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啟豪
視覺設計：大西
以707分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河北女孩王心儀火了， 出生寒門的她寫下一篇《感謝貧窮》感謝貧瘠的生活對自己的磨練， 讓自己擁有了“生生不息的希望與永不低頭的氣量”， 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響， 有人因其堅毅豐滿的人格深受感動， 有人則認為美化苦難是一碗酸澀的毒雞湯， 實在讓人無法下咽。
去年高考錄取季， 北京文科狀元熊軒昂讓人眼前一亮， 他在摘取三年奮斗果實的同時以清醒冷峻的眼光反思了自己金榜路上的種種優勢， “農村地區的孩子越來越難考上好學校，
熊軒昂的父母均為外交官， 非常重視自己的學習， 自然也投入了大量的教育成本。 而王心儀生長于一個普通農村， 家境貧困， 衣食住行種種嚴苛條件都是城市子女無法想象的。 兩相對比下來， 二人的觀點竟完全相反， 王心儀站在成功的對岸， 回望獨木橋之下陰森透骨的深淵， 要感謝苦難， 而熊軒昂清楚地道出今時今日的高考早已不再有階級流動的功能性， 富孩子走的不是獨木橋， 而是康莊大道。
不過， 我們完全不用去指責王心儀忽略底層現狀、炫耀成功。
更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意識到公共語境和個人語境的差別， 她的這篇文章本是為自主招生所寫的一篇“自薦信”， 個人體會與生活感悟居多， 拿到公共語境下， 以社會學、階級固化這樣的標準去評判， 自然顯得蒼白和幼稚。 而熊軒昂的字字珠璣出現在記者和鏡頭之下， 他的發言當然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把王心儀和她的文章放在顯微鏡下反復研究無疑是將貧富分化的怒火發泄錯了方向， 我們更應該反思的， 應當是為什么“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直到今天還是無數人的人生觀的重要支柱？在一個保障制度完善的國家里，
苦難美化論在古代中國能夠成為主流價值觀， 并且一直存留到現在， 離不開無數帝王的反復宣揚， 這種說法曲折地為黑暗官場造成的制度性不公和高額賦稅下的哀鴻遍野找到了正當性， 是為君王謀求最大利益的手段。
中國人在講到苦難時， 喜歡引用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話， 高中生作議論文更是十次有九次都要用，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賦《離騷》；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孫子臏腳， 兵法修列；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
司馬遷受宮刑作《史記》
苦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鍛煉一個人的精神意志， 但它轉化為創造的動力是有條件的。 承擔者必須具有非凡的毅力， 超人的心智， 以及對自己犧牲較低價值換取更高價值的堅定不移。 因為幸存者偏差， 人們只看到成功克服苦難的強者， 而忽視那些被擊垮的大多數。
和古代不同， 當代社會的苦難文化中藏著一股隱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 優勝劣汰， 強者生存， 苦難成了一種饑餓游戲般的資格篩選機制， 能從其中生存下來的人才有談人格的資本，
巴爾扎克說：“苦難對于天才是一塊墊腳石， 對于能干的人是一筆財富， 對于弱者是一個萬丈深淵。 ”但社會保障機制的建立本來就是要讓社會中那些相對的弱者也能體面自由地生活下去。 苦難文化是一種以精心篩選后的事實為基礎的價值導向， 而非客觀規律， 沒人能求證那些度過逆境的成功者在順遂條件下能否有更大的成就， 也沒人知道把那些順風順水的人放在艱苦條件下他們還能不能有所建樹。
王心儀的錄取通知書
經濟學家、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認為， 貧窮會導致令人難以容忍的人才浪費。 貧窮并不僅僅意味著缺錢， 它會使人喪失挖掘自身潛力的能力。一個來自非洲的貧窮小女孩即使很聰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幾年學。她很可能由于營養不足而無法成長為世界頂級運動員，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沒有啟動資金。
片面地宣揚感謝貧窮論，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在逃避社會保障制度應有的責任。一個王心儀背后，可能是千萬個聰明靈透但因為“吃不了苦”無法接觸到高等教育，早早離家打工的農村孩子。
