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柳傳志再次成為飽受爭議的熱點人物， 他的形象受到了空前挑戰。 羞辱、譭謗、詛咒， 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他的身上。 本文節選自《聯想局》（遲宇宙， 2005，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為你還原一個聯想創業前的柳傳志， 一個歷史迷霧中的柳傳志。
作者：遲宇宙
來源：商業人物（ID：biz-leaders）
西元1984年的冬天， 柳傳志和另外10個人創建了聯想。 20年後， 那個冬天被附會上了特別的內涵， 變成了一個富有創造力的開始， 變成一個中國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徵。 有時候， 人們不免誇大其辭， 過分地渲染了那個偶然的冬天；但我們回頭來看， 又不免為中關村感到幸運了。
“銜著紅色銀勺子出生”
柳傳志於1944年4月29日生於上海， 他的祖籍江蘇鎮江。 美國《商業週刊》說他“銜著紅色銀勺子出生”， 意即他出身富貴， 其家庭又富有革命傳統——他的父親柳谷書彼時周旋於上海金融界， 與共產黨關係密切。
1949年， 紅色中國誕生了。 柳傳志隨其父親來到北京， 開始了幹部子弟的生活。 讀完小學之後， 他到了北京25中。 在那裡他有機會實現自己成為一名飛行員的夢想。 就在高考前夕， 他被通知取消當飛行員的資格。 後來他才知道他有一位親戚是“右派”， 正是這層關聯， 改變了他的人生。
那時已近高考， 沉湎于飛行員夢境中的柳傳志已經習慣了沒有高考壓力的生活， 現在卻要重新拿起書本，
如果現存資料全部可信， 則柳傳志受到了父親的巨大激勵， 將一腔熱血全部抛灑在了高考複習上。 他的如何努力無須贅述。 他後來終於考上了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 並有望在那裡成長為一名軍事工程師。
在整個風雲際會的1960年代， 柳傳志親歷了中國的變亂和動盪。 那時候“反右”已經結束， 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份子“洗澡”的“洗澡”， 潦倒的潦倒， 全然沒有了狂狷之氣， 老老實實地或躲進書齋或融入運動的洪流中。 但中國人的災難才剛剛開始。
“驚心動魄”的改變
柳傳志在一片蕭條淒慘的景象中抵達西安， 在那裡他將接受軍事化的管制、接受嚴格的體魄訓練和思想教育。 這些倒難不倒他， 他本來就喜歡鍛煉， 足球踢得不錯， 思想方面， 因為“銜著紅色銀勺子誕生”， 自然耳濡目染受到薰陶， 成為先進分子， 還當上了小組長——相當於軍隊中的班長。
他要求進步， 有一年為了學習貧下中農“磨練自己的工農感情”， 他放假回到北京， 還約了在北京的幾個同學去掏大糞， 整整掏了一個禮拜。
一場大革命幾年後爆發了， 在其爆發前發生了一件“驚心動魄”的事， 對柳傳志的性格“產生了巨大考驗”。
1965年， 21歲的柳傳志以軍人身份下鄉去搞社會主義教育。 說是去搞社教， 最後往往變成“修理”農村幹部。 編制方面， 有工作團， 下設工作隊， 工作隊下又設工作組， 工作組下面有時候還設工作小組， 到村子裡面“整農民幹部”， 說農民幹部有四清四不清問題的， 都是工作組和工作小組。
柳傳志所在的小組到了寶雞縣的一個生產大隊。 他所在那個小隊有一個農民， 念過幾年書， 卻是一個活脫脫的流氓。 他最喜歡幹的事情就是罵人， 不但罵男人， 也罵女人， 村裡人都怕他。 工作組來鬥村幹部， 流氓便跳將出來。 他表現勇敢， 把村幹部們罵得一無是處， 工作組就管這流氓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因為勇敢， 很快便名聲大噪， 就連公社書記對他表示了額外的欣賞。
本來“勇敢分子”變成黨員順理成章， 可就在此時， 幾個年輕農民悄悄向柳傳志哭訴：這個人真夠惡， 是個流氓。 柳傳志所在的那個工作小組共有3人， 他們商量了一下， 一致認為應該堅決抵制“勇敢分子”入黨。 柳傳志告訴那些哭訴的農民說他們會向上反映， 你們也可以向上反映。
幾天後， 工作組在村中的廟裡開會。 柳傳志走到會場， 發現氣氛森嚴可怖。 工作組領導問他們對貧下中農政策和堅決走貧下中農路線有什麼看法， 他們說堅決支持。領導問他們為什麼反對那個人入黨，為什麼上告？他們說反映情況是他們的權利，為什麼不能上告？領導怒道：“你們為什麼還要煽動農民上告？”
他們一下子呆了。柳傳志知道，煽動農民上告的性質有多麼嚴重。他就沒敢承認自己的確說過“你們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領導立即把證人找了出來，正是那些向他哭訴的農民。領導問：“是不是老柳對你們說什麼了？”
農民們回答說：“他要我們向上反映情況。”
氣氛頓時極其緊張，柳傳志突然變成不支持走貧下中農路線的階級敵人。就在那時，他們工作小組的另外兩人倒戈相向，說：“老柳比較堅持這事。”
領導開始要求柳傳志承認錯誤，然後聽候處分。柳傳志非常緊張，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為不走貧下中農路線，這一輩子就完了。好在他親眼目睹過“反右”鬥爭，所以他不說話，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有人威逼利誘他說：“你承認算了，承認之後只給你工作團內的處分，不給你更大處分。”他依舊不吱聲。
會在沉默中散了。柳傳志拔腿就向公社駐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遠，許多年後他估計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懼、委屈、迷惘……在公社駐地，他找到了在寶雞縣社教運動中擔任工作隊副隊長的指導員，其級別比工作組長正好高一級。柳傳志就告訴他工作組怎麼開會怎麼收拾自己。
指導員一直沒有說話，等到他說完才問：“你反映情況屬實嗎？”柳傳志說：“句句屬實，沒有一點虛假。” 指導員說：“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隨便承認。”
柳傳志心頭石頭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莊。此後面對種種威逼利誘，他始終沒有承認自己反對貧下中農路線，直到這件事突然靜止，煙消雲散。後來社教的風向發生了轉變，開始反對“勇敢分子”打人，柳傳志所堅持的，一下子變得無比正確。再後來回到學校，出賣他的人為自己的出賣行為付出了代價。
“說這段話什麼意思呢？”柳傳志後來有一次說，“一個是我經受過暴風雨的考驗，另外一個我確實不是一個心胸多寬闊的人。”
