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囤,废墟上复活的土司城堡——考古学家李飞心中的海龙囤遗址


海龍囤遺址

播州之役:撬動明朝江山的支點

公元1600年, 明朝遭遇到了“小冰河期”。 尤其以1580—1644年最為寒冷, 在一千年里最為寒冷, 在一萬年里也位居第二,

在一百萬年里也排進6—7位, 可以說華夏大地進入文明時期以來, 這是最為寒冷的階段。 氣候異變造成的最直接后果, 是農業歉收、哀鴻遍野、異樣之事霍然蜂起。

恰在萬歷時期, 明朝又有“三大征”, 在西北、東北、西南邊疆接連展開的這三次大規模軍事征討, 盡管分別取得了勝利, 尤其是1598年取得“抗倭戰爭”的全面奏捷讓處于災變中的柄權者看到了一線曙光, 但傾舉國之力進行的連年之役, 傷筋動骨, 已讓明朝江山顯出明顯的傾頹之兆。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因積極出兵抗倭, 大立戰功, 被萬歷皇帝封為“驃騎大將軍”, 賜飛魚服, 統領整個播州15萬土司軍隊。 權力是最大的致幻劑, 它總是讓勝利者產生大幻覺, 進而暴虐有加、殺友滅妾,

一怒之下, 他要做真皇帝了, 高舉抗拒朝廷的旗號。 朝野震怒的后果是, 1600年春寒料峭時節, 一場血戰在西南邊陲的播州山野間展開了凌厲的刀鋒。


海龍囤遺址

八路并發的24萬明軍將屹立于遵義龍巖山巔的土司城堡海龍囤圍得鐵桶一般。

戰爭就像一把越拉越快的鋸子, 摧枯拉朽之余, 那一根支撐海龍囤的大梁, 終于被鋸斷了。 “真理”站在了明軍先進的火器、大口徑火炮一方, 加上明軍里有不少俘虜過來的倭寇充任熟練的炮手, 漸漸與海龍囤的守衛分出了高下。 楊應龍曾出兵抗倭, 現在被俘虜的倭寇又向他奮起開炮了。 歷史的機變恰在這一飲一啄之間流轉……楊應龍準備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 可惜已無應者。 六月初六當夜四更, 明軍攻入內城, 楊應龍自殺, 此前一年起兵反明的楊應龍家族, 在播州長達724年的統治終于壽終正寢(如果僅以時間而論, 這在中國歷史上僅次于周朝的統治年限), 這就是史稱“萬歷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 據《明史·卷三百五》載:“播州用兵,
又費帑金二三百萬。 三大征踵接, 國用大匱”。 一言以蔽之, “三大征”使明廷元氣大傷, 尤以“平播之役”為烈, 是致其崩塌的重要原因。 20年后的1620年, 陜西發生大旱, 饑民四起。 放在過去, 四川自可外調糧食, 但由于播州之戰已造成蜀地千瘡百孔, 蜀地財政吃緊, 無力賑災。 這樣的格局下, 就引發了高迎詳、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王二、王嘉胤、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一系列大暴動……


海龍囤遺址

2015年7月, 在德國波恩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 中國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聯合申報的“土司遺址”通過審議, 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至此, 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已達到48項, 位居世界第二。

平播之役的主戰場, 偏處遵義一隅的海龍囤為何與大明國運息息相關?它到底是怎樣一座城堡?海龍囤藏有怎樣的秘密?作為海龍囤土司遺址的考古隊領隊, 李飛以一千多天的持續考古查勘, 終于為現實翻出了歷史的底牌。

