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南京政府是如何制订1936年的国防作战计划的？

在抗日準備方面， 1936年的國防作戰計劃中充分顯示了南京政府對當時敵情的分析與抗敵戰略思想。

其一， 對日本侵略嚴重性的認識及對日本侵略軍力量的估計。 “國防作戰計劃闡述道：“暴日現正急進， 實現其傳統的大陸政策， 既橫占我東北四省以為根據地， 更進而蹂躪冀東、察東， 控制平津， 支配冀察兩省軍政， 近拊齊魯， 遠窺綏遠， ……故其陸軍主力便于由東北向西南進展， 更仗其海軍空軍之優勢， 隨時可能于青島、連云港、長江、杭州灣、福州、廈門等處掩護其陸軍之部任意登陸。 ” 因此， 可以認定“今日我國之預想敵國應以侵略我國最急，

加我危害最甚之日本為預想敵國， 故凡國防軍事一切建設準備， 當以日本為對象而籌劃之”。

日軍占領東北

對于日本可能動用的侵華力量， 《作戰計劃》推測：一旦戰事發生， 日本陸軍可調動120萬兵力， 海軍駐華艦隊、空軍常備飛機3000架即可全部出動。 但是由于受到蘇美英在遠東軍力的威脅， 日軍“所得用于對我侵略者亦不過其一部而已”。 基于這種認識， 當局認為一旦開戰， 日軍“控制對蘇聯之兵力必且較”侵我者為多。

日軍軍官合影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1）南京政府此時已經清楚地認識并充分地估計到了日本侵華的野心與手段；（2）但當局卻錯誤地認為日本目前不會以全力侵華， 其陸軍大部分兵力將用于對抗蘇美等國。

事實上， 這種過于樂觀的估計不久即被戰爭實際所粉碎。 1937年7月中日全面開戰后， 日本以在“十月底前結束”戰爭為目標， 投入中國戰場的陸軍兵力多達16個師團， 兵力總數量為其部署在我國東北的兩倍余， 為其部署在本土及朝鮮的4倍。 基于這種估計， 國民黨當局便錯誤地把扭轉局勢的希望寄托于蘇美等國， 這就使其日后發動抗戰的立足點產生了偏誤。 另方面， 由于有了對戰爭危機的深刻認識， 南京國民政府已下決心準備抗戰， 在這一點上， 1936年國防作戰計劃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其二， 對日抗戰總方針的確定與戰略計劃的設計。 基于上述認識， 國民黨最高當局確定對日作戰的總方針是：“為保全國土完整，

維持民族生存起見， 應拒止敵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東與張家口以北地區， 不得已時逐次占領預定陣地作韌強抗戰， 隨時轉移攻勢， 相機殲滅之。 ” 這一方針之宗旨， 即是要拒敵于中原內地之外， 依靠陣地阻擊戰阻止敵軍入侵。 為此， 當局又進一步劃出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線”， 并確定以淮陰、徐州、歸德、開封、新鄉、沁陽、鄭州、洛陽、寧波、惠州、廣州諸城市一線為“最后抵抗線”， 在此線構筑“永久性工事”。 另外為便于指揮起見， 在全國抗戰區內又劃分出冀察、晉綏、山東、江浙、福建、粵桂五個防衛區， 并詳細確定了各防衛區駐軍部署及作戰線。

中國新兵訓練

關于后方備戰準備， 《1936年度作戰計劃》大綱要求：儲備50個師三個月的糧彈；于南京、西安、南昌、成都、許昌、延平等地設立總軍需庫；訓練全國壯丁“以為兵員補充骨干”；“陜甘方面增援部隊集結于潼關，

主力在鄭州；川鄂湘之增援部隊集結于武漢， 浙贛之增援部隊集結于南昌， 云貴之增援部隊集結于曲江”。

馬振犢、陸軍：《抗戰正面戰場啟示錄——八一三淞滬抗戰》

編輯：浙江大學近現代史碩士生 蕭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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