沒有人知道，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奔跑究竟對柳傳志的未來人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否進而影響了聯想的成長。但在1965年柳傳志以一連串的奔跑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後他創辦聯想，始終能在“黑暗時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終未嘗宣佈放棄，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後為聯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對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運動比比皆是，然後文化革命便勢不可擋地到來了。“當時我在學校進行畢業設計，”柳傳志說，“我們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誰跟隨毛主席誰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來越覺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現了問題。學生們開始分裂為兩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兩派經常辯論，柳傳志是造反派的領袖之一，聯想控股後來的副總裁曹之江則是保皇派的核心。“我當時比現在能幹多了，當時腦子好使，還是辯論團的核心，那個感覺，你們很難體會，”柳傳志說，“有點像真的兩派，一邊是我的，上去的時候，這邊人哄哄高叫。曹總那幫很小，人數和規模跟我們沒法比。他們是以教員為主的，學生挺少，厲害的全在我們這邊。”
最初的時候，柳傳志他們經常幹些不講理的事說些不講理的話，自己還挺得意，後來他突然發生了轉變，令許多人莫名驚詫。那些驚詫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促使他們的領袖退隱江湖，變成了逍遙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的造反派串聯到西安，他們在西軍電講話，將北京造反的情況告訴這些遠離首都的年輕人。他們說江青稱階級鬥爭已經到了他們家，一個張文秋的政治騙子想方設法把女兒嫁給了毛主席的兒子毛岸青。
柳傳志聽到這話，頓時嚇了一跳。“張文秋是我爸爸老領導，我去過他們家。張文秋是老革命，當年兩次結婚，都是丈夫被殺時她被陪綁。她是一個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對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開始覺得文化革命不太對頭。
他們開始琢磨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你把門一關，兩個同學一議論，他也這麼想，”柳傳志後來說，“西軍電有一些軍隊高幹子弟，他們熟悉北京的動向。我父親那時候已經受到批判，但是他沒寫信跟我說，我還真不是因為他……”
已經開始流行“打倒”之類的口號，還有一些口號，就像電影中還鄉團所喊，說什麼“打回老家去，火燒縣地委”。串聯業已開始，“革命”之火業已燎原……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如此大規模否定解放後的成果？
冬天到來，柳傳志脫離了文化革命運動。為了排遣內心壓抑，他邊踢球邊搞物件，順便還設想畢業後的人生。他後來很慶倖自己當年的選擇，說“如果我昧著點良心，在那時候出頭的話，文化革命完了後一定會被當成’5·16’抓起來，因為我的能量比他們大。政治良心還是很重要的”。
有人要爭取他的支持，也有人看不起他的逃避。當時一個學生頭頭兒再三勸他應該站出來將革命進行到底，不能當逍遙派。柳傳志討厭他們，他以為他們跟他一樣，對局勢保持清醒卻裝作糊塗，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整個國家已經處於集體無意識之中，已經找不到幾個清醒的人了。好在他原來確立的威信持續發揮作用，雖然有人看不起他變成逍遙派，倒也沒人敢對革命意志不甚堅定的他下手。
轉眼到了大學畢業分配，他和一個叫龔國興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國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個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後來變成了他的妻子。
柳傳志正是從那時開始“對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後，他對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多年後曹之江回憶他們在成都的生活，說：“柳總那時候找到我說，我們不要再參加什麼鬥爭，不要再鬥來鬥去了。我們要好好工作，要對得起國家這麼多年對我們的培養。”曹之江當時既震驚又感動，他從此拋棄文化革命，開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傳志27歲。他對局勢做出了清醒的分析與判斷。他對未來沒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變成一個父親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說：“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沒有好好工作，又沒吃沒喝，就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白藤島：往事並不如煙
1968年，柳傳志離開成都，開始了新一輪的顛沛流離。他到廣東珠海白藤農場勞動鍛煉，接受人民解放軍對他們的考驗。他依舊沒能扮演一個“馴服者”的角色，反而給人民解放軍惹了不少麻煩。
白藤農場是一個島，叫做白藤島。島上的生活並不幸福，甚至是一種痛苦記憶。除了與龔國興結了婚，收穫了李天福、老賈和曹之江幾個創業老兄弟外，柳傳志幾乎沒得到什麼。
“當時那個情況，真的慘不忍睹，”他後來回憶說，“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條一條的。脖子上掛一個口袋，裡邊裝著飯碗，走起路來叮噹響。腰上拿繩系了塊破塑膠布。為什麼呢？因為一下雨好把塑膠布挖個洞，頭套進去，拿繩子系起來。就這麼幹活，那真的是非常神的那樣子……”
都是些剛離開校園不久、無憂無慮的年輕人，他們一起接受鍛煉還算愉快，但他們內心感到壓抑、憤懣，感到前途無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島入了党，但柳傳志沒有。他叛逆，他反感，他無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現實。
多年之後，柳傳志對自己敢跟解放軍作對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們作對了，”他說。廣東的冬天異常陰冷，水溝中幾乎冰徹骨髓，挖完了水溝，腿上便沾滿了濕泥巴。傍晚收工，解放軍叫他們趕緊回家洗乾淨腿換上乾淨衣裳（事實上他們並無什麼乾淨衣裳），再按慣例排隊向毛主席“晚彙報”。有一天柳傳志終於遏止不住憤怒，厲聲呵責他們：“幹嘛你叫我這樣？你這樣對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願意看我們這樣？”接下來就是司空見慣的爭吵，有時候還有謾駡。
