評估
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國內經濟政策具有清晰的思路和導向，即以稅制改革為核心，突出財政政策的功效，進行結構性調整，以達到提升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刺激私人部門有效消費，重振美國製造業，降低失業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改善美國經濟基本面的作用。這可謂瞄準了美國經濟的基本矛盾，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同時，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的輕重緩急得到很好的把握，當局在2017年上半年推出一系列改革法案，下半年則以稅制改革為重點依次突破，確保交出一份滿意的經濟答卷。然而，鑒於美國政府長期以來積累的龐大的公共債務、國會共和黨、民主黨持續的利益衝突，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仍面臨較大的疑問，並且政策的長期效應也面臨著考驗：
第一，特朗普政府以稅制改革為核心的財政政策真實效益具有不確定性。目前，稅改方案正按計劃進度進行，考慮到實踐中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商業運作、會計手段及國際稅收轉移進行稅收規避與減免，企業實際繳納稅率遠低於聯邦企業稅率35%，因此，短期內對企業的真實減稅力度可能有限。其次，鑒於美國聯邦債務比例已超過100%，減稅方案、基建投資方案推行進度遠快於醫改法案等削減支出計畫，美國財政政策進一步擴張的空間面臨掣肘；同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正處在歷史低位，若未來美國國債收益率顯著上升，則財政支出中剛性支出占比將會加大，這將會加劇財政困難，影響財政政策可持續性。再次，特朗普政府財政政策旨在進行長期結構性調整，理論依據是供給學派為主的雷根經濟學，然而與雷根時代相比美國經濟當前處境截然不同：雷根時代美國經濟面臨持續的滯脹，如今美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失衡與低通脹的局面，特朗普稅改能否複製雷根經濟學的奇跡尚不得知。最後，就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來看，若想長期改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需要提高投資的有效性，這也許只能通過技術革命和創新驅動來實現。因此，特朗普政府的稅制改革的真實作用恐怕不及預期。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基建方案擴增規模難度較大，醫療改革更難突破。誠然，刺激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能夠提高稅收利用有效性，但是受國會預算限制和減稅增支的根本矛盾影響，基建投資的規模受限。鑒於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簡化了環境審查和批准基礎設施的進程，加強了聯邦各機構之間在基礎設施批准和環境審查方面的政策協調，基建方案的政策效果短時間會顯現。對於廢除奧巴馬醫保的特朗普醫改方案而言，始終任重而道遠。特朗普新醫改法案觸動了美國民眾的根本利益，在共和黨占絕對優勢的眾議院都很難通過。不過，特朗普內閣已經達成了先廢除奧巴馬醫改各項決議再提出新法案的政策路徑，並且有可能借稅改方案推進廢除奧巴馬醫改的進程。
第三，特朗普政府金融去監管政策順應了寬鬆化的趨勢，但政策的負面衝擊不容忽視，而特朗普政府的貨幣政策取向也難以撼動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目前，特朗普政府的金融去監管政策主要是為輔助財稅政策的有效進行，一些金融機構也樂享其成，但是給監管鬆綁違背了強監管的大趨勢，加上美國正處在新一輪金融週期的上升階段，一旦操作不慎，很可能引起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是又一輪金融危機。而如今美聯儲貨幣政策決策主要是依據貨幣政策規則而定，留給不確定預期的空間有限。當前美聯儲正處於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初期階段，2017年美聯儲歷經三次加息，未來市場對美聯儲加息與縮表的預期無疑是清晰而確定的雖然，2017年11月特朗普提名任命了新任主席鮑威爾，但是鑒於其保守派的作風，很難脅迫新的美聯儲為特朗普政府的短期經濟目標服務。
四、特朗普政府對外經濟政策：梳理與外溢效應分析
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不斷敲打交易夥伴，出臺了一系列以增加本土企業競爭力和維護國內市場的貿易保護政策，對中國重要交易夥伴發動貿易戰，並推行嚴厲的移民政策。
（一）政策梳理
上任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發生很大程度的轉向，特徵之一是放棄多邊主義的貿易協定，回歸雙邊主義貿易談判，重新確立在國際貿易中的責任和義務。上任之初，特朗普立即履行競選時承諾，簽署行政令，宣佈美國退出TPP，給多邊合作組織蒙上陰影；2017年4月28日，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新聞發佈會上聲稱要對WTO貿易協定進行整體重新評估；同時，2017年度特朗普政府展開了五輪針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在電信、競爭政策、數字貿易、良好的監管措施和海關、貿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有意義的進展，此外各方還在政府採購的准入領域交換了初步報價；12月11日，在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上，美國貿易代表發表聲明，稱世貿組織面臨嚴重的挑戰，不少現行規則只適用於少數國家，不承認某些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特徵之二是不斷敲打交易夥伴、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對最大的交易夥伴中國發動貿易戰，並且部分行動得到了美國民眾的支持。例如《紐約郵報》評論所言，“特朗普敢於質疑自由貿易的條款，並且超過四分之三的民主黨人相信這些條款協議已經傷害了美國，並且已經授權特朗普採取行動”。
