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后撤階段中， 中國人民志愿軍第180師遭受重大損失。 由于過去有段時期對這一事件和相關人物多采取回避態度， 造成相關資料缺乏、史實混亂甚至舛誤， 給我們今天完整審視這一歷史事件帶來了不少困難。 本文從目前所能見的有關資料出發， 對第180師的某些情況、戰斗過程、失利原因和責任等作一辨析， 以試圖厘清部分史實。 由于目前仍然缺乏充分的原始資料， 本文肯定存在不足和缺點， 希望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教。
（第五次戰役中的志愿軍）
一、關于第180師失利的原因
關于第180師失利的原因，
一種看法認為， 第180師的失利， 主要是該師領導及各級干部動搖逃跑所致。 時任第60軍政委的袁子欽在有關于第180師總結報告中提出， 該師之所以受挫：“政治上動搖是基本原因， 軍事上的原因是被圍的【原】因， 不是覆沒的原因， 強調軍事的錯誤， 是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 說明了一八〇師政治上底子不厚”。 []1951年11月19日， 根據袁子欽政委的總結和第3兵團政治部主任劉有光的指示， 第60軍對第180師受挫原因作出的結論是：“政治上動搖逃跑是受挫的基本原因。 180師底子不厚， 政治上對敵我認識上右傾， 黨員干部責任感不明確”。 []上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所編《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亦指出：“第180師遭受損失，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 第180師“正確、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 之所以失利主要是上級的判斷失誤， “指揮失當， 陷入不拔”。 []持這種看法的， 多是當年突圍歸隊的中下級干部。 如原第180師參謀長王振邦就認為，
今天回頭再看， 當年某些領導按照事先定下的調子， “只準講政治動搖， 右傾怕死逃跑， 不準講軍事指揮問題”， []對第180師失利所作出的結論過于簡單， 把板子統統打在該師干部戰士身上， 將責任完全歸之于該師各級干部戰士， 這是不公平的。 但另一方面， 出于對這種不公平處理的反彈， 有的書籍或文章只講第180師干部戰士的英勇作戰， 不提或少提該師領導干部的重大失職， 將主要責任歸到軍、兵團甚至志愿軍總部， 也是一種不客觀的態度。 事實上， 第180師既沒有能“拖住了向春川、樺川方向進攻的幾個美軍師”， 也沒有達成“保證了主力轉移及傷員北運”的目的。 據統計， 整個第3兵團“遺棄重傷員共約六千余人”。
第180師在第五次戰役中作戰失利， 受到嚴重的損失， 除客觀原因外， 主觀上的失誤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
從戰役指導思想上來看， 第五次戰役回撤階段， 志愿軍司令部的基本判斷是敵“尾我北犯”， 以為敵人仍會采用過去的“磁性戰術”， 追蹤疲勞消耗我軍， 將敵大規模有計劃的進攻估計為騷擾戰。 由此判斷出發， 兵力部署不當， 造成阻擊戰初期非常被動的局面。 []志愿軍高層對敵利用機械化、摩托化裝備快速反撲的估計不足， 轉移部署不夠細致， “當美第3師東援，偽第8師北調，敵迅速堵塞其戰役缺口及我糧彈接濟不上時，即果斷停止進攻是正確的。但沒有估計到敵人會很快向我轉入反攻和追擊。因此對轉移的組織計劃不周，造成被動”，[11]對整個回撤階段的損失顯然是有責任的。另外，上下級聯絡、溝通也存在極大的問題。志愿軍司令部5月21日16時的命令，僅規定各兵團轉移地域和留置阻擊的兵力，對于各兵團、各軍之間的協同未作詳細規定。各兵團、軍之間又彼此缺乏配合、不通氣，如第64軍和人民軍第1軍團后撤，使第65軍兩翼暴露，遭受敵猛烈攻擊；第63軍、第15軍的后撤，又造成第60軍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有的部隊撤收過早（如第15軍），卻被認為是撤收動作快，措施得當。[12]這反映各個部隊對整體局勢缺乏了解，存在各自為政的現象。戰后的總結中也提到：“第二階段，六三軍五月二十三日即從加平以南撤至北漢江北，他左翼的六十軍到二十四日才知道，……等各自為戰的現象是嚴重的”。[13]
然而，志愿軍司令部所應負的責任主要是戰役計劃、組織、部署和指導方面的，并未直接造成第180師的損失。第五次戰役中參戰部隊較多，軍、師一級的行動一般均由兵團負責組織實施，因此具體到第180師的失利，主要責任應該針對兵團、軍、師這幾級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關于第3兵團、第60軍的失誤及責任
（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
就兵團一級而言，第3兵團在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的部署上出現了大的疏漏，轉移階段又因布置不妥，電臺被炸，失去指揮長達3天之久，對于第180師的損失負有重要責任。
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交戰雙方打成平推以后，戰線呈一斜線，美軍東線翼側暴露，彭德懷決心移師東線，殲滅南朝鮮軍3至5個師。第3兵團的任務是中央突破，割裂美李軍的聯系并阻擊美第10軍團的東援，保障第9兵團翼側安全。第3兵團指揮第60軍、第15軍和第39軍的2個師（第115、第116師），第12軍調歸第9兵團指揮。第3兵團司令員王近山認為第39軍已經連續參加了四次戰役，而本兵團各軍都是初上戰場，應該給予更多的鍛煉機會，所以將第39軍放在二線，集結在春川附近，擔任兵團預備隊（該軍第117師北移成川地區休整），將第60軍和第15軍放在一線。其中第60軍的任務是在楸谷里至大龍山地段上積極牽制美陸戰第1師、美第7師并力求殲敵一部。
60軍軍長韋杰、政委袁子欽考慮到戰役第一階段第179、第181師都已經參戰，第二階段需要給第180師一個鍛煉機會，且該師減員不大，可以擔負任務，因此決心以第180師為第一梯隊，要求5月14日進至元塘里、月頭峰、退洞里地域，在春川、加平間選擇敵弱點，實施攻擊。
但就在第二階段戰斗開始的當晚，第3兵團首長突然指示第60軍首長將第181師調歸第12軍指揮，參加殲滅自隱里、寒溪之美軍第23團及南朝鮮軍第5師，令第179師機動至春川以東地區，調歸第15軍指揮，以增強突擊力量。[14]
這樣一來，第60軍牽制美陸戰第1師、第7師的作戰任務完全落在第180師一個師的身上，第60軍連預備力量也沒有了。由于第二階段作戰開始較順利，南朝鮮軍的迅速崩潰，使得美軍的重點放在堵漏而不是反擊上，第180師左翼又有第63軍（以清平川、梅谷里為進攻目標），因而不必過分擔心。但轉移階段中，第63軍一撤，第180師的翼側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第3兵團參謀長王蘊瑞戰后總結認為：“二階段中錯誤更多更嚴重：A、違背志司命令，擅自將60軍主力181師、179師由春川以西調到春川東北地區使用，正面助攻力量過于薄弱，這是一錯。60軍主力雖已東調，仍可機動使用，或用于正面補救之，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南北地區投入戰斗，這是再錯。即便如此，還有39軍兩個師在春川以東地區尚可補救，可是過早的（20日）將該軍撤走，這樣就造成了百余里地區不可彌補的一大空隙，為敵所乘，同時180師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這個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連串錯誤所鑄成的”。[15]
回撤階段第3兵團的布置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按照志愿軍司令部5月21日16時的命令，“各部統于23日晚開始向指定地區移動”，[16]第3兵團擅自提前了一天，命令22日晚向指定地域轉移（第3兵團5月22日17時命令）。當發現各軍傷員來不及后撤，5月23日上午第3兵團又改令“各部暫不撤收，并于前沿構筑堅固工事，阻擊敵人，運走之后再行撤收”，朝令夕改，令部隊無所適從。