並非所有人都能忍受這非人的生活，柳傳志連裡有一個人，他對象在江蘇等了他很長時間後“要跟他不幹了”。這個人想不開，拼命鬧著要回去。鬧沒有達到目的，就只好偷渡。白藤島四面環水，佈滿解放軍的崗哨。頭兩次偷渡，那個人都被抓了回來。因為他出身好，解放軍曾想做他思想轉化工作，把他變成一個正面典型，結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個指頭剁了下來，然後開始罵毛主席你有罪。辱駡了偉大領袖，性質發生改變。那個現行反革命被“一傢伙立馬押起來，一下押到團部去了”。後來柳傳志他們離開了白藤島，那個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後來，他就瘋了。
“當時還有一個女生自殺了，”柳傳志說，“這個自殺事件，有點像今天孫志剛的死，當時將我們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殺的話，當時我們的待遇會更不好。這些就是當時那種現實。”
還有一次，白藤島附近起了颱風，海水漫上了島。柳傳志他們放棄了抵抗，四處躲藏，最終平安無事。在附近的一個島上鍛煉的年輕人被要求拼死保衛海島，結果很多人被淹死，大部分是女孩子。
生活就是這樣，看不到任何希望。柳傳志說，那種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樂”。哪裡會有什麼樂趣？在廣東的大夏天裡勞動，無論插秧，還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沒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續了兩年，它改變了柳傳志，改變了一個青年的一生。在那裡，那個青年結婚了，然後在絕望中等待奇跡降臨。
1970年，奇跡似乎真的降臨了。北京的國防科委願意接納他們。曹之江說，他們能夠到北京，純粹是偶然的結果、命運的安排。當時隸屬國防科委的計算所與部隊“統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邊既願放人，北京便接納了他們。
柳傳志的父親那時已被定為“階級分子”，國防科委並不知道這情況，所以柳傳志告誡自己“千萬別惹事，趕緊給我弄過來再說。萬一中間知道我家裡有‘階級分子’，就不要我了，給我再教育”。他果然開始保持緘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後來說，他兩年“勞動改造”的最大收穫，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後，沒有人知道白藤島上的生活如何改變了那個驕傲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那時候他與曹之江、李天福、龔國興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則在另一處承受自己的命運，曾茂朝已然是計算所裡前途無量的幹部，張祖祥開始成為工程師，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計算所的生活也並不幸福……
楊元慶和郭為還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兒”，命運垂青他們還要等上20年，呂譚平還是香港一個不學無術的小“蠱惑仔”，整天令其母親擔心……
很多後來出沒於聯想局的局中人彼時都未展示出其未來風雲際會的徵兆。在那樣一個時代裡，誰又敢預想自己的未來？
計算所來了一個小夥子
1970年，計算所來了一個英俊的小夥子，張祖祥記得，六室那個特別英俊的小夥子見了誰都笑嬉嬉的，一笑露出兩顆小虎牙。他還喜歡踢足球，喜歡踢前鋒。
這個年輕人絲毫沒有爭取進步的跡象，對於入黨他似乎提不起任何興趣來。他後來說不想入黨，因為“每天都要很多時間搞政治學習，要說很多違心的話”。
不久之後，他的父親就從幹校回來了，“階級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訴他的兒子說：你還應該努力、積極，還要相信共產黨。共產黨是執政黨，你們真要想有作為的話，就應該入黨。他還告訴兒子說：你老婆入不入黨關係不大，她是典型的技術型人才，你一定要入黨。他相信自己的兒子，日後一定會有所作為。這個年輕人說：“後來我就聽了他的話，努力靠攏。……入黨對我後來當總經理極其重要，因為是國有企業，不入黨當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縱深發展，生活越來越壓抑。有人後來回憶說，這個英俊的小夥子經常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喝二鍋頭，喝得醺醺然時大罵“江青是個婊子”。
這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候說：“酒沒喝過，我不太會喝，經常一塊說這些話那是真。不說你說活得了嗎？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在說，只有少數人不說。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還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還有人不說，是怕。那時候，真的像一間黑屋子，裡面沒有氧氣，不是少數人醒了，而是絕大多數人都明白過來了。那空氣缺氧，怎麼辦？大家的屋子，要為它冒什麼風險？都已經到那時候了……”
這個叫柳傳志的年輕人，在壓抑的生活中被埋沒。他在計算所的人流中並不奇特，他的技術能力並不特別出色。他成為偉大科學家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讓有1500多人的計算所都認識了他。 他後來很得意地說：“打倒‘四人幫’的時候，我在大會上的一篇發言極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認識我了。”
事實上，更早的時候，他就已經讓計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個壓抑的年代裡，人們缺乏激情，對生存或者死亡都視而不見，更何況他瞬間爆發出的燦爛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傳志記得是個禮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們去悼念周總理。他要在那裡朗誦自己為周總理寫的悼詞，以表達自己的愛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來——那時候紀念周總理也需要膽子。那些隨他決然而去的，有劉金鐸和老蔡，他們後來都變成了聯想的高官。
他跳上了台，開始激情澎湃地講話。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憶說還有一個阿爾巴尼亞人。柳傳志朗誦完了，獻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關村。“後來就抓人了，那是4月5號出的事，”他後來說，“4月4號晚上就開打了。”