2016年9月29日上午,我和攝影師來到位于貴州省圖書館11樓的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76年出生的李飛有一頭披肩長發,牛仔襯衣,目光如隼,散發著沈從文筆下“邊城”的味道,這也讓我想起了那個叫“小李飛刀、例不虛發”的沉默者。此時,他坐在被背包、書籍、方便面、被蓋圍繞的電腦桌前忙于回復電子郵件。他昨晚剛從青海回來,在沙發上迷糊了一會兒天就亮了:“澡也沒洗成,頭發油光光的。海龍、海龍囤的事情一大堆。哦,你怎么稱呼?”他哈哈一笑,轉身就為我端來了一杯茶。他快人快語:“海龍囤是一處集保衛國家利益與土司家族利益于一體、融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羈縻?土司遺存。播州之役,是撬動明朝江山的一大支點。”


考古學家李飛

“宋城”肇始于播州人的建議

李飛熟悉四川,一是他的母校乃四川大學,他比喻為那是“我的初戀情人”;二是位于四川數條大江兩岸的幾十座抗元“宋城”,恰又與當時播州人的貢獻密不可分。

1235至1239年間,蒙軍數犯四川,播州楊價、楊文父子三度率播軍北上參與戰事,屢建奇功。淳祐二年( 1242),余玢任四川安撫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務,并張榜招賢獻計。楊文條陳“保蜀三策”,余玢嘉許,取其中策。接著余蚧采納播州隱士冉琺、冉璞兄弟的具體計劃,將“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冉氏兄弟遂以合州(今重慶合川)釣魚城為中心,沿大江修筑山城數十座,“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諸城互為犄角,彼此策應,組成有效的防御體系,在后來的抗蒙戰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考古學家李飛

1257年,播州建起氣勢宏大的“龍巖新城”,后稱之海龍囤。李飛認為:“海龍囤早先可能有城,是楊氏用以防范當地少數民族而修建的防御工事,后隨蒙軍的東進,地處楊氏統治中心穆家川以北30里南北要塞之上的海龍囤遂被重修,成‘新城’,承擔抗蒙重任。”

歷史總是以吊詭的方式,展示其方鑿圓枘與荒謬性。 公元876年,山西太原人楊端因功被唐朝皇帝封宮世襲,在播州扎根繁衍。經歷四個朝代,是名符其實的土皇帝。到楊應龍時,已是第29代。當時已經占領大理的蒙軍向東挺進,陰差陽錯,海龍囤卻沒有與元軍交鋒。也就是說,作為國家行為而建立的一大軍事重鎮海龍囤,反而在343年之后,成為中央政府和地方勢力對抗的主戰場。李飛一字一頓地說:“我們不僅看到了‘家’與‘國’關系的陡然轉變,而且它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由唐宋時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尤其是成功申遺成為貴州首個世界文化遺產地,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哎,滄桑啊!”


海龍囤遺址

一個雄踞西南、彰顯土司豪氣的時代就此消逝了。荒誕派大師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并不明白個中哲學墨汁的楊應龍,選擇的也是自殺,主動放棄生命本身,便成為了一個并且是唯一一個真正嚴肅的人生問題,恰如加繆所說: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不過是些游戲而已。

凡是石頭都要說話

西諺道:凡是石頭都要說話。凡是有耳的,都應聆聽。

2005年4月,李飛在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一批海龍囤的照片,身為考古學家的他心頭大驚,立即與同事驅車前往。那是位于海拔350米的一個山頂,殘剩的石頭城墻與傾頹的建筑遺構,就像印加人的圣地馬楚比楚一般。火紅的杜鵑花開遍山野,春風吹拂,似乎暗示了石頭建筑蟄伏于大地之下的生機。遍地落紅,染紅了山脊,又宛如鮮血淋漓的創口。