首先，特朗普上任不久就簽署了一系列旨在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行政令：2017年3月3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務部與美國貿易代表、其他政府機構領導人協商，在90天內提交有關美國貿易赤字的報告,在另一份行政令中，特朗普要求確立一個保障正確收繳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的計畫；4月29日，特朗普又簽訂了兩項維護美國對外貿易權益的行政令，其一是為“解決貿易協定中的違約與濫用”，並指示商務部長和美國貿易代表對所有與美國有貿易或投資協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進行“表現評估”；其二決定設立“貿易及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維護和服務美國工人和國內的製造業廠商，並就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貿易逆差、增強美國製造業和捍衛產業基礎議題向總統提供政策顧問意見。
其次，特朗普政府針對國外進口產品是否威脅美國本土廠商開展了全方位調查：2017年4月20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總統備忘錄，要求商務部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優先調查鋼鐵進口是否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4月26日，特朗普再次簽署備忘錄，要求商務部調查進口鋁產品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根據重啟的貿易201條法規，若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發現進口產品對美國國內工業造成嚴重損害時，有權採取何種行動應對。在7月份漢堡召開的G20峰會上，特朗普再三威脅對鋼鐵進口徵收懲罰性關稅。
再次，特朗普不斷敲打主要交易夥伴，對其進口產品開展反傾銷反壟斷調查，並對中國打響貿易戰。上任不久，特朗普政府就將最大的矛頭指向中國，引起中美雙方一輪輪貿易衝突：2017年8月19日，美國政府正式發動對華301反傾銷調查，扣動了對華貿易戰的扳機，調查將確定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和創新方面的行為、政策和做法的合理性、歧視性及是否損害美國商業活動；針對中國光伏產業在美巨大的市場份額，9月美國貿易委員會做出針對中國光伏元件的損害裁決，認定中國進口產品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將研究對美國進口產品採取限制措施。進入2018年後，中美貿易衝突愈發變得頻繁而激烈：1月1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2017年惡名市場非定期回顧報告》，將中國納入其“惡名市場”名單中；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再次指責中國，美國貿易辦公室發佈關於中國和俄羅斯加入WTO的年度報告，稱中俄未能接受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沒有履行承諾；1月22日， 特朗普批准對美國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製造商的救濟，對相應模組徵收保護性關稅，而中國企業此前在這兩個行業中一直佔有巨大的優勢。3月23日，美國貿易辦公室公佈對華301調查報告，並基於此推出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貿易戰正式打響；4月3日，美國提前公佈針對中國301關稅產品清單，建議對清單上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稅，中美貿易衝突進一步加劇。
匯率工具也是歷屆美國政府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慣用手段。如果一國被美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將逼迫其在匯率制度、幣值穩定、資本管制等領域與美方展開談判，若對方未做出重大讓步，美國將採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例如限制該國海外融資、將其從政府採購清單中剔除、徵收高額關稅等等。然而，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未將任何主要交易夥伴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中，根據《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只是將中國、德國、日本、韓國、瑞士及中國臺灣六大交易夥伴列入匯率政策的監測名單之中,但是隨著貿易衝突進一步加劇，匯率手段也可能成為美國貿易戰常用工具之一。
同時，特朗普政府延續了競選時承諾的強硬的移民政策，全方位收緊了移民數量，旨在提高美國本土工人就業率、維護國家安全，為國內經濟政策服務。
上任不到一周，特朗普就開啟了史上最嚴厲的移民政策，2017年1月底，特朗普簽署行政令，禁止難民和部分伊斯蘭國家國民入境，導致大量旅客滯留機場，民眾怨聲載道，司法部代理部長及移民與執法局代理局長當晚遭到解雇。2月底，在國會首次演講上，特朗普提出要推動移民改革議程，但並未公佈具體細節。3月6日，特朗普在一份行政令中暫時限制6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申請新的入境簽證，並且不得接收這些國家的難民，但效力不追溯以往，已獲得簽證的綠卡持有人不受影響。
進入2017年4月以來，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改革方案步伐逐漸加快、方案也越來越具體，涉及人群範圍愈加廣泛。4月18日，特朗普在簽署的“雇傭美國人、購買美國貨”行政令中，要求聯邦政府修改HIB（留學生工作簽證）政策，主要影響人群為高科技移民。6月，國會眾議院通過兩項移民法案：一項法案對再次非法入境的人處以更加嚴厲的懲處；另一項法案針對庇護移民的庇護城市，聲稱對於不逮捕、不拘留非法移民的城市會停止聯邦撥款。6月22日，特朗普在一次演說中提到將很快推動立法，讓美國新移民5年不能享受社會福利；2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刪除了2012奧巴馬命令中有關尋求加快受理學生和遊客非移民簽證申請的新規定。當然，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新規主要還是針對非法移民的，此方面的政策還包括賦予國土安全部移民事務的權力、結束上一屆政府兒童非法入境延期專案、為進入美國難民設立新上限（2018財政年度進入美國難民不超過45000人）等。