王蘊瑞的報告中亦指出：“在撤收時間上，也是違背志司命令的，志司規定23日北撤，而兵團于22日夜北撤，15軍則于22日夜北撤的，由于該軍撤收的過早，不僅使已造成的缺口更加擴大，而且使整個東線處于危境”，“因傷員尚未運完，即急躁不冷靜輕率的命令各部暫不撤收，掩護運轉傷員，因而引起60軍的誤解，致使180師遲撤而處于不利地位”。[17]
之所以如此隨意變更部署，主觀上還是由于輕敵大意。原第3兵團機要處處長彭相臣在接受訪問時回憶道：“我們接到命令，就向兵團參謀長提意見，快收攏部隊早撤。參謀長笑笑，說早一天晚一天，沒啥了不起，顯出了輕敵的情緒。……當時我前方隊伍，都是這樣一派勝利驕傲的情緒，什么都不在意”。[18]
在輕敵情緒影響之下，第3兵團指揮所的轉移組織也考慮不周，沒有采取交替轉移的方式保持連續的指揮。結果，“兵團（5月）23日晚由古灘嶺向沙金鶴轉移行經山陽里以東地區，遭敵機終夜封鎖轟炸，電臺、汽車被燒毀兩輛，電臺人員及機要人員跑散，譯電員餓飯兩天步行至沙金鶴，至26日人員才到齊恢復聯絡，所以與各軍三天中斷指揮”。[19]戰后的經驗總結中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第3兵團司令部轉移的組織計劃不周，在轉移中遭受空襲中斷指揮3天，這是使部隊混亂受損失的原因之一”。[20]
對第60軍首長此役指揮的指責，多集中在“機械執行命令”和“救援不力”這兩點上。但從當時的背景出發，考察整個過程，可以說第60軍的處理基本上是適切的，相對于兵團和師來說，責任較小。
5月24日，第180師副師長段龍章和參謀長王振邦曾向師長鄭其貴建議，主力迅速北渡漢江，但鄭其貴與軍部聯系后，堅持不能北撤。[21]對此，有人認為，“60軍首長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到了機械執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態勢發展到危險的境地”。[22]
但當時的情況卻絕非如此簡單。第60軍的兩個主力師被分別配屬給第12軍和第15軍，23日剛剛歸建，還在春川以東大龍山、勿老里、插橋里地區，與預定防御地區尚有一定的距離。第60軍要完成兵團所下達的掩護傷員轉移的命令，就必須依靠手中唯一能掌握的第180師遲滯敵人的進攻，以便完成整個防御部署。更重要的是，第60軍首長拒絕鄭其貴率第180師北撤漢江的請求，發生在24日晚之前，當時，第60軍首長并不確知友鄰第63軍已經后撤，拒絕第180師撤過漢江的請求是理所當然的。按照第60軍首長計算，“全兵團傷員須要三至四個夜晚才能轉運完畢”，[23]此時自然不可能輕易地同意掩護部隊第180師先行后撤。而當第60軍首長于24日晚接到第180師的報告，稱友鄰第63軍一個師已經于23日晚后撤，加平進犯之敵，已渡江進至城隍堂，[24]該軍立即下令第180師北渡漢江，同時向兵團、志司報告，建議第180師主力移到北漢江以北地區。[25]第60軍首長未待上級批準，即令第180師北移，這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正確、及時的。依照第60軍的命令，25日拂曉，第180師主力已撤至漢江以北之北培山、雞冠山、明月里、上芳洞地區。
由于第180師北移后“未能確實控制要點”，[26]25日上午雞冠山經激烈戰斗后失守。在這種情況下，第60軍首長又下令第180師北移至蒙德山、駕德山、退洞里以北高地阻擊。[27]至此，應該說第60軍首長的各項處置均無大的問題。
25日下午14時，第60軍首長接連照轉了第3兵團首長的兩道命令，先是令第180師兩個團到馬坪里背后大山組織防御，一個團占領駕德山阻擊敵人。正當第180師先頭部隊已經向北出發，大部隊準備繼續北移之時，又轉來第二道命令，改令第180師以一個團背抬轉運傷員，兩個團占領駕德山掩護轉運。師長鄭其貴于是又令已出發的第538團轉回，堅決執行第二道命令。[28]從實戰經過以及參戰者的回憶來看，這是第180師走向失利的重要一步。
當天下午，鑒于春川東北敵突破了墩城里以南陣地，西上里之敵渡江北犯，城隍堂之敵向華岳里方向進攻，第60軍下令第180師移至芳繼屯至新岱山一線阻擊敵人，并令（第179師之）第536團在梧口南里控制陣地掩護該師北移。但由于時間已經是下午17時，第180師在移動中未譯出電報，部隊在山地小路中行軍，又帶著本師作戰中受傷的300名傷員，行動緩慢，未能到達指定地區，[29]于26日陷入重圍。
從整個過程來分析，在不了解全局、部隊不完整的情況下，第60軍堅決執行兵團掩護傷員的命令，這不能說是“機械執行命令”。當發覺友鄰后撤，第180師有被敵人包圍的危險時，第60軍首長的幾次處置大致都是合理的。該軍軍史中檢討認為：“從戰后來看，如能在戰役結束時，迅速將第180師、179師轉移到北漢江以北地區并肩組成防御，將第181師調作軍二梯隊，同時加強與友軍聯系，勢必較當時態勢有利得多”，[30]這種看法，不無“事后諸葛亮”之嫌。
筆者以為，第60軍首長最大的錯誤在于5月25日下午不加任何意見地照轉了兵團首長兩道互相矛盾的命令，這是不動腦筋的做法，引發了嚴重的后果。雖然主要責任不在第60軍首長，但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倒是也屬于“機械執行命令”的一種表現。
第180師自5月26日陷入包圍之后，第60軍數次組織接援，但因為兵力損耗較大、通訊聯絡不暢等因素，均未成功。有人認為：“胡景義突圍出來到軍里匯報時，應立即派部隊去接應，而軍未下決心，從而失去了一次可救的機會”。[31]胡景義是29日突圍回歸的，而第180師已于27日全部潰散，第60軍軍長韋杰、政委袁子欽認為“他們已分散無固定目標，即再犧牲一部分力量，恐也找不到”，[32]故此沒有執行兵團派一個師打進去的命令，避免了更大的損失。這一處置，也是無可非議的。
正因為第60軍客觀上存在困難（如兩個主力師被配屬給其它軍，臨時才歸建），在當時條件下的決心處置并無太大的過錯。在《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中，主要批評的是第3兵團和第180師。[33]韋杰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周總理當面對我說過：‘韋杰同志，一八〇師失利沒有你的責任’。彭總在志司黨委會上也說‘在五次戰役中六十軍對情況的處置是正確的’”。[34]
三、關于第180師領導對失利負有的責任
（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
第180師在陷入重圍之后，廣大指戰員浴血奮戰，在缺糧少彈的困境中堅持戰斗，最后大部犧牲或被俘，他們對于整個戰斗的失利是沒有什么責任的。但是，第180師的領導干部是否就此也可以免除責任呢？或者說，第180師的領導干部是否因為執行命令太過于堅決，僅僅負有機械執行命令的責任呢？結合戰役過程及第180師領導的表現來看，并非如此。
有關第180師師長鄭其貴的任職經歷，《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一書中“孫灝正”條是這么寫的：“孫灝正（1914-1990），又名鄭其貴，安徽省金寨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由抗大一分校分配到決三縱隊，任三十二團二營副營長，1940年任三十二團第一、二營營長，同年12月任縱隊兼太行三分區直屬黨總支書記。1942年任決七團政治處副主任兼黨總支書記、團政委。1945年任晉冀魯豫軍區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二十三旅副政委，1949年任晉冀魯豫軍區八縱隊二十四旅旅長（后改為一八〇師）。1951年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兵團司令部管理處副處長、處長。1957年任吉林省軍區白城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64年任司令員。”[35]
有的學者根據這一條目，斷言鄭其貴于1949年初曾擔任晉冀魯豫軍區第8縱隊第24旅旅長，并據此認為鄭其貴曾有擔任旅級“軍事主官的經歷”，只不過是人們要為第180師失利尋找合理的解釋，這段經歷“遂遭到有意無意地忽略”。[36]然而，事實上，《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一書中有關鄭其貴旅長經歷的記述有誤，鄭其貴從未擔任過晉冀魯豫軍區第8縱隊第24旅旅長一職。
