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華
編者｜陳露
編者按：唐代藩鎮割據， 以河北三鎮為最。 故探討藩鎮割據起源時， 往往從河北三鎮入手。 而論及藩鎮割據的發展之時， 中央的政策又多為史家所重。 故本部分的解答， 以河北胡化與中央政策變化為契入點， 來解釋藩鎮割據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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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胡化與藩鎮隱患
1
唐朝藩鎮問題最嚴峻的地方莫過于河北三鎮， 而河北藩鎮問題是學術界長期以來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許多學者從政治制度與軍事角度的角度探討了河北藩鎮問題。
而筆者更試圖在此基礎上運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
論及藩鎮割據， 必以河北藩鎮最為形勢嚴峻， 而尋找藩鎮割據根源都是以探討河北藩鎮割據的原因為出發點的。 而在圍繞著河北藩鎮割據原因而展開的諸多探討中， 又以胡化， 最為引入關注。
陳寅恪先生早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就指出了河北藩鎮割據在民族與文化上的原因， 即“河北藩鎮之民間社會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 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
在分析河北胡化事實上，
除此之外， 論及胡化文化與地域文化、獨立性的關聯上， 吳光華先生通過對安史之亂以前幽州邊軍的本土化， 包括邊兵的本土化、邊兵的招募化、邊將的土著化、節帥的土著化和幽州文職官吏的本土化的分析， 做出了結論：成德、魏博地域主義的形成是在安史之后， 而幽州地域主義在安史之亂以前即己形成。
不難發現， 學界其實早有學者關注河北藩鎮的胡化與割據獨立性問題， 單純將文化背景與社會背景割裂開實為不妥。
無疑， 河北三鎮的胡化問題正是是唐境最嚴峻的，
同時胡人多， 又反過來胡化了少數派的漢人， 加上唐玄宗政策問題加速了這個惡性的過程， 例如任用胡人為節度使， 大用胡人， 漢人胡化， 使得河北全境變色。
粟特人安祿山可謂河北胡化的代表
藩鎮割據問題困擾著唐朝， 而河北地的胡化問題應當為藩鎮的格局化之源流， 河北三鎮中的節度使不少是契丹， 突厥血統且長期不服從中央政府， 多次兵變暴亂。 而河北三鎮長期的胡化， 使得兵士沾染胡氣， 逐漸失去了控制。
隋唐以來，
關于河北地區胡化程度， 崔明德撰文指出， 安史亂軍具有突厥、契丹、奚、回絕、仆固、同羅、室韋、鮮卑、渤海、黑水鞋蝎、九蕃胡、居住在回紇的昭武九姓、柳城胡以及歸屬于渤海的高麗殘部、扶余、新羅等民族成份。
陳述經過研究認為， 更有不少漢人胡化， 因不能在長安得志而到河北， 在河北地區的人們， 又多接受了胡化， 形成波浪式的連鎖影響。
河北胡化民族與文化， 是考察唐后期河北地區歷史的一個熱點， 許多學者在探討河朔藩鎮割據的原因時就已經涉及到了這方面的內容，
前人對河北藩鎮的研究成果非常多， 涉及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問題， 但是歸根結底還是唐王朝的政策不當， 傾向于胡化導致了嚴重的不良影響。
陳寅恪先生在論及唐代河北藩鎮時說：“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 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但是許多學者似乎主要抓住了胡化這一特點， 而且將關注點較多的放在了探討了河北社會胡化與漢人的問題， 至于胡化對藩鎮割據的重要性卻有失考證， 更有甚者直接忽略了這一重要社會基礎。
中央決斷與藩鎮問題惡化
2
物必先自腐而后蟲生之， 藩鎮的割據和戰爭，最直接和最明顯的根源就是中央集權的削弱，只有中央控制力不斷下降，才會給了地方藩鎮獨立的基礎，并由此帶來了經濟、文化、政治的基礎。
例如專制帝國土地制度的變化和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削弱，軍隊與藩鎮節度使關系等等。事實上，無論是在藩鎮設立之初，還是割據之后，局面都并非無可挽回，造成如此之嚴重后果，實屬朝廷中央決斷失誤。
早在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前，唐中央為了邊防的需要，在邊疆設置了節度使，為了解決軍餉不足，邊防軍一般都要屯田或營田。史言“唐開軍府以捍要沖，因隙地置營田”。
因此，從這時起節度使除帶兵外，還必須主管屯田、營田之事。而長駐的軍兵家口，一家老小也住在邊疆藩鎮，因此，又必須兼管民政。這樣一來，節度使從主要是防邊的任務擴展而兼管屯田、度支、安撫、觀察等工作，成為邊疆的軍政、財政、行政的長官，地方權力顯然擴大和加重了。
安史之亂后，唐政府為了盡快平息叛亂，以保有原土地、軍隊為條件，招誘安史部將投降。《舊唐書書·李懷仙傳》載:“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于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
