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四天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後， 約旦首相漢尼•莫爾基成為第一個“主動辭職”的高級官員。
5月30日， 約旦政府提出了一項增稅和緊縮政策， 次日約旦工人表示不滿， 召開工人罷工要求“政府下臺”。 截止6月3日， 由幾百人的罷工已經演變成至少有2萬人參加的規模性遊行示威。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在第一時間“介入”， 要求政府控制燃料和電力價格， 並要求首相漢尼•莫爾基辭職。
首相漢尼•莫爾基
近年來， 約旦經濟情況十分的糟糕， 受財政壓力的約旦政府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的稅收法案改革, 導致約旦物價持續上漲。
2016年， 約旦從 IMF 獲得了7億2300萬美元的三年期信貸額度, 以支持經濟和金融改革， 代價是放棄補貼並提高稅收， 以滿足未來貸款的條件。 而在今年早些時候, 約旦的麵包價格已經翻了一番, 同時還對包括香煙在內的幾項商品徵收增值稅。 此外, 燃油價格也上漲了五次, 而電費自2月以來已飆升55%。 據官方估計, 目前約旦有18.5% 的人口失業， 20% 的人瀕臨貧困。
約旦抗議人群
早在1995年， 經濟學家詹姆斯·巴斯特在《約旦的經濟問題》 一文中描述：“在安曼的休閒遊客、蜂擁的酒店、繁華的街道、與鞋業的繁榮、和極具發展潛力首都安曼, 可能會得出結論：無論公共政策是什麼，
以依賴區域經濟和外部援助的經濟模式使約旦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達到空前的經濟增長, 但是這樣的模式早已無法跟上時代的腳步。
阿卜杜拉二世也曾意識到， 全球經濟處於繁榮時期時， 約旦因為上述的經濟模式享受到了好處, 但是在經濟衰退期間， 這種過於依賴他國或區域的發展模式對本國的生產力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 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 約旦經濟嚴重依賴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國以及伊拉克市場。
這種情況使得約旦在發展過程中忽略了尋找新市場以及提高自己工業競爭力和創造力的必要性。
約旦員警制止抗議者
去年6月， 沙特、阿聯酋等國與卡達斷交後， 眾多小國面臨“選邊站”的困境。 在沙特的壓力下， 後來, 約旦宣佈減少在卡達的外交代表， 在象徵意義上加入了沙特的“反卡陣營”。
但是， 自從沙特陸地邊界關閉以來, 由於海灣國家間外交裂痕導致約旦無法出口商品至卡達， 約旦的經濟損失達200萬美元， 同時， 約旦向海灣國家出口的商品量平均每天也減少到90噸， 相較於封鎖前每天減少600噸。 因此， 在脆弱的經濟特徵下， 海灣局勢深刻影響著約旦的經濟發展。 雖然約旦在2015提出了旨在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的“2025年願景”，
在這種情況下， 近年來約旦政府大力鼓勵教育事業、培養人才， 化人口數目為人才資源。 據世界銀行統計， 截至2017年， 約旦有39.7%的青年失業， 倘若這39.7%的青年能通過接受教育成為勞動力， 他們將會為約旦創造出價值可觀的經濟收益。 並且， 接受教育的類別可以根據約旦的市場需求“量身定制”。 比如缺少水資源等等天然資源情況下，
約旦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 若約旦在改善生態環境和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技術上取得成就， 那麼約旦就能把自己的技術向GCC國家輸出。 那時， GCC市場與約旦之間的關係不再單純的是約旦方面依賴GCC市場， 同時GCC市場也需要約旦的技術， 這樣一來， 也許未來約旦在GCC市場方面會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而當談及約旦的青年人于本國就業率的問題， “人才流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由於約旦就業市場缺乏包括職業培訓和職業指導等幫助畢業生度過就業過渡期的一系列方案。 因此, 受到良好教育的約旦人會選擇海外就業或移民，導致裡了大量的人才外流。
那麼約旦需要做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在吸引外國投資的同時，吸引在海外留學與工作的約旦人回到祖國？小編認為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如贊助製造企業、提供寬鬆的條例、制定更健康的養老體系和補償計畫。更重要的是，約旦應打造自己的品牌，用最直觀的經濟收益證明本國經濟市場的潛力。
在本國就業市場方面，雖然約旦擁有的某些私營部門可能彌補國家財政上的困難，但是在約旦，“國企”才是最大的雇傭單位，只要國家資金出現問題，窮人或中產階級的收入也將跌入穀底。
根據卡內基2016年3月的報告, 約旦的債務與 GDP 比率從2011年8月的 57%上升至2016初的90%，國內的公共部門超支是一個重要因素, 尤其是國家水電部門。因此，大力鼓勵本國私有企業的發展也是啟動經濟的一個方式。
