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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宴:汉朝皇帝为什么不能像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

文/桓大司馬

前文談到, 無論皇帝、外戚還是宦官, 都是皇權集團的一員, 都是隨著皇權的振興而權重, 本文要談的是皇權強大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國荒政亂, 迅速滅亡。 歡迎大家支持《宿命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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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成了皇帝的爹娘

1

在東漢皇權集團的三巨頭皇帝、外戚、宦官里面, 對政治的責任感是遞減的。

皇帝不論能力如何, 主觀上一般還是希望政治清明的, 畢竟是自己家的江山;

外戚不能像皇帝一樣將權勢傳之子孫, 責任感要弱些, 但多出自東漢功臣世家,

對國家有一定認同, 有的還受士人風習影響, 重視名譽, 也還有鄧騭(漢和帝大舅子)、梁商(漢順帝老丈人)這樣的賢明之輩;

唯有宦官原是下賤的奴仆, 不存在理想, 自己一般也沒有子孫, 不在乎身后和家族, 只追求這一世的享受, 于是盡情的干各種不法的勾當, 使政治急劇敗壞, 遭到士大夫的切齒痛恨。

因為中常侍和小黃門的這條快捷通道, 離皇帝更近的宦官逐漸取得了對外戚的優勢, 外戚本來是迫害士大夫的邪惡BOSS, 后期也要跟士大夫聯手來對抗宦官了。

漢桓帝的大舅子竇武就跟士大夫領袖太傅陳蕃聯手誅殺宦官, 結果事機不密, 反為宦官所殺, 宦官借此還興起第二次黨錮之禍, 將天下正直之士清掃一空。

這個時候的宦官已經形成了一股勢力, 成為整個權力系統中的毒瘤。 上有禁衛軍畏懼宦官, 中有宦官親戚把持了許多重要官位, 下有部分地方豪族與宦官勾結, 魚肉鄉里, 宦官的權力黑手體系化, 政變時敢劫持竇太后。

宦官不再是皇帝的家奴, 反而是皇帝的父母, 漢靈帝就常說“張常侍(張讓)是我父, 趙常侍(趙忠)是我母”, 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無力清除宦官勢力。

當宦官形成勢力的時候, 連皇帝都是受到限制的。

漢靈帝以旁支繼承漢桓帝的皇位, 先是奉漢桓帝的皇后竇妙為皇太后, 竇太后的兄長竇武謀誅宦官, 反為宦官所殺, 竇太后也被幽禁, 這時漢靈帝的親媽董太后逐漸干政, 為免董氏外戚成為威脅, 宦官支持出身低微的屠戶之妹何皇后,

十常侍頭目張讓的養子娶了何皇后的妹妹, 雙方結為同盟。

漢靈帝對何皇后相當寵愛, 何皇后就在宮中橫行霸道, 肆意迫害有威脅的宮女, 宮女如果懷了漢靈帝的孩子, 為了避免迫害往往自己流掉。

漢靈帝的美人王榮原本也打算流掉自己的孩子, 但這孩子生命頑強, 吃了藥居然流不掉, 王榮又夢見自己背負著太陽行走, 覺得這孩子可能是貴人, 就沒再去流, 給生了下來, 這孩子就是劉協, 也就是日后的漢獻帝。

何皇后一看居然還有漏網之魚, 大怒, 當即毒死了王榮, 這下惹怒了漢靈帝, 準備廢了何皇后。 但何皇后是宦官們拿來抗衡董太后的工具, 當然不能就這么毀了, 于是宦官們死乞白賴,

讓漢靈帝改了主意。

但是漢靈帝不喜歡何皇后的兒子劉辯, 而是喜歡更聰明的劉協, 想立劉協為太子, 他擔心劉協又被何皇后害死, 就讓董太后撫養劉協, 于是劉協就得名“董侯”, 而何皇后也擔心有人害劉辯, 就把劉辯寄養在據說精通道術的史道人家, 劉辯得名“史侯”。