（二）外溢效應分析
筆者認為，無論是反對多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還是強硬的移民路線，特朗普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無疑是為國內經濟政策的順利運行鋪平道路。然而，一旦政策得到落實，會對全球及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外溢效應。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將對現行全球貿易體系構成極大的損害。眾所周知，過去十年間，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協定與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顯著地擴大了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規模，減少了不必要的福利損失。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優勢之一即為國家間彼此使用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原則，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最大限度地消除貿易壁壘。事實上，美國也是多邊貿易體系下貿易自由化的積極宣導者和最大受益者，無論是TPP還是TTIP，都是美國為加強其在全球貿易格局的主導地位而大力推進和深入的。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拋棄多邊主義，轉向雙邊貿易談判，重新確立在貿易協定中的責任和義務，這是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嚴重破壞，亦是對經濟全球化的開倒車行為。
第二，特朗普政府對外貿易政策宣導貿易保護主義，反對產業空心化和二次產業外包，試圖繁榮美國的製造業，這違背了國際分工格局，將會對全球價值鏈造成不利衝擊。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價值鏈顯著延長，呈現“生產活動不斷分散、生產功能不斷集中”的新趨勢。美國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上游與頂端，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需求市場。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路線圖一旦付諸運行，可能會破壞當前的國際分工格局，造成全球價值鏈縮短甚至中斷，這會顯著威脅全球貿易的可持續增長前景。
第三，特朗普政府強硬的移民路線和拒絕無償或廉價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姿態，將會對國際經濟合作的前景與全球治理體系構成嚴重負面衝擊。特朗普政府出臺政策嚴格限制難民入境、削減科技移民和留學簽證派發數量、設置移民接受上限，並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美國政府放棄國際合作引領者和全球治理體系重要參與者的雙重地位，一旦特朗普政府此方面政策轉向正式落實，全球治理體系可能會陷入問題摩擦越來越多，公共產品嚴重不足的供需失衡境地。考慮到短期任何國家都無法填補美國留下的供給缺口，未來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將會面臨嚴重的負面挑戰。
第四，特朗普政府不負責任的、強硬的對華貿易姿態，將會嚴重損害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眾所周知，美國對華出口產品的貿易指責是嚴重有失公允的，違背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原則。同時，一旦發動大規模貿易戰，沒有國家會成為贏家，往往兩敗俱傷。考慮到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針對中國大大小小的貿易摩擦不斷，引發持續的貿易衝突，發動貿易戰 ，這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採取對外貿易政策系統性遏制中國的思路。中國政府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政策轉向，避免不必要的妥協和讓步，警惕美國將貿易戰範圍由雙邊擴展至多邊層面。
五、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前景展望
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抓住了美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以稅改為核心，進行全方位結構性改革，主要政策正在逐步推進運行（表1）。但是部分激進政策（尤其是對外貿易政策）受經濟規律、政治制度、利益集團與民眾反應等多重因素制約，因此，執行時間與最終成效都有待觀望。
