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漢朝滅亡的鍋該不該漢獻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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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獻帝歷來被視為無能皇帝的典范， 終其一生完全是傀儡， 對政治毫無發言權， 最終被曹丕篡奪了漢室江山， 這個皇權衰落的鍋并不該由漢獻帝來背， 但應該由他祖宗來背。
從東漢的第四個皇帝漢和帝開始， 皇權已經旁落， 從皇帝手上轉移到外戚手上， 但外戚好歹仍是皇權集團的一員；從漢獻帝的哥哥漢少帝開始， 皇權則已經衰落， 皇權集團的皇帝、宗室、宦官、外戚全部被剝奪了生殺大權， 權力落到地方軍閥手中。
漢獻帝即位就已經是一個傀儡皇帝，
漢獻帝從即位就是傀儡
雖然皇權衰落， 但是漢獻帝為什么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樣， 當一個虛君， 將漢家血脈萬世一系的延續下去呢？這就與儒家思想中思孟一派“民貴君輕”的革命主張密切相關， 與皇帝制度的建構和發展密切相關。
所以， 我們可以著眼于皇帝制度的發展史， 通過皇權的演變邏輯， 來解析漢朝為什么一定會壽終正寢。
皇帝制度對于漢朝來說， 其實是一種比較年輕的制度。 商周時代， 實行的是封建制度， 王室將旁系親屬分封到其他地方， 建立邦國， 同時也承認一些原有的地方強國， 予以冊封， 當時王室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 但實際上對邦國的具體政治管不了多少。
春秋戰國時代， 隨著頻繁的爭霸戰爭和兼并戰爭， 以功利實用為導向的理性行政大獲發展， 在法家信徒的設計下， 國君對社會的管理越來越細密， 管轄的地區越來越大。 這方面做得最極端的秦國從民間壓榨民力的能力最強， 最后統一了天下。
秦始皇自認為“功高三皇， 德邁五帝”， 上古圣王三皇五帝也無法與自己相提并論， 所以自稱“皇帝”。 皇帝不再是周王那樣的“天下共主”， 而是能夠管理天下一切事務的政治強權。
皇權與政府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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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時皇權政治還剛剛開始， 千頭萬緒， 皇帝還很缺乏經驗， 所以需要宰相的大力臂助， 雖然秦始皇自己也勤于政務， 但其政策大部分是宰相李斯的手筆。
等到秦朝被六國貴族推翻以后， 秦朝那種純用法家的制度也遭到清算， 法家強調到變態程度的“君權至上”原則也遭到擯棄， 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讓大家意識到皇權肆虐的危險性， 法家以外的諸子對于帝國政治的思考得到重視， 而他們的觀點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 那就是皇權（君道）和政府（臣道）要嚴格的分開。
儒家的荀子說：“主道知人， 臣道知事”， 墨家的墨子說“善為君者， 勞于論人， 而逸于治官”， 都是說君主選能人當大臣， 大臣來辦具體事務的意思；雜家的《淮南子》則明說“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 就是說君主不能去處理具體政務， 否則一旦出錯， 權威就會受到影響；大臣當然也不能竊取君權， 不然其施政的權威會更加不足。
而漢初的政治實踐又使諸子的設想得以落實。 漢高祖劉邦雖然精通軍事， 但對政治卻頗為外行， 所以將大政完全交給宰相蕭何；他又是布衣天子， 素有游俠之風， 稱帝后厚待豐縣、沛縣的老兄弟， 給他們裂土分封， 建立很多侯國， 因而漢初功臣集團有力量與皇權抗衡， 甚至能夠在呂后死后將呂氏外戚勢力連根拔起。
于是漢初的帝國政治， 達成了皇帝與宰相（或者說功臣集團）之間的平衡：皇帝是權威來源， 但不親自理事， 只確定大政方針， 以及根據績效任免宰相；宰相總領政事， 賞罰官吏， 是真正的政府首腦。
這種政治體制下，
皇帝不能為所欲為，
也不能過多的干涉政治，
但正因為不處理具體的政務，
皇帝不會出錯（錯誤由宰相買單），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代， 事情不一樣了。
又是你
漢武帝權力欲和征服欲極強， 嫌自己不能為所欲為， 使用了一系列手段， 將政治的主導權從宰相手上轉移到自己手上， 全面插手甚至設計具體政治；漢初宰相一般由功臣集團的子弟出任， 原本能夠制衡皇帝， 但經過幾代富貴， 功臣子弟有的敗落， 有的成為一無是處的紈绔子弟， 對漢武帝的淫威毫無辦法， 只能在漢武帝翻云覆雨下拱手交出政府權力。
漢武帝提拔了一些地位較低的人，比如自己的玩伴或者社會下層的人才，給他們加上侍中、散騎等近侍官銜，在宮中與他們商定政策，然后通知宰相去辦。這樣皇權就侵奪了政府權，宰相失去了兩大權柄中的決策權，只剩下政策執行權。
漢武帝的小伙伴們議政地點在宮中，被稱為中朝，宰相領銜的政府成了外朝。小伙伴們本身沒有地位，只能依附于漢武帝的皇權，做皇帝的奴仆，毫無獨立性可言，這些人在古代一般被稱為“佞幸”。
但光靠這些社會地位不高的佞幸，聲望上還不足以外朝抗衡，于是漢武帝起用紙面上比較尊貴的外戚如衛青、霍光之類出任大司馬大將軍，來當中朝的首領，其地位在宰相之上。外戚的尊貴說到底也是因為妹妹或女兒嫁給了皇帝，因為跟皇帝有親地位才高起來，沒了皇帝他們什么都不是，所以外戚也依附于皇權。
至此，由皇帝以及權力來源于皇帝的佞幸、外戚、宗室、宦官組成的皇權集團，權力凌駕于政府之上。漢武帝在幾十年的皇帝生涯中雖然建立了很大的功業，但同時也窮奢極侈，窮兵黷武，壓迫社會，殘害人民，皇權之肆虐十分可怕。