因為宦官的阻撓, 漢靈帝并沒能達成遺愿

何皇后的哥哥何進這時擔任大將軍, 主持平定了黃巾之亂, 借機把兵權掌握在手中。 漢靈帝想推劉協上位, 必須先從何進手中奪回軍權, 于是任命武藝高強、練過葵花寶典的宦官蹇碩組建了一支新軍, 就是所謂“西園八校尉”。

漢靈帝以蹇碩為上軍校尉, 統帥西園軍, 規定首都洛陽的其他軍隊也歸蹇碩指揮, 同時又提拔董太后的侄子董重擔任驃騎將軍,

制衡何進。

但是好景不長, 淫蕩無度的漢靈帝三十出頭就翹了辮子, 蹇碩想搞兵變干掉何進, 又被手下司馬潘隱通風報信, 讓何進跑了。

蹇碩又想聯合十常侍的頭目張讓、趙忠等一起殺何進, 但蹇碩的官位只是小黃門而已, 十常侍是宦官界的老前輩, 哪里把蹇碩放在眼里, 不但不從, 還跟何進合作干掉了蹇碩, 董太后的勢力因此大衰, 何皇后之子劉辯順利即位, 是為漢少帝。

清洗宦官就是清洗皇權

2

十常侍以為自己又渡過了一次驚險刺激的權力交接, 可以高枕無憂了。 何皇后(此時已晉升為何太后)以及何進的弟弟何苗確實對十常侍很滿意, 但何進覺得他們能量太大, 睡不安枕, 也想學竇武誅殺宦官,也跟士大夫的領袖袁紹合謀。

東漢的宦官一貫在宮廷各種勢力里翻云覆雨,縱橫捭闔,看何家這么不上道,就轉而扶持以前一直打壓的董太后(此時已晉升為太皇太后),想利用董太后和董重的力量制衡何進。

但何進先下手為強,以董太后并非漢桓帝妃子而是地方王侯之妻為由,驅逐回藩國居住,同時逼驃騎將軍董重自殺,董太后也不明不白的死在回家的路上。

漢獻帝在出生之前就差點被流掉,一出生親媽被毒死,才八歲親爹就病死,把自己養大的親奶奶也被弄死,還沒當皇帝,遭遇就因為皇權集團的內斗慘成這樣,將來無法重振因集權而劣化的皇權集團,也很正常,鍋不該全由他來背。

雖然何進取得了先機,又手握禁軍,但宦官勢力在中央盤根錯節,十分猖獗。禁軍害怕宦官,何太后、何苗也沒有信心與宦官為敵,如果一定要滅宦官,并不像曹操說的那樣“一獄吏足矣”,何進和袁紹只能找地方勢力幫忙。

但是,何進沒有意識到,宦官的肆虐源于皇帝的權威,宦官是實際上是皇權集團的一員,是皇帝的代理人,讓地方勢力清洗宦官,其實也就是清洗了皇權和中央的權威,也包括他自己的權威在內。將來在晚唐,宦官因為掌握了神策軍,比東漢更猖獗,宰相崔胤也是招引軍閥朱溫清洗宦官,結果朱溫順勢掌控了唐朝皇帝,也干掉了崔胤,最終篡奪了唐朝。

何屠戶進退兩難

何進和袁紹派了王匡、鮑信等人去募兵,同時召集地方勢力丁原、董卓等進京,威脅何太后,其中兵力最強的是董卓。何進曾經提拔董卓當東中郎將討伐黃巾,后來又重用他平定西涼,認為自己對董卓恩重如山;袁紹的叔叔袁隗曾經征辟董卓為掾屬,所以袁紹認為董卓是袁家的門生故吏,一定會聽從袁家的指揮,有借董卓之力消滅宦官后再連何進一起消滅的意思。

