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年3月底， 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雙雙吃緊。 競爭潛伏著風險， 規制瞬間多變。 在這種大背景下， 中國要不要創造條件實施金融強國戰略？
去年有權威學者提出這個問題， 但市場反應不大。 尋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國實施金融強國戰略的條件還偏弱， 涉及要素較多。 二是迄今沒有可操作的新思路、新方式新方法。 三是各方均保持著極其謹慎的態度。
但筆者認為， 中國當下已經具備三個硬性條件：
一是以銀行體系為金融穩定器， 正逐步從中、日、德式的銀行模式向美、英的金融市場化模式轉化， 其內生動力主要來自於中國金融市場的制度改革和創新。
與美國相比， 在貨幣性資產、債權性資產和股票性資產上分別較大， 美國占比是17%、49%和34%， 其中， 銀行占比最低， 債券市場佔據了近一半。 中國卻相反， 中國占比是62%、18%和20%， 其中， 債權占比最低， 銀行占比大半個金融江山。
值得警示的是， 當美國能長期保持金融強國、經濟霸權強國時， 49%的債權率或再高10個百分點都構不成風險。 為此， 美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一直處於高負債、高財政赤字， 占GDP的98%， 與低價貿易和低價消費格局。 但是， 一旦出現別國（如中國）與之形成強大的競爭力時， 高負債和高赤字就會逐步轉化成金融風險乃至危機。
二是中國用自己的思維邏輯建立起了區域聯動、產業聯動、科技與專案聯動和互聯網與創新聯動的組合發展模式， 用40年完成了西方國際200年的工業和商業發展脈路， 被聯合國和世紀貿易組織列入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大國， 實際上就是實體經濟強國。 中國自1997年黨的“十五大”時期成立了國家發改委並設立了地區司之後，
三是從2017年下半年原銀監會對銀行系統大幅度的治理、開出海量級的罰單、又發佈了《商業銀行股權管理暫行辦法》，
那麼， 中國應該如何實施金融強國戰略？筆者認為， 重點應從調整金融資本市場結構、大幅度拓寬新規則與破除不合理的制度障礙三個層面著手， 走大道至簡的金融發展道路。
中國的股權制度改革起源于製造業， 成長在服務業， 成熟並延伸在金融資本市場， 形成持續創新與風險並存的格局。
從銀行股權結構層面看， 潛伏著六層結構體：原始股國有資本、央企股權與地方股權資本、國有與民營股權資本、國有股權與國有員工持股資本、民營與外資股權資本和股權代持結構的股權資本。 其中， 國有股權與國有員工持股存在著內部人瓜分國有資產的嫌疑， 股權代持存在著股權結構不清晰、股權價值貶值， 產生糾紛後股權人、《公司法》和法院其裁定標準不一致的現狀。更嚴重的是，股權代持的背後到底隱藏著多少違規資本，初步預計大概是個“地震式”的數字。
從銀行、保險、債市、證券、信託、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理財產品層面看，其理財品種所衍生出來的結構體，一層套一層，一環連一環，“子子孫孫的血緣關係”已經說不清了，無須一一列舉，這種股權結構體說的更直接一些都是套利。過去地方政府靠房地產、地皮出租（出賣）、地稅和發行少量債券就可裝滿財政口袋。如今地方債的發行量直線上升，且與國有金融機構以股權理財等方式組合，吹大地方金融風險泡沫。再加上財政部推出的PPP股權組合新方式，在全國多個省市項目實施過程中被嚴重扭曲，財政部財科所學者孫潔日前歸納出七種股權套路，程度比較嚴重，等等。
針對上述兩大領域多個層面的股權結構問題，國家銀保監委會實施罰款只可是臨時手段，意在加強監管，更重要的是，今後應制定出符合市場快速發展的需求制度。從以往的監管效果看，應向公眾廣泛徵求意見，要相信公眾的智慧。今後投資者參與股權實現盈利的比例越來越大，與監管越來越難成為一對棘手的矛盾。為此，應徹底放開股權結構的層層限制，取消《公司法》股權50人的上限。在貨幣性資產、債權性資產和股票性資產的比例調整上，中國應從目前的62%、18%和20%逐步調整到未來的30%、20%和50%格局，也就是要加大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讓更多的投資者參與證券交易，更要引導廣大的個體投資者參股實體經濟的盈利比例。在股權結構上實施二級金融股權結構，取消三級以外的股權組合以及金融支付系統，走大道至簡的金融市場化道路。
中國證券市場目前始終存在著四項制度性缺陷不能突破：一是註冊制不能落地。二是退市制度沒有真正實現。三是借殼上市制度還視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四是包裝上市制度還在按部就班地執行。四個環節問題如果持續處於拉皮條狀態，將嚴重影響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
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底學者韓志國圍繞IPO審批放量過大問題痛批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並由此引發證券市場的激烈爭論。