海龍囤遺址

李飛說:“明萬歷24年,楊應龍重修海龍囤。我們認為楊應龍重修海龍囤時,應是在固有格局的基礎上進行的。換言之,現存海龍囤的整體格局可能在南宋末年始建時便已奠定,且它并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與同一時期的其他城池在筑城具有許多共通之處。《明史》用‘飛鳥騰猿不能逾者’來描述這座壯闊的城堡。海龍囤最外是環繞的城墻,古代文獻中稱其為‘大城’。其東的城垣自頂端逶迤而下,由城之東北向南包抄,在東南角與懸崖相接,利用山險形成了類似甕城的環閉空間。另外建有小樓、倉庫、水牢等;囤前設有銅柱、鐵柱、飛龍、飛鳳、朝天、萬安等九關,各關之間有護墻相連,隨山勢綿延十余里,別有一番氣象。海龍囤的構造就像蘿卜的‘卜’字一樣,就這樣斜插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站在36步天梯上,我感到一股凌厲的罡風,從歷史的深處滾滾吹來……”


遵義海龍囤全貌

我問:“你何時開始進入遺址考古的?”

李飛:“受上級安排,2012年我主持海龍囤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其實我當時的關注點主要在春秋戰國史考古以及西南原始巖畫方面。這是我第四次來海龍囤,囤略顯方形,四周為斷崖,左右有溪潺潺流過。也許偏安一隅的人常在窄路走,往往會陷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自大窘境……經過幾個月持續發掘,我們首提‘土司考古’的學術概念,我覺得這是值得用一生心血去為之付出,去填補這個歷史空白點。用古物綴合歷史,縫補我們集體的記憶。我要做的就是一個‘文物翻譯’一步一步破譯歷史密碼。”

我認為,文獻中多有楊氏衙宇“僭越”的記載,如《平播全書·獻俘疏》稱明軍攻破海龍囤后,“錄其關門之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囤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匾曰:半朝天子”。又稱“應龍益橫,所居飾以龍鳳,僭擬至尊,令州人稱己為千歲,子朝棟為后主”。


海龍囤脊獸

李飛指出:“這在發掘中的新王宮上是有反映的。發掘顯示,新王宮是一組有環宮城墻,以中央踏道為中軸線的宏大建筑,占地約1.9萬平方米,大致遵循了‘前朝后寢’的布局,與明朝紫禁城具有某些相近之處。目前發掘出來的幾十件屋頂脊獸,多帶有遒勁的三爪,而且也是按照傳統建筑神獸造型而為,以本地泥土燒造,未施琉璃,但體格似乎更大。”

海龍囤遺址里,最讓人震撼之處在哪里?

李飛認為:“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得你的著眼點在哪里。一般人一看龍虎大道就被震住了。出飛龍關后,有連接飛虎關和飛龍關的龍虎大道,這是在懸崖上開鑿的溝通海龍囤內外的唯一通道。長292米,寬1.5至4米。石道外臨陡峭之崖,上有女墻;內側鑿有排水溝。所謂“三十六步”古道,是一組由36步的踏步構成天梯,全長52米,坡度達到30°。臺階傾斜,應是出于防守的考慮,便于施展滾木、礌石的沖殺力。1600年明軍仰攻海龍囤,即受困于此,40余天后才從囤后破墻……海龍囤被攻陷后,“三十六步”漸漸被荒草遮蔽,直到1999年才重新露出真容。太壯美了!


海龍囤遺址

我問:“除了發現大量兵器之外,還有什么發現?”

李飛:“海龍囤被攻破之際,劫掠一空,火燒一空。記錄在案的是,官軍繳獲的‘賊之家財’多為銅鼓、盔甲、鞍韉、刀劍等等,瓷器是‘身外之物’,無人理睬。這反而為今天留下了數萬片青花瓷殘片。出土瓷片中有松、梅、竹、菊、蘭、蓮、桃、龍、鳳、鶴、獅、虎、豹、狐、魚、仙人、高士、遠山、屋宇、亭榭的圖影,細膩而精美。根據器底年款,‘新王宮’內所出青花瓷最早的產于宣德年間,最晚的是海龍囤被攻陷的萬歷年間。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青花瓷片中有一批署‘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器物,但全部是嘉靖、萬歷年間的制品。考古工作者將碎瓷逐一清洗、晾干后,再按紋飾分作若干類,開始一片片地綴合。這是極其考驗耐心的智力拼圖。我曾經花費3天時間細細拼合一件繪有鳳凰圖案的精美高足杯。硬幣大小的數十片青花,均僅有一個位置屬于自己,須將之嚴絲合縫地放回原處。青花瓷碎片上確有許多龍鳳圖案,其中相當部分為五爪龍。但這是‘王宮’在規制和裝飾上確有僭越之嫌的證據,或者只是偏安一隅的土司的‘應有之物’,尚難斷定。考古考古,就是要你成為一個福爾摩斯。”


海龍囤遺址

我問道:“在食物方面,有什么發現?”

