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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宴: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能开启大航海时代?因为与近代精神背道而驰

文/陳舞雩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欲國家富強, 不可置海洋于不顧。 財富取之于海, 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海洋, 華夏危矣。 我國船隊戰無不勝, 可用之擴大經商, 制服異域, 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1]

這句話出自于明代航海家鄭和, 在古代中國那樣一個以農業為基干的國度里, 能有這般遠見著實了不起, 由此可見, 至少在永樂年間, 以海禁為國策的明朝, 對海洋還是表現出一種征服性態度的。

鄭和為什么不能開啟大航海時代

1

明朝建立之初, 元末群雄張士誠、方國珍的余部逃亡海外,

經常騷擾明朝邊境, 與此同時, 因當時日本分裂為南北朝, 許多落魄武士流落于海洋, 開始聚集成海盜, 搶掠中國沿海城市, 這些人變被稱之為倭寇。

因為這兩種勢力的侵擾, 而明朝當時的心腹大患又是大漠的北元朝廷,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將進攻重心放在北邊, 對南方沿海以防御為主, 并厲行海禁政策。

對這個海禁政策, 因為教科書的關系許多人都耳熟能詳, 很多人對海禁政策的內涵實際上是一知半解。

根據晁中辰顯示在《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序章里的描述, “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貿易, 官方貿易也受到嚴格限制。 ”在歷史上, 第一次有記載的海禁政策是在宋初, 不過很快就被廢除, 而后宋元兩代也曾多次恢復,

時斷時續, 到了明初, 海禁開始成為基本國策, 發展至清代, 成為了更為變本加厲的閉關鎖國。

在明初, 民間海貿被限制后, 真正由官方主導的是朝貢貿易, 也叫勘合貿易。 最初, 明太祖仿效宋元, 在沿海設置市舶司管轄海外貿易, 可沒過多久, 便廢除了市舶司, 海外貿易由地方長官兼領。

中國的朝貢貿易, 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 對外國的使者的回賜經常多出人家給咱們物品的數十倍, 其目的, 在于維持以中國為天朝上國的宗藩體系, 也就是讓周邊各國認明朝為老大哥, 不過這個老大哥不但不收保護費, 還時不時給小弟們發錢,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就是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

這是不是就說明朝的朝貢貿易就是賠錢,

而不是賺錢的呢?也不盡然, 首先, 根據萬明的研究, 海外國家朝貢的物品, 并非全是上供物品, 還有附帶方物, 這些附帶方物一律由官方收購, 再由官方統一出售, 這就形成了一種類似于“鹽鐵專營”的壟斷市場, 政府完全可以坐地起價, 帶來龐大的財稅收入,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與民間商人爭利的盤剝手段。

通華夷之情, 遷有無之貨, 減戍守之費, 又以禁海賈、抑奸商, 使利權在上。 [2]

這是明人王圻對于施行海禁的分析, 其中“使利權在上”一語, 可謂一針見血。

這種情況持續到永樂年間, 海外的力量發生了變化, 第一, 是張士誠、方國珍的余部完蛋了, 這個很正常, 畢竟這么多年了, 老的老死的死, 也該完了。

二氏滅, 而其余黨入海,

勾引諸倭, 故其為害。 直至二十年后, 壯者已老, 老者已死, 方得少息。 [3]

第二, 是倭寇之患的減少與萎縮, 根據日本學者藤家禮之助的分析, 此時倭寇之亂熄滅原因有三。

一是日本重新統一, 而新統一的足利幕府與明朝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明日雙方此時處在一個罕見的蜜月期, 在明日雙方的聯合捕殺下, 倭寇的處境舉步維艱。 二是明朝經過明太祖在位的三十余年, 國防力量較強, 同時又建立了以海禁為核心的防御體系, 倭寇無從下手。 三是永樂十四年, 倭寇進犯遼東, 遭到明軍反擊, 損失慘重, 史稱望海堝大捷, 徹底將倭寇打出了心理陰影。 [4]