此外，截至2016年，約旦女性的失業率達80%，長期以往也會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之一，從這次抗議來看，女性就是其中一大主要群體。 因此，解決女性教育和就業問題也是迫在眉睫。
另外，目前約旦境內的難民問題也掣肘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截至 2018年3月, 約旦收容了 655, 000名敘利亞難民, 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 給本就處於經濟困難的約旦造成了極大的壓力。雖然約旦擁有數量如此多的難民，但是從樂觀角度上看，他們將成為約旦新的勞動力。2月，國際社會和約旦政府在倫敦達成了一項旨在為敘利亞難民創造就業機會的《約旦契約》，規定向約旦提供21億美元的援助，以緩解經濟壓力。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約旦的經濟問題。
雖然有學者認為，此次參與示威人群的訴求非常簡單，即穩定物價和稅收，具有非政治性特點，但是社會怨恨大多都是從關乎老百姓生存問題開始積累的。
摩洛哥“網路抵制”運動
在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中東北非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幾乎一邊倒發生了政權更迭或者內戰，而以海灣地區、約旦和摩洛哥為主的“君主制”國家則生存了下來。為扶持約旦和摩洛哥，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曾邀請她們加入GCC，同時為上述兩國提供豐厚的經濟援助，打造“神聖同盟”。
然而從約旦和摩洛哥角度來看，兩國均面臨內部（經濟和社會）危機和外部依賴的雙重困境。摩洛哥從2011年“2·20”運動以來，爆發了2017年胡塞馬“人民運動”、2017年傑拉達“人民運動”以及近期針對大型企業的“網路抵制”運動。而對外，摩洛哥也面臨著沙特和美國的“外交懲罰性”的風險。
因此，小國的特徵加上大國的角力使得她們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造成了該地區小國悲劇的特徵。
因此, 受到良好教育的約旦人會選擇海外就業或移民，導致裡了大量的人才外流。那麼約旦需要做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在吸引外國投資的同時，吸引在海外留學與工作的約旦人回到祖國？小編認為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如贊助製造企業、提供寬鬆的條例、制定更健康的養老體系和補償計畫。更重要的是，約旦應打造自己的品牌，用最直觀的經濟收益證明本國經濟市場的潛力。
在本國就業市場方面，雖然約旦擁有的某些私營部門可能彌補國家財政上的困難，但是在約旦，“國企”才是最大的雇傭單位，只要國家資金出現問題，窮人或中產階級的收入也將跌入穀底。
根據卡內基2016年3月的報告, 約旦的債務與 GDP 比率從2011年8月的 57%上升至2016初的90%，國內的公共部門超支是一個重要因素, 尤其是國家水電部門。因此，大力鼓勵本國私有企業的發展也是啟動經濟的一個方式。
此外，截至2016年，約旦女性的失業率達80%，長期以往也會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之一，從這次抗議來看，女性就是其中一大主要群體。 因此，解決女性教育和就業問題也是迫在眉睫。
另外，目前約旦境內的難民問題也掣肘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截至 2018年3月, 約旦收容了 655, 000名敘利亞難民, 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 給本就處於經濟困難的約旦造成了極大的壓力。雖然約旦擁有數量如此多的難民，但是從樂觀角度上看，他們將成為約旦新的勞動力。2月，國際社會和約旦政府在倫敦達成了一項旨在為敘利亞難民創造就業機會的《約旦契約》，規定向約旦提供21億美元的援助，以緩解經濟壓力。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約旦的經濟問題。
雖然有學者認為，此次參與示威人群的訴求非常簡單，即穩定物價和稅收，具有非政治性特點，但是社會怨恨大多都是從關乎老百姓生存問題開始積累的。
摩洛哥“網路抵制”運動
在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中東北非地區的“共和制”國家幾乎一邊倒發生了政權更迭或者內戰，而以海灣地區、約旦和摩洛哥為主的“君主制”國家則生存了下來。為扶持約旦和摩洛哥，以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曾邀請她們加入GCC，同時為上述兩國提供豐厚的經濟援助，打造“神聖同盟”。
然而從約旦和摩洛哥角度來看，兩國均面臨內部（經濟和社會）危機和外部依賴的雙重困境。摩洛哥從2011年“2·20”運動以來，爆發了2017年胡塞馬“人民運動”、2017年傑拉達“人民運動”以及近期針對大型企業的“網路抵制”運動。而對外，摩洛哥也面臨著沙特和美國的“外交懲罰性”的風險。
因此，小國的特徵加上大國的角力使得她們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造成了該地區小國悲劇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