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深線》記者 李豔潔 北京報導
“我希望我可以為我們帶來的不安和動盪， 向全世界道歉。 ”3月21日晚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發表關於“特朗普時代下的全球化”的演講時， 為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歉意。
斯蒂格利茨表示， 美國已經深受特朗普政策的危害， 希望中國能夠慎重應對。
就在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發表演講30個小時之後，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了總統備忘錄， 依據“301調查”結果， 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 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
斯蒂格利茨在1993年至1997年， 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 1997年至1999年， 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2011年至2014年， 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美國已經失去解決貿易赤字的好時機
《等深線》：特朗普提出要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鋁製品等產品徵收高關稅， 在您看來， 這能夠削減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嗎？
斯蒂格利茨：美國的總體貿易赤字主要是由宏觀經濟政策決定的， 受到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的影響。 特朗普的減稅法案會增加財政赤字、減少國內儲蓄， 所以美國貿易將會在多個層次、對多個國家擴大貿易赤字。
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高關稅， 是否能夠減少雙邊貿易赤字難以確定，
即使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也可能出現其他的情況。 以墨西哥為例， 當美國威脅要對墨西哥進口商品徵收20%的關稅時， 大眾的焦慮導致墨西哥比索貶值超過了20%， 這反而使得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赤字增加了。
美國徵收高關稅的舉動為減少貿易赤字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不能確保貿易赤字一定會改善。
對於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來說， 他們關心的核心是他們的工作， 特朗普的政策會加劇他們的困境。
《等深線》：對於削減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 有什麼好辦法嗎？
斯蒂格利茨：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 雙邊貿易赤字並不重要， 多邊貿易赤字才是全球體系中唯一重要的問題。
35年前， 美國本來可以並應該做一些事情， 以保持在製造業上的競爭力， 但是時機已經過去了。 現在沒有什麼好辦法可以解決雙邊貿易逆差， 這對雙方來說代價都太大了。
《等深線》：有人認為特朗普提高關稅不過是一種談判手段， 目的是讓中國取消對於外企技術轉讓的要求。 實際上， 在中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 如果外企願意轉讓技術， 可以享受優惠稅收政策， 如果不願意轉讓， 不能享受稅收優惠。 有些外企既想享受稅收優惠， 又不願轉讓技術， 因此提出抗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
斯蒂格利茨：不是強迫轉讓技術， 但是鼓勵願意轉讓技術的企業， 這是更委婉的表達方式， 實際效果是一樣的。 這是言辭上的妥協， 特朗普以為得到了想要的， 其實並沒有實際的效果。 雖然看起來好像他贏了。
全球化未來進程將受到深遠影響
《等深線》：您如何評價特朗普的政策主張？
斯蒂格利茨：對於特朗普， 不能用理智這個詞。 我擔心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 回應美國不合理不理性的論調， 採取一點讓步， 以為這樣就能獲得和平， 但實際上特朗普只會得寸進尺、提出更多的要求。 這就和二戰時對德國的綏靖政策一樣。
特朗普和他周圍的人最糟糕的一點， 就是反對理智、科學。 減稅法案是世界上第一個攻擊大學的稅法， 美國全球領先的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 都被要求繳納重稅， 很多共和黨人認為大學不好， 這種思潮是對真理的系統性攻擊。 一個習慣說謊的人， 不希望周圍的人講真話。 這對美國的未來增長和生活水準提高都有威脅， 必須要依賴科學和啟蒙才能破除， 就像過去250年我們做的那樣。
二戰後我們一直致力於打造一個邊界不重要的世界， 但是特朗普不斷提醒國界很重要， 這會毀掉過去25年打造的全球供應鏈。 特朗普的反全球化， 利用美國的不平等講故事， 進行政治宣傳蠱惑， 責備移民、貿易協定不公平， 或者外國人。 即便他卸任，人們總是會記得這一點，其他國家也可能出現特朗普這樣的人物。特朗普的政策將會對全球化未來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等深線》：面對特朗普不斷升級的舉動，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斯蒂格利茨：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擁有技術，有清華這樣的大學，可以獨立創新，不用依賴外國技術進口和轉讓。中國現在做出少量讓步，代價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價高。獲取知識和技術的方式很多，讓步是很危險的。中國應該堅定地不妥協，同時繼續擴大內需和內部增長。
我認為中國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過去一貫的做法那樣，非常慎重地應對，在法制框架內行動。不要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讓特朗普鑽空子，也不要讓他的行為升級。我認為中國現在的應對是非常負責任的。特朗普就像一個運動場上的暴徒，我們不能讓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樣的層次。
重構全球化要考慮到增長和不平等
《等深線》：您在《巨大的鴻溝》一書中強調，全球化出現了問題，也因此才導致和加劇了不平等現象、催生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現在面臨著巨大挑戰。我的觀點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全球化的管理出現了問題，歐洲和美國在全球化管理上都失敗了。
