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軍發動一二八之役攻擊上海，
上海守軍十九路軍奮起抵抗，
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聲援。
汪氏打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旗號，
宣稱政府的對策是“軍事上抵抗，
外交上交涉”。
他解釋說：現在不能聽其不和不戰，
而是應該和、應該戰，
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
此即應和，
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
則僅有毅然拒絕，
出之一戰”。
其用意即要為其進一步與日妥協制造輿論。
一二八淞滬抗戰
汪氏的這種論調雖出于對日妥協的目的，
但是卻與蔣的對日政策產生了某些分歧。
蔣介石
在上海一二八抗戰開始后，
蔣介石曾堂而皇之地通電全國將士，
表示他“猶愿與諸將士誓同生死，
盡我天職，
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
以與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
他還派遣張治中率第五軍前往淞滬協助十九路軍作戰。
同時又令上海作戰部隊阻止戰事擴大，
以求繼續維持中日間“不戰不和”的局面。
蔣介石“曾解釋他這一時期的對日立場說：他的對日“四不”方針完全是“基于策略上的考慮”，
“而不應把調子唱得太高”，
不能對日絕交宣戰，
“這種政策并不是徹底的”，
“比較是無法之法”，
“因為國力兵力絕不相同的國家只可用這個政策和戰略與之周旋”。
而對汪精衛“所標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
蔣介石認為“實在只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
含蓄地指責汪氏對日工作不得力。
蔣汪之間這種合作中的分歧以后隨著事態的發展而逐步明顯與擴大，
特別是在處理華北危機問題上，
成為影響中國政府對日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時這種分歧也說明了蔣汪之間在對日方針根本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差異。
汪精衛
這一時期蔣汪對日方針的相同處表現為一個“讓”字，
但是雙方“讓”的目的卻有不同。
汪精衛一派認為，
從根本上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
只有“讓”才能求得和平。
同時他們還企圖利用日本的力量作為與蔣氏權力斗爭的砝碼，
在辦理對日交涉中拉攏日本，
培養自己的力量，
為以后和蔣權力之爭打下基礎。
而蔣介石對日本的妥協則是為了先“安內”再“攘外”，
即用現在的“讓”來換取日本“至少也得要二十年、十年的功夫” 消化侵略果實，
從容地去消滅共產黨，
在準備充實國防力量后，
再與日本作戰。
簡言之，
就是以妥協換時間來準備抗日。
所以，
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是立足于最后的“打”，
而汪精衛的妥協則是立足于一貫的“和”，
這是兩者的根本區別。
蔣汪之間在對日戰略方針上的這些合作與分歧，
以及蔣介石有意要推汪氏到前臺來辦理對日交涉的客觀實際，
構成了這一時期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日戰略的特點。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