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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宴:刘备托孤,会不会在帐后埋伏刀斧手?

文/桓大司馬

劉備托孤絕不會在幕后埋伏刀斧手, 這不是黑幫換老大, 而是正經的政治遺囑, 有深厚的制度背景, 那就是漢朝一度實行過的經典君相制度。

本文節選自大司馬的新書《宿命三國》。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 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劉備托孤是試探諸葛亮?

1

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夷陵之戰, 蜀漢皇帝劉備被吳將陸遜打得大敗而歸, 慚恨交迸, 病倒在白帝城。

劉備自知命不久長, 召丞相諸葛亮來白帝城托孤, 一番囑托之后, 劉備突然說了一番令人震撼的話:“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意思是:如果劉禪還行, 你就當他的丞相, 好好的輔佐他, 如果實在不行, 你就取代他, 自己當皇帝。

諸葛亮當即涕泗橫流, 表示一定會像忠于劉備一樣忠于劉禪, 竭忠盡智, 為蜀漢實現復興漢朝的大業。

后來諸葛亮為相十余年, 確實悉心輔佐后主劉禪, 內修政治, 外治兵戎, 南征北戰, 至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五丈原, 真可謂鞠躬盡瘁, 死而后已, 成為千古賢相的典范。

白帝城劉備托孤

對于劉備托孤的這一幕,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喜歡把歷史當小說看的人, 一般會認為這是劉備與諸葛亮君臣之間的肺腑之言, 感人至深;習慣陰謀論的人, 則會認為劉備在帳后埋伏了刀斧手, 這番話是試探諸葛亮的, 要是他保證不篡位便罷,

否則就立即誅殺, 以絕后患, 所以這番話沒有什么君臣相知, 完全是故作姿態。

這些看法都是從比較淺層的私人因素或陰謀因素立論, 完全無視此事發生的背景——漢朝, 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 也正因為如此, 這些看法缺乏歷史的眼光、制度的眼光、傳統的眼光。

如果從政治制度和政治傳統的高度著眼, 就會發現這些看法既沒有讀懂劉備, 也沒有讀懂諸葛亮。 要了解這件事情的真相, 必須先了解西周以來的宰相制度。

皇帝與宰相的分工

2

任何文明的上古時代都是神道設教, 宰相一詞的來源也與宗教脫不了關系, 宰是祭祀上宰殺犧牲之人, 相則是典禮上的輔助者, 兩個字合稱就有管家的意思, 后來又演變為專指一國之中輔助帝王、總攬政務的最高官員。

“宰相”大部分時候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官名(除遼代), 在不同的時代其叫法不同, 如戰國時的丞相、漢代的三公、兩晉的尚書令、唐代的同中書門下三品、宋代的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等, 都是宰相。

祝總斌先生認為, 真宰相必須同時具有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 明清的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因為沒有監督百官執行權, 所以不是真正的宰相。

商周時代, 已有太宰、太師等輔佐天子治國的高級官員, 但還不具備后世宰相總領百揆的性質。

春秋戰國以來, 數百年的爭霸戰爭與兼并戰爭, 使得以功利實用為導向的理性行政獲得巨大發展, 政治制度的變動十分迅速和劇烈, 宰相制度也不例外,

如晉國軍政合一的六卿制度, 楚國由王族出任宰相的令尹制度, 齊國的不拘出身的國相制度等, 都是宰相制度的早期實踐。

晉國六卿之首的中軍帥是實際上的宰相

戰國時代, 各國為了適應殘酷的兼并戰爭, 普遍加強中央集權, 增強對社會資源的調動能力, 國君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后, 急需賢才來幫助自己統籌使用,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在制度上日益成熟。 即便是君權極端強化的法家樂園秦國, 也設置左右丞相, 輔助皇帝處理政務, 后來秦始皇的功業也離不開宰相李斯的大力臂助。

秦國統一天下后, 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濫用權力導致秦王朝迅速崩潰, 漢初法家以外的諸子對法家制度進行清算,

法家在君相關系過度強調君權的一面也得到修正, 不論是儒家、墨家還是雜家, 其過往的經典中都表現出一致的觀點:皇權(君道)和政府(臣道)要嚴格的分開。

諸子對于君相制度有過大量的議論, 如儒家的荀子說“主道知人, 臣道知事”, 墨家的墨子說“善為君者, 勞于論人, 而逸于治官”, 這都是讓帝王只管去選人才主政, 不要插手具體政務;雜家的《淮南子》更是明確地認為君道、臣道不一樣, “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

神學加持的經典君相體制

3

先秦諸子對宰相制度都有設計, 經過融合之后, 漢初對君相制度的設計思路是:皇帝提供權威來源, 但不親自理事, 只確定大政方針, 以及根據才能和績效任免宰相;宰相總領政事, 賞罰官吏, 是真正的政府首腦。