然而宰相的權力還在進一步削弱，對皇權的制衡持續下降。到了西漢后期的漢成帝、漢哀帝時期，根據天上的三公星，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把昔日宰相總百揆的權力一分為三，雖然他們的本意未必是削弱相權，但造成了既成事實。到了東漢，漢光武帝鑒于王莽篡漢，連三公也不放心，把三公的部分權力收歸尚書臺，尚書臺的長官尚書令直接聽命于皇帝。
到這里，兩漢的皇權已經高度集中，皇帝簡直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樂極生悲，皇帝必須為自己施政中的錯誤買單，民眾的憤怒會指向漢室而不是宰相。另外高度集權的皇權政治對皇帝個人的依賴也太大，一旦皇帝個人不能勝任，皇權集團的其他人就有可能染指皇權。
外戚與宦官是皇權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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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從第三個皇帝漢章帝開始，壽命就都不久長，其子嗣即位時年齡偏小。所以從第四個皇帝漢和帝開始，皇帝多是幼年即位：漢和帝九歲，漢殤帝不到一歲，漢安帝十二歲，漢順帝十歲，漢沖帝一歲，漢質帝七歲，漢桓帝十四歲，漢靈帝十一歲，漢少帝十三歲，漢獻帝自己也是八歲即位。
黃口小兒如何做天子，既然把政治權力集中到了靠世襲的皇家而不是靠選拔的政府，就必然會面臨這樣的困局。
于是只能在皇權集團里面找成年人來代理皇權，與皇帝關系最近的自然是同姓宗室（也就是劉家人），但是同姓宗室對皇位都有或多或少的繼承權，有篡位的危險，所以只能從皇帝的母家和妻家找成年人了，一般會找太后的老爹或者兄弟來輔政，這就是外戚。
外戚雖然不姓劉，當不了皇帝，但是權力的滋味嘗過以后又豈能放手，于是他們會想盡辦法延長掌權時間，如果皇帝去世，他們會在宗室里面找年齡盡可能小的孩子當新皇帝，這樣在小皇帝親政之前就可以繼續掌權。可以說，外戚專政加劇了東漢皇帝的低齡化。
但隨著小皇帝慢慢長大，懂得了權力的好處，當然不能容名不正言不順的外戚把持皇權。但是外戚掌權既久，掌控了軍政部門，即便有士大夫等反對力量，皇帝也聯系不上，所以皇帝只能靠身邊的宦官來扳倒外戚，一般是通過宦官在宮中政變，掌握尚書臺、禁衛軍等要害部門，通過政令和軍隊消滅外戚。
按說外戚被滅過一兩個以后，后面的外戚應該警惕掌權太久的危險，積極尋求退路，但此時的皇權已經是高度集權的狀態，他們已經無法退出了。
集權實質上是侵蝕他人的權力，將之集中到自己手上，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種權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權的人一旦失去權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證，而且集權程度越強，掌權者越危險。所以外戚們實際上退無可退，只能強撐著，甚至像漢順帝的大舅子梁冀那樣鋌而走險毒死不滿的漢質帝，直到被皇帝和宦官收拾掉為止。
為了保證對尚書臺的掌控，東漢中后期的皇帝多通過中常侍和小黃門直接給尚書臺下令。
中常侍并沒有實職，本來是給貴族子弟的加官，得此官的貴族子弟留居宮中，作為皇帝的顧問。漢光武帝因為中常侍居留宮中，為免生事，全部用閹人充任；
小黃門則一向是閹人擔任，居住在內宮，整理尚書臺的反饋，上報給皇帝，也為宮中的公主、太妃之類服務，漢和帝皇后鄧綏掌權時，因是女主，不愿跟士人擔任的黃門侍郎接觸，而直接用閹人擔任的小黃門給尚書臺下旨。
于是閹人擔任的中常侍和小黃門逐漸成為要職，東漢中后期的皇帝奪權后就借用這條現成的通道，通過自己信得過的宦官來行使皇權。
公公們的惡當然該皇帝背鍋
這樣一來宦官成了權力傳遞道路上的關鍵節點，當然可以利用這個便利上下其手，操縱政治，而皇帝對此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沒有大臣拼死彈劾就縱容宦官們為非作歹。
畢竟對這些長期權力缺失的皇帝而言，只要皇權在手就可以了，老百姓是不是被宦官欺壓那是次要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漢光武帝劉秀為了集權設立的尚書臺，實際上成為促進皇權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禍胎。
因為尚書臺權力集中，只要控制尚書臺就可以行使皇權，而且劉秀有意讓尚書令權力重大的同時官職低微（位卑權重），以便控制，導致尚書臺也容易被皇帝以外的其他人控制。所以東漢的高層爭權目標少而固定，比西漢要方便快捷得多，大家自然爭得更加激烈。
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侍中、散騎、尚書、中常侍、黃門侍郎這些官職，原本大多隸屬于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職責是掌管皇家財務，離皇帝較近，隨著皇權上漲，少府門下的這些小官的權勢都水漲船高，凌駕于宰相和三公之上，可見皇權對政府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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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提拔了一些地位較低的人，比如自己的玩伴或者社會下層的人才，給他們加上侍中、散騎等近侍官銜，在宮中與他們商定政策，然后通知宰相去辦。這樣皇權就侵奪了政府權，宰相失去了兩大權柄中的決策權，只剩下政策執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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