兩邊都以為董卓是自己的親信,但實際上董卓誰的親信都不是,而是野心極強的一代梟雄。

不久,感覺大禍臨頭的宦官鋌而走險,把何進誆進宮里干掉,袁紹、袁術等人趁勢帶兵進攻,對宦官進行絕種性屠殺,胡子少的人也被錯認為宦官干掉不少,宮中一片大亂。十常侍之首張讓等挾持漢少帝劉辯和陳留王劉協逃到黃河邊上,因無法擺脫追兵,宦官們集體投河自殺,漢朝的皇權也成了這些宦官的陪葬品。

董卓的部隊找到劉辯、劉協兄弟時,劉辯嚇得戰戰兢兢說不出話,劉協可能是經歷的磨難較多,毫不怯場,對董卓的詢問對答如流,董卓對他印象甚佳,又因為他是跟董卓同姓的董太后養大的,小時候被稱為“董侯”,董卓認為跟自己有淵源,就有了立他為帝的心思。

董卓率軍進京以后,一系列指南打北、指東打西的高招,把何進系統的袁紹、袁術、丁原、鮑信等人殺的殺、趕的趕,掌控了中央政權。就這樣,皇權集團因為自身的劣化,里面包含皇帝在內的所有成員都是去了權柄,權力落入地方軍閥之手。

董卓廢掉了漢少帝劉辯,改立劉協為帝,這就是東漢最后一個皇帝漢獻帝,不久漢少帝、何太后都被董卓干掉。漢獻帝從登基開始就是傀儡,皇權集團已經毀滅,他能夠一直傀儡下去,沒有像兄長漢少帝一樣死于非命,已經是很有本事了。

漢武帝與孟子消滅了漢朝

3

漢獻帝雖然失去了權柄,但也未嘗不可以作為一個吉祥物皇帝一直存在下去。

漢朝到這時,除了王莽代漢的短暫插曲,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合法性極強,人民也習慣了以漢人、漢家自居,如果曹丕只掌權,不篡位,像日本的幕府將軍那樣,還讓漢獻帝坐在君位上,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有一種說法,認為曹操擁立漢獻帝,漢獻帝卻用衣帶詔謀害曹操,是忘恩負義,與曹家結下了死仇,曹家不弄死他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曹丕篡漢沒殺他已經夠寬宏大量了,不可能不篡漢的。

對照日本史來看,這種說法其實似是而非。

日本天皇并不是從第一個幕府(鐮倉幕府)建立開始就完全是吉祥物了,相反,日本天皇一直在跟鐮倉幕府博弈,鐮倉幕府后期,正是在后醍醐天皇的號召下,各派勢力推翻了鐮倉幕府;而面對繼鐮倉幕府而起的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更是號召了一幫領主,跟室町幕府分立為南北朝,打了幾十年才罷休。這天皇一門跟幕府說得上仇深似海,最后室町幕府也還是奉天皇當吉祥物,沒有把天皇家推翻,改朝換代。

比漢獻帝折騰一百倍的后醍醐天皇

所以曹丕要不要篡漢,重點不在于有沒有恩怨,而在于其他方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漢朝從漢武帝以后皇權太集中。

前面說了,集權實質上是侵蝕他人的權力,將之集中到自己手上,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種權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權的人一旦失去權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證,所以掌權者不能退出。不但皇權集團內部的那一票人誰也不能退出,皇權集團與替代它的新興權力體雙方也是誰也不能退出。

西漢初年的君相分工其實很理想,皇帝不管政事就不會出錯,威信很高,宰相也就不會想著篡權,只專心理政,形成一種君相共和的局面。但漢朝皇帝從漢武帝開始就不停地侵奪相權,到漢光武帝用尚書臺奪走三公很大一部分權力,算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尚書臺雖然人數還不是很多,不能完全取代三公的行政功能,但是分割了最關鍵的決策權和選舉權,成了權力集中的機構,權臣正好通過掌控現成的尚書臺來實現專權,東漢外戚就通過錄尚書事抓權,權臣也一樣。