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第8縱隊成立于1947年8月，首任旅長王墉。王墉于1948年3月22日在臨汾攻堅戰斗中犧牲，4月10日由鄧仕俊接任。此后，鄧仕俊一直擔任該旅旅長。1949年2月全軍統一編制，改第8縱隊第24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0軍第180師，鄧仕俊又成為該師首任師長。1949年5月30日，鄧仕俊奉令調任第60軍參謀長，第60軍第179師副政委鄭其貴調任第180師師長。[37]由60軍軍史可知，第8縱隊成立后鄭其貴曾擔任第23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49年初全軍統一編制后任由第23旅改編而成的第179師副政委，直至當年6月調任第180師師長，其間并沒有擔任過第24旅的旅長。[38]
（鄭其貴）
鄭其貴軍事指揮能力不強，和他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未擔任過高級軍事指揮員存在一定的聯系。就在鄭其貴接任第180師師長之后，該師在第60軍編成內參加了扶眉戰役。在向杏林鎮合擊的戰斗中，第539團作為師第一梯隊，發現敵有潰逃跡象，便越深溝窮追，鄭其貴為求穩健，將該團撤回進攻三家堡，結果與友鄰部隊（第61軍第183師）發生誤會相持一天，喪失了追殲逃敵的戰機。[39]這一戰斗，反映出鄭其貴在指揮上有怕冒風險、比較呆板的毛病。但當時已經到了解放戰爭的末期，對國民黨軍的幾乎所有戰斗都可用摧枯拉朽、風卷殘云來形容，在這種大好形勢下，鄭其貴的弱點沒有完全顯露出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師長，鄭其貴在此次戰役中的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首先是麻痹大意，不注意側翼警戒。5月22日第180師已經知道了第39軍、第15軍后撤的情況，并且第180師副師長段龍章也由第187師偵察員那里獲知右鄰第63軍正在后撤。22日下午，段龍章向軍部報告了此事，第60軍首長令第180師加強與第63軍的聯系。[40]在這種情況下，第180師領導仍“認為敵人不可能有大的反擊”，“忽視翼側偵察警戒，友鄰轉移后翼側完全暴露，敵即趁虛而入，占領了城隍堂”。[41]24日晚部隊撤過漢江后，“又麻痹大意，既未認真組織偵察警戒，更未控制城隍堂至馬坪里之公路，對友軍是單純依賴而未主動聯系。傷員大行李等非戰斗人員仍留前沿，亦未及時轉移。二十五日，城隍堂之敵沿公路插至該師側后，春川之敵突破一七九師古城里防線，該師尚未發覺。至二十六日拂曉，敵繼續進占馬坪里、間村及其以北以西高地，該師遂被敵包圍（實際上敵人并未發覺該師全部）”。[42]第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回憶，26日拂曉，“上山剛八十公尺，就聽公路北山上敵人打槍。我代理政委，和師長在一起，我問師長，怎么北山打槍？他說，放心，那邊是179師。行不遠，又打槍，師長又說放心，走。又走十多步，敵人打炮過來了”，[43]可見鄭其貴麻痹大意到了何種程度。26日該師第539團第2營及第536團之一個連在梧口南里與敵激戰，另有第539團第2營一部在馬坪里與敵接觸，在形勢如此緊張的情況下，該師領導還一廂情愿地認為在馬坪里的接觸戰是與友鄰發生的誤會。[44]
其次是布置失當，未能控制要點。24日晚第60軍令第180師撤過北漢江，轉至退洞里、三巨里地區，但該師行動遲緩，“沒有日夜迅速脫離敵人，將主力占領退洞里、北培山以北新的縱深陣地，把城隍堂之敵變為正面，立于不敗之地，而是將主力位于獨河洞以南，側翼仍然暴露，處在不利局面”。[45]25日下午，在接到兵團兩道不同的命令之后，鄭其貴機械地強調執行命令，而缺乏冷靜的分析判斷，在部隊已經后撤的情況下，強令重新返回。事后第180師的檢討認為，“造成嚴重損失最主要的關鍵”，是“二十五日未能將主力移到馬坪里以北布防（完全可能），致二十六日拂曉被敵合圍”。[46]
第180師在撤退、突圍過程中的組織非常混亂，是造成重大損失的最主要原因。23日，第180師已經得知全軍都要后撤，但居然沒有組織人員尋找向導、勘查過江地點及做好各種準備，以至于24日夜撤過北漢江時全師僅靠三條臨時拉起的鐵絲涉水渡過深處達兩米的江水，全師一夜被江水沖走即達600余人之多。[47]26日拂曉第180師發覺被圍之后，作為師長的鄭其貴，不是立即組織堅決突圍，而將大量寶貴的時間花在開會討論和等待上級命令上，直到當晚18時30分部隊才行動，且事先未作任何安排計劃，領導干部也沒有任何一人下去掌握部隊，而是全都跟著先頭部隊跑。結果下面部隊也爭相逃奔，原本應該斷后的部隊甚至跑到先頭部隊的前面去了。[48]“二十六日一個夜間并沒有經過激烈戰斗即掉隊失聯絡、傷亡五千余人（絕大部分是掉隊的）”，27日晨到達鷹峰時，第180師“全部已不及千人”。[49]對此，志愿軍黨委會在通報中提出嚴厲的批評：“各級干部在情況緊急時，不是挺身而出，分頭去掌握部隊，卻首先驚慌動搖，帶領先頭部隊，爭相逃跑；……更為軍心動搖，斗志喪盡，上下離心離德，爭相逃跑。突圍時，沿途掉隊失散，未至公路已潰不成軍，這是該師失敗的決定關鍵”。[50]第180師也在報告中提到：“二十六日陣地就形成被圍，十時左右即發覺，但是決定突圍時間較遲（十二時通知540團538團，16時才通知到539團），未作突圍的充分準備（深入動員、盡量找些吃的，可殺牲口，很好尋找道路，利用森林提前向公路運動），突圍組織不嚴，箭頭亦太少，縱深太長（共兩路最好多頭），既不能迅速爭取時間，迅速通過封鎖線，又造成大家怕明天過不去，互相亂擠亂插，在未經戰斗前三個營即失掉戰斗力（各團一營），尤其在緊張時期各級干部未能分頭掌握部隊，給下級撐腰壯膽，又沒有連續突圍的思想準備，所以部隊一過馬坪里、城隍堂向公路就失掉掌握，散不成軍，到鷹峰以后，全師無一完整建制連隊，再不能進行大的戰斗”。[51]
第180師在突圍道路的選擇上也是錯誤的。當時敵人并不知道包圍了我第180師，整個包圍圈存在很多空隙，應該組織力量順公路爭取打出來，但在避戰思想下，第180師選擇由山路突圍，結果不但耗費了戰士的體力，而且造成行動的緩慢。第180師參謀長王振邦就指出，在缺少糧食補給，體力不支的情況下，根本不應該去爬鷹峰那樣的高山。“事后證明，不少部隊、干部都是沿公路順利突出來的。如師直二梯隊和539團三營，就是沒爬這座高山，在公路兩翼與敵周旋，有情況時就上山隱蔽，無情況時就下山趕路，結果突出來了”。[52]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鄭其貴的軍事指揮能力欠缺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在突然發生的變故前，驚慌失措的情緒占了上風。鄭其貴自己在檢查里承認：“被圍后即喪失了斗志，首先表現出猶豫不決，只通報情況，自己不敢下決心，使下面沒有充分時間準備，但最后的決心也是錯誤的。主要方針錯了，不是拼的，堅決打出來的方針，而是逃跑的方針，……這是自己只顧個人逃命，失掉了師長、共產黨員的品質，把警衛員參謀也丟掉了，愿意人少，目標小，……只是害怕目標大，怕暴露自己是師長，最后也產生了自殺的絕望思想”。[53]
這種驚慌失措的情緒在27日的突圍中更是達到了頂峰。“二十七日到達燭臺峰（有敵一個排）與乾野川（有敵小部）之間又被敵包圍。師的領導干部更加動搖，錯誤的決定保存干部，分散突圍（實質上是不要戰士），瓦解了僅存的一點士氣。以后報話機與軍取得聯系，軍令堅決突圍，并告距該師四十華里之史倉里有一七九師，故又決定集體突圍，但人心已慌亂，動作遲緩一夜僅走了十余里，拂曉始達鷹峰（筆者按：實際情況是先頭部隊走錯路，誤至灘甘里遭敵阻擊，又折返鷹峰），遇敵一個排卻不敢打，未及繞過，天已大亮，干部首先自行逃生，部隊亦自行瓦解，途中僅一個山頭有敵一排，竟使最后僅余之數百人，全部瓦解于鷹峰山下，實屬痛心。此后干部不管戰士，怕人多目標大，有的干部竟用欺騙或威脅等惡劣手段，逼走戰士，致使該師遂全部瓦解”。[54]
