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坚持要求国民“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起， 蔣介石就認定活躍在他的統治地盤內、并且公開打出革命大旗宣布要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權及其武裝是他的死敵， 必欲剿滅后而甘心。 當他結束中原大戰， 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最大次聯合行動鎮壓下去之后， 便將下一個目標確定為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色政權。 由于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 蔣介石集團與共產黨的矛盾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決， 亦不可能像蔣介石與地方軍閥之間那樣可以共存、調和于一時而讓南京方面“緩圖”， 國共矛盾是南京政府面臨的首要矛盾，

因此， 剿共便成為蔣氏的首要目標。

蔣介石

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 蔣介石曾宣稱“不先消滅赤匪， 恢復民族元氣， 則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粵逆， 完成國家統， 則不能攘外”， 表示了他把圍剿江西與廣東處于同等重要位置的態度。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翌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通過決議， 決定對“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鏟除”， 而對廣東方面則可以采用籠絡手段， 使廣州國民政府合并于南京國民政府， 這種變化又一次證明， 蔣介石及其政府反共第一的原則在當時是不能更改的。

蔣介石一方面認為必須首先反共， 另一方面他因抗日準備的不足與后方基地的缺乏， 認定目前一旦對日作戰必在很短時期內歸于失敗，

“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所以， 目前的情況是“抗日與剿共不能并行， 如抗日勢必放棄剿共， 是予共產黨以擴大赤化之機會， 抗日之軍必受日軍與赤軍的夾擊， 使中國半成為蘇俄領導下的無產階級之中國， 半成為日本殖民領導下漢奸之中國”。 而國民黨除了滅亡將無所得。

九一八事變

在這種認識指導下， 其對日方針必然是消極的妥協的， 甚至是奴性的。 日本出兵東北后， 蔣介石于9月20日由南昌剿共前線匆匆返回南京， 召集心腹要人會商大計， 決計成立“特種外交委員會”作為對日決策之機構， 他要求國人“避免擴大戰爭”， “暫取逆來順受態度， 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顧維鈞

11月底， 國民政府任命顧維鈞為外交部長，

希望通過顧氏所主張的對日直接談判方法來解決中日關系危機。 顧維鈞曾回憶說：“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 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 他不愿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 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的緣故， 要我首當其沖。 ” 但是， 這種直接談判的對策無疑受到了來自國內各方面的反對， 而日本政府也不愿意合作， 于是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即陷入了一種聽之任之的不抵抗、不交涉的放任狀態。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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