李飛終于喝了一口水,眼睛注視著一個空無的所在,若有所思:“遺址里還發現了很多食物以及食器。在新王宮的清理過程中幸運的發現了三處廚房遺跡。磚砌的灶臺已殘破不堪,若非四圍散落的灶灰、炭屑以及破碎的器皿和經過琢磨的精美石盆,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便是廚房。在9號建筑的一個房間里,除上述物件外,還在灶臺旁發現了鐵鍋碎片,其形制與使用至今的帶把的炒菜鍋相同,進一步確認了這類遺跡為廚房。令人驚喜的是,我們發現了當時殘留的食物,比如大米、小米、黃豆等等,而更多的美味,并未留下可供肉眼觀察的證據,唯有借助器皿上殘余物的分析和偶爾濺落于地的植物種子的識別才能一一知曉。我們已經提取了廚房內所有土壤的樣品,以備檢測后盡可能復400余百年前土司舌尖的美味。從考古角度而言,這些發現可以成為‘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的重要課題。”

“他們自然是要喝酒、品茶的,這方便有發現嗎?”

“廚房緊鄰之地,可能為土司寢宮的三臺星,內中許多器皿精美雅致,只有新王宮的主人才能受用。僅從餐具看,土司的餐桌上,美酒自是不可或缺的佳釀。飾有龍紋的高足杯、帶流的執壺正是為這種瓊漿玉液準備的。泡菜壇子則表明,這種盛著時間味道的腌制食品也是土司餐桌上不可少的佳肴。還有許多較酒杯略大的杯子,可能為茶具。酒足飯飽,在茂林修竹間的閣樓里品茗下棋,是一種再愜意不過的休閑……”


海龍囤遺址

海龍囤就像壓扁的一張紙

在我看過李飛的專著《復活的土司城堡:海龍囤考古手記》后,頭腦里的第一印象就是,這不但是一本考古之書,還是一部旨在續接民國學人李濟、傅斯年、梁思永的敘述方式的大書,它一反詰屈聱牙的學術腔,不但展示了一名考古學家的心路歷程,更為可貴的是具有司馬遷以降的春秋“中道”筆法,旁逸于學術、高標于人性的深刻體察與歷史況味,直逼人心。

李飛對我說:“海龍囤就像一張被壓扁的紙。我不但要完成它的紙上建筑,而且要復活它的原貌,在真實、真相、真理之間做出取舍,復活存留其間的土司生活以及戰斗:血、生死、恩仇,乃至花前月下的登崗整衣、把酒臨風……”

在《復活的土司城堡:海龍囤考古手記》前言里,李飛寫道:從正式進入遺址考察,到成功申遺的2015年,“這一年我36歲……36篇考察記似乎還可以獻給我已然逝去的36年韶華。”就這樣,他的生命年輪里,明顯與海龍囤實現了互為鑲嵌,無法分離。

李飛反對我復說的是:“我和考古隊友侯清華、賀均虎、韓繼澤、韓文華、胡霖、彭萬、何燁等人在周必素所長率領下,度過了270多個沒有任何娛樂的日日夜夜。考古,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斗!”


