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上位者”哲學——面對“變局”，不做壁上觀！

面對“變局”，不做壁上觀！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天。 ”時代的任何“變局”都可能成為我們改變人生軌跡的契機。

任何一種新舊“體制”及政策的轉換都可能成為我們個人營造發展舞臺的“好風”。

任何想有作為的人，都必須順應時代的發展，聽從時代的召喚。如果墨守成規，拘泥舊的體制束縛，就難以成功。曾國藩在京時以理學家自居，理學講孝道。按禮制的規定，曾國藩無論時局發生什麼變化，他都應該在家鄉為母親守喪3年。但儒家禮法也有變通的辦法，即當確實需要時，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喪期滿就去任職，

這被稱為“奪情”。後世這種“移孝作忠”的事雖屢見不鮮，但當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明代宰相張居正的“奪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瀾，以至於張居正成為言官們攻訐的對象。清代康熙時期，大學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奪情”，時人也爭相攻擊他，並說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恥之一。因此，當曾國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請他出山時，他委婉堅拒。當咸豐帝的朱諭詔示他時，他也三緘其口。為什麼?這就是禮制的限制。

恰巧在這一天，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縣令朱孫詒知郭與曾的關係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傳官轎送郭嵩燾往曾國藩家。 120裡的路，趕到曾家時已是深夜。兩人秉燭暢敘，當談及時事時，曾國藩說明自己要守制，

不能出來主持團練。郭嵩燾則“力止國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時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絰從戎，古制也’”。郭嵩燾素知曾國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為己任，現在面臨“亂世出英雄”的機會，你為什麼不大大施展抱負，盡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來說服曾國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給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一個很好的臺階下，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燾又反復與曾國藩的父親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把曾國藩叫到面前教訓了一番。曾國藩這才應允。但多日不見起行。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以郭氏兄弟入幕參贊其事為先決條件，

郭嵩燾只好答應。此後四年，郭嵩燾大部分時間都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成為湘軍初創、曾國藩 “大業”初起時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國藩抵長沙，開始著手籌練湘軍。

郭嵩燾後來敘述此事時，說曾國藩成就“中興”之業，他勸出山的功勞最大，當時曾國藩接到上諭後，具疏力辭，正準備派專使赴省城送奏摺。 “束裝將行矣”的時刻，他趕到了曾家，極力勸說，結果曾“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這大體上與事實相符，但時間上顯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國藩於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諭後就寫了這個奏摺，已經抄好，但沒有發出。兩天之後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從情理上推論，只能使他更傾向趕赴長沙，決不會深更半夜的打發人去省城送這份奏摺。

郭嵩燾所謂送信人“束裝將行矣”的場面，可能是事過多年記憶上的錯誤，更可能是郭嵩燾為了渲染自己勸說曾國藩出山的“功勞”而有意“記錯”的。除了“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外，曾國藩還是一個十分務實的人，他深知自己講理學、佐朝政尚可稱職，而對於兵法陣戰、練兵打仗可以說是個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關天的事，與寫寫文章不同。尤其是現在朝廷讓地方鄉紳自籌餉項，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貧寒之家，拿不出銀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當鄉間名流好友及巡撫大員一再請他出山時，他最初均表拒絕。咸豐二年十一月，他寫信給劉蓉，解釋遲遲不赴團練局的原因：

國藩之所以遲遲赴局暗諸君子之後者，

蓋自七月二十五聞訃，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釋縞素而更墨絰!。若遽趨縣城，既不可以縞素而入公門，又豈可竟更墨絰!，顯幹大戾。且局中要務，不外訓練武藝，催收捐項二端。國藩于用兵行軍之道，本不素講，而平時訓練，所謂拳經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麥之不辨。而側聞石樵先生之膽勇，及左右與羅山、趙、康、王、易諸君子之講求切實，國藩寸衷自問，實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於催促捐項，無論斬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門，即使冒爾從事，而國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實之家，其稍有資力者，大抵聞名而不識面，一旦往而勸捐，人將有敬而遠之之意，蓋亦無當於事理。是以再四躊躇，遲遲未出。

曾國藩辦事講究條理，往往從最根本處講求。讓一個身帶墨孝的人出入鄉紳富戶之家，是對先人不孝，對他人不恭，況且，他的“人力資源”對於籌集餉項可以說沒有大補。但是曾國藩又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他對劉蓉說：“國藩居湘鄉之土，為湘鄉之民，義不可不同心合力保護桑梓，擬於百日之後前赴縣門，以明同舟共濟之義。”隨即提出自己的意見：“鄙意以為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認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則固可以一戰。”

十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又給他的內兄歐陽秉銓寫去一信，請他前往京師，幫助將家眷接回湘鄉，他還說自己在家服喪僅滿4月，家中諸事尚未料理，此時若立即出山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

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遍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為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

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折陳情，懇乞終制。

為了取得昔日友好對他內心苦楚的理解，他還將折稿寄到京師，請內兄轉交。

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盡可令其一閱。

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

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出山辦團練的困難考慮得十分細緻、具體。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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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個身帶墨孝的人出入鄉紳富戶之家，是對先人不孝，對他人不恭，況且，他的“人力資源”對於籌集餉項可以說沒有大補。但是曾國藩又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他對劉蓉說：“國藩居湘鄉之土，為湘鄉之民，義不可不同心合力保護桑梓，擬於百日之後前赴縣門，以明同舟共濟之義。”隨即提出自己的意見：“鄙意以為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認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則固可以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