不久之後工作組便開始四處搜集材料，計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傳志說：“紀念周總理的人，講過話的，上面都要開抓。當時計算所是個重點，派了一個工作組，開始抓人。鬥啊，弄得非常緊張。我當時反正也折騰了……當時實際上對我自己的信念是個很重要的考驗。”
柳傳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組到來後，要收繳所有的“罪證”，要依靠這些“證據”抓人。柳傳志與龔國興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氈紙把照片包起來，藏在房頂木板下面。
“我們怕若干年後真的說不清楚了，這些紀念周恩來的人，真的就變成了反革命，”他說，“我們把那個藏起來了。那時候抓人抓得很厲害，真的把我拎出來，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說。當時所裡也有幾個同事寫了詩，一抓就抓出來了，抓出來以後，一鬥就熊了，大會上四面做檢討，檢討特深刻。他老婆要離婚，壓力很大。我心裡說，要不甭做，你要做了還得有點這個勁頭。當時真的壓力很大。他們原來不知道，那次講話（打倒’四人幫’後的大會發言）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講的，他們誰都不知道我對這個事早有極大的預謀，要把這個放射出來。那次講話震動挺大，人們就那時候認識我的。”
傳說中柳傳志喝酒罵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車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裡面小下。就是這樣一所房子，也是努力爭取而來。他們原來都住在集體宿舍，六個人住一間。柳傳志和龔國興分居兩處，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後，他們開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機房裡一間六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屋中只有一張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後來他們才分到了一間12平方米的自行車棚改建的宿舍。剛搬進去的時候，柳傳志和龔國興都激動萬分，“感覺那叫滿意，覺得部長的房子也就這樣”。
這不過是一所12平方米的自行車棚，房頂是石棉瓦，牆壁是板磚，石棉瓦外面接出來一塊，用油氈包住。房子有兩米高，柳傳志形容說比他高一點點，矮的地方與他身高差不多，出門就得低頭。
在自行車棚子裡住了一段時間，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他們就開始“蓋房子”，今天看來不過是違章搭建一個小廚房。蓋房子時很多人來幫忙，有一個叫馬文豹的，後來成為聯想11個人之一。柳傳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騎自行車上班，路上討論政治討論那些讓他們壓抑的生活。蓋房子時馬文豹做飯，李勤幹難度最大的八角。還有很多人，為了柳傳志家的小廚房，褲腿子上也沾滿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時漏雨，最厲害的是周曉蘭家。“他們家有八個地方同時漏，”柳傳志說，“我們家還能弄點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來的，是從一個叫戴明發的人管的料廠裡偷來的。那時候科學院裡有一個料廠，裡面堆放著水泥、磚頭和木頭，各種各樣的材料，戴明發負責看守料廠。柳傳志他們去偷木頭和水泥的時候，大多約好兩三個人，他先去跟戴明發搭訕，跟他一起抽顆煙，然後李勤他們去幫他拿點油氈、木頭和水泥出來。有一次，柳傳志家的瓦破了，鍋裡落滿的卻全是水泥，原來那是龔國興存在房頂的，都已過期。生活就是如此。
很多年後，聯想已經成為中關村的明星，柳傳志也因扛起民族電腦產業大旗而搖身變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發現門口站著不少計算所裡有頭有臉的人，他沒跟他們打招呼。突然，他抬頭看見戴明發，他頓時滿臉微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發緊張得不得了，就連龔國興看了都覺得挺奇怪。後來回想起來，柳傳志發現那是一種條件反射，是對自己當年偷木料、油氈和水泥的回憶。一想起這些來，柳傳志就偷偷地樂。
李勤他們幫柳傳志蓋好的小廚房有4平方米，原來的自行車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違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傳志這下擁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說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舊是原來的12平方米。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傳志數了一下，說：“龔國興的父母，她妹妹帶著她的孩子，加上我們八個，最多時住了八個人。所有的床都是折疊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來了，拉出來後所有的地方滿滿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落腳，除了那個爐子。”
那是一個用來取暖的爐子，到了做飯的時候，就把那個爐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現實折磨他們，他們卻沒有怨言。所有知識份子都是這樣，即或那些大知識份子、著名的科學家，也是如此。周曉蘭的先生1956年大學畢業，住的房子與柳傳志並無二致，想到這些，他們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誕生
就這樣浪蕩了十幾年，1984年，柳傳志終於等到了機會。那一年，他40歲。他開始創業。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記錄電路研究。“雖然也連續得過好幾個獎，但做完以後，卻什麼用都沒有，一點價值都沒有……我們開始接觸國外的東西，發現自己所做的東西，和國外差得太遠。這使得我堅決地想跳出來。”
柳傳志已經“憋得不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大學畢業正趕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幹什麼好，想做什麼，都做不了，心裡非常憤懣……突然來了個機會，特別想做事。科學院有些公司的總經理回首過去，總喜歡講他們從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領導硬讓他們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傳志已經40歲了。他串聯辦公司的背景是：中關村已鱗次櫛比，辦起一片公司，計算所也開始有人走出去幫人驗機，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驗機收入。
