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專使額爾金在清方的一再請求下， 也認為英國公使駐在充滿敵意的北京， 并非上策。 他于1858年10月30日致函桂良， 宣稱若《天津條約》能得到嚴格的遵守， 若英國公使次年至北京換約能得到適當的接待， 他將提請英國政府考慮， 英國公使不常駐北京， 而是定期或有事隨時前往北京。 額爾金的答復距咸豐帝的期望十分遙遠， 他只是提出了須得到本國政府認可的個人意見， 而且也封絕了桂良的口， 即不得再議修改條約。 桂良在咸豐帝的嚴旨催令下， 于11月15日上奏， 含混其詞， “駐京一節， 說至再三， 方肯不長行居住”。
桂良
額爾金
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咸豐帝一直在發怒， 不停地要求桂良消弭“四事”。 桂良并沒有與英國等國商議更改條約， 而是不停地在筆墨上與咸豐帝周旋。 “公使駐京”消弭后， 咸豐帝的要求改為消除公使“隨時進京”， 又隨著英、法公使進京換約期限的臨近， 咸豐帝的要求又變為在上海換約。 盡管桂良此期不停地挨罵， 但他的政治經驗告訴他， 咸豐帝色厲內荏， 已經退縮。 1859年1月29日， 咸豐帝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
咸豐帝見此底牌， 只得再讓步， 同意英、法使節進京， 但提出條件：“所帶人數， 不準過十名， 不得攜帶軍械。 到京后， 照外國進京之例， 不得坐轎擺隊。 換約之后， 即行回帆， 不許在京久駐。 ”他還要求桂良盡可能在上海換約。 而4月22日桂良奏請將《天津條約》的批準文本發下， 以便新任英、法公使到上海時可以在上海互換；咸豐帝卻宣布：“如‘四事’說明， 另立專條， 該夷肯在上海換約， 即迅速馳奏， 再將條約發去。 ”直到此時， 他仍沒有放棄修改《天津條約》。
1859年6月6日， 英國公使卜魯斯(F.W.A.Bruce)到達上海， 7日， 法國公使布爾布隆(A.de Bourboulon)到達上海。 英、法使節堅持進京換約， 拒絕與桂良會晤。
大沽口炮臺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托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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