我們對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前景做出如下展望。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稅改方案自2017年底獲得參議院表決通過後，正在逐步落實進展。將企業稅率由35%降至21%，而非最初的15%；將個稅保留7檔徵收，想必也是考慮到負債累累的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國會眾議院參議院兩黨政治博弈的結果。但同時，特朗普稅改具有供給學派拉弗曲線的理論基礎與雷根時代結構性改革的實踐經驗，因此，減稅方案發生頻繁調整的可能性不大。未來此輪稅改的持續時間取決於減稅對於降低企業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美國私人部門消費的具體效果。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大規模基建刺激計畫很難落實。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旨在提高美國公共投資有效性、引入私人資本，提高企業部門投資類，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然而，美國長期存在顯著的投資儲蓄負缺口，在此背景下不斷擴增基建投資規模勢必會加重美國政府的財政負擔，甚至間接影響美聯儲未來的貨幣政策。因此，大規模的基建刺激計畫受財政赤字與持續的政府債務的雙重限制，短期內落實希望較小。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醫改方案很難有突破性進展。特朗普政府廢除奧巴馬醫改方案、縮減醫療支出的行為違背了美國民眾的根本利益，相關的方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將遭到極大的政治阻力。2017年全年特朗普醫改進程幾乎無顯著進展，不過特朗普政府今後可能借其他政策方案漸進廢除奧巴馬醫改的一些重要條款。
第四，特朗普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前景依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危機後金融去監管已成為信號，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積極的財稅政策急需寬鬆的金融環境支援，給監管鬆綁能夠為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另一方面，金融監管缺失引起的高杠杆和信貸市場泡沫是金融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不少國會議員擔心特朗普政府會重蹈覆轍，因而堅決反對法案的推出。但是，2018年伊始，美股已經歷經幾次單日跌幅超過3%的重大調整，流動性趨緊與國債收益率反彈引起的融資成本上升的雙重疊加作用可能會加劇美股的下跌趨勢，因而，去監管釋放流動性也是資本市場風險減震器之一。因此，結合兩方面因素來看，金融監管方案在2018年的實施前景仍不確定。
第五，特朗普的對外經貿政策對全球和中國經濟將會產生很大的負外部性，我們需要警惕中美貿易衝突升級及進一步引發大規模貿易戰的風險。一方面，如果發動大規模貿易戰，沒有國家會成為贏家；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對華貿易小動作不斷，近期針對中國進口的鋼、鋁產品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調查已經展開，美國貿易代表已列出針對中國製造業的懲罰性關稅清單，不排除下一步美國有可能對中國等製造業大國啟用包括201條款在內的非常規貿易措施，造成更嚴重的貿易衝突和負外部性。不過，除採取強硬貿易保護主義外，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外交等其他領域的政策主張也遭到不少民眾的堅決反對，加上“通俄門”等事件的負面衝擊，特朗普政府在國內和國際層面都可能面臨失道寡助的困境，甚至是被彈劾的風險。因此，在特朗普及其幕僚真正扣動大規模貿易戰的扳機之前，恐怕他們也得思慮再三。
上任之初，特朗普立即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在2017年度開展了五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三方談判，意圖通過談判重新確立美國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另一方面，特朗普將國內經濟運行問題複雜化、外部化、政治化，將美國嚴重的貿易赤字歸因於他國之咎，並對中國、泰國等交易夥伴開展301調查，對中國開啟貿易戰，轉嫁國內民眾對本屆政府的怨氣。三、特朗普國內經濟政策：梳理與潛在影響評估
（一）政策梳理
財政政策是特朗普國內經濟政策的重點，而稅制改革則是財政政策的核心。在特朗普政府看來，減稅能有效降低“美國製造”的成本並能以可觀的回報吸引全世界的優質資本，重振美國製造業。目前看來，稅制改革也是特朗普經濟政策中內容最詳實、進展速度最快的。
2017年4月21日，特朗普政府公佈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稅收改革方案，方案旨在減免長期以來偏高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首先，降低企業稅收。將公司稅率從35%削減至15%，給予公司匯回海外存留資金稅收優惠，並採取屬地稅收原則；其次，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簡化稅收檔位。個稅起征點從6300美元升至1.26萬美元，增加家庭稅收減免幅度，徵收方面，由7檔簡化為3檔，最高檔稅率由39.5%降低至35%；最後，撤銷奧巴馬醫改稅，廢除替代最低稅額和遺產稅，但是未公佈有爭議的邊境稅改革方案。
特朗普稅改方案有望顯著降低美國企業的稅負，提高美國居民的收入水準，因此公佈之後受到的政策阻力較小，並於2017年5-7月舉行了聽證會討論具體政策細節。7月下旬，包括眾議院議長、參議院多數党領袖、財政部部長、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在內的政要發表對稅改的聯合聲明，指出對美國家庭稅收的減免是稅改方案的核心：應降低小企業稅負，使其和大企業公平競爭；應降低國內企業稅負，使其和外國企業競爭，同時保護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和稅基。
與此同時，稅改的最終方案框架在各方博弈之下於2017年11月2日公佈於眾：議案長達429頁，是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計畫將公司稅自35%降至20%，降低個人和家庭稅率，並取消企業和個人享有的部分稅務抵扣；此外，法案將廢除現行州和地方所得稅以及消費稅可減抵稅額的做法。12月2日，參議院以51票贊同、49票反對最終通過了稅改法案。
特朗普稅改的可持續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財政的支撐情況。白宮預算管理辦公室主任瑪律瓦尼（Mick Mulvaney）提交的2018年預算中期評估中，評價奧巴馬政府的失敗政策導致美國政府公共債務在過去7年間幾近翻倍增長。因此，特朗普政府當務之急是怎樣節省政府支出，並提高稅收使用效率。為此，特朗普政府同步提出刺激基礎設施建設的目標、方案及特朗普醫改議案。