曹操當丞相的時候,覺得應付漢室很麻煩,經常離開首都許都,在鄴城居住,有時候還讓尚書令荀彧到鄴城辦公,相權直接取代了原來皇權的位置。

但這時的君相制度以及沒有共和可言了,皇帝因為經常出錯,權威動搖,使得臣子覬覦權柄;臣子奪得權柄,其身份卻沒有皇帝神圣,從法理上來說不能像皇帝那樣終身占有權柄,也不能像皇帝那樣將權力傳給子孫。

這樣宰相的處境就十分危險和尷尬,因為他們地位不如皇帝穩固,比皇帝更容易被其他大臣奪走權力,或者也可能被皇帝奪回大權。

權力高度集中以后,如果失去了權力,皇帝因為身份的高貴還有可能被當成吉祥物供著,宰相卻連這條后路都沒有,只能滿門死絕。

曹操還能夠憑著蓋世功勞從容的當一世宰相,畢竟要篡奪四百年的漢朝,思想上的障礙不那么容易克服,曹丕則無功上位,比曹操還不安全,只好篡了漢朝,讓自己變成皇帝,把到手的權力從法理上固定下來,好保證家族安全。

這是從宰相的角度著眼,從漢朝皇帝的角度著眼還有另一條原因,那就是從孟子以來“民貴君輕”的革命傳統。

煌煌亞圣,華夏之魂

孔子創立儒學以后,在戰國時代“儒分為八”,但其中的最重要的是荀子的禮樂派和子思、孟子的仁義派。禮樂派強調對人民的約束,后來衍生出變態推崇君權的法家;仁義派則重視人民的權力,念念不忘對君主的防備,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聞誅一夫紂(商紂王)矣,未聞弒君也”等一系列防范絕對君權的理論。

到了漢初,大一統的秦制帝國已成定局,為了在新形勢下生存,董仲舒將儒家與道家、陰陽家的部分思想融合,推出了帶有神學色彩的“新儒學”。

董仲舒將皇帝神化,承認皇帝是上天之子,用君權神授加強皇帝的合法性,但因為皇帝集權程度太高,如果為惡危害極大,董仲舒即便對秦制有所妥協,畢竟還是儒生,在學說中設計了制約辦法:皇帝作惡會被上天用山崩、地震之類的災異懲罰,要是怙惡不悛,上天就會頒布旨意,讓皇帝像堯舜禪讓一樣,把皇位禪讓給賢人。

對君權的制約,不能不說是思孟一派革命思想的影響,但這實際上打破了皇權恒定的原則,相比于歐洲的君權神授來說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如果皇帝還像漢初那樣(這也是儒生的理想),不去管具體政務,如果失政鍋就可以甩給宰相,皇帝換個宰相就行,實際上皇帝還是很穩的。但這樣的話皇帝就不能為所欲為、窮奢極侈,權力欲變態的漢武帝不能容忍,大肆侵奪政府權力,但自己又搞得民不聊生,天下戶口減半,漢朝皇帝的合法性就產生了動搖。

從漢武帝之子漢昭帝時開始,就不斷的有儒生、方士認為漢朝的劉姓皇室氣數已盡,建議皇帝禪讓。禪讓是國家根本大法儒學里面的內容,皇帝雖然找了罪名把這些人殺了,但也不敢把“禪讓”本身污名化,甚至漢哀帝還真禪讓了一次,只不過是改了個姓氏,自己禪給自己而已。到后來大家對漢朝越來越失望,就擁戴王莽取代漢朝,認為王莽是足以改善漢朝政治的賢人。

可惜王莽施政太過理想化,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激化了政治矛盾,王莽的朝廷也在無能的施政中滅亡。

漢朝雖然滅亡了一次,但新莽王朝被東漢官方以神學體系里的意外出現的“閏位”解釋過去,而且因為漢室復興,反而給天下人以漢朝果然天命在身的感覺。為了避免儒生拿神學來威脅皇帝,劉秀還帶頭搞讖緯神學,由皇家壟斷了讖緯神學的解釋權。