同時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原屬中央統帥的節度使也在內地各占一方，不聽中央調遣。自此中央朝廷的集權日趨瓦解，地方割據勢力更加強大，藩鎮割據局面最終形成；
藩鎮割據形成后，情況也并非完全不可挽回，在政治上就是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有效控制，方鎮們可以“自募軍隊，自調兵食，自署官吏”，但是通過中央朝廷的用兵和安撫政策，事實上是可以逐漸收回權力的。
在政策決斷上，玄宗以前時期雖然遭人詬病不少，然則前人之述備矣，更為重要的是藩鎮割據的局面形成時期，也就是肅宗以后的政策，尤其值得仔細研究。
說到底，安史之亂是一起偶然的事件，是在長期政策失誤下的爆發，但這一事件的結果卻使得河北的長期割據，終唐之世未能解決。大約是在代宗時，徹底結束了安史之亂，于是對藩鎮采取所謂的“姑息”態度。德宗即位，馬上預備對藩鎮用兵。用兵失敗后，貞元年間又對藩鎮“姑息”。
憲宗即位后，又馬上想要對藩鎮用兵。德宗和憲宗在用兵之初，都是先對一些力量較小，或者朝廷易于處理的藩鎮初試牛刀，一旦成功，即謀劃大規模地用兵，以圖解決藩鎮問題。這一方式，說明中央對藩鎮還沒有形成或確立一種國策，直到德宗和憲宗的兩次大規模的用兵過程中，才逐漸形成了朝廷對藩鎮的政策。
而憲宗武宗以后，隨著藩鎮政策的進一步失誤，唐朝廷逐漸失去了統一的計劃，黃巢起義后徹底失控，從中央的朝廷政策來入手，確實令人唏噓。
具體而言，代宗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得不盡快結束安史之亂。至于結束之后該如何對待奉唐正朔而實則自治的河朔藩鎮，如何控制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成長起來的新的方鎮，特別是河朔周圍的擁有強兵且對中央表現出相當游離的藩鎮，當時的朝廷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制定一個較為明確的政策。
這也是舊史對代宗一朝在藩鎮問題上多所指責的原因。德宗即位，力圖改變這一狀況，于是對藩鎮發起了全面的戰爭，其目的是要徹底解決藩鎮問題，想要畢其功于一役，而要徹底解決，就必須先結束河朔割據狀態。
這實質是對平定安史之亂的繼續，安史之亂結束后，朝廷并沒有打算讓叛將與功臣節度使進一步掌權，而是竭盡全力削弱藩鎮力圖控制。然而隨著中央決斷一步步失誤，不斷用兵的失敗，使朝廷意識到，解決河朔藩鎮的割據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
同樣在戰爭中，河朔藩鎮間的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因此而導致的他們與朝廷關系的變化，使他們也認識到，藩鎮與中央之間需要保持力量均衡，而這種均衡的保持，又與他們在整體上與中央力量保持均衡密切相關。至此，河北藩鎮與中央的關系均衡才由特殊背景下的約定，變成為雙方自覺維護的共識。
漸漸地，“放棄河朔，控制其余”逐漸成為朝廷較為明確的藩鎮政策，這一政策通過憲宗用兵而最后確定。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從中央的角度還是從藩鎮的角度來看，此時藩鎮對于朝廷還是有相對的忠誠與服從，“方鎮相望于內地”，且不論是否為權宜之計，其對朝廷的賦稅支持與調度服從還是與后期割據狀態很不同。
真正的失控在于憲宗控制住局面以后，中央在對河朔之外的藩鎮控制得到加強后，面對外患內憂逐漸失誤。憲宗以后朝廷總還想再用兵河朔，但這只是一種理想，而沒有成為朝廷理性和務實的藩鎮政策的一部分。
不過，在憲宗、武宗用兵藩鎮取得重大或較大成果時，吐蕃外患與經濟政治上的困難，宦官干涉政治等等問題也牽制著他們乘勝而用兵河朔。穆宗時期朝政大亂，唐廷喪失對藩鎮控制力強度，藩鎮安穩時間短，加上割據傳統深入人心，底層殘留勢力大，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再次反叛脫離唐廷掌控。
武宗后不僅事實上藩鎮不能得以有效控制，而且也失去了控制藩鎮的能力，李德裕主持“會昌伐叛”也只能防止局勢繼續惡化，延緩頹勢。宣宗之后，唐廷勢力每況愈下，朝廷權威日喪，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后各路藩鎮紛紛失控，使得明面的服從也不復存在，直至最后昭宗的中央政府能控制的只有關中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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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的割據和戰爭，最直接和最明顯的根源就是中央集權的削弱，只有中央控制力不斷下降，才會給了地方藩鎮獨立的基礎，并由此帶來了經濟、文化、政治的基礎。例如專制帝國土地制度的變化和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削弱，軍隊與藩鎮節度使關系等等。事實上，無論是在藩鎮設立之初，還是割據之后，局面都并非無可挽回，造成如此之嚴重后果，實屬朝廷中央決斷失誤。
早在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前，唐中央為了邊防的需要，在邊疆設置了節度使，為了解決軍餉不足，邊防軍一般都要屯田或營田。史言“唐開軍府以捍要沖，因隙地置營田”。