在2017年5月24日提交的2018財政年度預算案中，特朗普要求在國防、邊境安全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增加更多的資金，同時要求減少教育、科研、環境和醫保方面的投入。6月5日，特朗普宣佈啟動“基建周”，在辛辛那提提出“萬億基建計畫”，討論如何有效利用稅收收入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並提出大幅縮短基礎設施項目推進時間，減至2年-10年不等，並且通過削減監管程式來獲得專案確切性。8月15日，特朗普在另一份行政令中批示加強基礎設施專案批准審查和環境問責，並在之後胡佛壩專案中得以充分運用。2018年1月30日，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宣佈基建計畫規模將擴大至1.5萬億美元，遠超之前宣稱的一萬億美元。
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特朗普醫改進程頻繁受阻，在2017年下半年甚至一度遭遇停滯。2017年3月24日，《美國醫療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在國會投票前一刻被撤回，醫改進程受到重創；7月14日，共和黨參議員在原法案基礎上修訂提出了《更好醫保和解法案》，但後因遭到幾名參議員反對，直接導致議案無法提交參議院表決；10月18日，經過多次商討，國會參議院兩黨自去年以來首度合作，小範圍達成了旨在穩定奧巴馬醫改“分攤成本減免”（CSR）款項的協定，但次日這種聯邦撥款支持地方政府醫保支出的做法就遭到特朗普的反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12月20日表決通過的特朗普稅改最終法案上，出現了廢除強制醫保的規定，因此，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今後借稅改政策推進醫改進程的可能性。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財政政策又急需寬鬆的貨幣政策與流動性支撐。危機後奧巴馬政府頒佈的《多德-弗蘭克法》（Dodd-Frank Act）旨在通過限制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規模，縮減金融機構貸款規模，有效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維持金融穩定。而特朗普內閣認為危機以來的金融強監管阻礙了美國生產力，在4月21日特朗普簽署的備忘錄中，明確要求美國財政部重新審議2008年金融危機後有關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規定。6月中旬，美國眾議院議員以233票對186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金融選擇法案”，該法案將推翻《多德-弗蘭克法案》的主要內容。10月6日，美國財政部發佈評估報告《創造經濟機遇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針對資本市場，提出減少監管重疊、放鬆對中小銀行包括社區銀行的監管及對證券化限制等建議。貨幣政策方面，雖然美聯儲方面擁有貨幣政策獨立性，但特朗普左右搖擺的貨幣政策態度還是給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帶來了衝擊。11月2日，特朗普提名鮑威爾為美聯儲下一任主席，主要是考慮到後者對金融監管靈活的態度，而稅改方案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援。
（二）潛在影響評估
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國內經濟政策具有清晰的思路和導向，即以稅制改革為核心，突出財政政策的功效，進行結構性調整，以達到提升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刺激私人部門有效消費，重振美國製造業，降低失業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改善美國經濟基本面的作用。這可謂瞄準了美國經濟的基本矛盾，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同時，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的輕重緩急得到很好的把握，當局在2017年上半年推出一系列改革法案，下半年則以稅制改革為重點依次突破，確保交出一份滿意的經濟答卷。然而，鑒於美國政府長期以來積累的龐大的公共債務、國會共和黨、民主黨持續的利益衝突，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仍面臨較大的疑問，並且政策的長期效應也面臨著考驗：
第一，特朗普政府以稅制改革為核心的財政政策真實效益具有不確定性。目前，稅改方案正按計劃進度進行，考慮到實踐中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商業運作、會計手段及國際稅收轉移進行稅收規避與減免，企業實際繳納稅率遠低於聯邦企業稅率35%，因此，短期內對企業的真實減稅力度可能有限。其次，鑒於美國聯邦債務比例已超過100%，減稅方案、基建投資方案推行進度遠快於醫改法案等削減支出計畫，美國財政政策進一步擴張的空間面臨掣肘；同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正處在歷史低位，若未來美國國債收益率顯著上升，則財政支出中剛性支出占比將會加大，這將會加劇財政困難，影響財政政策可持續性。再次，特朗普政府財政政策旨在進行長期結構性調整，理論依據是供給學派為主的雷根經濟學，然而與雷根時代相比美國經濟當前處境截然不同：雷根時代美國經濟面臨持續的滯脹，如今美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失衡與低通脹的局面，特朗普稅改能否複製雷根經濟學的奇跡尚不得知。最後，就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來看，若想長期改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需要提高投資的有效性，這也許只能通過技術革命和創新驅動來實現。因此，特朗普政府的稅制改革的真實作用恐怕不及預期。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基建方案擴增規模難度較大，醫療改革更難突破。誠然，刺激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能夠提高稅收利用有效性，但是受國會預算限制和減稅增支的根本矛盾影響，基建投資的規模受限。鑒於2017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簡化了環境審查和批准基礎設施的進程，加強了聯邦各機構之間在基礎設施批准和環境審查方面的政策協調，基建方案的政策效果短時間會顯現。對於廢除奧巴馬醫保的特朗普醫改方案而言，始終任重而道遠。特朗普新醫改法案觸動了美國民眾的根本利益，在共和黨占絕對優勢的眾議院都很難通過。不過，特朗普內閣已經達成了先廢除奧巴馬醫改各項決議再提出新法案的政策路徑，並且有可能借稅改方案推進廢除奧巴馬醫改的進程。