當代社會還會認同貧窮，很大程度上還是源自各種媒體的宣傳，他們會對寒門貴子的新聞趨之若鶩，除了主旋律在驅動，背后也有大眾心理上的考量。
賓夕法尼亞大學做過一個有關宣傳與同情心的實驗。3名研究人員發給每個學生5美元，讓他們填寫一份簡短的調查表，然后再給他們看一份傳單，請他們為“拯救兒童”（全球慈善機構之一）捐款。傳單有兩種不同的類型，有些學生所看到的傳單是這樣的：
馬拉維的食品短缺影響著超過300萬兒童；在贊比亞，自2000年以來的嚴重干旱已導致糧食產量下降42%。因此，300萬贊比亞人將面臨饑餓；400萬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已被迫離開自己的家鄉；超過1100萬埃塞俄比亞人急需食品援助。
另外一些學生所看到的傳單上畫著一個小女孩，還有這樣一些文字：
羅西婭是一個來自非洲馬里的7歲女孩，她過著極度貧窮的生活，甚至面臨著挨餓的危險。然而，您的經濟援助將會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兒童”將與羅西婭的家人以及社區里的其他人一起幫助她，讓她能吃飽飯，接受教育，具備基本的醫療及衛生常識。
看了第一份傳單的學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看了第二份傳單的學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
接下來，研究人員又隨機選定了一些學生，先告訴他們這樣一個現象，即人們不愿關注那種泛泛的信息，他們更有可能會捐錢給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給這些學生看那兩份傳單。結果顯示，看了第一份傳單的學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與事先不知道該現象的學生所捐的錢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傳單的學生在得知這種現象之后，平均每人僅捐了1.36美元，遠遠低于不知道該現象的學生所捐的錢。
這個案例說明了了大多數人在面對貧窮問題時的感受。我們會對一個有故事，有特點的特定對象產生很強烈的共鳴，但在面對系統性龐大的貧困時卻覺得無能為力，自己的貢獻只是滄海一粟，反而不愿意為改變現狀做出努力。
類似王心儀的新聞每年都會火，利用的便是群眾的這個心理特點。貧困生考上重點大學能引發人們向上的動力和對貧困的同情，但概括性的錄取數據反映出的現狀卻引不起太大的反響，甚至讓人產生消極意識。
北大光華顏色教授任教的班級里，200多個學生，只有不到10%來自農村家庭。讀到這樣新聞的人誰還愿意繼續與結構性不公做斗爭，甚至感謝貧窮呢？
王心儀在社會趨于穩固的今天能夠成功，依托的反而是一種經濟之外的“富足”。
我們細讀《感謝貧窮》這篇文章幾遍，很快就能發現，王心儀感謝的貧窮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建設缺席引發的苦難，姥姥患癌癥到去世，外公與媽媽常年吃藥，把“一家人推向了絕望的深淵”。因為交通條件差，學校遠，每天要在路上花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因為鄉里學校伙食貴，不得不讓體弱的媽媽每天接送，回家吃飯。
這些敘述里，基礎醫療，交通，教育的問題都非常明顯，我們談論苦難時，傾向于強調那些天降大任式的突發性，偶然性問題，到了2018年，我想我們可以說，就算真的要去歷練，也別吃這種結構性的苦。
《感謝貧窮》在另一方面表現出了王心儀豐富的精神生活和強烈的親屬聯系，這也是她能夠以陽光積極的面貌面對貧窮的動力來源。因為衣服被同學嘲笑時，媽媽教育她不必糾結于他人的評論，人生的路不是走給別人看的。家里雖然貧窮，但很重視教育，媽媽早早就教她背詩算數。最重要的是，她和父母，弟弟被一種強烈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彼此鼓勵，交流見聞，在下雪路上反倒能玩個痛快。鄉村環境給了她不同于學院派藝術修養的美育，桑葚、麥田、牲畜，這些奇妙美麗的生活圖景每一處都散發出詩意。
很多貧困家庭，成員之間會因為窮變得麻木，成員間缺乏情感的互動，在怨懟中互相消耗。而許多家庭條件得天獨厚的富家兒女因為得不到父母的關注和愛，在庸碌和毀滅中度過一生，從這個角度去看，王心儀的家庭在精神世界里至少是小康的。我們在討論苦難對人的影響時，不該忽略掉那些非物質性的條件。
參考資料：
《貧窮的本質》，阿比吉特·班納吉（印），埃斯特·迪弗洛（法），中信出版社
