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5月5日夜間， 一年一度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大會第53次於奧馬哈上演， 不僅開啟這趟“投資界朝聖之旅”的商務人士， 整個社交平臺都在這兩天內充斥著與“巴菲特股東大會”有關的消息——報導、直播、現場秀， 分析、預測、速記稿， 畢竟巴菲特與芒格年事日高， 每一屆股東大會都有可能成為戛然而止的謝幕演出， 因此愈演愈烈的氣氛當然可以理解。
今年，
巴菲特股東大會吸引了全球超過5萬名參會者，
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人接近四分之一。
中國媒體的報導也較之往年要多一些，
但本文所要探討的卻稍有不同，
一張桌子， 兩把椅子， 兩位滿頭銀髮的老人， 在座無虛席的籃球館內， 面對數萬聽眾， 一邊喝著可樂、嚼著巧克力， 一邊回答有關投資的各種問題。 臺上妙語連珠， 台下笑聲不斷。
這是每年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大會的現場
每年， 投資者僅有兩次機會能夠看到或聽到“股神”巴菲特對下一波投資機會和股市行情的看法：一次是在他為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所撰寫的“致股東信”中，
芒格：不表現
半個世紀以來， 查理•芒格一直是坐在股神巴菲特身邊的那位“沉默的夥伴”。
表演通常是這樣進行的：巴非特先回答問題， 時間長短由他決定。 最後， 他會轉向他的長期夥伴查理•芒格， 問道：“查理，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麼？”芒格一動不動地端坐在那裡， 看起來好像已經被雕刻進了總統山， 他往往回答得簡單而直率：“沒什麼要補充的。 ”
偶爾， 芒格基於自身豐富的閱歷和經驗， 也會想到一些觀點然後說上一小段。 每一次芒格開口，
芒格沒有巴菲特那麼富有，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用另一種方式經營著自己的生活
他不像巴菲特那樣愛表現自己， 雖然他完全可以表現得非常有趣。 得益於這兩種特質， 芒格一家能夠長期享受億萬富翁的生活卻不為聲名所累。
巴菲特：不讓步
查理•芒格， 1924年1月1日出生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 查理6歲的時候， 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蕭條，
1929年10月29日那個“黑色星期五”之後， 市場反彈過幾次， 不過最終還是一路跌了下去。 雪上加霜的是， 一系列的自然災害——洪水、乾旱、瘟疫和沙塵暴又襲擊了美國。 4000多萬美國人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
雖然芒格並沒有意識到這些， 但1929年在奧馬哈發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 沃倫•巴菲特如此這般描述了這個故事：
我對於1929年相當有好感，
9個月後的1930年8月30日， 沃倫•巴菲特出生了， 比預產期早了5周。
世道艱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奧馬哈情況較好的那些社區裡， 每天都有很多流浪漢敲響後門， 要求為他們打掃車道或者幹些雜活以換取一個三明治。 “20 世紀30年代的人們窮到什麼地步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芒格說， “有一年夏天， 全家人竭盡全力才幫我找到一份時薪40美分的暑期工。 整個大蕭條期間在咖啡館你只要花上 25美分就能大吃一頓， 包括各種肉製品和甜品。”
不過，據芒格說，在這一時期他學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堂課：“對於如何以良好的行為來應對重大壓力，家裡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爺爺一定經受了巨大的壓力去解決家庭財政難問題，不過他還是挺了過來。”
青年時代的芒格（左）與巴菲特
而巴菲特第一次掙得的幾美分來自銷售口香糖。從他第一次賣糖的那刻開始——6歲之後——他表現出對顧客毫不讓步的態度，這大大反映了他後期的風格。