因為這兩個變化, 明朝的對海政策發生了轉變。

首先, 明成祖不僅恢復了市舶司, 同時“欲耀兵異域,

示中國富強”, 派遣鄭和率領巨大的艦隊下西洋, 目的是將整個海洋遙控在中國的手中。

此時, 明朝的對海洋的策略開始變得更加外向、積極, 不過, 雖然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 但并不等于明朝的海禁就作廢了。

鄭和下西洋開始于永樂三年, 而永樂五年, 朱棣便下了詔書:

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 私自下海販鬻番貨, 依律治罪。 [5]

鄭和下西洋, 本質上是維護官方的朝貢貿易, 將更多的國家都納入明朝的“家國天下”體系中來, 而并非是鼓勵民間積累原始資本, 所以對于遏制民間的私人海貿的大方向, 不僅沒有變, 反而更加嚴厲禁止。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由官方壟斷海外貿易, 卻不許民間發展海貿, 所以當然不會帶來大航海時代。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取締民間貿易

不過,這里要特意提一句,明朝雖然一開始就施行嚴厲的海禁政策,但實際上海禁并沒有真正斷絕民間的海貿,比如明朝人謝杰就說的很詳細:

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6]

畢竟很多人祖祖輩輩就吃這碗飯的,而且,海貿實在是太賺錢了,比如明末顧炎武就這樣形容過: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直偃息視之。違禁私通,日益月甚。[7]

朝廷既然搞海禁,斷民間的生路,那么大量的海民只能叛國,紛紛下南洋謀取生計,最終都聚集在一個叫做舊港的地方。

南洋的華人故事從這一刻開始上演。

中西殖民者的不同遭遇

2

洪武末年的南洋,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一個叫陳祖義的海盜被蘇門答臘的渤林國王任命為將軍,其后陳祖義自立為王。

第二,一個叫梁道明的廣東人在舊港華人的擁立下,建立了新三佛齊王國,成為了國王。

梁道明與陳祖義,這兩個華人在南洋橫行一時,成了名副其實的海上皇帝,但當鄭和的船隊開到南洋的時候,兩位王懵了。

因為他們可以在南洋稱王稱霸,根本原因不是他們很強,而是南洋的土著國家實在太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而如今祖國的龐大船隊駕臨南洋,他們的軍事武裝就顯得有些不夠看了。

對于帝國船隊的到來,兩位王選擇了不同的策略。

陳祖義選擇反抗,于永樂五年決心伏擊鄭和的艦隊,結果中了鄭和的套路,慘遭反殺,陳祖義就這么涼了。

被朝廷滅了的中式殖民者陳祖義

梁道明選擇臣服,于永樂三年就表示投降鄭和,并且將自己的大本營舊港(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巨港)給交了出去。

鄭和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深知“財富取之于海”的道理,于是,明朝的決定在舊港設立舊港宣慰使司,作為明朝在南洋的統籌機構,并在滿剌加、蘇門答臘等地設置“官廠”,以此為“外府”,控制整個南洋的朝貢貿易,將海外貿易完全性的官營化。

那么梁道明這算是投機成功了么?

沒有,因為第一任舊港宣慰使并不是他,朝廷越過了他,選擇了他的手下施進卿,而梁道明雖然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像他這樣有可能控制南洋的中式民間殖民者,依舊成為了明朝控制南洋的犧牲品。

舊港宣慰司所在地

可以說,在永樂年間,明政府遠程遙控南洋的華人私人勢力,培養帝國的代理人,但其目的不在于發展私人海貿,而是鞏固天朝官方的朝貢貿易,既滿足了天朝大國的虛榮心,也由官府壟斷海外市場,盡收海商之利。