海龍囤遺址里傳說的一個水牢

2016年9月29日上午,我和攝影師來到位于貴州省圖書館11樓的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76年出生的李飛有一頭披肩長發,牛仔襯衣,目光如隼,散發著沈從文筆下“邊城”的味道,這也讓我想起了那個叫“小李飛刀、例不虛發”的沉默者。此時,他坐在被背包、書籍、方便面、被蓋圍繞的電腦桌前忙于回復電子郵件。他昨晚剛從青海回來,在沙發上迷糊了一會兒天就亮了:“澡也沒洗成,頭發油光光的。海龍、海龍囤的事情一大堆。哦,你怎么稱呼?”他哈哈一笑,轉身就為我端來了一杯茶。他快人快語:“海龍囤是一處集保衛國家利益與土司家族利益于一體、融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羈縻?土司遺存。播州之役,是撬動明朝江山的一大支點。”


考古學家李飛

“宋城”肇始于播州人的建議

李飛熟悉四川,一是他的母校乃四川大學,他比喻為那是“我的初戀情人”;二是位于四川數條大江兩岸的幾十座抗元“宋城”,恰又與當時播州人的貢獻密不可分。

1235至1239年間,蒙軍數犯四川,播州楊價、楊文父子三度率播軍北上參與戰事,屢建奇功。淳祐二年( 1242),余玢任四川安撫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務,并張榜招賢獻計。楊文條陳“保蜀三策”,余玢嘉許,取其中策。接著余蚧采納播州隱士冉琺、冉璞兄弟的具體計劃,將“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冉氏兄弟遂以合州(今重慶合川)釣魚城為中心,沿大江修筑山城數十座,“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諸城互為犄角,彼此策應,組成有效的防御體系,在后來的抗蒙戰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考古學家李飛

1257年,播州建起氣勢宏大的“龍巖新城”,后稱之海龍囤。李飛認為:“海龍囤早先可能有城,是楊氏用以防范當地少數民族而修建的防御工事,后隨蒙軍的東進,地處楊氏統治中心穆家川以北30里南北要塞之上的海龍囤遂被重修,成‘新城’,承擔抗蒙重任。”

歷史總是以吊詭的方式,展示其方鑿圓枘與荒謬性。 公元876年,山西太原人楊端因功被唐朝皇帝封宮世襲,在播州扎根繁衍。經歷四個朝代,是名符其實的土皇帝。到楊應龍時,已是第29代。當時已經占領大理的蒙軍向東挺進,陰差陽錯,海龍囤卻沒有與元軍交鋒。也就是說,作為國家行為而建立的一大軍事重鎮海龍囤,反而在343年之后,成為中央政府和地方勢力對抗的主戰場。李飛一字一頓地說:“我們不僅看到了‘家’與‘國’關系的陡然轉變,而且它見證了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由唐宋時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尤其是成功申遺成為貴州首個世界文化遺產地,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哎,滄桑啊!”


海龍囤遺址

一個雄踞西南、彰顯土司豪氣的時代就此消逝了。荒誕派大師加繆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并不明白個中哲學墨汁的楊應龍,選擇的也是自殺,主動放棄生命本身,便成為了一個并且是唯一一個真正嚴肅的人生問題,恰如加繆所說: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不過是些游戲而已。

凡是石頭都要說話

西諺道:凡是石頭都要說話。凡是有耳的,都應聆聽。

2005年4月,李飛在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一批海龍囤的照片,身為考古學家的他心頭大驚,立即與同事驅車前往。那是位于海拔350米的一個山頂,殘剩的石頭城墻與傾頹的建筑遺構,就像印加人的圣地馬楚比楚一般。火紅的杜鵑花開遍山野,春風吹拂,似乎暗示了石頭建筑蟄伏于大地之下的生機。遍地落紅,染紅了山脊,又宛如鮮血淋漓的創口。