我有一個小小的綠色盤子，裡面被分成了5個部分。我很肯定我的伊蒂絲姨媽給了我這個東西。這個東西能分裝5個牌子的口香糖，黃箭、荷蘭薄荷、綠箭等等。我從我的祖父那裡買上幾包，然後逐門逐戶地向鄰居推銷這些東西。我過去經常在晚上做這件事。
我記得有一位名叫弗吉尼婭•麥考布裡的女士說，“我要買一片黃箭。”我說，“我們不拆著賣。”—我的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原則。直至今日，我依然記得麥考布裡夫人說她想要一片。不行，只能一包五片一起賣。五片5美分，而她想在我這裡花1美分。
做成一筆買賣是很誘人的事，但是還不足以誘使巴菲特改變心意。如果他賣一片給麥考布裡夫人，那他就得把剩下的四片賣給其他人，在他心目中一片口香糖不值得這麼做或冒這個險。每賣一整包，他能賺2美分。他拿著這些錢，沉甸甸的，實實在在的。它們就是滾動的資金雪球的最初幾片雪花。
巴菲特把掙來的硬幣自豪地塞進掛在腰帶上的、一個棒球場形狀的鍍鎳零錢找換器。當巴菲特售賣《星期六晚間郵報》和《自由》雜誌的時候，他也帶著這個東西。零錢找換器讓巴菲特覺得自己很職業，它代表著買賣過程中巴菲特最喜歡的一個環節：收藏。
芒格：不盲從
巴菲特曾這樣形容查理•芒格帶給他的助益： “查理拓展了我的視野，讓我以非同尋常的速度從猩猩進化到人類，沒有查理，我會比現在貧窮得多。”
幾十年來，巴菲特從來沒有見過查理企圖占任何人的便宜，也沒有見過他把任何不屬於自己的功績記在名下，“他總是有意識地讓我和其他人在交易中受益更多，投資失敗時他所承擔的總是比應該的份額要多，而成功時刻願意接受的回報又比應得的要少。內心深處他是一個十分慷慨大方的人，從來不讓自尊干擾理智的思考。和大多數渴望得到世界認可的人不一樣，查理根據他內心的分數表對自己進行判斷，而他的評判標準是非常嚴格的。”
在生意問題上，巴菲特和查理多數時候總是意見一致，不過對於社會問題，他們的看法卻不盡相同。雖然他們都是堅持己見的人，但在漫漫友誼路上卻從來沒有因此而爭吵，也沒有去找出讓他們意見相左的根源所在。“人們很難想像查理身穿救世軍制服站在街角行善的樣子，因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就我所知他已經接受了‘可恨的是罪行而非罪人’這樣的慈善信條。”巴菲特說。
說到罪行，查理甚至還對它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他的結論是縱欲、暴飲暴食、懶惰這些罪惡行徑應該避免。不過他能理解人們在這些方面犯下罪孽是因為它們能帶來雖然轉瞬即逝卻無比直接的快感。但他認為嫉妒是七宗罪中最愚蠢的一項，因為它並不能製造出任何愉悅的感覺，只會讓深陷其中的人受盡折磨。
“我的投資生涯樂趣不斷，如果沒有和查理搭檔的話將會大為失色。他一路秉承自己的‘芒格主義’。雖然多數人會給查理冠以商人或者慈善家的頭銜，我卻認為他更像一位老師。正是因為他對我們的教導，伯克希爾才得以成為一家更有價值而且受人尊敬的公司。”巴菲特如是評價他的搭檔。
老一代投資專家本•格雷厄姆（於1967年去世）是巴菲特的偶像，芒格和他一樣都擅長諷刺性的幽默。兩個人都對文學、科學和教育後代很有興趣，還都喜歡引經據典。
芒格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自己的成功實至名歸。”
格雷厄姆常常告誡自己的學生要在華爾街成功就必須做到兩點：首先要正確思考，其次要獨立思考。芒格也非常推崇獨立思考 :“如果在你的思考過程中你完全依賴他人，總是購買別人的專業意見，那麼一旦離開自己的小天地，你就會大難臨頭。”芒格認可在需要保健建議的時候應該請一名醫生，必要的時候也需要一名會計師或是其他專業人士。不過他不會全然聽信這些專家們的意見。他斟酌他們所說的，然後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後才得出自己的結論。
巴菲特的一個優勢就是他非常擅長說不，而芒格比他更擅長。巴菲特將芒格作為最後的檢驗。如果芒格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他們就會放手去做。巴菲特稱芒格為“討厭的不先生”。
巴菲特：不打工
童年的巴菲特渴望吸引家裡親戚和父母朋友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父親的關注。他的父親霍華德在每個孩子10歲的時候都會帶他們去東海岸旅行一次，這是孩子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巴菲特很明白自己想要什麼。