第三，特朗普政府金融去監管政策順應了寬鬆化的趨勢，但政策的負面衝擊不容忽視，而特朗普政府的貨幣政策取向也難以撼動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目前，特朗普政府的金融去監管政策主要是為輔助財稅政策的有效進行，一些金融機構也樂享其成，但是給監管鬆綁違背了強監管的大趨勢，加上美國正處在新一輪金融週期的上升階段，一旦操作不慎，很可能引起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是又一輪金融危機。而如今美聯儲貨幣政策決策主要是依據貨幣政策規則而定，留給不確定預期的空間有限。當前美聯儲正處於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初期階段，2017年美聯儲歷經三次加息，未來市場對美聯儲加息與縮表的預期無疑是清晰而確定的雖然，2017年11月特朗普提名任命了新任主席鮑威爾，但是鑒於其保守派的作風，很難脅迫新的美聯儲為特朗普政府的短期經濟目標服務。
四、特朗普政府對外經濟政策：梳理與外溢效應分析
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不斷敲打交易夥伴，出臺了一系列以增加本土企業競爭力和維護國內市場的貿易保護政策，對中國重要交易夥伴發動貿易戰，並推行嚴厲的移民政策。
（一）政策梳理
上任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發生很大程度的轉向，特徵之一是放棄多邊主義的貿易協定，回歸雙邊主義貿易談判，重新確立在國際貿易中的責任和義務。上任之初，特朗普立即履行競選時承諾，簽署行政令，宣佈美國退出TPP，給多邊合作組織蒙上陰影；2017年4月28日，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新聞發佈會上聲稱要對WTO貿易協定進行整體重新評估；同時，2017年度特朗普政府展開了五輪針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在電信、競爭政策、數字貿易、良好的監管措施和海關、貿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有意義的進展，此外各方還在政府採購的准入領域交換了初步報價；12月11日，在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上，美國貿易代表發表聲明，稱世貿組織面臨嚴重的挑戰，不少現行規則只適用於少數國家，不承認某些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特徵之二是不斷敲打交易夥伴、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對最大的交易夥伴中國發動貿易戰，並且部分行動得到了美國民眾的支持。例如《紐約郵報》評論所言，“特朗普敢於質疑自由貿易的條款，並且超過四分之三的民主黨人相信這些條款協議已經傷害了美國，並且已經授權特朗普採取行動”。
首先，特朗普上任不久就簽署了一系列旨在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行政令：2017年3月3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要求務部與美國貿易代表、其他政府機構領導人協商，在90天內提交有關美國貿易赤字的報告,在另一份行政令中，特朗普要求確立一個保障正確收繳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的計畫；4月29日，特朗普又簽訂了兩項維護美國對外貿易權益的行政令，其一是為“解決貿易協定中的違約與濫用”，並指示商務部長和美國貿易代表對所有與美國有貿易或投資協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進行“表現評估”；其二決定設立“貿易及製造業政策辦公室”，維護和服務美國工人和國內的製造業廠商，並就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貿易逆差、增強美國製造業和捍衛產業基礎議題向總統提供政策顧問意見。
其次，特朗普政府針對國外進口產品是否威脅美國本土廠商開展了全方位調查：2017年4月20日，特朗普在白宮簽署總統備忘錄，要求商務部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優先調查鋼鐵進口是否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4月26日，特朗普再次簽署備忘錄，要求商務部調查進口鋁產品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根據重啟的貿易201條法規，若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發現進口產品對美國國內工業造成嚴重損害時，有權採取何種行動應對。在7月份漢堡召開的G20峰會上，特朗普再三威脅對鋼鐵進口徵收懲罰性關稅。