但是雖然在主觀上,明朝的目的只是海貿官營化,但卻在客觀上引發了中外私人海洋貿易的勃興,而世界的大趨勢注定官營化的經濟注定衰落。

故而到了明宣宗宣德八年,鄭和下西洋落下了帷幕,以海禁為基準的朝貢貿易體系終于難以為繼,明朝也只能開始進一步的調整對外政策。

一開始,明朝的海禁越收越嚴,屢次重申,可重申就恰恰代表了走私的活躍,成化年間,政府開始做出讓步,對海禁適當放松,到了弘治年間,則又再度收緊,但不論你海禁是嚴是寬,走私活動依舊不亦樂乎。

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8]

發生轉折是在正德三年,明朝開始實驗抽分制,抽稅率大概為十分之二,后來也沒怎么變過,可見,此時朝廷對海外貿易也呈現出了支持鼓勵的態度。

各夷朝貢,例許稍挾私貨以來,蓋羈縻遠人,宜俯順其情,而不可防,以傷其向化之心也。??[9]

這對于私人貿易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這一時間段,朝廷不再扮演壟斷的角色,更加類似于一個中介的角色,也就是“牙人”,使得民間貿易更加正規合理,而一政策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正如晁中辰先生所言:

“如果從明代海外政策嬗變角度考慮,對海外官方貿易貨物征收實物稅,標志著明代的朝貢貿易體制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種政策的變化必然導致朝貢貿易的進一步衰落,私人海外貿易的進一步活躍 ”[10]

混亂的日本戰國與龍傲天嘉靖帝

3

私人海貿瘋狂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從事海洋貿易,比如正德年間,廣州就出現了如下狀況,讓一些心系祖制的官員痛心疾首。

近官府抽分,公為貿易,遂使奸民數千,駕遣巨艦,私置兵器,縱橫海上。[11]

因為政府對私人貿易的放開,民間海貿在這一時間段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而同時,我也說了,政府只是充當中介的角色,并不親自參與海外貿易,所以,許多海商開始尋求與海盜的合作。

因此,從西方東來的葡萄牙殖民者,以及日本的倭寇,沿海的海盜,以及中國商人,和因失去土地外出務工的農民們,便匯聚到了一起,構建了一個屬于他們的根據地——雙嶼島(今舟山六橫島)。

為什么選擇雙嶼島呢?因為這里的區位是十分優越,而且出產的糧食以及離散的資源可以養活數萬之眾。

(雙嶼)五谷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眾,不待取給于外。[12]

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這里逐漸形成了一個商業中心,而以華人許棟、李光頭為首的武裝集團,則成為了雙嶼島的霸主,在十六世紀中國對海外貿易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嚴,賊伙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后聲勢蔓延,禍與歲積。[13]

可很快,隨著倭寇之亂的愈演愈烈,明朝的政策又一次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對雙嶼島的命運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說來話長,明成化三年,日本爆發“應仁之亂”,以此為標志,日本進入了所謂的“戰國時代”,國內的大名們打成了一鍋粥,而日本對明朝的貿易資格就只有一個,于是,這個資格就成了各大名爭搶的對象。

應仁之亂雙方大名示意圖

前文說了,明朝的朝貢貿易也叫勘合貿易,就是因為明朝會為有資格朝貢的國家頒發“勘合”,而朝貢國的使者憑借勘合換取貿易資格。

日本的勘合本在幕府手里,可戰國時代,幕府自身難保,勘合自然讓大名給搶了去。

嘉靖二年,兩支日本大名使團同時來到寧波市舶司,各自拿著勘合,爭搶唯一的朝貢名額。

結果,這雙方在寧波大打出手,引起了不小的騷亂,朝廷震怒,嚴令削減日本朝貢規模,后來干脆撤消了寧波市舶司,這次歷史事件也被稱之為“寧波爭貢”。

寧波爭貢以后,朝廷借機對海禁再次收緊,并一改正德時期懷柔的海外政策,對一切海上實力開始采用強硬的手段,比如嘉靖八年,明世宗就下令禁絕正德時期已經合法化的牙行。

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勢豪違禁大船,悉報官拆毀,以杜后患。違者一體重治。[14]