“我告訴我的父親，我想做三件事。我想去看看斯科特郵票錢幣公司，我想去看看萊昂納爾火車模型公司，我想去看看紐約股票交易所。斯科特郵票錢幣公司在第 47 大街；去萊昂納爾公司要走到第27大街附近；去紐約股票交易所，就一路走到市中心。”
不同時期的巴菲特
1940年，巴菲特十歲，華爾街開始從崩潰中復蘇，但氣氛仍然很壓抑，華爾街的人就像一群艱難求生的“雇傭兵”。他們的名聲似乎不那麼好，因為人們腦子裡對1929年崩潰的記憶依然鮮活。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實際上非常優秀。霍華德把兒子帶到下曼哈頓區，拜訪了規模最大的經紀公司之一的負責人。小巴菲特得以一窺這座碉堡的鍍金大門裡面的情形。
“那次，我見到了西德尼•溫伯格，華爾街最有聲望的人。我父親以前從未見過溫伯格，他只是在奧馬哈開著一家小小的經紀行。不過，溫伯格讓我們進去了，我們大概交談了半個小時。”
在1929年的市場崩潰中，高盛將投資者誤導入一場臭名昭著的“龐氏騙局”，名聲掃地。作為投資銀行高盛的高級合夥人，西德尼•溫伯格耗費了10年艱難地恢復公司的聲譽。巴菲特對這些事兒一點兒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西德尼•溫伯格是一個移民的後代，一開始是在高盛當小雜役，倒痰盂，清掃合夥人絲綢帽子上的灰塵。不過，巴菲特一進入西德尼•溫伯格的胡桃木牆板辦公室——牆上掛著亞伯拉罕•林肯寫的原版信件、文件，還有林肯的畫像——他就確信無疑，自己正面對著一位大人物。在拜訪的最後，西德尼•溫伯格做了一件事，給巴菲特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我往外走的時候，他擁抱了我，說：“你最喜歡哪檔股票，巴菲特？”到第二天，他或許完全不記得這件事兒，但是我一輩子都記得。巴菲特一直都記得，溫伯格，這位華爾街的大人物，如此關注他，似乎很在意他的想法。
離開高盛之後，霍華德帶巴菲特去了百老匯大街，然後穿過一片巨大的科林斯式的柱子，進入紐約股票交易所。在這個財富的殿堂，人們穿著顏色鮮豔的馬甲，在鋼鑄的交易台大聲叫喊著，潦草地寫著。工作人員疾步前後奔走，紙片碎屑扔得滿地都是。不過，交易所餐廳的一幕情景激發了巴菲特的想像力。
我們在交易所和一個叫安特•摩爾的荷蘭人一起吃午飯，他是股票交易所的職員，長相非常英俊。午飯後，一個人拿著盤子走了過來，盤子裡放著各種不同的煙草葉。安特•摩爾選出自己喜歡的煙葉，那人給他卷了一支煙。然後我想，就是這個。沒有什麼比這更好了—定制香煙。
香煙喚起了巴菲特數學頭腦的想像力。他對吸煙真的是毫無興趣。不過，做個反向的邏輯推理，巴菲特明白了雇用一個人做這樣一件小事所隱含的意義。如果說花錢雇用這個人是合理的行為，這勢必意味著，即使全國的大多數人依然深陷大蕭條不能自拔，但這個捲煙工的老闆正在大筆地賺著錢。巴菲特馬上就領悟到這一點。紐約股票交易所裡的資金流源源不斷，就好像河流、噴泉、小瀑布和洪流，所以能夠雇用一個人就幹裹煙捲這麼一件事兒——裹符合個人喜好的手工香煙——只是為了交易所員工的個人特殊樂趣。
就在那天，就在他看到那個煙草工人的時候，對未來的預期景象就此植根于巴菲特的腦中。
當巴菲特回到奧馬哈的時候，他一直保留著這個預期，而如今他已足夠成熟，可以設想自己的目標，並以更加系統全面的方式去實現目標。即使巴菲特還是享受著普通男孩的娛樂休閒：打籃球、玩乒乓球，收集錢幣和郵票；即使全家陷入對小個子、親切的外祖父約翰•斯塔爾的哀悼——享年73歲，是巴菲特生命中失去的第一位親人——他還是滿懷激情地工作，為了前方可預期的未來。他要掙錢！
錢可以讓我獨立。然後，我就可以用我的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為自己工作。我不想讓別人主導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巴菲特 + 芒格：不懂的就不碰
1956年巴菲特召開第一屆股東年會時參加會議的大約只有幾十個人，而如今參會的人數已超過了四萬。2017年5月6日，年近87歲的巴菲特和已過93歲的“黃金搭檔”芒格在股東大會亮相時，巴菲特用一個熟悉的笑話開場。“你可以區分我和芒格，因為他聽得見，我看得到。”
因為白內障和治療上的失誤，芒格最終失去了一隻眼睛。這對於一生熱愛閱讀的芒格來說，是巨大的傷痛，但堅韌的芒格最終克服了身心的不適應，並對給他做眼睛手術的醫院捐獻善款。巴菲特曾說過：“我是芒格的眼睛，芒格是我的耳朵。”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兩人精誠合作，不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投資業績，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