因此，從這時起節度使除帶兵外，還必須主管屯田、營田之事。而長駐的軍兵家口，一家老小也住在邊疆藩鎮，因此，又必須兼管民政。這樣一來，節度使從主要是防邊的任務擴展而兼管屯田、度支、安撫、觀察等工作，成為邊疆的軍政、財政、行政的長官，地方權力顯然擴大和加重了。
安史之亂后，唐政府為了盡快平息叛亂，以保有原土地、軍隊為條件，招誘安史部將投降。《舊唐書書·李懷仙傳》載:“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于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
同時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原屬中央統帥的節度使也在內地各占一方，不聽中央調遣。自此中央朝廷的集權日趨瓦解，地方割據勢力更加強大，藩鎮割據局面最終形成；
藩鎮割據形成后，情況也并非完全不可挽回，在政治上就是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有效控制，方鎮們可以“自募軍隊，自調兵食，自署官吏”，但是通過中央朝廷的用兵和安撫政策，事實上是可以逐漸收回權力的。
在政策決斷上，玄宗以前時期雖然遭人詬病不少，然則前人之述備矣，更為重要的是藩鎮割據的局面形成時期，也就是肅宗以后的政策，尤其值得仔細研究。
說到底，安史之亂是一起偶然的事件，是在長期政策失誤下的爆發，但這一事件的結果卻使得河北的長期割據，終唐之世未能解決。大約是在代宗時，徹底結束了安史之亂，于是對藩鎮采取所謂的“姑息”態度。德宗即位，馬上預備對藩鎮用兵。用兵失敗后，貞元年間又對藩鎮“姑息”。
憲宗即位后，又馬上想要對藩鎮用兵。德宗和憲宗在用兵之初，都是先對一些力量較小，或者朝廷易于處理的藩鎮初試牛刀，一旦成功，即謀劃大規模地用兵，以圖解決藩鎮問題。這一方式，說明中央對藩鎮還沒有形成或確立一種國策，直到德宗和憲宗的兩次大規模的用兵過程中，才逐漸形成了朝廷對藩鎮的政策。
而憲宗武宗以后，隨著藩鎮政策的進一步失誤，唐朝廷逐漸失去了統一的計劃，黃巢起義后徹底失控，從中央的朝廷政策來入手，確實令人唏噓。
具體而言，代宗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得不盡快結束安史之亂。至于結束之后該如何對待奉唐正朔而實則自治的河朔藩鎮，如何控制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成長起來的新的方鎮，特別是河朔周圍的擁有強兵且對中央表現出相當游離的藩鎮，當時的朝廷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制定一個較為明確的政策。
這也是舊史對代宗一朝在藩鎮問題上多所指責的原因。德宗即位，力圖改變這一狀況，于是對藩鎮發起了全面的戰爭，其目的是要徹底解決藩鎮問題，想要畢其功于一役，而要徹底解決，就必須先結束河朔割據狀態。
這實質是對平定安史之亂的繼續，安史之亂結束后，朝廷并沒有打算讓叛將與功臣節度使進一步掌權，而是竭盡全力削弱藩鎮力圖控制。然而隨著中央決斷一步步失誤，不斷用兵的失敗，使朝廷意識到，解決河朔藩鎮的割據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
同樣在戰爭中，河朔藩鎮間的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因此而導致的他們與朝廷關系的變化，使他們也認識到，藩鎮與中央之間需要保持力量均衡，而這種均衡的保持，又與他們在整體上與中央力量保持均衡密切相關。至此，河北藩鎮與中央的關系均衡才由特殊背景下的約定，變成為雙方自覺維護的共識。
漸漸地，“放棄河朔，控制其余”逐漸成為朝廷較為明確的藩鎮政策，這一政策通過憲宗用兵而最后確定。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從中央的角度還是從藩鎮的角度來看，此時藩鎮對于朝廷還是有相對的忠誠與服從，“方鎮相望于內地”，且不論是否為權宜之計，其對朝廷的賦稅支持與調度服從還是與后期割據狀態很不同。
真正的失控在于憲宗控制住局面以后，中央在對河朔之外的藩鎮控制得到加強后，面對外患內憂逐漸失誤。憲宗以后朝廷總還想再用兵河朔，但這只是一種理想，而沒有成為朝廷理性和務實的藩鎮政策的一部分。
不過，在憲宗、武宗用兵藩鎮取得重大或較大成果時，吐蕃外患與經濟政治上的困難，宦官干涉政治等等問題也牽制著他們乘勝而用兵河朔。穆宗時期朝政大亂，唐廷喪失對藩鎮控制力強度，藩鎮安穩時間短，加上割據傳統深入人心，底層殘留勢力大，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再次反叛脫離唐廷掌控。
武宗后不僅事實上藩鎮不能得以有效控制，而且也失去了控制藩鎮的能力，李德裕主持“會昌伐叛”也只能防止局勢繼續惡化，延緩頹勢。宣宗之后，唐廷勢力每況愈下，朝廷權威日喪，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后各路藩鎮紛紛失控，使得明面的服從也不復存在，直至最后昭宗的中央政府能控制的只有關中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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