在突圍過程中，師領導不顧掩護的戰士，只管自己逃命。[55]師代政委吳成德因停留片刻處理傷員的請求，其他師領導即棄之不顧，揚長而去。副師長段龍章為掩護自己突圍命令部隊堅守某高地，突出去后竟顧不上通知掩護部隊撤收，聽任其被敵人包圍消滅。[56]有這樣的領導，當然也就有不顧一切只管逃跑的下級干部。如吳成德遇見538團團長龐克昌，要求他帶上同行的師政治部宣傳干事張城垣，龐克昌卻只答應帶上吳成德一人，吳稍一猶豫，龐竟連吳成德也一起甩下不顧而去。[57]第538團參謀長胡景義嫌突圍時帶的人多目標大，逐漸將所有跟隨的人甩掉，最后甚至把跟他一起的同級干部也丟掉撒腿就跑。[58]段龍章在檢查中指出：“這次政治動搖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所以很普遍、面很廣”，他認為“自己歷史上的錯誤是一貫打仗不硬，發展到現在，經不起這次嚴重關頭的考驗，自己垮了，部隊也垮了”，“在包圍緊急的情況下，是恐慌動搖，由動搖到集體逃跑，集中干部逃跑到個人逃跑”。[59]
第60軍政委袁子欽批評說：“干部寶貴不寶貴？干部是寶貴的，它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保證。但脫離了群眾的干部是不寶貴的，軍隊干部丟掉了戰士，即不是寶貴的而是可恥的干部”。[60]現在回頭看，過去對第180師負責干部作的“政治動搖、右傾畏縮、貪生怕死”的結論雖然帶有時代的印記，但“驚慌失措”、只顧自己逃跑的現象應該說還是存在的。第180師失利，從主觀上來說，主要原因還是在師領導本身。
由戰斗過程可知，對第180師而言，之所以陷入全軍覆沒的境地，有兩大關鍵之處。一是25日下午在接到軍部的兩道相互矛盾的命令時，沒有具體分析情況，只是機械地執行，甚至將已經出發的部隊召回。二是26日下午的突圍組織混亂，一夜間行軍未經大的戰斗，全師損失5000余人（絕大部分是掉隊），導致部隊完全喪失了戰斗力。突圍時，第539團及師炮兵營不在師部附近（隔一座山）。對這樣一個主力團和炮兵營的撤退工作，第180師居然沒有一位師級領導去，只派師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去通知了事，[61]結果“五三九團一路因命令遲到，更為恐慌，不等一營撤回，即以行軍姿態，倉荒率二營與團直先走，沿途爭先恐后，草木皆兵，團直與一營遇見一輛破汽車即將部隊嚇散，雖未遇敵但建制已亂，過路后全團僅剩二百余人”。[62]師領導所在的這一路也大同小異，“師直、五三八、五四零團一路，過路時五三八團雖僅一個多連與敵接觸，但過路后也只剩百余人。五四零團負全師的后衛掩護之責，而一、三營營長、政教在陣地上接到突圍命令，未通知部隊，首先只身逃跑，連排干部及戰士亦聞風相率潰退，致該團戰斗部隊基本上在過路前已完全垮了，過路后尚余團直和收羅一部散兵共二百余人。全師突過加平至馬坪里公路后人數已不足千。重機槍以上火器及通訊器材盡失（只配齊一部報話機）”。[63]對以上兩個關鍵的錯誤，顯然應由第180師的領導負主要責任。
四、關于180師損失人數
（左二：180師副師長段龍章）
在《屢創奇跡的60軍》一書中，作者認為，“180師第5次戰役第二階段參戰實力為7644人”，“最后查明，按參戰7644人，回歸4000人計，180師突圍中損失3000余人”。[64]但同書接下來的一段卻又指出，“據關于戰俘交換的有關資料統計，第180師第5次戰役回撤中被俘約4000人”。[65]如果突圍中一共只損失3000余人，怎么可能有4000人被俘呢？況且，這還不包括戰斗中傷亡的數字。可見，損失3000余人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據第60軍軍史資料統計，第180師在第五次戰役中損失合計8107人，其中負傷1808人，陣亡524人，失蹤5775人。[66]這個統計雖然是該師整個第五次戰役期間的損失，但由于戰役前兩個階段部隊均處于主動進攻狀態，損失并不大，可以認為損失中的主要部分是在回撤階段發生的，尤其是失蹤人員，大部分是在回撤中犧牲或被俘了。
志愿軍司令部在戰役后的5月31日14時上報軍委的電報中僅提及，“二十九日晨，據兵團電話報告，該師副師長帶數十人出來，但詳情迄今未報”。[67]同日，第60軍致電彭德懷、鄧華，告知：“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538團參謀長胡景義已到我處，似此已無成大股者，……，現已收容約1300人”。[68]
6月1日，第60軍軍部上報的情況是：“至今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及五三九團團長和五三八團參謀長等已先后歸隊，加上該師零散人員及五四零團之二營（該營擔任軍后勤監護）等共約二千余人，全師損失近八千余人，其中傷亡二千，其余大都掉隊失散”。[69]
6月3日，第3兵團上報的材料中稱：“現該師僅有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隊（機關非戰斗人員）及隨軍后勤擔任掩護的五四零團第二營，突圍出來的五三九團一營（四十余人）及該師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五三九團團長，五三八團參謀長等共計近四千人，損失七千余人（這七千人中，估計突圍戰斗傷亡二千人，被敵俘五，六百人，吃野菜，野草中毒及餓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失散），目前正在繼續收容中”。[70]報告中提到的“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隊”，系指第180師機關科室人員、文工隊、醫院及直屬連隊和炮營的非戰斗人員所組成的師第二梯隊，由師軍務科長張杰、直工科長王一民率領突出包圍圈，共計440余人。除此之外，與二梯隊一起突出包圍的還有第539團第8連等。[71]但是，相隔僅兩天，在并無大股人員歸隊的情況下，歸隊人數為何由2000余人陡增到近4000人呢？顯然，6月3日第3兵團上報報告中的“近四千人”，不僅僅是第180師突圍后被收容的人數，還應該含有提前撤退的傷員、在后方留守的人員以及第一階段負傷尚未歸隊的人員等，這是第180師全師剩余人員的總數。這一點，可由1951年7月第180師司令部上報的“突圍戰斗減員統計表”得到證實。該統計表顯示，該師在突圍戰斗中，負傷1616人，陣亡456人，情況不明（掉隊、被俘、失散）5572人，全部實力有4000余人。[72]這個統計數字與第60軍軍史資料中的“減員消耗損失統計表”基本吻合，也說明只損失3000余人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第五次戰役第三階段）
令人所不解的是，7月31日第60軍致兵團、志愿軍司令部、西南軍區并川西軍區的“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說：“一八〇師自二十八日分散突圍后至今已突出歸來人員，計有正付師長、參謀長、團長等以下300人左右”，[73]這個數字與第60軍5月31日、6月1日以及第3兵團6月3日的報告所稱的歸隊人員數目有很大的差異。
但由前述歷次報告可以推斷，第60軍7月31日報告中的“300人”左右，很可能是“3000人左右”之誤，相差了一個零。[74]這多半是收發或抄寫時的錯誤，并非有意為之。
這也可以從第180師入朝時實力資料中得到印證。第60軍入朝之前的人數為40822人（其中干部4558人，班以下36264人）。[75]第60軍所轄之第179師1951年2月編入志愿軍序列時，全師轄三個步兵團及山炮營、教導營、工兵營、通信營、偵察連、警衛連、擔架營、衛生營、運輸營、文工隊和軍樂隊，一共11063人（其中干部1380人）。[76]雖然沒有第180師入朝人數的統計數字，但第180師實力與179師應基本相當。
根據第60軍6月1日的報告（收容二千余人，損失近八千余人），第180師全師人數約10000余人；根據第3兵團6月3日的報告（剩余四千余人，損失七千余人），則第180師全師人數約11000余人；由1951年7月180師司令部上報的“突圍戰斗減員統計表”亦可得知，該師總人數約11000余人。
上述3份統計資料所反映的第180師的損失和剩余人數，與第180師的實際總人數，都是相吻合的。《屢創奇跡的60軍》一書中提出“180師第5次戰役第二階段參戰實力為7644人”，并以7644人為基數來計算損失和剩余人員數，顯然不符合第180師實力的實際情況。另一有趣的現象是，這個7644人的數字，和前述的1951年7月第180師上報的“突圍戰斗減員統計表”中的突圍損失數字之和正好一模一樣（負傷1616人，陣亡456人，情況不明5572人），有理由相信作者是誤將第180師突圍損失的人數當作了第二階段參戰人數，由此帶來了計算上的誤差。