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巴菲特 29 歲，芒格也才 35 歲。
父親離世後，芒格回家鄉去料理父親的房產，經人介紹認識了年輕的巴菲特。那是一次會改變很多人命運的見面，也是芒格常說的那種成功組合的絕佳例證，幾個好點子湊到一起爆發出驚人的結果。在這件事中，兩個智力超群、價值觀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巴菲特和我一開始就相處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後我們就一直是朋友兼商業夥伴，雖然之前我們各自的多項投資之間並沒有什麼重合之處，”芒格說，“以我的背景，怎麼可能錯過一個愛讀書、考慮為雜貨店開展送貨上門服務、可以從任何讀過的東西中有所收穫的人呢？他甚至可以從他祖父留下的名為《如何運作一家雜貨店以及我所瞭解的釣魚技巧》這樣的手寫稿裡學到有用的東西。”第一次在奧馬哈談過後，巴菲特和芒格繼續通過電話進行討論，常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巴菲特曾經這樣評價最理想的合夥人：“首先，要找比你更聰明、更有智慧的人。找到他之後，請他別炫耀他比你高明。其次，在你犯下損失慘重的錯誤時，他既不會事後諸葛亮，也不會生你的氣；同時，他還應該是個慷慨大方的人，會投入自己的錢並努力為你工作而不計報酬。最後，這位夥伴還會在慢慢長路上與你結伴同游時能不斷地給你帶來快樂。”
在當時看來，芒格是符合巴菲特這些特殊要求的唯一一個人。從兩人最初合作，到後來一起經營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他們之間從未互相提過要求，也從沒將合作條件列成書面合約，所憑的，全都是相互之間的絕對信任。
在研究和收購像藍籌印花和喜詩糖果這樣的零售類商店和公司時，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廣闊的天地有所作為。同時他們也在學習如何做一對高效率的合夥人。“一個理想的合夥人應該有獨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釋說，“你可以做一個主導合夥人、從屬合夥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夥人，這三種我都做過。我並沒有特別放不下的自尊。總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厲害。要做領導者，你就要先學會跟隨別人。做人應該學會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芒格是個活得很明白的人，不懂的東西就不碰，弄懂了再碰
你得弄清楚自己有什麼本領，不要去玩那些別人玩得很好，但自己一竅不通的遊戲。芒格也習慣只選擇兩三件在他看來重要的公共事業，然後全神貫注地做出點成績來。正如他和巴菲特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只考慮他們“能力範圍之內”或者真正瞭解的行業一樣，芒格在慈善工作方面也有特定的物件。他主要集中在生育權、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
巴菲特認為凡是投資的股票必須是自己瞭若指掌，並且是具有較好行業前景的企業，不熟悉、前途莫測的企業即使被說得天花亂墜他也毫不動心。他只選擇那些在某一行業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技術上很難被人剽竊並有過良好盈利記錄的企業。
巴菲特說投資的原則其實很簡單：第一條，不許失敗；第二條，永遠記住第一條。因為如果投資一美元，賠了 50 美分，手上就只剩一半的錢，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收益，否則很難回到起點。
本文主題內容節選自《家族企業》2018年5月刊《“黃金搭檔”巴菲特與芒格的不為清單》