朝廷的禁絕不但沒有起到效果,反而導致越來越多人從事走私活動。

自四明革互市之司,三江斷舟楫之路,于是私通溢出,與亡命逋播者誘致侵掠,而鯨波數揚,氛塵四起矣。[15]

而這樣一來,朝廷就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了,而海商、海盜、倭寇、外國人扎堆聚集的雙嶼島,就這樣成為了朝廷的眼中刺、肉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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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取締民間貿易

不過,這里要特意提一句,明朝雖然一開始就施行嚴厲的海禁政策,但實際上海禁并沒有真正斷絕民間的海貿,比如明朝人謝杰就說的很詳細:

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6]

畢竟很多人祖祖輩輩就吃這碗飯的,而且,海貿實在是太賺錢了,比如明末顧炎武就這樣形容過: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鶩,其于凌風破浪,直偃息視之。違禁私通,日益月甚。[7]

朝廷既然搞海禁,斷民間的生路,那么大量的海民只能叛國,紛紛下南洋謀取生計,最終都聚集在一個叫做舊港的地方。

南洋的華人故事從這一刻開始上演。

中西殖民者的不同遭遇

2

洪武末年的南洋,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一個叫陳祖義的海盜被蘇門答臘的渤林國王任命為將軍,其后陳祖義自立為王。

第二,一個叫梁道明的廣東人在舊港華人的擁立下,建立了新三佛齊王國,成為了國王。

梁道明與陳祖義,這兩個華人在南洋橫行一時,成了名副其實的海上皇帝,但當鄭和的船隊開到南洋的時候,兩位王懵了。

因為他們可以在南洋稱王稱霸,根本原因不是他們很強,而是南洋的土著國家實在太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而如今祖國的龐大船隊駕臨南洋,他們的軍事武裝就顯得有些不夠看了。

對于帝國船隊的到來,兩位王選擇了不同的策略。

陳祖義選擇反抗,于永樂五年決心伏擊鄭和的艦隊,結果中了鄭和的套路,慘遭反殺,陳祖義就這么涼了。

被朝廷滅了的中式殖民者陳祖義

梁道明選擇臣服,于永樂三年就表示投降鄭和,并且將自己的大本營舊港(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巨港)給交了出去。

鄭和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深知“財富取之于海”的道理,于是,明朝的決定在舊港設立舊港宣慰使司,作為明朝在南洋的統籌機構,并在滿剌加、蘇門答臘等地設置“官廠”,以此為“外府”,控制整個南洋的朝貢貿易,將海外貿易完全性的官營化。

那么梁道明這算是投機成功了么?

沒有,因為第一任舊港宣慰使并不是他,朝廷越過了他,選擇了他的手下施進卿,而梁道明雖然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像他這樣有可能控制南洋的中式民間殖民者,依舊成為了明朝控制南洋的犧牲品。

舊港宣慰司所在地

可以說,在永樂年間,明政府遠程遙控南洋的華人私人勢力,培養帝國的代理人,但其目的不在于發展私人海貿,而是鞏固天朝官方的朝貢貿易,既滿足了天朝大國的虛榮心,也由官府壟斷海外市場,盡收海商之利。

但是雖然在主觀上,明朝的目的只是海貿官營化,但卻在客觀上引發了中外私人海洋貿易的勃興,而世界的大趨勢注定官營化的經濟注定衰落。

故而到了明宣宗宣德八年,鄭和下西洋落下了帷幕,以海禁為基準的朝貢貿易體系終于難以為繼,明朝也只能開始進一步的調整對外政策。

一開始,明朝的海禁越收越嚴,屢次重申,可重申就恰恰代表了走私的活躍,成化年間,政府開始做出讓步,對海禁適當放松,到了弘治年間,則又再度收緊,但不論你海禁是嚴是寬,走私活動依舊不亦樂乎。

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8]