曾茂朝想讓計算所自己辦個公司，上繳點錢給所裡解決急需。柳傳志則要改善 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變。他已不在意是否會失敗，他說：“當時的情況已經是最糟了，還能怎麼糟？”他們互相都有需求，他們都要借助對方的勢能。
他已看到希望。"但應用研究怎麼能夠推廣變成產品，我當時也想不好該怎麼走？但研究所的路，肯定行不通。”
1984年11月，柳傳志出任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副總經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總經理，從實質和形式上雙重取代了王樹和。後者事實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聯想，但柳傳志要獲得形式上的認同，尚需等待半年時間。半年後，柳傳志擁有了為1986年寫總結和為1987年進行展望的權力。
他從此成為一個偶像，一個奇跡，一個“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他被認為是一個創業的傳奇。有人說，這個傳奇的意義不僅在於他領導聯想由11個人20萬元的小公司成長為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傳奇故事對許多立志創業的青年人來說，是一種激勵，這個傳奇讓每一個中關村創業青年都可以懷有這樣一個希望──“如果我足夠地努力，也可以像柳傳志那樣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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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堅決支持。領導問他們為什麼反對那個人入黨，為什麼上告？他們說反映情況是他們的權利，為什麼不能上告？領導怒道：“你們為什麼還要煽動農民上告？”他們一下子呆了。柳傳志知道，煽動農民上告的性質有多麼嚴重。他就沒敢承認自己的確說過“你們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領導立即把證人找了出來，正是那些向他哭訴的農民。領導問：“是不是老柳對你們說什麼了？”
農民們回答說：“他要我們向上反映情況。”
氣氛頓時極其緊張，柳傳志突然變成不支持走貧下中農路線的階級敵人。就在那時，他們工作小組的另外兩人倒戈相向，說：“老柳比較堅持這事。”
領導開始要求柳傳志承認錯誤，然後聽候處分。柳傳志非常緊張，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為不走貧下中農路線，這一輩子就完了。好在他親眼目睹過“反右”鬥爭，所以他不說話，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有人威逼利誘他說：“你承認算了，承認之後只給你工作團內的處分，不給你更大處分。”他依舊不吱聲。
會在沉默中散了。柳傳志拔腿就向公社駐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遠，許多年後他估計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懼、委屈、迷惘……在公社駐地，他找到了在寶雞縣社教運動中擔任工作隊副隊長的指導員，其級別比工作組長正好高一級。柳傳志就告訴他工作組怎麼開會怎麼收拾自己。
指導員一直沒有說話，等到他說完才問：“你反映情況屬實嗎？”柳傳志說：“句句屬實，沒有一點虛假。” 指導員說：“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隨便承認。”
柳傳志心頭石頭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莊。此後面對種種威逼利誘，他始終沒有承認自己反對貧下中農路線，直到這件事突然靜止，煙消雲散。後來社教的風向發生了轉變，開始反對“勇敢分子”打人，柳傳志所堅持的，一下子變得無比正確。再後來回到學校，出賣他的人為自己的出賣行為付出了代價。
“說這段話什麼意思呢？”柳傳志後來有一次說，“一個是我經受過暴風雨的考驗，另外一個我確實不是一個心胸多寬闊的人。”
沒有人知道，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奔跑究竟對柳傳志的未來人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是否進而影響了聯想的成長。但在1965年柳傳志以一連串的奔跑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後他創辦聯想，始終能在“黑暗時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終未嘗宣佈放棄，在經歷了種種磨難後為聯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對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運動比比皆是，然後文化革命便勢不可擋地到來了。“當時我在學校進行畢業設計，”柳傳志說，“我們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誰跟隨毛主席誰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來越覺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現了問題。學生們開始分裂為兩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兩派經常辯論，柳傳志是造反派的領袖之一，聯想控股後來的副總裁曹之江則是保皇派的核心。“我當時比現在能幹多了，當時腦子好使，還是辯論團的核心，那個感覺，你們很難體會，”柳傳志說，“有點像真的兩派，一邊是我的，上去的時候，這邊人哄哄高叫。曹總那幫很小，人數和規模跟我們沒法比。他們是以教員為主的，學生挺少，厲害的全在我們這邊。”
最初的時候，柳傳志他們經常幹些不講理的事說些不講理的話，自己還挺得意，後來他突然發生了轉變，令許多人莫名驚詫。那些驚詫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促使他們的領袖退隱江湖，變成了逍遙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的造反派串聯到西安，他們在西軍電講話，將北京造反的情況告訴這些遠離首都的年輕人。他們說江青稱階級鬥爭已經到了他們家，一個張文秋的政治騙子想方設法把女兒嫁給了毛主席的兒子毛岸青。