本文版權歸《家族企業》雜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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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種肉製品和甜品。”不過，據芒格說，在這一時期他學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堂課：“對於如何以良好的行為來應對重大壓力，家裡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爺爺一定經受了巨大的壓力去解決家庭財政難問題，不過他還是挺了過來。”
青年時代的芒格（左）與巴菲特
而巴菲特第一次掙得的幾美分來自銷售口香糖。從他第一次賣糖的那刻開始——6歲之後——他表現出對顧客毫不讓步的態度，這大大反映了他後期的風格。
我有一個小小的綠色盤子，裡面被分成了5個部分。我很肯定我的伊蒂絲姨媽給了我這個東西。這個東西能分裝5個牌子的口香糖，黃箭、荷蘭薄荷、綠箭等等。我從我的祖父那裡買上幾包，然後逐門逐戶地向鄰居推銷這些東西。我過去經常在晚上做這件事。
我記得有一位名叫弗吉尼婭•麥考布裡的女士說，“我要買一片黃箭。”我說，“我們不拆著賣。”—我的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原則。直至今日，我依然記得麥考布裡夫人說她想要一片。不行，只能一包五片一起賣。五片5美分，而她想在我這裡花1美分。
做成一筆買賣是很誘人的事，但是還不足以誘使巴菲特改變心意。如果他賣一片給麥考布裡夫人，那他就得把剩下的四片賣給其他人，在他心目中一片口香糖不值得這麼做或冒這個險。每賣一整包，他能賺2美分。他拿著這些錢，沉甸甸的，實實在在的。它們就是滾動的資金雪球的最初幾片雪花。
巴菲特把掙來的硬幣自豪地塞進掛在腰帶上的、一個棒球場形狀的鍍鎳零錢找換器。當巴菲特售賣《星期六晚間郵報》和《自由》雜誌的時候，他也帶著這個東西。零錢找換器讓巴菲特覺得自己很職業，它代表著買賣過程中巴菲特最喜歡的一個環節：收藏。
芒格：不盲從
巴菲特曾這樣形容查理•芒格帶給他的助益： “查理拓展了我的視野，讓我以非同尋常的速度從猩猩進化到人類，沒有查理，我會比現在貧窮得多。”
幾十年來，巴菲特從來沒有見過查理企圖占任何人的便宜，也沒有見過他把任何不屬於自己的功績記在名下，“他總是有意識地讓我和其他人在交易中受益更多，投資失敗時他所承擔的總是比應該的份額要多，而成功時刻願意接受的回報又比應得的要少。內心深處他是一個十分慷慨大方的人，從來不讓自尊干擾理智的思考。和大多數渴望得到世界認可的人不一樣，查理根據他內心的分數表對自己進行判斷，而他的評判標準是非常嚴格的。”
在生意問題上，巴菲特和查理多數時候總是意見一致，不過對於社會問題，他們的看法卻不盡相同。雖然他們都是堅持己見的人，但在漫漫友誼路上卻從來沒有因此而爭吵，也沒有去找出讓他們意見相左的根源所在。“人們很難想像查理身穿救世軍制服站在街角行善的樣子，因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就我所知他已經接受了‘可恨的是罪行而非罪人’這樣的慈善信條。”巴菲特說。
說到罪行，查理甚至還對它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他的結論是縱欲、暴飲暴食、懶惰這些罪惡行徑應該避免。不過他能理解人們在這些方面犯下罪孽是因為它們能帶來雖然轉瞬即逝卻無比直接的快感。但他認為嫉妒是七宗罪中最愚蠢的一項，因為它並不能製造出任何愉悅的感覺，只會讓深陷其中的人受盡折磨。
“我的投資生涯樂趣不斷，如果沒有和查理搭檔的話將會大為失色。他一路秉承自己的‘芒格主義’。雖然多數人會給查理冠以商人或者慈善家的頭銜，我卻認為他更像一位老師。正是因為他對我們的教導，伯克希爾才得以成為一家更有價值而且受人尊敬的公司。”巴菲特如是評價他的搭檔。
老一代投資專家本•格雷厄姆（於1967年去世）是巴菲特的偶像，芒格和他一樣都擅長諷刺性的幽默。兩個人都對文學、科學和教育後代很有興趣，還都喜歡引經據典。
芒格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要避免嫉妒，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自己的成功實至名歸。”
格雷厄姆常常告誡自己的學生要在華爾街成功就必須做到兩點：首先要正確思考，其次要獨立思考。芒格也非常推崇獨立思考 :“如果在你的思考過程中你完全依賴他人，總是購買別人的專業意見，那麼一旦離開自己的小天地，你就會大難臨頭。”芒格認可在需要保健建議的時候應該請一名醫生，必要的時候也需要一名會計師或是其他專業人士。不過他不會全然聽信這些專家們的意見。他斟酌他們所說的，然後自己研究，看是否有其他可能，最後才得出自己的結論。