再次，特朗普不斷敲打主要交易夥伴，對其進口產品開展反傾銷反壟斷調查，並對中國打響貿易戰。上任不久，特朗普政府就將最大的矛頭指向中國，引起中美雙方一輪輪貿易衝突：2017年8月19日，美國政府正式發動對華301反傾銷調查，扣動了對華貿易戰的扳機，調查將確定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智慧財產權和創新方面的行為、政策和做法的合理性、歧視性及是否損害美國商業活動；針對中國光伏產業在美巨大的市場份額，9月美國貿易委員會做出針對中國光伏元件的損害裁決，認定中國進口產品對美國國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將研究對美國進口產品採取限制措施。進入2018年後，中美貿易衝突愈發變得頻繁而激烈：1月1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2017年惡名市場非定期回顧報告》，將中國納入其“惡名市場”名單中；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再次指責中國，美國貿易辦公室發佈關於中國和俄羅斯加入WTO的年度報告，稱中俄未能接受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沒有履行承諾；1月22日， 特朗普批准對美國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製造商的救濟，對相應模組徵收保護性關稅，而中國企業此前在這兩個行業中一直佔有巨大的優勢。3月23日，美國貿易辦公室公佈對華301調查報告，並基於此推出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貿易戰正式打響；4月3日，美國提前公佈針對中國301關稅產品清單，建議對清單上的產品徵收25%的關稅，中美貿易衝突進一步加劇。
匯率工具也是歷屆美國政府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慣用手段。如果一國被美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將逼迫其在匯率制度、幣值穩定、資本管制等領域與美方展開談判，若對方未做出重大讓步，美國將採取一系列制裁措施：例如限制該國海外融資、將其從政府採購清單中剔除、徵收高額關稅等等。然而，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未將任何主要交易夥伴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中，根據《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只是將中國、德國、日本、韓國、瑞士及中國臺灣六大交易夥伴列入匯率政策的監測名單之中,但是隨著貿易衝突進一步加劇，匯率手段也可能成為美國貿易戰常用工具之一。
同時，特朗普政府延續了競選時承諾的強硬的移民政策，全方位收緊了移民數量，旨在提高美國本土工人就業率、維護國家安全，為國內經濟政策服務。
上任不到一周，特朗普就開啟了史上最嚴厲的移民政策，2017年1月底，特朗普簽署行政令，禁止難民和部分伊斯蘭國家國民入境，導致大量旅客滯留機場，民眾怨聲載道，司法部代理部長及移民與執法局代理局長當晚遭到解雇。2月底，在國會首次演講上，特朗普提出要推動移民改革議程，但並未公佈具體細節。3月6日，特朗普在一份行政令中暫時限制6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申請新的入境簽證，並且不得接收這些國家的難民，但效力不追溯以往，已獲得簽證的綠卡持有人不受影響。
進入2017年4月以來，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改革方案步伐逐漸加快、方案也越來越具體，涉及人群範圍愈加廣泛。4月18日，特朗普在簽署的“雇傭美國人、購買美國貨”行政令中，要求聯邦政府修改HIB（留學生工作簽證）政策，主要影響人群為高科技移民。6月，國會眾議院通過兩項移民法案：一項法案對再次非法入境的人處以更加嚴厲的懲處；另一項法案針對庇護移民的庇護城市，聲稱對於不逮捕、不拘留非法移民的城市會停止聯邦撥款。6月22日，特朗普在一次演說中提到將很快推動立法，讓美國新移民5年不能享受社會福利；2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刪除了2012奧巴馬命令中有關尋求加快受理學生和遊客非移民簽證申請的新規定。當然，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新規主要還是針對非法移民的，此方面的政策還包括賦予國土安全部移民事務的權力、結束上一屆政府兒童非法入境延期專案、為進入美國難民設立新上限（2018財政年度進入美國難民不超過45000人）等。
（二）外溢效應分析
筆者認為，無論是反對多邊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還是強硬的移民路線，特朗普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無疑是為國內經濟政策的順利運行鋪平道路。然而，一旦政策得到落實，會對全球及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外溢效應。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將對現行全球貿易體系構成極大的損害。眾所周知，過去十年間，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協定與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顯著地擴大了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規模，減少了不必要的福利損失。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優勢之一即為國家間彼此使用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原則，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最大限度地消除貿易壁壘。事實上，美國也是多邊貿易體系下貿易自由化的積極宣導者和最大受益者，無論是TPP還是TTIP，都是美國為加強其在全球貿易格局的主導地位而大力推進和深入的。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拋棄多邊主義，轉向雙邊貿易談判，重新確立在貿易協定中的責任和義務，這是對全球貿易體系的嚴重破壞，亦是對經濟全球化的開倒車行為。
第二，特朗普政府對外貿易政策宣導貿易保護主義，反對產業空心化和二次產業外包，試圖繁榮美國的製造業，這違背了國際分工格局，將會對全球價值鏈造成不利衝擊。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價值鏈顯著延長，呈現“生產活動不斷分散、生產功能不斷集中”的新趨勢。美國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上游與頂端，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需求市場。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路線圖一旦付諸運行，可能會破壞當前的國際分工格局，造成全球價值鏈縮短甚至中斷，這會顯著威脅全球貿易的可持續增長前景。