由以上分析可知，180師入朝時人數大約在11000人上下，后撤階段除部分人員外（如擔任軍后勤警戒的第540團第2營、留守的師教導大隊等），包圍圈內的人員損失高達7000余人，突圍被收容的人數大約2000余人或3000人左右（部分傷員可能存在重復計算），第五次戰役后全師剩余人數約4000人左右。整個第3兵團在第五次戰役中傷亡失蹤被俘共39558人（其中陣亡6577人，負傷16911人，失蹤被俘16070人），[77]第180師的損失占到了近五分之一，是此次戰役損失最嚴重的一個師。
[]“資料之九：60軍政委袁子欽關于一八〇師受挫的總結報告”，1951年11月6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180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5月，第31頁。
[]《李鐘玄戰斗日記》，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第352頁。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4頁。
[]吳金鋒記錄整理：《1984年5月24日對韋杰的采訪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29頁。
[]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452頁。
[]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180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994年3月，第11-5頁。
[]胡景義：《我在回撤失利中的經歷》，《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994年3月，第11-14頁。
[]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994年3月，第11-9頁。
[]《第五次戰役作戰中幾個問題的材料》，1951年7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981年7月，第14頁。
[]張振川：《對抗美援朝一段被動作戰的剖析》，《鏖戰疆場—張振川回憶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7-378頁。
[11]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3頁。
[12]《秦基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350頁。
[13]《第五次戰役作戰中幾個問題的材料》，1951年7月10日，《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8頁。
[14]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精簡整編善后工作辦公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1985年，第171頁。
[15]“資料之五：三兵團參謀長王蘊瑞《對五次戰役認識的報告》”，1951年9月2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3頁。
[16]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341頁。
[17]“資料之五：三兵團參謀長王蘊瑞《對五次戰役認識的報告》”，1951年9月2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4頁。
[18]吳金鋒記錄整理：《1984年7月8日對彭相臣的采訪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29-30頁。
[19]“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4頁。
[20]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3頁。
[21]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6頁。
[22]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第405頁。
[23]“資料之七：六十軍黨委會《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1951年7月3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7頁。
[24]“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180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5月，第5頁。
[25]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第412-413頁。
[26]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341頁。
[27]“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5頁。
[28]《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一八〇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3月，第30頁。
[29]“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5頁。
[30]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精簡整編善后工作辦公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第174頁。
[31]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8頁。
[32]“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4頁。
[33]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3-54頁。
[34]《韋杰回憶錄》，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2頁。
[35]《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435頁。
[36]許述、張振文：《細說志愿軍180師師長鄭其貴》，《歷史學家茶座》，2010年第4輯，第120-127頁。
[37]《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第14頁。
[38]《陸軍第六十軍序列變更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1985年，第3-6頁。
[39]《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第14-15頁。
[40]鄧仕俊：《我所記得的六十軍參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情況》，《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2頁。