巴菲特的一個優勢就是他非常擅長說不，而芒格比他更擅長。巴菲特將芒格作為最後的檢驗。如果芒格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做某件事，他們就會放手去做。巴菲特稱芒格為“討厭的不先生”。
巴菲特：不打工
童年的巴菲特渴望吸引家裡親戚和父母朋友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父親的關注。他的父親霍華德在每個孩子10歲的時候都會帶他們去東海岸旅行一次，這是孩子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巴菲特很明白自己想要什麼。
“我告訴我的父親，我想做三件事。我想去看看斯科特郵票錢幣公司，我想去看看萊昂納爾火車模型公司，我想去看看紐約股票交易所。斯科特郵票錢幣公司在第 47 大街；去萊昂納爾公司要走到第27大街附近；去紐約股票交易所，就一路走到市中心。”
不同時期的巴菲特
1940年，巴菲特十歲，華爾街開始從崩潰中復蘇，但氣氛仍然很壓抑，華爾街的人就像一群艱難求生的“雇傭兵”。他們的名聲似乎不那麼好，因為人們腦子裡對1929年崩潰的記憶依然鮮活。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實際上非常優秀。霍華德把兒子帶到下曼哈頓區，拜訪了規模最大的經紀公司之一的負責人。小巴菲特得以一窺這座碉堡的鍍金大門裡面的情形。
“那次，我見到了西德尼•溫伯格，華爾街最有聲望的人。我父親以前從未見過溫伯格，他只是在奧馬哈開著一家小小的經紀行。不過，溫伯格讓我們進去了，我們大概交談了半個小時。”
在1929年的市場崩潰中，高盛將投資者誤導入一場臭名昭著的“龐氏騙局”，名聲掃地。作為投資銀行高盛的高級合夥人，西德尼•溫伯格耗費了10年艱難地恢復公司的聲譽。巴菲特對這些事兒一點兒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西德尼•溫伯格是一個移民的後代，一開始是在高盛當小雜役，倒痰盂，清掃合夥人絲綢帽子上的灰塵。不過，巴菲特一進入西德尼•溫伯格的胡桃木牆板辦公室——牆上掛著亞伯拉罕•林肯寫的原版信件、文件，還有林肯的畫像——他就確信無疑，自己正面對著一位大人物。在拜訪的最後，西德尼•溫伯格做了一件事，給巴菲特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我往外走的時候，他擁抱了我，說：“你最喜歡哪檔股票，巴菲特？”到第二天，他或許完全不記得這件事兒，但是我一輩子都記得。巴菲特一直都記得，溫伯格，這位華爾街的大人物，如此關注他，似乎很在意他的想法。
離開高盛之後，霍華德帶巴菲特去了百老匯大街，然後穿過一片巨大的科林斯式的柱子，進入紐約股票交易所。在這個財富的殿堂，人們穿著顏色鮮豔的馬甲，在鋼鑄的交易台大聲叫喊著，潦草地寫著。工作人員疾步前後奔走，紙片碎屑扔得滿地都是。不過，交易所餐廳的一幕情景激發了巴菲特的想像力。
我們在交易所和一個叫安特•摩爾的荷蘭人一起吃午飯，他是股票交易所的職員，長相非常英俊。午飯後，一個人拿著盤子走了過來，盤子裡放著各種不同的煙草葉。安特•摩爾選出自己喜歡的煙葉，那人給他卷了一支煙。然後我想，就是這個。沒有什麼比這更好了—定制香煙。
香煙喚起了巴菲特數學頭腦的想像力。他對吸煙真的是毫無興趣。不過，做個反向的邏輯推理，巴菲特明白了雇用一個人做這樣一件小事所隱含的意義。如果說花錢雇用這個人是合理的行為，這勢必意味著，即使全國的大多數人依然深陷大蕭條不能自拔，但這個捲煙工的老闆正在大筆地賺著錢。巴菲特馬上就領悟到這一點。紐約股票交易所裡的資金流源源不斷，就好像河流、噴泉、小瀑布和洪流，所以能夠雇用一個人就幹裹煙捲這麼一件事兒——裹符合個人喜好的手工香煙——只是為了交易所員工的個人特殊樂趣。
就在那天，就在他看到那個煙草工人的時候，對未來的預期景象就此植根于巴菲特的腦中。
當巴菲特回到奧馬哈的時候，他一直保留著這個預期，而如今他已足夠成熟，可以設想自己的目標，並以更加系統全面的方式去實現目標。即使巴菲特還是享受著普通男孩的娛樂休閒：打籃球、玩乒乓球，收集錢幣和郵票；即使全家陷入對小個子、親切的外祖父約翰•斯塔爾的哀悼——享年73歲，是巴菲特生命中失去的第一位親人——他還是滿懷激情地工作，為了前方可預期的未來。他要掙錢！
錢可以讓我獨立。然後，我就可以用我的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為自己工作。我不想讓別人主導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巴菲特 + 芒格：不懂的就不碰