海龍囤遺址

李飛說:“明萬歷24年,楊應龍重修海龍囤。我們認為楊應龍重修海龍囤時,應是在固有格局的基礎上進行的。換言之,現存海龍囤的整體格局可能在南宋末年始建時便已奠定,且它并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與同一時期的其他城池在筑城具有許多共通之處。《明史》用‘飛鳥騰猿不能逾者’來描述這座壯闊的城堡。海龍囤最外是環繞的城墻,古代文獻中稱其為‘大城’。其東的城垣自頂端逶迤而下,由城之東北向南包抄,在東南角與懸崖相接,利用山險形成了類似甕城的環閉空間。另外建有小樓、倉庫、水牢等;囤前設有銅柱、鐵柱、飛龍、飛鳳、朝天、萬安等九關,各關之間有護墻相連,隨山勢綿延十余里,別有一番氣象。海龍囤的構造就像蘿卜的‘卜’字一樣,就這樣斜插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站在36步天梯上,我感到一股凌厲的罡風,從歷史的深處滾滾吹來……”


遵義海龍囤全貌

我問:“你何時開始進入遺址考古的?”

李飛:“受上級安排,2012年我主持海龍囤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其實我當時的關注點主要在春秋戰國史考古以及西南原始巖畫方面。這是我第四次來海龍囤,囤略顯方形,四周為斷崖,左右有溪潺潺流過。也許偏安一隅的人常在窄路走,往往會陷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自大窘境……經過幾個月持續發掘,我們首提‘土司考古’的學術概念,我覺得這是值得用一生心血去為之付出,去填補這個歷史空白點。用古物綴合歷史,縫補我們集體的記憶。我要做的就是一個‘文物翻譯’一步一步破譯歷史密碼。”

我認為,文獻中多有楊氏衙宇“僭越”的記載,如《平播全書·獻俘疏》稱明軍攻破海龍囤后,“錄其關門之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囤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匾曰:半朝天子”。又稱“應龍益橫,所居飾以龍鳳,僭擬至尊,令州人稱己為千歲,子朝棟為后主”。


海龍囤脊獸

李飛指出:“這在發掘中的新王宮上是有反映的。發掘顯示,新王宮是一組有環宮城墻,以中央踏道為中軸線的宏大建筑,占地約1.9萬平方米,大致遵循了‘前朝后寢’的布局,與明朝紫禁城具有某些相近之處。目前發掘出來的幾十件屋頂脊獸,多帶有遒勁的三爪,而且也是按照傳統建筑神獸造型而為,以本地泥土燒造,未施琉璃,但體格似乎更大。”

海龍囤遺址里,最讓人震撼之處在哪里?

李飛認為:“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得你的著眼點在哪里。一般人一看龍虎大道就被震住了。出飛龍關后,有連接飛虎關和飛龍關的龍虎大道,這是在懸崖上開鑿的溝通海龍囤內外的唯一通道。長292米,寬1.5至4米。石道外臨陡峭之崖,上有女墻;內側鑿有排水溝。所謂“三十六步”古道,是一組由36步的踏步構成天梯,全長52米,坡度達到30°。臺階傾斜,應是出于防守的考慮,便于施展滾木、礌石的沖殺力。1600年明軍仰攻海龍囤,即受困于此,40余天后才從囤后破墻……海龍囤被攻陷后,“三十六步”漸漸被荒草遮蔽,直到1999年才重新露出真容。太壯美了!


海龍囤遺址

我問:“除了發現大量兵器之外,還有什么發現?”

李飛:“海龍囤被攻破之際,劫掠一空,火燒一空。記錄在案的是,官軍繳獲的‘賊之家財’多為銅鼓、盔甲、鞍韉、刀劍等等,瓷器是‘身外之物’,無人理睬。這反而為今天留下了數萬片青花瓷殘片。出土瓷片中有松、梅、竹、菊、蘭、蓮、桃、龍、鳳、鶴、獅、虎、豹、狐、魚、仙人、高士、遠山、屋宇、亭榭的圖影,細膩而精美。根據器底年款,‘新王宮’內所出青花瓷最早的產于宣德年間,最晚的是海龍囤被攻陷的萬歷年間。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青花瓷片中有一批署‘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器物,但全部是嘉靖、萬歷年間的制品。考古工作者將碎瓷逐一清洗、晾干后,再按紋飾分作若干類,開始一片片地綴合。這是極其考驗耐心的智力拼圖。我曾經花費3天時間細細拼合一件繪有鳳凰圖案的精美高足杯。硬幣大小的數十片青花,均僅有一個位置屬于自己,須將之嚴絲合縫地放回原處。青花瓷碎片上確有許多龍鳳圖案,其中相當部分為五爪龍。但這是‘王宮’在規制和裝飾上確有僭越之嫌的證據,或者只是偏安一隅的土司的‘應有之物’,尚難斷定。考古考古,就是要你成為一個福爾摩斯。”