柳傳志聽到這話，頓時嚇了一跳。“張文秋是我爸爸老領導，我去過他們家。張文秋是老革命，當年兩次結婚，都是丈夫被殺時她被陪綁。她是一個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對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開始覺得文化革命不太對頭。
他們開始琢磨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你把門一關，兩個同學一議論，他也這麼想，”柳傳志後來說，“西軍電有一些軍隊高幹子弟，他們熟悉北京的動向。我父親那時候已經受到批判，但是他沒寫信跟我說，我還真不是因為他……”
已經開始流行“打倒”之類的口號，還有一些口號，就像電影中還鄉團所喊，說什麼“打回老家去，火燒縣地委”。串聯業已開始，“革命”之火業已燎原……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如此大規模否定解放後的成果？
冬天到來，柳傳志脫離了文化革命運動。為了排遣內心壓抑，他邊踢球邊搞物件，順便還設想畢業後的人生。他後來很慶倖自己當年的選擇，說“如果我昧著點良心，在那時候出頭的話，文化革命完了後一定會被當成’5·16’抓起來，因為我的能量比他們大。政治良心還是很重要的”。
有人要爭取他的支持，也有人看不起他的逃避。當時一個學生頭頭兒再三勸他應該站出來將革命進行到底，不能當逍遙派。柳傳志討厭他們，他以為他們跟他一樣，對局勢保持清醒卻裝作糊塗，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整個國家已經處於集體無意識之中，已經找不到幾個清醒的人了。好在他原來確立的威信持續發揮作用，雖然有人看不起他變成逍遙派，倒也沒人敢對革命意志不甚堅定的他下手。
轉眼到了大學畢業分配，他和一個叫龔國興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國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個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後來變成了他的妻子。
柳傳志正是從那時開始“對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後，他對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多年後曹之江回憶他們在成都的生活，說：“柳總那時候找到我說，我們不要再參加什麼鬥爭，不要再鬥來鬥去了。我們要好好工作，要對得起國家這麼多年對我們的培養。”曹之江當時既震驚又感動，他從此拋棄文化革命，開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傳志27歲。他對局勢做出了清醒的分析與判斷。他對未來沒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變成一個父親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說：“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沒有好好工作，又沒吃沒喝，就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白藤島：往事並不如煙
1968年，柳傳志離開成都，開始了新一輪的顛沛流離。他到廣東珠海白藤農場勞動鍛煉，接受人民解放軍對他們的考驗。他依舊沒能扮演一個“馴服者”的角色，反而給人民解放軍惹了不少麻煩。
白藤農場是一個島，叫做白藤島。島上的生活並不幸福，甚至是一種痛苦記憶。除了與龔國興結了婚，收穫了李天福、老賈和曹之江幾個創業老兄弟外，柳傳志幾乎沒得到什麼。
“當時那個情況，真的慘不忍睹，”他後來回憶說，“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條一條的。脖子上掛一個口袋，裡邊裝著飯碗，走起路來叮噹響。腰上拿繩系了塊破塑膠布。為什麼呢？因為一下雨好把塑膠布挖個洞，頭套進去，拿繩子系起來。就這麼幹活，那真的是非常神的那樣子……”
都是些剛離開校園不久、無憂無慮的年輕人，他們一起接受鍛煉還算愉快，但他們內心感到壓抑、憤懣，感到前途無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島入了党，但柳傳志沒有。他叛逆，他反感，他無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現實。
多年之後，柳傳志對自己敢跟解放軍作對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們作對了，”他說。廣東的冬天異常陰冷，水溝中幾乎冰徹骨髓，挖完了水溝，腿上便沾滿了濕泥巴。傍晚收工，解放軍叫他們趕緊回家洗乾淨腿換上乾淨衣裳（事實上他們並無什麼乾淨衣裳），再按慣例排隊向毛主席“晚彙報”。有一天柳傳志終於遏止不住憤怒，厲聲呵責他們：“幹嘛你叫我這樣？你這樣對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願意看我們這樣？”接下來就是司空見慣的爭吵，有時候還有謾駡。
並非所有人都能忍受這非人的生活，柳傳志連裡有一個人，他對象在江蘇等了他很長時間後“要跟他不幹了”。這個人想不開，拼命鬧著要回去。鬧沒有達到目的，就只好偷渡。白藤島四面環水，佈滿解放軍的崗哨。頭兩次偷渡，那個人都被抓了回來。因為他出身好，解放軍曾想做他思想轉化工作，把他變成一個正面典型，結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個指頭剁了下來，然後開始罵毛主席你有罪。辱駡了偉大領袖，性質發生改變。那個現行反革命被“一傢伙立馬押起來，一下押到團部去了”。後來柳傳志他們離開了白藤島，那個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後來，他就瘋了。
“當時還有一個女生自殺了，”柳傳志說，“這個自殺事件，有點像今天孫志剛的死，當時將我們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殺的話，當時我們的待遇會更不好。這些就是當時那種現實。”
還有一次，白藤島附近起了颱風，海水漫上了島。柳傳志他們放棄了抵抗，四處躲藏，最終平安無事。在附近的一個島上鍛煉的年輕人被要求拼死保衛海島，結果很多人被淹死，大部分是女孩子。
生活就是這樣，看不到任何希望。柳傳志說，那種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樂”。哪裡會有什麼樂趣？在廣東的大夏天裡勞動，無論插秧，還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沒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續了兩年，它改變了柳傳志，改變了一個青年的一生。在那裡，那個青年結婚了，然後在絕望中等待奇跡降臨。
1970年，奇跡似乎真的降臨了。北京的國防科委願意接納他們。曹之江說，他們能夠到北京，純粹是偶然的結果、命運的安排。當時隸屬國防科委的計算所與部隊“統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邊既願放人，北京便接納了他們。