《荒謬的苦難哲學》，狄馬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它會使人喪失挖掘自身潛力的能力。一個來自非洲的貧窮小女孩即使很聰明，可能最多也只能上幾年學。她很可能由于營養不足而無法成長為世界頂級運動員，而且即使她有什么做生意的好想法，也沒有啟動資金。片面地宣揚感謝貧窮論，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在逃避社會保障制度應有的責任。一個王心儀背后，可能是千萬個聰明靈透但因為“吃不了苦”無法接觸到高等教育，早早離家打工的農村孩子。
當代社會還會認同貧窮，很大程度上還是源自各種媒體的宣傳，他們會對寒門貴子的新聞趨之若鶩，除了主旋律在驅動，背后也有大眾心理上的考量。
賓夕法尼亞大學做過一個有關宣傳與同情心的實驗。3名研究人員發給每個學生5美元，讓他們填寫一份簡短的調查表，然后再給他們看一份傳單，請他們為“拯救兒童”（全球慈善機構之一）捐款。傳單有兩種不同的類型，有些學生所看到的傳單是這樣的：
馬拉維的食品短缺影響著超過300萬兒童；在贊比亞，自2000年以來的嚴重干旱已導致糧食產量下降42%。因此，300萬贊比亞人將面臨饑餓；400萬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已被迫離開自己的家鄉；超過1100萬埃塞俄比亞人急需食品援助。
另外一些學生所看到的傳單上畫著一個小女孩，還有這樣一些文字：
羅西婭是一個來自非洲馬里的7歲女孩，她過著極度貧窮的生活，甚至面臨著挨餓的危險。然而，您的經濟援助將會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兒童”將與羅西婭的家人以及社區里的其他人一起幫助她，讓她能吃飽飯，接受教育，具備基本的醫療及衛生常識。
看了第一份傳單的學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看了第二份傳單的學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
接下來，研究人員又隨機選定了一些學生，先告訴他們這樣一個現象，即人們不愿關注那種泛泛的信息，他們更有可能會捐錢給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給這些學生看那兩份傳單。結果顯示，看了第一份傳單的學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與事先不知道該現象的學生所捐的錢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傳單的學生在得知這種現象之后，平均每人僅捐了1.36美元，遠遠低于不知道該現象的學生所捐的錢。
這個案例說明了了大多數人在面對貧窮問題時的感受。我們會對一個有故事，有特點的特定對象產生很強烈的共鳴，但在面對系統性龐大的貧困時卻覺得無能為力，自己的貢獻只是滄海一粟，反而不愿意為改變現狀做出努力。
類似王心儀的新聞每年都會火，利用的便是群眾的這個心理特點。貧困生考上重點大學能引發人們向上的動力和對貧困的同情，但概括性的錄取數據反映出的現狀卻引不起太大的反響，甚至讓人產生消極意識。
北大光華顏色教授任教的班級里，200多個學生，只有不到10%來自農村家庭。讀到這樣新聞的人誰還愿意繼續與結構性不公做斗爭，甚至感謝貧窮呢？
王心儀在社會趨于穩固的今天能夠成功，依托的反而是一種經濟之外的“富足”。
我們細讀《感謝貧窮》這篇文章幾遍，很快就能發現，王心儀感謝的貧窮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建設缺席引發的苦難，姥姥患癌癥到去世，外公與媽媽常年吃藥，把“一家人推向了絕望的深淵”。因為交通條件差，學校遠，每天要在路上花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因為鄉里學校伙食貴，不得不讓體弱的媽媽每天接送，回家吃飯。
這些敘述里，基礎醫療，交通，教育的問題都非常明顯，我們談論苦難時，傾向于強調那些天降大任式的突發性，偶然性問題，到了2018年，我想我們可以說，就算真的要去歷練，也別吃這種結構性的苦。
《感謝貧窮》在另一方面表現出了王心儀豐富的精神生活和強烈的親屬聯系，這也是她能夠以陽光積極的面貌面對貧窮的動力來源。因為衣服被同學嘲笑時，媽媽教育她不必糾結于他人的評論，人生的路不是走給別人看的。家里雖然貧窮，但很重視教育，媽媽早早就教她背詩算數。最重要的是，她和父母，弟弟被一種強烈的紐帶聯系在一起，彼此鼓勵，交流見聞，在下雪路上反倒能玩個痛快。鄉村環境給了她不同于學院派藝術修養的美育，桑葚、麥田、牲畜，這些奇妙美麗的生活圖景每一處都散發出詩意。
很多貧困家庭，成員之間會因為窮變得麻木，成員間缺乏情感的互動，在怨懟中互相消耗。而許多家庭條件得天獨厚的富家兒女因為得不到父母的關注和愛，在庸碌和毀滅中度過一生，從這個角度去看，王心儀的家庭在精神世界里至少是小康的。我們在討論苦難對人的影響時，不該忽略掉那些非物質性的條件。
參考資料：
《貧窮的本質》，阿比吉特·班納吉（印），埃斯特·迪弗洛（法），中信出版社
《荒謬的苦難哲學》，狄馬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