而漢初的政治現實也與這個思路十分契合,漢高祖劉邦的獨夫氣質不濃,與豐沛的老兄弟分享政權,造就了一個強大的軍功集團,宰相從軍功集團中產生,能夠對皇權形成有力制衡,另外劉邦承認自己政治外行,把政務全部交給蕭何等宰相,也樹立了宰相治國的祖制。

關于宰相的地位,除了諸子的論述,還有上古神學的加持。

上古時代的中國并不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只不過我們信仰的不是具體的多神或者一神,而是覆蓋萬事萬物的一整套宇宙秩序,其中包含天文、陰陽、五行等多種神秘主義法則,與具體的人事對應。即便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理性的高漲,這套根本的宇宙秩序信仰也沒怎么改變。

宰相一職在宇宙秩序中間也是有反映的,而且地位頗高。《史記?天官書》載中宮天極星下:

其一明者,太一(天帝之星)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為子屬。

“太一”是楚地信奉的神靈,漢高祖劉邦生長于楚地,深受楚文化影響,所以“太一”也成為漢代崇奉的主神,有時與“昊天上帝”重合,太一之居可以理解為天帝的宮廷。

天上象征宮廷的紫微垣與象征外朝的太微垣里各有三顆星,都叫做三公星,那么按照漢朝人的觀念,這種天象在人間事務上必然有投射,這就意味著會有三位重要官吏(對應三公星)出入皇帝(對應太一)的內廷和外朝,成為皇帝的重要輔弼,是為三公,而宰相就是三公之首。

朝廷官制與宇宙秩序的比附

三公之職既然對應了宇宙秩序,那就具有了神圣性,其作用無可替代,唐人所輯但反映了漢人部分觀念的《通占大象歷星經》說:“三公星三,在斗杓東,和陰陽,齊七政,以教天下人”。而且三公不能空置,因為如果“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亡,天下不治”。

三公的第一職責還不是在人間處理具體事務,而是在宇宙秩序中調和陰陽五行,上古經典《尚書》記載,天帝賜給大禹的根本統治大法“洪范九疇”,第一疇就是調和五行;漢初的丞相陳平也說過,宰相的首要職責是神學意義上的“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然后才是人間事務上的“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故而宰相跟皇帝一樣,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專司調和五行、燮理陰陽之職。

既然宰相之職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頗具神圣性,宰相的地位相應的也就很高。如果宰相不稱職,皇帝固然可以將其罷免,甚至判刑、處死;但如果皇帝太不像話,宰相也可以進行教育、懲罰。而且基于漢朝統治的根本大法儒學——儒家巨擘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思想,對于極端的像商紂王那樣的獨夫甚至可以廢黜、誅殺。

西漢名臣谷永也提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如果王者“失道妄行”,且“終不改寤”,那么就可以“去惡奪弱,遷命賢圣”,而且認為這是“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可以說,思孟學派(子思、孟子的一派)對君權的防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宰相的權威。

這種體制就是后世一再追思的經典君相體制,其設想是很不錯的:

皇帝具有“天子”的身份,有很強的神圣性,對政府進行監督和問責,績效不佳時另選宰相,實現政府換屆,但因為皇帝是由繼承而非推舉產生,政治才能未必達標,所以不去插手具體的政事,以免出昏招損傷權威,皇權也不會侵奪政府權力,肆虐無度;

宰相主導一切具體政事,不受皇帝掣肘,能夠盡量理性的行政,雖然可以被皇帝更換,但也有一些神圣性,可以根據“天子”之父“天帝”的旨意,對一些極端不稱職的皇帝可以廢黜甚至誅殺。

諸葛亮試圖扭轉漢朝的宿命

4

這種體制實行的時間久了,皇帝肯定會大權旁落,宰相說不定會世襲掌權,但那也未必或者說應該不是壞事,因為沒有實權的皇家在政治斗爭中會比較安全,容易一直傳承下去,加強其血統的神圣性,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可以為國民提供強大的法統支持和凝聚力,跨過一些難以逾越的歷史難關。

像日本,雖然政府實權從鐮倉幕府以來被幕府將軍掌握了幾百年,但天皇萬世一系的傳承使得其血統一直受到日本人尊敬,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中天皇就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

經典君相體制雖然有這么多優點,但是對皇帝和宰相的要求都是很高的。皇帝要克制自己的權力欲,不可以為了作威作福就把手伸到具體政務里面去,宰相首先要有足夠的政治才能,其次還要敢于拒絕皇帝的無理要求。

然而,到了漢武帝時代,經典君相體制就宣告破產了。

漢武帝是一個權力欲和征服欲極強的皇帝,他不滿足于只做一個監督者,他要讓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腳下,他要從天下榨取大量錢財供自己揮霍,他要逮誰滅誰以獲得唯我獨尊的榮耀感,所以他大力插手具體政治,用外戚和親信充當中朝官,輔助自己決策,剝奪了宰相的議政權,使帝國政治由過去的宰相主導變為皇帝主導;