1956年巴菲特召開第一屆股東年會時參加會議的大約只有幾十個人，而如今參會的人數已超過了四萬。2017年5月6日，年近87歲的巴菲特和已過93歲的“黃金搭檔”芒格在股東大會亮相時，巴菲特用一個熟悉的笑話開場。“你可以區分我和芒格，因為他聽得見，我看得到。”
因為白內障和治療上的失誤，芒格最終失去了一隻眼睛。這對於一生熱愛閱讀的芒格來說，是巨大的傷痛，但堅韌的芒格最終克服了身心的不適應，並對給他做眼睛手術的醫院捐獻善款。巴菲特曾說過：“我是芒格的眼睛，芒格是我的耳朵。”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兩人精誠合作，不僅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投資業績，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
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巴菲特 29 歲，芒格也才 35 歲。
父親離世後，芒格回家鄉去料理父親的房產，經人介紹認識了年輕的巴菲特。那是一次會改變很多人命運的見面，也是芒格常說的那種成功組合的絕佳例證，幾個好點子湊到一起爆發出驚人的結果。在這件事中，兩個智力超群、價值觀相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巴菲特和我一開始就相處得非常融洽，自此以後我們就一直是朋友兼商業夥伴，雖然之前我們各自的多項投資之間並沒有什麼重合之處，”芒格說，“以我的背景，怎麼可能錯過一個愛讀書、考慮為雜貨店開展送貨上門服務、可以從任何讀過的東西中有所收穫的人呢？他甚至可以從他祖父留下的名為《如何運作一家雜貨店以及我所瞭解的釣魚技巧》這樣的手寫稿裡學到有用的東西。”第一次在奧馬哈談過後，巴菲特和芒格繼續通過電話進行討論，常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巴菲特曾經這樣評價最理想的合夥人：“首先，要找比你更聰明、更有智慧的人。找到他之後，請他別炫耀他比你高明。其次，在你犯下損失慘重的錯誤時，他既不會事後諸葛亮，也不會生你的氣；同時，他還應該是個慷慨大方的人，會投入自己的錢並努力為你工作而不計報酬。最後，這位夥伴還會在慢慢長路上與你結伴同游時能不斷地給你帶來快樂。”
在當時看來，芒格是符合巴菲特這些特殊要求的唯一一個人。從兩人最初合作，到後來一起經營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他們之間從未互相提過要求，也從沒將合作條件列成書面合約，所憑的，全都是相互之間的絕對信任。
在研究和收購像藍籌印花和喜詩糖果這樣的零售類商店和公司時，芒格和巴菲特都在督促自己去更廣闊的天地有所作為。同時他們也在學習如何做一對高效率的合夥人。“一個理想的合夥人應該有獨立工作的能力。”芒格解釋說，“你可以做一個主導合夥人、從屬合夥人或者一直都是地位相同的合夥人，這三種我都做過。我並沒有特別放不下的自尊。總有人在某些方面比你厲害。要做領導者，你就要先學會跟隨別人。做人應該學會扮演所有的角色，在不同人面前你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芒格是個活得很明白的人，不懂的東西就不碰，弄懂了再碰
你得弄清楚自己有什麼本領，不要去玩那些別人玩得很好，但自己一竅不通的遊戲。芒格也習慣只選擇兩三件在他看來重要的公共事業，然後全神貫注地做出點成績來。正如他和巴菲特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只考慮他們“能力範圍之內”或者真正瞭解的行業一樣，芒格在慈善工作方面也有特定的物件。他主要集中在生育權、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
巴菲特認為凡是投資的股票必須是自己瞭若指掌，並且是具有較好行業前景的企業，不熟悉、前途莫測的企業即使被說得天花亂墜他也毫不動心。他只選擇那些在某一行業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技術上很難被人剽竊並有過良好盈利記錄的企業。
巴菲特說投資的原則其實很簡單：第一條，不許失敗；第二條，永遠記住第一條。因為如果投資一美元，賠了 50 美分，手上就只剩一半的錢，除非有百分之百的收益，否則很難回到起點。
本文主題內容節選自《家族企業》2018年5月刊《“黃金搭檔”巴菲特與芒格的不為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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