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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前东条向天皇汇报开战曝光,和裕仁回忆矛盾,谁在说瞎话?

據產經新聞等日本媒體報道, 記載日本發動針對美國珍珠港突襲前東條英機發言的日記(上圖)被發現。 這份由記錄東條發言的內務次官湯澤三千男保存的日記, 記載了當時東條英機向裕仁天皇匯報的場景, 但是和后來裕仁的回憶有很多矛盾之處。

湯澤三千男日記(上圖)顯示開戰前日的1941年12月7日昭和天皇聽取東條偷襲珍珠港的計劃匯報, 稱昭和天皇向匯報開戰步驟的東條出聲應允態度鎮定, 東條由此稱“完全放心了, 鑒于這種狀態, 可以說已經取勝”。 在會后, 東條“顯得如釋重負”、“帶著微醺”、“說應該也可以得到陛下的表揚”。

昭和天皇聽取東條匯報一事在《昭和天皇實錄》中已有記載。 但是只是作為類似“起居注”的簡單記載, 但湯澤三千男保存的日記卻較為詳細地記錄了當時裕仁和東條英機的狀態。 特別是東條英機回憶裕仁天皇的狀態:“(聽取匯報后)出聲應允, 與平時無異……若是還記掛與英美談判就可能產生陰影, 但他并沒有那樣。 ”

按照東條英機的回憶, 裕仁天皇對空襲珍珠港的計劃是贊同的。 但是日本2014年官方出的《昭和天皇實錄》當初卻否認這一點。 根據1941年7月31日的實錄記載稱, 天皇認為沒有勝算就主張對美開戰的海軍作戰計劃是“自暴自棄的作戰, 非常危險”。 該實錄的總體立場, 是認為昭和天皇雖然在戰前對軍部的專橫心懷不滿,

但未能阻止事態惡化。 雖然《昭和天皇實錄》史料豐富, 但是不是就是這么無辜呢?

1941 年在天皇批準入侵東南亞之后, 政府聯席會議召開了十多次, 已經完全取代了內閣的決策權。 每次會后, 天皇都能從首相和統帥部那里得到有關危機情況的報告。 到了1941年9月, 裕仁天皇實際上已經做出了限期開戰的決定。 裕仁天皇的醫生高木回憶9月5日一段重要對話:天皇問陸軍參謀總長杉山, “真到了開戰的時候, 作戰上有取勝的把握嗎?”杉山回答說: “有把握。 ”天皇反問道: “支那事變發生時, 我聽陸軍說只要三個師給他們一擊, 就能立刻恢復和平。 ……你不是在說謊吧?”。 在聽到海軍軍令部長永野的解釋后, 天皇臉色溫和起來。

后來近衛文磨(上圖)回憶:“陛下是和平主義, 一心想回避戰爭的心情不容質疑。 作為總理大臣, 當我向陛下陳述目前開戰的不利之處時, 陛下是表示了贊同的, 可是, 第二天, 就聽他說, ‘昨天, 你說得那么嚴重, 其實, 不用那么擔心。 ’已經開始有點傾向于戰爭了。 到下一次時, 就更加傾向于戰爭論。 因此, 對統帥沒有任何權限的總理大臣, 唯一可依賴的陛下如果是這樣的態度, 實在是再努力都沒用了。 ”近衛文磨證實了開戰是天皇的選擇, 而且這個選擇存在嚴重的錯誤。

湯澤三千男日記顯示了東條英機和裕仁天皇的對話, 看出裕仁實際上并不驚訝。 事實上, 早在1941年11月5日, 天皇就批準了攻擊珍珠港的最終決定, 當時, 沒有一位閣僚在場。

他早已知道了攻擊的大約時間、地點和方法等所有情況, 但為了保密繞過了大部分官員。 12月1日, 在開戰前最后一次御前會議上, 東條說道: “一旦陛下決定開戰, 我們所有人今后都將更加至誠效忠。 我們發誓, 要政軍一致, 周密策劃。 舉國上下, 團結一致, 抱定必勝信心。 竭盡全力, 迅速實現戰爭目標, 請陛下放心。 ”而此刻的天皇, 對每一個說明都一一點頭, 沒有表現出絲毫不安, 神采奕奕。

因此, 關于開戰責任的問題, 并不像天皇戰后在所辯解的那樣, 僅僅是 “裁可”了政府和軍部意見一致的上奏, “未能阻止事態惡化”。 事實是: 昭和天皇是在研究了外交、軍事方面的情況, 反復聽取了當政者各方面的意見的基礎上, 才做出的開戰決定,

絕無脅迫可能。 直到最后一刻, 他也完全可以終止戰爭, 但他拒絕了這個選擇, 因此裕仁對開戰負有不可推脫的重大責任。

而戰后天皇的后悔, 與其說是“反對戰爭”, 不如說是“希望取得明治大帝進行日俄戰爭般的輝煌勝利”破滅后的悔恨, 因為日本明治、大正兩代天皇開創的東亞霸主地位, 徹底被打回了原形, 日本不得不再度匍匐在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腳下。 可能戰后的裕仁天皇, 對中國明朝皇帝崇禎的“朕非亡國之君, 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這句話深有感觸。 但無論是裕仁和崇禎, 都對國家走入毀滅深淵毫無責任嗎?其實歷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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