劉秀私德甚佳,政治品格則一般

這種情況下,東漢皇帝只要干得不要太過分,地位應該是比較穩的。

但皇權如此高度集中,連上天都無法制約,不由得皇帝不胡作非為;皇帝不胡作非為,保不住自己的代理人宦官不胡作非為;東漢王朝在皇權集團集體作惡下崩潰,只能由力量強大的地方軍閥曹操來收拾局勢。

曹操、曹丕雖然掌握了大權,但面對綿延四百年、合法性極強的漢朝,如果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他們是很難想到把漢朝推翻,自己當皇帝的。但是,西漢以前儒家的“皇帝不好可以換”的理論和王莽的篡漢實踐,幫了曹丕很大的忙。

最終,皇權過于集中的政治狀況,和“皇帝不好可以換”的革命理論,決定了漢朝只能滅亡,漢朝皇帝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樣成為萬世一系的吉祥物,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如日本的明治維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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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學竇武誅殺宦官,也跟士大夫的領袖袁紹合謀。

東漢的宦官一貫在宮廷各種勢力里翻云覆雨,縱橫捭闔,看何家這么不上道,就轉而扶持以前一直打壓的董太后(此時已晉升為太皇太后),想利用董太后和董重的力量制衡何進。

但何進先下手為強,以董太后并非漢桓帝妃子而是地方王侯之妻為由,驅逐回藩國居住,同時逼驃騎將軍董重自殺,董太后也不明不白的死在回家的路上。

漢獻帝在出生之前就差點被流掉,一出生親媽被毒死,才八歲親爹就病死,把自己養大的親奶奶也被弄死,還沒當皇帝,遭遇就因為皇權集團的內斗慘成這樣,將來無法重振因集權而劣化的皇權集團,也很正常,鍋不該全由他來背。

雖然何進取得了先機,又手握禁軍,但宦官勢力在中央盤根錯節,十分猖獗。禁軍害怕宦官,何太后、何苗也沒有信心與宦官為敵,如果一定要滅宦官,并不像曹操說的那樣“一獄吏足矣”,何進和袁紹只能找地方勢力幫忙。

但是,何進沒有意識到,宦官的肆虐源于皇帝的權威,宦官是實際上是皇權集團的一員,是皇帝的代理人,讓地方勢力清洗宦官,其實也就是清洗了皇權和中央的權威,也包括他自己的權威在內。將來在晚唐,宦官因為掌握了神策軍,比東漢更猖獗,宰相崔胤也是招引軍閥朱溫清洗宦官,結果朱溫順勢掌控了唐朝皇帝,也干掉了崔胤,最終篡奪了唐朝。

何屠戶進退兩難

何進和袁紹派了王匡、鮑信等人去募兵,同時召集地方勢力丁原、董卓等進京,威脅何太后,其中兵力最強的是董卓。何進曾經提拔董卓當東中郎將討伐黃巾,后來又重用他平定西涼,認為自己對董卓恩重如山;袁紹的叔叔袁隗曾經征辟董卓為掾屬,所以袁紹認為董卓是袁家的門生故吏,一定會聽從袁家的指揮,有借董卓之力消滅宦官后再連何進一起消滅的意思。

兩邊都以為董卓是自己的親信,但實際上董卓誰的親信都不是,而是野心極強的一代梟雄。

不久,感覺大禍臨頭的宦官鋌而走險,把何進誆進宮里干掉,袁紹、袁術等人趁勢帶兵進攻,對宦官進行絕種性屠殺,胡子少的人也被錯認為宦官干掉不少,宮中一片大亂。十常侍之首張讓等挾持漢少帝劉辯和陳留王劉協逃到黃河邊上,因無法擺脫追兵,宦官們集體投河自殺,漢朝的皇權也成了這些宦官的陪葬品。

董卓的部隊找到劉辯、劉協兄弟時,劉辯嚇得戰戰兢兢說不出話,劉協可能是經歷的磨難較多,毫不怯場,對董卓的詢問對答如流,董卓對他印象甚佳,又因為他是跟董卓同姓的董太后養大的,小時候被稱為“董侯”,董卓認為跟自己有淵源,就有了立他為帝的心思。

