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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這個時代:和朱偉《重讀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什麼?《三聯生活週刊》前主編朱偉寫道: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 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 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影帶、看世界盃轉播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軋”著馬路的時代。 大家都被創新的狗在屁股後面追著提不起褲子, 但都在其中親密無間其樂無窮。

1986年的莫言

余華在法布裡克

八十年代, 是朱偉騎著自行車從一個作家家裡, 去見另一個作家的年代。 在此期間, 他相繼在《人民文學》推出莫言、余華、蘇童、劉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 2013年, 朱偉開始在博客中寫《我與八十年代》,

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軌跡回憶那個時代的每一個節點, 記錄與一位元位元作家交往的過程。 如今, 這些回憶文字也集結成了《重讀八十年代》出版。

2010年10月, 《三聯生活週刊》部分工作人員合影

作為《三聯生活週刊》前主編, 朱偉在主編這個崗位上耕耘了近20年, 也帶出了一批優秀的主筆寫作者們。 退休後, 朱偉接到《三聯生活週刊》現任主編李鴻谷邀請寫專欄, 寫寫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們, 對他們的作品作一個系統梳理、解讀, 一篇一篇在雜誌上刊登。

馬上, 《三聯生活週刊》也即將迎來出刊1000期, 三聯中讀閱讀匯系列線下活動也借此開啟了1000期紀念倒計時, 作為紀念活動的開篇, 特別邀請到了原主編朱偉、原副主編苗煒和作家格非,

一起來聊聊文學, 追憶那個充滿了理想色彩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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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八十年代》自序

文/朱偉

我一直說, 此生幸運, 是在還年輕時, 親歷了八十年代的文學革命;是在還年富力強時, 又親歷了一個媒體崛起的時代。

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學年代。 我的八十年代始於1977年冬進《人民文學》當實習編輯, 那時我是個戶口在黑龍江的知青。 我要感謝把我引進《人民文學》的, 時任《人民文學》小說組組長塗光群, 是他帶我走上的編輯工作崗位。

我一直說, 我在八十年代的幸運, 是因在《中國青年》遇到了時任社長兼總編輯關志豪;又因為王蒙而回到了《人民文學》。 我是因為《人民文學》解決不了戶口問題,

才進了1978年正籌備復刊的《中國青年》, 有幸經歷了《中國青年》復刊事件, 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初期, 朝氣勃勃的《中國青年》集體中的一員。 回到《人民文學》, 是因為王蒙說:“你要做文學編輯, 還是到《人民文學》吧。 ”我就隨他回到東四八條, 親歷了《人民文學》輝煌的1985、1986, 成為1987年一二期合刊的當事人。

當一切都成為過去時, 每一個時代, 都成為了生命中的一段座標。 八十年代是什麼?我曾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在網上到處流傳——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 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 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影帶、看世界盃轉播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軋”著馬路, 從張承志家裡走到李陀家裡, 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

在路燈下邊吃邊聊, 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裡的時代。 從卡夫卡、福克納到羅布·格裡耶到胡安·魯爾福到博爾赫斯, 從薩特到海德格爾到維特根斯坦, 那是一種饑渴的囫圇吞棗。 黃子平說, 大家都被創新的狗在屁股後面追著提不起褲子, 但大家都在其中親密無間其樂無窮。

那時, 我和何志雲住在白家莊, 張承志住在三裡屯, 李陀住東大橋, 李陀坐兩站路公共汽車就到我家了。 鄭萬隆住東四四條, 史鐵生住雍和宮大街, 阿城住廠橋, 在一個城市裡, 彼此距離都很近, 騎著一輛自行車, 說到就到了。 更重要是, 那時的親密無間, 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 隨時敲門都可進去的;是可以從早到晚,

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 我還清楚記得, 早晨我騎車去阿城家裡, 他總在被子裡甕聲甕氣說:“催命鬼又來了?”傍晚去, 他則總不在, 桌上有留言:“麵條在盆裡。 ”