[41]第六十軍司令部作教科整理：《第六十軍反包圍經驗》，1952年3月13日，轉引自：《抗美援朝戰爭經驗資料之二：我軍防御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訓練研究部，1962年7月，第125頁。
[42]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1頁。
[43]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10月6日對吳成德的訪談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24頁。
[44]“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5頁。
[45]“資料之十：一八〇師司令部《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1951年7月，“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5頁。
[46]“資料之十：一八〇師司令部《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1951年7月，“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5頁。
[47]《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第29頁。
[48]吳金鋒記錄整理：《被俘回歸的原180師538團政治委員趙佐端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37頁。
[49]“資料之七：六十軍黨委會《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1951年7月3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9頁。
[50]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1-2頁。
[51]“資料之十：一八〇師司令部《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1951年7月，“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5-36頁。
[52]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7頁。
[53]“資料之十一：《鄭其貴師長的檢查報告》”，1951年11月24日鄭其貴在180師連以上黨員干部會上的檢查報告記錄，“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9-40頁。
[54]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2頁。
[55]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9月16日對蔡德榮的訪談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52頁。蔡德榮系段龍章副師長警衛員，在掩護師首長突圍時受傷被俘。
[56]吳金鋒記錄整理：《被俘回歸的原538團1營3連排長郝明昌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83頁。
[57]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10月對張城垣的訪談記錄及張城垣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54頁。張城垣為原180師政治部宣傳干事。
[58]吳金鋒記錄整理：《被俘回歸的原180師炮兵主任郭兆林1983年6月20日訪談記錄及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32-33頁。
[59]“資料之十二：段龍章副師長的檢查報告”，1951年11月24日段龍章在180師連以上黨員干部會上的檢查報告記錄，“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一八〇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5月，第44頁。
[60]“資料之九：60軍政委袁子欽關于180師受挫的總結報告”，1951年11月6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1頁。
[61]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6月26日對王化英的訪談記錄及王化英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34頁。王化英為原180師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
[62]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2頁。
[63]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2頁。
[64]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2002年5月，第444頁。
[65]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2002年5月，第445頁。
[66]《第六十軍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減員消耗損失統計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第168頁。
[67]“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頁。
[68]1951年3月31日13時30分，60軍致彭德懷等的電報。引自：《屢創奇跡的60軍》，第438頁。
[69]“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2頁。
[70]《3兵團關于180師受損失經過及檢討》，1951年6月3日，《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
[71]張杰、王一民：《二梯隊突圍脫險記》，《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3-1頁
[72]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第444頁。
[73]“資料之七：六十軍黨委會《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1951年7月3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9頁。
[74]無論突圍歸隊300人還是3000人，對180師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此時縮小或夸大損失人數并無多大的意義。
[75]《第六十軍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實力發展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第166頁。
[76]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一七九師：《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一七九師革命戰爭史簡編》，1979年8月1日，第16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中的統計數字與此稍有差異。