董卓率軍進京以后,一系列指南打北、指東打西的高招,把何進系統的袁紹、袁術、丁原、鮑信等人殺的殺、趕的趕,掌控了中央政權。就這樣,皇權集團因為自身的劣化,里面包含皇帝在內的所有成員都是去了權柄,權力落入地方軍閥之手。

董卓廢掉了漢少帝劉辯,改立劉協為帝,這就是東漢最后一個皇帝漢獻帝,不久漢少帝、何太后都被董卓干掉。漢獻帝從登基開始就是傀儡,皇權集團已經毀滅,他能夠一直傀儡下去,沒有像兄長漢少帝一樣死于非命,已經是很有本事了。

漢武帝與孟子消滅了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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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獻帝雖然失去了權柄,但也未嘗不可以作為一個吉祥物皇帝一直存在下去。

漢朝到這時,除了王莽代漢的短暫插曲,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合法性極強,人民也習慣了以漢人、漢家自居,如果曹丕只掌權,不篡位,像日本的幕府將軍那樣,還讓漢獻帝坐在君位上,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有一種說法,認為曹操擁立漢獻帝,漢獻帝卻用衣帶詔謀害曹操,是忘恩負義,與曹家結下了死仇,曹家不弄死他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曹丕篡漢沒殺他已經夠寬宏大量了,不可能不篡漢的。

對照日本史來看,這種說法其實似是而非。

日本天皇并不是從第一個幕府(鐮倉幕府)建立開始就完全是吉祥物了,相反,日本天皇一直在跟鐮倉幕府博弈,鐮倉幕府后期,正是在后醍醐天皇的號召下,各派勢力推翻了鐮倉幕府;而面對繼鐮倉幕府而起的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更是號召了一幫領主,跟室町幕府分立為南北朝,打了幾十年才罷休。這天皇一門跟幕府說得上仇深似海,最后室町幕府也還是奉天皇當吉祥物,沒有把天皇家推翻,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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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丕要不要篡漢,重點不在于有沒有恩怨,而在于其他方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漢朝從漢武帝以后皇權太集中。

前面說了,集權實質上是侵蝕他人的權力,將之集中到自己手上,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種權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權的人一旦失去權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證,所以掌權者不能退出。不但皇權集團內部的那一票人誰也不能退出,皇權集團與替代它的新興權力體雙方也是誰也不能退出。

西漢初年的君相分工其實很理想,皇帝不管政事就不會出錯,威信很高,宰相也就不會想著篡權,只專心理政,形成一種君相共和的局面。但漢朝皇帝從漢武帝開始就不停地侵奪相權,到漢光武帝用尚書臺奪走三公很大一部分權力,算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尚書臺雖然人數還不是很多,不能完全取代三公的行政功能,但是分割了最關鍵的決策權和選舉權,成了權力集中的機構,權臣正好通過掌控現成的尚書臺來實現專權,東漢外戚就通過錄尚書事抓權,權臣也一樣。

曹操當丞相的時候,覺得應付漢室很麻煩,經常離開首都許都,在鄴城居住,有時候還讓尚書令荀彧到鄴城辦公,相權直接取代了原來皇權的位置。

但這時的君相制度以及沒有共和可言了,皇帝因為經常出錯,權威動搖,使得臣子覬覦權柄;臣子奪得權柄,其身份卻沒有皇帝神圣,從法理上來說不能像皇帝那樣終身占有權柄,也不能像皇帝那樣將權力傳給子孫。

這樣宰相的處境就十分危險和尷尬,因為他們地位不如皇帝穩固,比皇帝更容易被其他大臣奪走權力,或者也可能被皇帝奪回大權。

權力高度集中以后,如果失去了權力,皇帝因為身份的高貴還有可能被當成吉祥物供著,宰相卻連這條后路都沒有,只能滿門死絕。

曹操還能夠憑著蓋世功勞從容的當一世宰相,畢竟要篡奪四百年的漢朝,思想上的障礙不那么容易克服,曹丕則無功上位,比曹操還不安全,只好篡了漢朝,讓自己變成皇帝,把到手的權力從法理上固定下來,好保證家族安全。