整個八十年代, 我的文學履跡, 就是騎著一輛自行車, 每週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書店, 搜尋書架上能跳入眼簾的新書的過程, 幾乎每一家書店, 都留有如獲至寶的記憶。 然後就是, 騎著自行車從一個作家家裡, 去見另一個作家, 從相識到相知, 媒介都是讀書的話題。 因此, 我的八十年代記憶中, 滿是那輛綠色的鳳凰牌自行車的印象。 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張工業券買下來的產權, 結婚時我太太從家裡騎過來, 成為我們小家的財產, 因是男車而成為我的交通工具。 我騎著它穿過一條又一條胡同, 避開員警,送兒子去幼稚園。冬天的寒風中,那雙小手緊緊抓在車把上。一次他的腳沒蹬住竹椅,捲進了前輪,我倆一起被緊急制動摔出去,他的腳卷在輪裡,臉被凍硬的路面蹭破,幸無大礙。騎自行車的冬天總是格外刺骨,下雪化過又結上冰,路上就是縱橫交錯的一道道淺淺深深的冰坎。我記憶深刻是,那一個夜晚我騎車從白家莊去和平里,給影協的陳劍雨送剛寫完的《紅高粱》的電影劇本初稿。那時的自行車已是老年,處處毛病了:車把是松的,每在冰弄裡遇到坎,隨時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過去。還有的騎自行車記憶,則是編《東方紀事》時,我騎著它,到阜成門外找錢剛,到薊門橋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陳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範圍擴大,相距已經遠了,騎在自行車上,從最東端到最西端,已經覺得累了。有時,騎著騎著,睡著了,一個激靈,嚇一大跳。這輛自行車陪伴了我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兒子上補習班停在樓下,它終於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輕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我曾在博客中開始寫《我與八十年代》,期望以我自己的生活軌跡回憶那個時代的每一個節點,記錄與一位元位元作家交往的過程。結果,開了個頭,就因為還在崗,工作繁忙,放下了。退休後,《三聯生活週刊》主編李鴻谷邀我寫專欄,他希望我寫寫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們,對他們的作品作一個系統梳理、解讀,於是就有了這些文章。儘管有些作家還未寫到,也未能做到系統,總算也將我與這些作家的交集記錄了下來。這其中,我更在意對他們的作品、他們創作軌跡的解讀,或許這些解讀能有助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些作品,這正是一個編輯應該做的工作。

有人說,這其實是一部,一個個人經歷的,八十年代文學史。我想,也許,再花幾年時間,涉及的作家更廣泛些,才能形成系統與規模。且,一部文學史,還必須對八十年代各階段社會背景的烙印作出反應,因此,這本書,只能算一個開端,一個基礎。

總是心有餘力不足。時間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能完成的總是有限,這是我一直的嗟歎。

是為自序。

《三聯生活週刊》1000期系列主題閱讀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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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八十年代》

朱偉 著丨2018.5

避開員警,送兒子去幼稚園。冬天的寒風中,那雙小手緊緊抓在車把上。一次他的腳沒蹬住竹椅,捲進了前輪,我倆一起被緊急制動摔出去,他的腳卷在輪裡,臉被凍硬的路面蹭破,幸無大礙。騎自行車的冬天總是格外刺骨,下雪化過又結上冰,路上就是縱橫交錯的一道道淺淺深深的冰坎。我記憶深刻是,那一個夜晚我騎車從白家莊去和平里,給影協的陳劍雨送剛寫完的《紅高粱》的電影劇本初稿。那時的自行車已是老年,處處毛病了:車把是松的,每在冰弄裡遇到坎,隨時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過去。還有的騎自行車記憶,則是編《東方紀事》時,我騎著它,到阜成門外找錢剛,到薊門橋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陳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範圍擴大,相距已經遠了,騎在自行車上,從最東端到最西端,已經覺得累了。有時,騎著騎著,睡著了,一個激靈,嚇一大跳。這輛自行車陪伴了我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兒子上補習班停在樓下,它終於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輕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我曾在博客中開始寫《我與八十年代》,期望以我自己的生活軌跡回憶那個時代的每一個節點,記錄與一位元位元作家交往的過程。結果,開了個頭,就因為還在崗,工作繁忙,放下了。退休後,《三聯生活週刊》主編李鴻谷邀我寫專欄,他希望我寫寫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們,對他們的作品作一個系統梳理、解讀,於是就有了這些文章。儘管有些作家還未寫到,也未能做到系統,總算也將我與這些作家的交集記錄了下來。這其中,我更在意對他們的作品、他們創作軌跡的解讀,或許這些解讀能有助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些作品,這正是一個編輯應該做的工作。

有人說,這其實是一部,一個個人經歷的,八十年代文學史。我想,也許,再花幾年時間,涉及的作家更廣泛些,才能形成系統與規模。且,一部文學史,還必須對八十年代各階段社會背景的烙印作出反應,因此,這本書,只能算一個開端,一個基礎。

總是心有餘力不足。時間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能完成的總是有限,這是我一直的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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