發生轉折是在正德三年,明朝開始實驗抽分制,抽稅率大概為十分之二,后來也沒怎么變過,可見,此時朝廷對海外貿易也呈現出了支持鼓勵的態度。

各夷朝貢,例許稍挾私貨以來,蓋羈縻遠人,宜俯順其情,而不可防,以傷其向化之心也。??[9]

這對于私人貿易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這一時間段,朝廷不再扮演壟斷的角色,更加類似于一個中介的角色,也就是“牙人”,使得民間貿易更加正規合理,而一政策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正如晁中辰先生所言:

“如果從明代海外政策嬗變角度考慮,對海外官方貿易貨物征收實物稅,標志著明代的朝貢貿易體制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種政策的變化必然導致朝貢貿易的進一步衰落,私人海外貿易的進一步活躍 ”[10]

混亂的日本戰國與龍傲天嘉靖帝

3

私人海貿瘋狂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從事海洋貿易,比如正德年間,廣州就出現了如下狀況,讓一些心系祖制的官員痛心疾首。

近官府抽分,公為貿易,遂使奸民數千,駕遣巨艦,私置兵器,縱橫海上。[11]

因為政府對私人貿易的放開,民間海貿在這一時間段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而同時,我也說了,政府只是充當中介的角色,并不親自參與海外貿易,所以,許多海商開始尋求與海盜的合作。

因此,從西方東來的葡萄牙殖民者,以及日本的倭寇,沿海的海盜,以及中國商人,和因失去土地外出務工的農民們,便匯聚到了一起,構建了一個屬于他們的根據地——雙嶼島(今舟山六橫島)。

為什么選擇雙嶼島呢?因為這里的區位是十分優越,而且出產的糧食以及離散的資源可以養活數萬之眾。

(雙嶼)五谷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眾,不待取給于外。[12]

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這里逐漸形成了一個商業中心,而以華人許棟、李光頭為首的武裝集團,則成為了雙嶼島的霸主,在十六世紀中國對海外貿易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嚴,賊伙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后聲勢蔓延,禍與歲積。[13]

可很快,隨著倭寇之亂的愈演愈烈,明朝的政策又一次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對雙嶼島的命運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說來話長,明成化三年,日本爆發“應仁之亂”,以此為標志,日本進入了所謂的“戰國時代”,國內的大名們打成了一鍋粥,而日本對明朝的貿易資格就只有一個,于是,這個資格就成了各大名爭搶的對象。

應仁之亂雙方大名示意圖

前文說了,明朝的朝貢貿易也叫勘合貿易,就是因為明朝會為有資格朝貢的國家頒發“勘合”,而朝貢國的使者憑借勘合換取貿易資格。

日本的勘合本在幕府手里,可戰國時代,幕府自身難保,勘合自然讓大名給搶了去。

嘉靖二年,兩支日本大名使團同時來到寧波市舶司,各自拿著勘合,爭搶唯一的朝貢名額。

結果,這雙方在寧波大打出手,引起了不小的騷亂,朝廷震怒,嚴令削減日本朝貢規模,后來干脆撤消了寧波市舶司,這次歷史事件也被稱之為“寧波爭貢”。

寧波爭貢以后,朝廷借機對海禁再次收緊,并一改正德時期懷柔的海外政策,對一切海上實力開始采用強硬的手段,比如嘉靖八年,明世宗就下令禁絕正德時期已經合法化的牙行。

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勢豪違禁大船,悉報官拆毀,以杜后患。違者一體重治。[14]

朝廷的禁絕不但沒有起到效果,反而導致越來越多人從事走私活動。

自四明革互市之司,三江斷舟楫之路,于是私通溢出,與亡命逋播者誘致侵掠,而鯨波數揚,氛塵四起矣。[15]

而這樣一來,朝廷就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了,而海商、海盜、倭寇、外國人扎堆聚集的雙嶼島,就這樣成為了朝廷的眼中刺、肉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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