同時,漢初的宰相按慣例由功臣世家子弟擔任,經過漢文帝與漢景帝的蓄意打擊,到漢武帝時功臣世家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制衡皇權,而且漢初功臣多起自寒微,不太重視教育,其后代多墮落為紈绔子弟,既缺乏政治才能,對漢武帝的淫威也沒有說“不”的勇氣,只能乖乖的把權力交給皇帝。

架空宰相的漢武帝

但這還只是相權衰退的開始。

漢成帝時,正式設立平行的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三人都是宰相,分管不同部門,均分相權,不再以一人為首總領百揆;漢光武帝在宮中設立尚書臺,皇帝的秘書長尚書令分割了宰相的一部分權力,直接向皇帝負責。

相權衰退則意味著皇權增強,在東漢不但皇帝可以胡作非為,皇帝年幼或者昏聵時,皇權集團的外戚和宦官也可以掌控尚書臺胡作非為,而且他們還不用像皇帝那樣對自家江山有起碼的責任感,施政更加惡劣,東漢王朝就這樣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肆虐中走向崩潰和解體。

黃巾起義撼動了東漢統治的根基,董卓專權和李傕郭汜之亂則使東漢的中央權威徹底跌落谷底,地方軍閥曹操重建了漢朝的秩序,并且成為漢朝宰相。

但是從漢武帝以來皇權過于集中,這是暴力剝奪其他人的權力所致,因此掌權者不論是外戚、宦官也好,還是宰相也好都難以退出,一退出就會慘遭其他人的清算,而曹操宰相的位置從法理上不能傳給子孫,一旦自己死了就要另選高明,那樣其子孫必然遭到清算,所以曹操不得不讓自家一直掌權,這樣的話就只能去當靠繼承而不靠選舉的皇帝了,所以曹家必然走上謀朝篡位之路。

至此,綿延四百年的大漢王朝,因為皇權的高度集中,已經走進了死局。

漢朝天下要不就被混賬皇帝或者代理皇帝外戚、宦官玩壞,要不就被異姓權臣篡位,沒有第三條路。這是漢朝皇權演變的必然歸宿,救無可救。但是諸葛亮卻覺得還可以救,為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并且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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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政府首腦。

而漢初的政治現實也與這個思路十分契合,漢高祖劉邦的獨夫氣質不濃,與豐沛的老兄弟分享政權,造就了一個強大的軍功集團,宰相從軍功集團中產生,能夠對皇權形成有力制衡,另外劉邦承認自己政治外行,把政務全部交給蕭何等宰相,也樹立了宰相治國的祖制。

關于宰相的地位,除了諸子的論述,還有上古神學的加持。

上古時代的中國并不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只不過我們信仰的不是具體的多神或者一神,而是覆蓋萬事萬物的一整套宇宙秩序,其中包含天文、陰陽、五行等多種神秘主義法則,與具體的人事對應。即便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理性的高漲,這套根本的宇宙秩序信仰也沒怎么改變。

宰相一職在宇宙秩序中間也是有反映的,而且地位頗高。《史記?天官書》載中宮天極星下:

其一明者,太一(天帝之星)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為子屬。

“太一”是楚地信奉的神靈,漢高祖劉邦生長于楚地,深受楚文化影響,所以“太一”也成為漢代崇奉的主神,有時與“昊天上帝”重合,太一之居可以理解為天帝的宮廷。

天上象征宮廷的紫微垣與象征外朝的太微垣里各有三顆星,都叫做三公星,那么按照漢朝人的觀念,這種天象在人間事務上必然有投射,這就意味著會有三位重要官吏(對應三公星)出入皇帝(對應太一)的內廷和外朝,成為皇帝的重要輔弼,是為三公,而宰相就是三公之首。

朝廷官制與宇宙秩序的比附

三公之職既然對應了宇宙秩序,那就具有了神圣性,其作用無可替代,唐人所輯但反映了漢人部分觀念的《通占大象歷星經》說:“三公星三,在斗杓東,和陰陽,齊七政,以教天下人”。而且三公不能空置,因為如果“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亡,天下不治”。

三公的第一職責還不是在人間處理具體事務,而是在宇宙秩序中調和陰陽五行,上古經典《尚書》記載,天帝賜給大禹的根本統治大法“洪范九疇”,第一疇就是調和五行;漢初的丞相陳平也說過,宰相的首要職責是神學意義上的“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然后才是人間事務上的“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故而宰相跟皇帝一樣,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專司調和五行、燮理陰陽之職。