海龍囤遺址

我問道:“在食物方面,有什么發現?”

李飛終于喝了一口水,眼睛注視著一個空無的所在,若有所思:“遺址里還發現了很多食物以及食器。在新王宮的清理過程中幸運的發現了三處廚房遺跡。磚砌的灶臺已殘破不堪,若非四圍散落的灶灰、炭屑以及破碎的器皿和經過琢磨的精美石盆,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便是廚房。在9號建筑的一個房間里,除上述物件外,還在灶臺旁發現了鐵鍋碎片,其形制與使用至今的帶把的炒菜鍋相同,進一步確認了這類遺跡為廚房。令人驚喜的是,我們發現了當時殘留的食物,比如大米、小米、黃豆等等,而更多的美味,并未留下可供肉眼觀察的證據,唯有借助器皿上殘余物的分析和偶爾濺落于地的植物種子的識別才能一一知曉。我們已經提取了廚房內所有土壤的樣品,以備檢測后盡可能復400余百年前土司舌尖的美味。從考古角度而言,這些發現可以成為‘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的重要課題。”

“他們自然是要喝酒、品茶的,這方便有發現嗎?”

“廚房緊鄰之地,可能為土司寢宮的三臺星,內中許多器皿精美雅致,只有新王宮的主人才能受用。僅從餐具看,土司的餐桌上,美酒自是不可或缺的佳釀。飾有龍紋的高足杯、帶流的執壺正是為這種瓊漿玉液準備的。泡菜壇子則表明,這種盛著時間味道的腌制食品也是土司餐桌上不可少的佳肴。還有許多較酒杯略大的杯子,可能為茶具。酒足飯飽,在茂林修竹間的閣樓里品茗下棋,是一種再愜意不過的休閑……”


海龍囤遺址

海龍囤就像壓扁的一張紙

在我看過李飛的專著《復活的土司城堡:海龍囤考古手記》后,頭腦里的第一印象就是,這不但是一本考古之書,還是一部旨在續接民國學人李濟、傅斯年、梁思永的敘述方式的大書,它一反詰屈聱牙的學術腔,不但展示了一名考古學家的心路歷程,更為可貴的是具有司馬遷以降的春秋“中道”筆法,旁逸于學術、高標于人性的深刻體察與歷史況味,直逼人心。

李飛對我說:“海龍囤就像一張被壓扁的紙。我不但要完成它的紙上建筑,而且要復活它的原貌,在真實、真相、真理之間做出取舍,復活存留其間的土司生活以及戰斗:血、生死、恩仇,乃至花前月下的登崗整衣、把酒臨風……”

在《復活的土司城堡:海龍囤考古手記》前言里,李飛寫道:從正式進入遺址考察,到成功申遺的2015年,“這一年我36歲……36篇考察記似乎還可以獻給我已然逝去的36年韶華。”就這樣,他的生命年輪里,明顯與海龍囤實現了互為鑲嵌,無法分離。

李飛反對我復說的是:“我和考古隊友侯清華、賀均虎、韓繼澤、韓文華、胡霖、彭萬、何燁等人在周必素所長率領下,度過了270多個沒有任何娛樂的日日夜夜。考古,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斗!”


海龍囤遺址里傳說的一個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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