柳傳志的父親那時已被定為“階級分子”，國防科委並不知道這情況，所以柳傳志告誡自己“千萬別惹事，趕緊給我弄過來再說。萬一中間知道我家裡有‘階級分子’，就不要我了，給我再教育”。他果然開始保持緘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後來說，他兩年“勞動改造”的最大收穫，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後，沒有人知道白藤島上的生活如何改變了那個驕傲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那時候他與曹之江、李天福、龔國興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則在另一處承受自己的命運，曾茂朝已然是計算所裡前途無量的幹部，張祖祥開始成為工程師，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計算所的生活也並不幸福……
楊元慶和郭為還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兒”，命運垂青他們還要等上20年，呂譚平還是香港一個不學無術的小“蠱惑仔”，整天令其母親擔心……
很多後來出沒於聯想局的局中人彼時都未展示出其未來風雲際會的徵兆。在那樣一個時代裡，誰又敢預想自己的未來？
計算所來了一個小夥子
1970年，計算所來了一個英俊的小夥子，張祖祥記得，六室那個特別英俊的小夥子見了誰都笑嬉嬉的，一笑露出兩顆小虎牙。他還喜歡踢足球，喜歡踢前鋒。
這個年輕人絲毫沒有爭取進步的跡象，對於入黨他似乎提不起任何興趣來。他後來說不想入黨，因為“每天都要很多時間搞政治學習，要說很多違心的話”。
不久之後，他的父親就從幹校回來了，“階級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訴他的兒子說：你還應該努力、積極，還要相信共產黨。共產黨是執政黨，你們真要想有作為的話，就應該入黨。他還告訴兒子說：你老婆入不入黨關係不大，她是典型的技術型人才，你一定要入黨。他相信自己的兒子，日後一定會有所作為。這個年輕人說：“後來我就聽了他的話，努力靠攏。……入黨對我後來當總經理極其重要，因為是國有企業，不入黨當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縱深發展，生活越來越壓抑。有人後來回憶說，這個英俊的小夥子經常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喝二鍋頭，喝得醺醺然時大罵“江青是個婊子”。
這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候說：“酒沒喝過，我不太會喝，經常一塊說這些話那是真。不說你說活得了嗎？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在說，只有少數人不說。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還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還有人不說，是怕。那時候，真的像一間黑屋子，裡面沒有氧氣，不是少數人醒了，而是絕大多數人都明白過來了。那空氣缺氧，怎麼辦？大家的屋子，要為它冒什麼風險？都已經到那時候了……”
這個叫柳傳志的年輕人，在壓抑的生活中被埋沒。他在計算所的人流中並不奇特，他的技術能力並不特別出色。他成為偉大科學家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讓有1500多人的計算所都認識了他。 他後來很得意地說：“打倒‘四人幫’的時候，我在大會上的一篇發言極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認識我了。”
事實上，更早的時候，他就已經讓計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個壓抑的年代裡，人們缺乏激情，對生存或者死亡都視而不見，更何況他瞬間爆發出的燦爛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傳志記得是個禮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們去悼念周總理。他要在那裡朗誦自己為周總理寫的悼詞，以表達自己的愛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來——那時候紀念周總理也需要膽子。那些隨他決然而去的，有劉金鐸和老蔡，他們後來都變成了聯想的高官。
他跳上了台，開始激情澎湃地講話。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憶說還有一個阿爾巴尼亞人。柳傳志朗誦完了，獻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關村。“後來就抓人了，那是4月5號出的事，”他後來說，“4月4號晚上就開打了。”
不久之後工作組便開始四處搜集材料，計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傳志說：“紀念周總理的人，講過話的，上面都要開抓。當時計算所是個重點，派了一個工作組，開始抓人。鬥啊，弄得非常緊張。我當時反正也折騰了……當時實際上對我自己的信念是個很重要的考驗。”
柳傳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組到來後，要收繳所有的“罪證”，要依靠這些“證據”抓人。柳傳志與龔國興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氈紙把照片包起來，藏在房頂木板下面。
“我們怕若干年後真的說不清楚了，這些紀念周恩來的人，真的就變成了反革命，”他說，“我們把那個藏起來了。那時候抓人抓得很厲害，真的把我拎出來，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說。當時所裡也有幾個同事寫了詩，一抓就抓出來了，抓出來以後，一鬥就熊了，大會上四面做檢討，檢討特深刻。他老婆要離婚，壓力很大。我心裡說，要不甭做，你要做了還得有點這個勁頭。當時真的壓力很大。他們原來不知道，那次講話（打倒’四人幫’後的大會發言）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講的，他們誰都不知道我對這個事早有極大的預謀，要把這個放射出來。那次講話震動挺大，人們就那時候認識我的。”
傳說中柳傳志喝酒罵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車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裡面小下。就是這樣一所房子，也是努力爭取而來。他們原來都住在集體宿舍，六個人住一間。柳傳志和龔國興分居兩處，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後，他們開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機房裡一間六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屋中只有一張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後來他們才分到了一間12平方米的自行車棚改建的宿舍。剛搬進去的時候，柳傳志和龔國興都激動萬分，“感覺那叫滿意，覺得部長的房子也就這樣”。