[77] 《中國人民解放軍旅大警備區軍史》，1989年3月，第34頁。
本文作者 ：嚴可復，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當美第3師東援，偽第8師北調，敵迅速堵塞其戰役缺口及我糧彈接濟不上時，即果斷停止進攻是正確的。但沒有估計到敵人會很快向我轉入反攻和追擊。因此對轉移的組織計劃不周，造成被動”，[11]對整個回撤階段的損失顯然是有責任的。另外，上下級聯絡、溝通也存在極大的問題。志愿軍司令部5月21日16時的命令，僅規定各兵團轉移地域和留置阻擊的兵力，對于各兵團、各軍之間的協同未作詳細規定。各兵團、軍之間又彼此缺乏配合、不通氣，如第64軍和人民軍第1軍團后撤，使第65軍兩翼暴露，遭受敵猛烈攻擊；第63軍、第15軍的后撤，又造成第60軍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有的部隊撤收過早（如第15軍），卻被認為是撤收動作快，措施得當。[12]這反映各個部隊對整體局勢缺乏了解，存在各自為政的現象。戰后的總結中也提到：“第二階段，六三軍五月二十三日即從加平以南撤至北漢江北，他左翼的六十軍到二十四日才知道，……等各自為戰的現象是嚴重的”。[13]然而，志愿軍司令部所應負的責任主要是戰役計劃、組織、部署和指導方面的，并未直接造成第180師的損失。第五次戰役中參戰部隊較多，軍、師一級的行動一般均由兵團負責組織實施，因此具體到第180師的失利，主要責任應該針對兵團、軍、師這幾級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關于第3兵團、第60軍的失誤及責任
（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
就兵團一級而言，第3兵團在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的部署上出現了大的疏漏，轉移階段又因布置不妥，電臺被炸，失去指揮長達3天之久，對于第180師的損失負有重要責任。
第五次戰役第一階段交戰雙方打成平推以后，戰線呈一斜線，美軍東線翼側暴露，彭德懷決心移師東線，殲滅南朝鮮軍3至5個師。第3兵團的任務是中央突破，割裂美李軍的聯系并阻擊美第10軍團的東援，保障第9兵團翼側安全。第3兵團指揮第60軍、第15軍和第39軍的2個師（第115、第116師），第12軍調歸第9兵團指揮。第3兵團司令員王近山認為第39軍已經連續參加了四次戰役，而本兵團各軍都是初上戰場，應該給予更多的鍛煉機會，所以將第39軍放在二線，集結在春川附近，擔任兵團預備隊（該軍第117師北移成川地區休整），將第60軍和第15軍放在一線。其中第60軍的任務是在楸谷里至大龍山地段上積極牽制美陸戰第1師、美第7師并力求殲敵一部。
60軍軍長韋杰、政委袁子欽考慮到戰役第一階段第179、第181師都已經參戰，第二階段需要給第180師一個鍛煉機會，且該師減員不大，可以擔負任務，因此決心以第180師為第一梯隊，要求5月14日進至元塘里、月頭峰、退洞里地域，在春川、加平間選擇敵弱點，實施攻擊。
但就在第二階段戰斗開始的當晚，第3兵團首長突然指示第60軍首長將第181師調歸第12軍指揮，參加殲滅自隱里、寒溪之美軍第23團及南朝鮮軍第5師，令第179師機動至春川以東地區，調歸第15軍指揮，以增強突擊力量。[14]
這樣一來，第60軍牽制美陸戰第1師、第7師的作戰任務完全落在第180師一個師的身上，第60軍連預備力量也沒有了。由于第二階段作戰開始較順利，南朝鮮軍的迅速崩潰，使得美軍的重點放在堵漏而不是反擊上，第180師左翼又有第63軍（以清平川、梅谷里為進攻目標），因而不必過分擔心。但轉移階段中，第63軍一撤，第180師的翼側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第3兵團參謀長王蘊瑞戰后總結認為：“二階段中錯誤更多更嚴重：A、違背志司命令，擅自將60軍主力181師、179師由春川以西調到春川東北地區使用，正面助攻力量過于薄弱，這是一錯。60軍主力雖已東調，仍可機動使用，或用于正面補救之，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南北地區投入戰斗，這是再錯。即便如此，還有39軍兩個師在春川以東地區尚可補救，可是過早的（20日）將該軍撤走，這樣就造成了百余里地區不可彌補的一大空隙，為敵所乘，同時180師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這個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連串錯誤所鑄成的”。[15]
回撤階段第3兵團的布置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按照志愿軍司令部5月21日16時的命令，“各部統于23日晚開始向指定地區移動”，[16]第3兵團擅自提前了一天，命令22日晚向指定地域轉移（第3兵團5月22日17時命令）。當發現各軍傷員來不及后撤，5月23日上午第3兵團又改令“各部暫不撤收，并于前沿構筑堅固工事，阻擊敵人，運走之后再行撤收”，朝令夕改，令部隊無所適從。
王蘊瑞的報告中亦指出：“在撤收時間上，也是違背志司命令的，志司規定23日北撤，而兵團于22日夜北撤，15軍則于22日夜北撤的，由于該軍撤收的過早，不僅使已造成的缺口更加擴大，而且使整個東線處于危境”，“因傷員尚未運完，即急躁不冷靜輕率的命令各部暫不撤收，掩護運轉傷員，因而引起60軍的誤解，致使180師遲撤而處于不利地位”。[17]
之所以如此隨意變更部署，主觀上還是由于輕敵大意。原第3兵團機要處處長彭相臣在接受訪問時回憶道：“我們接到命令，就向兵團參謀長提意見，快收攏部隊早撤。參謀長笑笑，說早一天晚一天，沒啥了不起，顯出了輕敵的情緒。……當時我前方隊伍，都是這樣一派勝利驕傲的情緒，什么都不在意”。[18]
在輕敵情緒影響之下，第3兵團指揮所的轉移組織也考慮不周，沒有采取交替轉移的方式保持連續的指揮。結果，“兵團（5月）23日晚由古灘嶺向沙金鶴轉移行經山陽里以東地區，遭敵機終夜封鎖轟炸，電臺、汽車被燒毀兩輛，電臺人員及機要人員跑散，譯電員餓飯兩天步行至沙金鶴，至26日人員才到齊恢復聯絡，所以與各軍三天中斷指揮”。[19]戰后的經驗總結中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第3兵團司令部轉移的組織計劃不周，在轉移中遭受空襲中斷指揮3天，這是使部隊混亂受損失的原因之一”。[20]
對第60軍首長此役指揮的指責，多集中在“機械執行命令”和“救援不力”這兩點上。但從當時的背景出發，考察整個過程，可以說第60軍的處理基本上是適切的，相對于兵團和師來說，責任較小。
5月24日，第180師副師長段龍章和參謀長王振邦曾向師長鄭其貴建議，主力迅速北渡漢江，但鄭其貴與軍部聯系后，堅持不能北撤。[21]對此，有人認為，“60軍首長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到了機械執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態勢發展到危險的境地”。[22]
但當時的情況卻絕非如此簡單。第60軍的兩個主力師被分別配屬給第12軍和第15軍，23日剛剛歸建，還在春川以東大龍山、勿老里、插橋里地區，與預定防御地區尚有一定的距離。第60軍要完成兵團所下達的掩護傷員轉移的命令，就必須依靠手中唯一能掌握的第180師遲滯敵人的進攻，以便完成整個防御部署。更重要的是，第60軍首長拒絕鄭其貴率第180師北撤漢江的請求，發生在24日晚之前，當時，第60軍首長并不確知友鄰第63軍已經后撤，拒絕第180師撤過漢江的請求是理所當然的。按照第60軍首長計算，“全兵團傷員須要三至四個夜晚才能轉運完畢”，[23]此時自然不可能輕易地同意掩護部隊第180師先行后撤。而當第60軍首長于24日晚接到第180師的報告，稱友鄰第63軍一個師已經于23日晚后撤，加平進犯之敵，已渡江進至城隍堂，[24]該軍立即下令第180師北渡漢江，同時向兵團、志司報告，建議第180師主力移到北漢江以北地區。[25]第60軍首長未待上級批準，即令第180師北移，這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正確、及時的。依照第60軍的命令，25日拂曉，第180師主力已撤至漢江以北之北培山、雞冠山、明月里、上芳洞地區。