既然宰相之職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頗具神圣性,宰相的地位相應的也就很高。如果宰相不稱職,皇帝固然可以將其罷免,甚至判刑、處死;但如果皇帝太不像話,宰相也可以進行教育、懲罰。而且基于漢朝統治的根本大法儒學——儒家巨擘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思想,對于極端的像商紂王那樣的獨夫甚至可以廢黜、誅殺。

西漢名臣谷永也提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如果王者“失道妄行”,且“終不改寤”,那么就可以“去惡奪弱,遷命賢圣”,而且認為這是“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可以說,思孟學派(子思、孟子的一派)對君權的防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宰相的權威。

這種體制就是后世一再追思的經典君相體制,其設想是很不錯的:

皇帝具有“天子”的身份,有很強的神圣性,對政府進行監督和問責,績效不佳時另選宰相,實現政府換屆,但因為皇帝是由繼承而非推舉產生,政治才能未必達標,所以不去插手具體的政事,以免出昏招損傷權威,皇權也不會侵奪政府權力,肆虐無度;

宰相主導一切具體政事,不受皇帝掣肘,能夠盡量理性的行政,雖然可以被皇帝更換,但也有一些神圣性,可以根據“天子”之父“天帝”的旨意,對一些極端不稱職的皇帝可以廢黜甚至誅殺。

諸葛亮試圖扭轉漢朝的宿命

4

這種體制實行的時間久了,皇帝肯定會大權旁落,宰相說不定會世襲掌權,但那也未必或者說應該不是壞事,因為沒有實權的皇家在政治斗爭中會比較安全,容易一直傳承下去,加強其血統的神圣性,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可以為國民提供強大的法統支持和凝聚力,跨過一些難以逾越的歷史難關。

像日本,雖然政府實權從鐮倉幕府以來被幕府將軍掌握了幾百年,但天皇萬世一系的傳承使得其血統一直受到日本人尊敬,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中天皇就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

經典君相體制雖然有這么多優點,但是對皇帝和宰相的要求都是很高的。皇帝要克制自己的權力欲,不可以為了作威作福就把手伸到具體政務里面去,宰相首先要有足夠的政治才能,其次還要敢于拒絕皇帝的無理要求。

然而,到了漢武帝時代,經典君相體制就宣告破產了。

漢武帝是一個權力欲和征服欲極強的皇帝,他不滿足于只做一個監督者,他要讓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腳下,他要從天下榨取大量錢財供自己揮霍,他要逮誰滅誰以獲得唯我獨尊的榮耀感,所以他大力插手具體政治,用外戚和親信充當中朝官,輔助自己決策,剝奪了宰相的議政權,使帝國政治由過去的宰相主導變為皇帝主導;

同時,漢初的宰相按慣例由功臣世家子弟擔任,經過漢文帝與漢景帝的蓄意打擊,到漢武帝時功臣世家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制衡皇權,而且漢初功臣多起自寒微,不太重視教育,其后代多墮落為紈绔子弟,既缺乏政治才能,對漢武帝的淫威也沒有說“不”的勇氣,只能乖乖的把權力交給皇帝。

架空宰相的漢武帝

但這還只是相權衰退的開始。

漢成帝時,正式設立平行的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三人都是宰相,分管不同部門,均分相權,不再以一人為首總領百揆;漢光武帝在宮中設立尚書臺,皇帝的秘書長尚書令分割了宰相的一部分權力,直接向皇帝負責。

相權衰退則意味著皇權增強,在東漢不但皇帝可以胡作非為,皇帝年幼或者昏聵時,皇權集團的外戚和宦官也可以掌控尚書臺胡作非為,而且他們還不用像皇帝那樣對自家江山有起碼的責任感,施政更加惡劣,東漢王朝就這樣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肆虐中走向崩潰和解體。

黃巾起義撼動了東漢統治的根基,董卓專權和李傕郭汜之亂則使東漢的中央權威徹底跌落谷底,地方軍閥曹操重建了漢朝的秩序,并且成為漢朝宰相。

但是從漢武帝以來皇權過于集中,這是暴力剝奪其他人的權力所致,因此掌權者不論是外戚、宦官也好,還是宰相也好都難以退出,一退出就會慘遭其他人的清算,而曹操宰相的位置從法理上不能傳給子孫,一旦自己死了就要另選高明,那樣其子孫必然遭到清算,所以曹操不得不讓自家一直掌權,這樣的話就只能去當靠繼承而不靠選舉的皇帝了,所以曹家必然走上謀朝篡位之路。

至此,綿延四百年的大漢王朝,因為皇權的高度集中,已經走進了死局。

漢朝天下要不就被混賬皇帝或者代理皇帝外戚、宦官玩壞,要不就被異姓權臣篡位,沒有第三條路。這是漢朝皇權演變的必然歸宿,救無可救。但是諸葛亮卻覺得還可以救,為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并且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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