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嚴重，最底層的收入水準和60年前沒什麼變化。美國9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有在顯微鏡下看是增長的，而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增長情況非常明顯。現在美國GDP增長帶來的收益，幾乎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獲取了。美國最富有的2個家族，總計只有8個人，擁有2120億美元的財富，相當於1.15億、35%的美國人財富總量。
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美國預期壽命已經在下降。非西裔的白人死亡率上升，那些社會最底層的、30%只有高中學歷的人，死亡率上升速度驚人。我上次看到類似資料還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蘇聯解體時的資料顯示，當時蘇聯GDP減少了三分之一，預期壽命降低2年。可能只有在社會崩潰的時候才能看到這種資料。這些死亡率上升的地區，主要是支援特朗普的。
現在沒有疾病和傳染病肆虐，毒品、酒精、自殺是死亡率上升的主因，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出現了問題。
我們現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歐洲構建歐元的方式，主要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最開始來自亞當·斯密，他的主張是更大的經濟體量可以讓發達經濟體更專業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滿足特定的條件，經濟學家用的模型都是假設現實中的風險不存在，而開放型的市場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風險，對個體帶來負面的影響，降低增長率。
這導致現在的貿易並沒有惠及到每一個人 。功能齊全的經濟體，工人一旦失業，可以轉移到其他行業，但事實上不是這樣。通常進口對失業的影響高於出口創造就業崗位的正面效果，因為下崗工人不可能馬上找到新工作。
兩個國家進行貿易，如果兩國收入水準相當，比如美國和歐盟，貿易可以增加產品多元化，但是不涉及分配。如果富國和窮國進行貿易，收入分配將受到很大影響。如果美國從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那麼美國對低技能勞工的需求就會下降，由此這些勞工的工資下降、不平等現象會增加。
有人認為技術進步才是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全球化使得技術進步的效應擴大。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經濟一體化也會對低技能工人工資和不平等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市場是完美的，那麼全球低技能勞工工資都應該等同。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從來不提及這一點，因為工資大幅度削減聽起來不好聽。
全球化的規則，促進大企業的利潤增長，不利於低技能勞工。
《等深線》：您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都不公平，只有大企業是從中獲益的，因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就是按照他們的需求建立的。如果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能做什麼？
斯蒂格利茨：我的觀點是，遊戲規則主要是美國的企業制定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都沒有從中受益。這也是為何人們都認為全球化沒有好處。除非重構全球化的規則，帶來更多贏家，否則就會面臨美國的困境。
如果規則制定不完善，市場經濟不一定能表現良好。即便有一定的經濟增長，但不能平等分配，財富還是會更多落到富人的手裡。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制定全球化規則。國際社會上的合作、投資協定都是閉門會議達成的，沒有經過民主辯論。
要重新制定全球化的秩序，單靠一個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例如，美國和歐洲在投資協定中，都給予企業海外投資更多的物權保護，要制定全球化的新秩序，就得破除這些舊的協定，刪除貿易協定中給予大型製藥企業的通用藥物的各種特權，我認為單靠中國一個國家是做不到的。
中國可以發起全球性的討論，應該怎麼做才能讓全球化帶來好的影響，這樣在美國和歐盟才不會出現反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本來應該讓每個人都受益，但是現在，顯然並不是那樣。
中國正在架構市場經濟，在重塑市場經濟的方式時要考慮到增長和不平等。
對市場起作用的不只是經濟規則，還有技術進步、全球化，決定性的差別因素是政策。我認為應該有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勞工進行行業轉換，以及鼓勵創新就業崗位的工業政策， 尤其是當傳統行業裁員的時候。
此外，法制不僅要促進國內經濟完善，也要對國際經濟的完善起到作用。全球公共產品中，最大的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現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中國應該和其他國家一起宣佈要繼續完成承諾。如果一些國家在生產方式上不是環境友好型，一定要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不能存在搭便車的國家。我認為碳交易稅是很重要的工具，15～100美元區間內，可以讓全球完成巴黎協定目標，也不會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
（編輯：孟慶偉 校對：顏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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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他卸任，人們總是會記得這一點，其他國家也可能出現特朗普這樣的人物。特朗普的政策將會對全球化未來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等深線》：面對特朗普不斷升級的舉動，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斯蒂格利茨：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擁有技術，有清華這樣的大學，可以獨立創新，不用依賴外國技術進口和轉讓。中國現在做出少量讓步，代價也要比10~15年前的代價高。獲取知識和技術的方式很多，讓步是很危險的。中國應該堅定地不妥協，同時繼續擴大內需和內部增長。