第三，特朗普政府強硬的移民路線和拒絕無償或廉價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姿態，將會對國際經濟合作的前景與全球治理體系構成嚴重負面衝擊。特朗普政府出臺政策嚴格限制難民入境、削減科技移民和留學簽證派發數量、設置移民接受上限，並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美國政府放棄國際合作引領者和全球治理體系重要參與者的雙重地位，一旦特朗普政府此方面政策轉向正式落實，全球治理體系可能會陷入問題摩擦越來越多，公共產品嚴重不足的供需失衡境地。考慮到短期任何國家都無法填補美國留下的供給缺口，未來的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將會面臨嚴重的負面挑戰。
第四，特朗普政府不負責任的、強硬的對華貿易姿態，將會嚴重損害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眾所周知，美國對華出口產品的貿易指責是嚴重有失公允的，違背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原則。同時，一旦發動大規模貿易戰，沒有國家會成為贏家，往往兩敗俱傷。考慮到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針對中國大大小小的貿易摩擦不斷，引發持續的貿易衝突，發動貿易戰 ，這反映了特朗普政府採取對外貿易政策系統性遏制中國的思路。中國政府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政策轉向，避免不必要的妥協和讓步，警惕美國將貿易戰範圍由雙邊擴展至多邊層面。
五、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前景展望
特朗普政府經濟政策抓住了美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以稅改為核心，進行全方位結構性改革，主要政策正在逐步推進運行（表1）。但是部分激進政策（尤其是對外貿易政策）受經濟規律、政治制度、利益集團與民眾反應等多重因素制約，因此，執行時間與最終成效都有待觀望。
我們對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經濟政策的可持續性前景做出如下展望。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稅改方案自2017年底獲得參議院表決通過後，正在逐步落實進展。將企業稅率由35%降至21%，而非最初的15%；將個稅保留7檔徵收，想必也是考慮到負債累累的聯邦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國會眾議院參議院兩黨政治博弈的結果。但同時，特朗普稅改具有供給學派拉弗曲線的理論基礎與雷根時代結構性改革的實踐經驗，因此，減稅方案發生頻繁調整的可能性不大。未來此輪稅改的持續時間取決於減稅對於降低企業成本、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美國私人部門消費的具體效果。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大規模基建刺激計畫很難落實。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旨在提高美國公共投資有效性、引入私人資本，提高企業部門投資類，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然而，美國長期存在顯著的投資儲蓄負缺口，在此背景下不斷擴增基建投資規模勢必會加重美國政府的財政負擔，甚至間接影響美聯儲未來的貨幣政策。因此，大規模的基建刺激計畫受財政赤字與持續的政府債務的雙重限制，短期內落實希望較小。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醫改方案很難有突破性進展。特朗普政府廢除奧巴馬醫改方案、縮減醫療支出的行為違背了美國民眾的根本利益，相關的方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將遭到極大的政治阻力。2017年全年特朗普醫改進程幾乎無顯著進展，不過特朗普政府今後可能借其他政策方案漸進廢除奧巴馬醫改的一些重要條款。
第四，特朗普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前景依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危機後金融去監管已成為信號，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積極的財稅政策急需寬鬆的金融環境支援，給監管鬆綁能夠為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另一方面，金融監管缺失引起的高杠杆和信貸市場泡沫是金融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不少國會議員擔心特朗普政府會重蹈覆轍，因而堅決反對法案的推出。但是，2018年伊始，美股已經歷經幾次單日跌幅超過3%的重大調整，流動性趨緊與國債收益率反彈引起的融資成本上升的雙重疊加作用可能會加劇美股的下跌趨勢，因而，去監管釋放流動性也是資本市場風險減震器之一。因此，結合兩方面因素來看，金融監管方案在2018年的實施前景仍不確定。
第五，特朗普的對外經貿政策對全球和中國經濟將會產生很大的負外部性，我們需要警惕中美貿易衝突升級及進一步引發大規模貿易戰的風險。一方面，如果發動大規模貿易戰，沒有國家會成為贏家；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對華貿易小動作不斷，近期針對中國進口的鋼、鋁產品是否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調查已經展開，美國貿易代表已列出針對中國製造業的懲罰性關稅清單，不排除下一步美國有可能對中國等製造業大國啟用包括201條款在內的非常規貿易措施，造成更嚴重的貿易衝突和負外部性。不過，除採取強硬貿易保護主義外，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外交等其他領域的政策主張也遭到不少民眾的堅決反對，加上“通俄門”等事件的負面衝擊，特朗普政府在國內和國際層面都可能面臨失道寡助的困境，甚至是被彈劾的風險。因此，在特朗普及其幕僚真正扣動大規模貿易戰的扳機之前，恐怕他們也得思慮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