問題在於，如果限制企業批量上市，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基本可以保證收益的穩定，減少風險係數，但對全國眾多具備上市的企業那是不公平的。在這方面已有兩個典型的例子：一是現在圈定的126家“獨角獸”企業當初被迫海外上市就很無奈。二是我國金融科技企業和電子商務企業近10年大範圍地轉移到了東南亞地區，形成“技術+金融+合作”模式，正在快速崛起，也就是把高尖端的創新性企業排斥在外，對國內市場損失很大。
反過來看，如果採取了註冊制、實現企業批量上市，只在一定時間段內會稀釋投資者收益率。長期看，如果真正實現退市制度的標準流程，對投資者的收益穩定是一樣的。去年圍繞IPO之所以引起激烈的爭論，其背後直接觸及到的是既得利益集團和利益群體，也是這些群體是金融領域的“高端”新聞寫手，操縱了新聞輿論，迫使證監會壓低了IPO審批幅度，劉士餘的無奈是一種監管恐慌症式的糊塗。
為此，中國應該率先在證券市場建立起金融強國戰略，在新三板市場先實施註冊制，或較低標準的註冊制。劃定標準儘快實施退市制度，排除地方政府的遊說式干擾。降低由新三板進入A股市場的標準。徹底實現將高尖端企業、產業升級幅度較大的企業和國際優質企業全部融進中國資本市場，形成活躍格局，並由此帶動銀行、保險、信託、基金等金融領域形成全方位的金融強國戰略大格局。
責編：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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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糾紛後股權人、《公司法》和法院其裁定標準不一致的現狀。更嚴重的是，股權代持的背後到底隱藏著多少違規資本，初步預計大概是個“地震式”的數字。從銀行、保險、債市、證券、信託、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理財產品層面看，其理財品種所衍生出來的結構體，一層套一層，一環連一環，“子子孫孫的血緣關係”已經說不清了，無須一一列舉，這種股權結構體說的更直接一些都是套利。過去地方政府靠房地產、地皮出租（出賣）、地稅和發行少量債券就可裝滿財政口袋。如今地方債的發行量直線上升，且與國有金融機構以股權理財等方式組合，吹大地方金融風險泡沫。再加上財政部推出的PPP股權組合新方式，在全國多個省市項目實施過程中被嚴重扭曲，財政部財科所學者孫潔日前歸納出七種股權套路，程度比較嚴重，等等。
針對上述兩大領域多個層面的股權結構問題，國家銀保監委會實施罰款只可是臨時手段，意在加強監管，更重要的是，今後應制定出符合市場快速發展的需求制度。從以往的監管效果看，應向公眾廣泛徵求意見，要相信公眾的智慧。今後投資者參與股權實現盈利的比例越來越大，與監管越來越難成為一對棘手的矛盾。為此，應徹底放開股權結構的層層限制，取消《公司法》股權50人的上限。在貨幣性資產、債權性資產和股票性資產的比例調整上，中國應從目前的62%、18%和20%逐步調整到未來的30%、20%和50%格局，也就是要加大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讓更多的投資者參與證券交易，更要引導廣大的個體投資者參股實體經濟的盈利比例。在股權結構上實施二級金融股權結構，取消三級以外的股權組合以及金融支付系統，走大道至簡的金融市場化道路。
中國證券市場目前始終存在著四項制度性缺陷不能突破：一是註冊制不能落地。二是退市制度沒有真正實現。三是借殼上市制度還視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四是包裝上市制度還在按部就班地執行。四個環節問題如果持續處於拉皮條狀態，將嚴重影響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
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底學者韓志國圍繞IPO審批放量過大問題痛批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並由此引發證券市場的激烈爭論。
問題在於，如果限制企業批量上市，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基本可以保證收益的穩定，減少風險係數，但對全國眾多具備上市的企業那是不公平的。在這方面已有兩個典型的例子：一是現在圈定的126家“獨角獸”企業當初被迫海外上市就很無奈。二是我國金融科技企業和電子商務企業近10年大範圍地轉移到了東南亞地區，形成“技術+金融+合作”模式，正在快速崛起，也就是把高尖端的創新性企業排斥在外，對國內市場損失很大。
反過來看，如果採取了註冊制、實現企業批量上市，只在一定時間段內會稀釋投資者收益率。長期看，如果真正實現退市制度的標準流程，對投資者的收益穩定是一樣的。去年圍繞IPO之所以引起激烈的爭論，其背後直接觸及到的是既得利益集團和利益群體，也是這些群體是金融領域的“高端”新聞寫手，操縱了新聞輿論，迫使證監會壓低了IPO審批幅度，劉士餘的無奈是一種監管恐慌症式的糊塗。
為此，中國應該率先在證券市場建立起金融強國戰略，在新三板市場先實施註冊制，或較低標準的註冊制。劃定標準儘快實施退市制度，排除地方政府的遊說式干擾。降低由新三板進入A股市場的標準。徹底實現將高尖端企業、產業升級幅度較大的企業和國際優質企業全部融進中國資本市場，形成活躍格局，並由此帶動銀行、保險、信託、基金等金融領域形成全方位的金融強國戰略大格局。
責編：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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