這是從宰相的角度著眼,從漢朝皇帝的角度著眼還有另一條原因,那就是從孟子以來“民貴君輕”的革命傳統。

煌煌亞圣,華夏之魂

孔子創立儒學以后,在戰國時代“儒分為八”,但其中的最重要的是荀子的禮樂派和子思、孟子的仁義派。禮樂派強調對人民的約束,后來衍生出變態推崇君權的法家;仁義派則重視人民的權力,念念不忘對君主的防備,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聞誅一夫紂(商紂王)矣,未聞弒君也”等一系列防范絕對君權的理論。

到了漢初,大一統的秦制帝國已成定局,為了在新形勢下生存,董仲舒將儒家與道家、陰陽家的部分思想融合,推出了帶有神學色彩的“新儒學”。

董仲舒將皇帝神化,承認皇帝是上天之子,用君權神授加強皇帝的合法性,但因為皇帝集權程度太高,如果為惡危害極大,董仲舒即便對秦制有所妥協,畢竟還是儒生,在學說中設計了制約辦法:皇帝作惡會被上天用山崩、地震之類的災異懲罰,要是怙惡不悛,上天就會頒布旨意,讓皇帝像堯舜禪讓一樣,把皇位禪讓給賢人。

對君權的制約,不能不說是思孟一派革命思想的影響,但這實際上打破了皇權恒定的原則,相比于歐洲的君權神授來說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

如果皇帝還像漢初那樣(這也是儒生的理想),不去管具體政務,如果失政鍋就可以甩給宰相,皇帝換個宰相就行,實際上皇帝還是很穩的。但這樣的話皇帝就不能為所欲為、窮奢極侈,權力欲變態的漢武帝不能容忍,大肆侵奪政府權力,但自己又搞得民不聊生,天下戶口減半,漢朝皇帝的合法性就產生了動搖。

從漢武帝之子漢昭帝時開始,就不斷的有儒生、方士認為漢朝的劉姓皇室氣數已盡,建議皇帝禪讓。禪讓是國家根本大法儒學里面的內容,皇帝雖然找了罪名把這些人殺了,但也不敢把“禪讓”本身污名化,甚至漢哀帝還真禪讓了一次,只不過是改了個姓氏,自己禪給自己而已。到后來大家對漢朝越來越失望,就擁戴王莽取代漢朝,認為王莽是足以改善漢朝政治的賢人。

可惜王莽施政太過理想化,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激化了政治矛盾,王莽的朝廷也在無能的施政中滅亡。

漢朝雖然滅亡了一次,但新莽王朝被東漢官方以神學體系里的意外出現的“閏位”解釋過去,而且因為漢室復興,反而給天下人以漢朝果然天命在身的感覺。為了避免儒生拿神學來威脅皇帝,劉秀還帶頭搞讖緯神學,由皇家壟斷了讖緯神學的解釋權。

劉秀私德甚佳,政治品格則一般

這種情況下,東漢皇帝只要干得不要太過分,地位應該是比較穩的。

但皇權如此高度集中,連上天都無法制約,不由得皇帝不胡作非為;皇帝不胡作非為,保不住自己的代理人宦官不胡作非為;東漢王朝在皇權集團集體作惡下崩潰,只能由力量強大的地方軍閥曹操來收拾局勢。

曹操、曹丕雖然掌握了大權,但面對綿延四百年、合法性極強的漢朝,如果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他們是很難想到把漢朝推翻,自己當皇帝的。但是,西漢以前儒家的“皇帝不好可以換”的理論和王莽的篡漢實踐,幫了曹丕很大的忙。

最終,皇權過于集中的政治狀況,和“皇帝不好可以換”的革命理論,決定了漢朝只能滅亡,漢朝皇帝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樣成為萬世一系的吉祥物,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如日本的明治維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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