這不過是一所12平方米的自行車棚，房頂是石棉瓦，牆壁是板磚，石棉瓦外面接出來一塊，用油氈包住。房子有兩米高，柳傳志形容說比他高一點點，矮的地方與他身高差不多，出門就得低頭。
在自行車棚子裡住了一段時間，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他們就開始“蓋房子”，今天看來不過是違章搭建一個小廚房。蓋房子時很多人來幫忙，有一個叫馬文豹的，後來成為聯想11個人之一。柳傳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騎自行車上班，路上討論政治討論那些讓他們壓抑的生活。蓋房子時馬文豹做飯，李勤幹難度最大的八角。還有很多人，為了柳傳志家的小廚房，褲腿子上也沾滿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時漏雨，最厲害的是周曉蘭家。“他們家有八個地方同時漏，”柳傳志說，“我們家還能弄點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來的，是從一個叫戴明發的人管的料廠裡偷來的。那時候科學院裡有一個料廠，裡面堆放著水泥、磚頭和木頭，各種各樣的材料，戴明發負責看守料廠。柳傳志他們去偷木頭和水泥的時候，大多約好兩三個人，他先去跟戴明發搭訕，跟他一起抽顆煙，然後李勤他們去幫他拿點油氈、木頭和水泥出來。有一次，柳傳志家的瓦破了，鍋裡落滿的卻全是水泥，原來那是龔國興存在房頂的，都已過期。生活就是如此。
很多年後，聯想已經成為中關村的明星，柳傳志也因扛起民族電腦產業大旗而搖身變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發現門口站著不少計算所裡有頭有臉的人，他沒跟他們打招呼。突然，他抬頭看見戴明發，他頓時滿臉微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發緊張得不得了，就連龔國興看了都覺得挺奇怪。後來回想起來，柳傳志發現那是一種條件反射，是對自己當年偷木料、油氈和水泥的回憶。一想起這些來，柳傳志就偷偷地樂。
李勤他們幫柳傳志蓋好的小廚房有4平方米，原來的自行車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違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傳志這下擁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說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舊是原來的12平方米。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傳志數了一下，說：“龔國興的父母，她妹妹帶著她的孩子，加上我們八個，最多時住了八個人。所有的床都是折疊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來了，拉出來後所有的地方滿滿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落腳，除了那個爐子。”
那是一個用來取暖的爐子，到了做飯的時候，就把那個爐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現實折磨他們，他們卻沒有怨言。所有知識份子都是這樣，即或那些大知識份子、著名的科學家，也是如此。周曉蘭的先生1956年大學畢業，住的房子與柳傳志並無二致，想到這些，他們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誕生
就這樣浪蕩了十幾年，1984年，柳傳志終於等到了機會。那一年，他40歲。他開始創業。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記錄電路研究。“雖然也連續得過好幾個獎，但做完以後，卻什麼用都沒有，一點價值都沒有……我們開始接觸國外的東西，發現自己所做的東西，和國外差得太遠。這使得我堅決地想跳出來。”
柳傳志已經“憋得不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大學畢業正趕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幹什麼好，想做什麼，都做不了，心裡非常憤懣……突然來了個機會，特別想做事。科學院有些公司的總經理回首過去，總喜歡講他們從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領導硬讓他們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傳志已經40歲了。他串聯辦公司的背景是：中關村已鱗次櫛比，辦起一片公司，計算所也開始有人走出去幫人驗機，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驗機收入。
曾茂朝想讓計算所自己辦個公司，上繳點錢給所裡解決急需。柳傳志則要改善 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變。他已不在意是否會失敗，他說：“當時的情況已經是最糟了，還能怎麼糟？”他們互相都有需求，他們都要借助對方的勢能。
他已看到希望。"但應用研究怎麼能夠推廣變成產品，我當時也想不好該怎麼走？但研究所的路，肯定行不通。”
1984年11月，柳傳志出任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副總經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總經理，從實質和形式上雙重取代了王樹和。後者事實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聯想，但柳傳志要獲得形式上的認同，尚需等待半年時間。半年後，柳傳志擁有了為1986年寫總結和為1987年進行展望的權力。
他從此成為一個偶像，一個奇跡，一個“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他被認為是一個創業的傳奇。有人說，這個傳奇的意義不僅在於他領導聯想由11個人20萬元的小公司成長為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傳奇故事對許多立志創業的青年人來說，是一種激勵，這個傳奇讓每一個中關村創業青年都可以懷有這樣一個希望──“如果我足夠地努力，也可以像柳傳志那樣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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