我認為中國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像過去一貫的做法那樣，非常慎重地應對，在法制框架內行動。不要憤怒地大吼大叫，不能讓特朗普鑽空子，也不要讓他的行為升級。我認為中國現在的應對是非常負責任的。特朗普就像一個運動場上的暴徒，我們不能讓他得逞，也不能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一樣的層次。
重構全球化要考慮到增長和不平等
《等深線》：您在《巨大的鴻溝》一書中強調，全球化出現了問題，也因此才導致和加劇了不平等現象、催生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現在面臨著巨大挑戰。我的觀點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全球化的管理出現了問題，歐洲和美國在全球化管理上都失敗了。
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嚴重，最底層的收入水準和60年前沒什麼變化。美國9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有在顯微鏡下看是增長的，而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增長情況非常明顯。現在美國GDP增長帶來的收益，幾乎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獲取了。美國最富有的2個家族，總計只有8個人，擁有2120億美元的財富，相當於1.15億、35%的美國人財富總量。
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美國預期壽命已經在下降。非西裔的白人死亡率上升，那些社會最底層的、30%只有高中學歷的人，死亡率上升速度驚人。我上次看到類似資料還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蘇聯解體時的資料顯示，當時蘇聯GDP減少了三分之一，預期壽命降低2年。可能只有在社會崩潰的時候才能看到這種資料。這些死亡率上升的地區，主要是支援特朗普的。
現在沒有疾病和傳染病肆虐，毒品、酒精、自殺是死亡率上升的主因，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出現了問題。
我們現在塑造全球化的形式，包括歐洲構建歐元的方式，主要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最開始來自亞當·斯密，他的主張是更大的經濟體量可以讓發達經濟體更專業化地分工。然而福利的增加需要滿足特定的條件，經濟學家用的模型都是假設現實中的風險不存在，而開放型的市場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風險，對個體帶來負面的影響，降低增長率。
這導致現在的貿易並沒有惠及到每一個人 。功能齊全的經濟體，工人一旦失業，可以轉移到其他行業，但事實上不是這樣。通常進口對失業的影響高於出口創造就業崗位的正面效果，因為下崗工人不可能馬上找到新工作。
兩個國家進行貿易，如果兩國收入水準相當，比如美國和歐盟，貿易可以增加產品多元化，但是不涉及分配。如果富國和窮國進行貿易，收入分配將受到很大影響。如果美國從中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那麼美國對低技能勞工的需求就會下降，由此這些勞工的工資下降、不平等現象會增加。
有人認為技術進步才是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全球化使得技術進步的效應擴大。但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經濟一體化也會對低技能工人工資和不平等產生負面影響。
如果市場是完美的，那麼全球低技能勞工工資都應該等同。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從來不提及這一點，因為工資大幅度削減聽起來不好聽。
全球化的規則，促進大企業的利潤增長，不利於低技能勞工。
《等深線》：您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工人都不公平，只有大企業是從中獲益的，因為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就是按照他們的需求建立的。如果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國能做什麼？
斯蒂格利茨：我的觀點是，遊戲規則主要是美國的企業制定的，從這個角度上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都沒有從中受益。這也是為何人們都認為全球化沒有好處。除非重構全球化的規則，帶來更多贏家，否則就會面臨美國的困境。
如果規則制定不完善，市場經濟不一定能表現良好。即便有一定的經濟增長，但不能平等分配，財富還是會更多落到富人的手裡。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制定全球化規則。國際社會上的合作、投資協定都是閉門會議達成的，沒有經過民主辯論。
要重新制定全球化的秩序，單靠一個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例如，美國和歐洲在投資協定中，都給予企業海外投資更多的物權保護，要制定全球化的新秩序，就得破除這些舊的協定，刪除貿易協定中給予大型製藥企業的通用藥物的各種特權，我認為單靠中國一個國家是做不到的。
中國可以發起全球性的討論，應該怎麼做才能讓全球化帶來好的影響，這樣在美國和歐盟才不會出現反對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本來應該讓每個人都受益，但是現在，顯然並不是那樣。
中國正在架構市場經濟，在重塑市場經濟的方式時要考慮到增長和不平等。
對市場起作用的不只是經濟規則，還有技術進步、全球化，決定性的差別因素是政策。我認為應該有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幫助勞工進行行業轉換，以及鼓勵創新就業崗位的工業政策， 尤其是當傳統行業裁員的時候。
此外，法制不僅要促進國內經濟完善，也要對國際經濟的完善起到作用。全球公共產品中，最大的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現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中國應該和其他國家一起宣佈要繼續完成承諾。如果一些國家在生產方式上不是環境友好型，一定要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不能存在搭便車的國家。我認為碳交易稅是很重要的工具，15～100美元區間內，可以讓全球完成巴黎協定目標，也不會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
（編輯：孟慶偉 校對：顏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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