由于第180師北移后“未能確實控制要點”，[26]25日上午雞冠山經激烈戰斗后失守。在這種情況下，第60軍首長又下令第180師北移至蒙德山、駕德山、退洞里以北高地阻擊。[27]至此，應該說第60軍首長的各項處置均無大的問題。
25日下午14時，第60軍首長接連照轉了第3兵團首長的兩道命令，先是令第180師兩個團到馬坪里背后大山組織防御，一個團占領駕德山阻擊敵人。正當第180師先頭部隊已經向北出發，大部隊準備繼續北移之時，又轉來第二道命令，改令第180師以一個團背抬轉運傷員，兩個團占領駕德山掩護轉運。師長鄭其貴于是又令已出發的第538團轉回，堅決執行第二道命令。[28]從實戰經過以及參戰者的回憶來看，這是第180師走向失利的重要一步。
當天下午，鑒于春川東北敵突破了墩城里以南陣地，西上里之敵渡江北犯，城隍堂之敵向華岳里方向進攻，第60軍下令第180師移至芳繼屯至新岱山一線阻擊敵人，并令（第179師之）第536團在梧口南里控制陣地掩護該師北移。但由于時間已經是下午17時，第180師在移動中未譯出電報，部隊在山地小路中行軍，又帶著本師作戰中受傷的300名傷員，行動緩慢，未能到達指定地區，[29]于26日陷入重圍。
從整個過程來分析，在不了解全局、部隊不完整的情況下，第60軍堅決執行兵團掩護傷員的命令，這不能說是“機械執行命令”。當發覺友鄰后撤，第180師有被敵人包圍的危險時，第60軍首長的幾次處置大致都是合理的。該軍軍史中檢討認為：“從戰后來看，如能在戰役結束時，迅速將第180師、179師轉移到北漢江以北地區并肩組成防御，將第181師調作軍二梯隊，同時加強與友軍聯系，勢必較當時態勢有利得多”，[30]這種看法，不無“事后諸葛亮”之嫌。
筆者以為，第60軍首長最大的錯誤在于5月25日下午不加任何意見地照轉了兵團首長兩道互相矛盾的命令，這是不動腦筋的做法，引發了嚴重的后果。雖然主要責任不在第60軍首長，但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倒是也屬于“機械執行命令”的一種表現。
第180師自5月26日陷入包圍之后，第60軍數次組織接援，但因為兵力損耗較大、通訊聯絡不暢等因素，均未成功。有人認為：“胡景義突圍出來到軍里匯報時，應立即派部隊去接應，而軍未下決心，從而失去了一次可救的機會”。[31]胡景義是29日突圍回歸的，而第180師已于27日全部潰散，第60軍軍長韋杰、政委袁子欽認為“他們已分散無固定目標，即再犧牲一部分力量，恐也找不到”，[32]故此沒有執行兵團派一個師打進去的命令，避免了更大的損失。這一處置，也是無可非議的。
正因為第60軍客觀上存在困難（如兩個主力師被配屬給其它軍，臨時才歸建），在當時條件下的決心處置并無太大的過錯。在《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中，主要批評的是第3兵團和第180師。[33]韋杰在回憶錄中也提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周總理當面對我說過：‘韋杰同志，一八〇師失利沒有你的責任’。彭總在志司黨委會上也說‘在五次戰役中六十軍對情況的處置是正確的’”。[34]
三、關于第180師領導對失利負有的責任
（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
第180師在陷入重圍之后，廣大指戰員浴血奮戰，在缺糧少彈的困境中堅持戰斗，最后大部犧牲或被俘，他們對于整個戰斗的失利是沒有什么責任的。但是，第180師的領導干部是否就此也可以免除責任呢？或者說，第180師的領導干部是否因為執行命令太過于堅決，僅僅負有機械執行命令的責任呢？結合戰役過程及第180師領導的表現來看，并非如此。
有關第180師師長鄭其貴的任職經歷，《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一書中“孫灝正”條是這么寫的：“孫灝正（1914-1990），又名鄭其貴，安徽省金寨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由抗大一分校分配到決三縱隊，任三十二團二營副營長，1940年任三十二團第一、二營營長，同年12月任縱隊兼太行三分區直屬黨總支書記。1942年任決七團政治處副主任兼黨總支書記、團政委。1945年任晉冀魯豫軍區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二十三旅副政委，1949年任晉冀魯豫軍區八縱隊二十四旅旅長（后改為一八〇師）。1951年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三兵團司令部管理處副處長、處長。1957年任吉林省軍區白城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64年任司令員。”[35]
有的學者根據這一條目，斷言鄭其貴于1949年初曾擔任晉冀魯豫軍區第8縱隊第24旅旅長，并據此認為鄭其貴曾有擔任旅級“軍事主官的經歷”，只不過是人們要為第180師失利尋找合理的解釋，這段經歷“遂遭到有意無意地忽略”。[36]然而，事實上，《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一書中有關鄭其貴旅長經歷的記述有誤，鄭其貴從未擔任過晉冀魯豫軍區第8縱隊第24旅旅長一職。
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第8縱隊成立于1947年8月，首任旅長王墉。王墉于1948年3月22日在臨汾攻堅戰斗中犧牲，4月10日由鄧仕俊接任。此后，鄧仕俊一直擔任該旅旅長。1949年2月全軍統一編制，改第8縱隊第24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0軍第180師，鄧仕俊又成為該師首任師長。1949年5月30日，鄧仕俊奉令調任第60軍參謀長，第60軍第179師副政委鄭其貴調任第180師師長。[37]由60軍軍史可知，第8縱隊成立后鄭其貴曾擔任第23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49年初全軍統一編制后任由第23旅改編而成的第179師副政委，直至當年6月調任第180師師長，其間并沒有擔任過第24旅的旅長。[38]
（鄭其貴）
鄭其貴軍事指揮能力不強，和他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未擔任過高級軍事指揮員存在一定的聯系。就在鄭其貴接任第180師師長之后，該師在第60軍編成內參加了扶眉戰役。在向杏林鎮合擊的戰斗中，第539團作為師第一梯隊，發現敵有潰逃跡象，便越深溝窮追，鄭其貴為求穩健，將該團撤回進攻三家堡，結果與友鄰部隊（第61軍第183師）發生誤會相持一天，喪失了追殲逃敵的戰機。[39]這一戰斗，反映出鄭其貴在指揮上有怕冒風險、比較呆板的毛病。但當時已經到了解放戰爭的末期，對國民黨軍的幾乎所有戰斗都可用摧枯拉朽、風卷殘云來形容，在這種大好形勢下，鄭其貴的弱點沒有完全顯露出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師長，鄭其貴在此次戰役中的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首先是麻痹大意，不注意側翼警戒。5月22日第180師已經知道了第39軍、第15軍后撤的情況，并且第180師副師長段龍章也由第187師偵察員那里獲知右鄰第63軍正在后撤。22日下午，段龍章向軍部報告了此事，第60軍首長令第180師加強與第63軍的聯系。[40]在這種情況下，第180師領導仍“認為敵人不可能有大的反擊”，“忽視翼側偵察警戒，友鄰轉移后翼側完全暴露，敵即趁虛而入，占領了城隍堂”。[41]24日晚部隊撤過漢江后，“又麻痹大意，既未認真組織偵察警戒，更未控制城隍堂至馬坪里之公路，對友軍是單純依賴而未主動聯系。傷員大行李等非戰斗人員仍留前沿，亦未及時轉移。二十五日，城隍堂之敵沿公路插至該師側后，春川之敵突破一七九師古城里防線，該師尚未發覺。至二十六日拂曉，敵繼續進占馬坪里、間村及其以北以西高地，該師遂被敵包圍（實際上敵人并未發覺該師全部）”。[42]第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回憶，26日拂曉，“上山剛八十公尺，就聽公路北山上敵人打槍。我代理政委，和師長在一起，我問師長，怎么北山打槍？他說，放心，那邊是179師。行不遠，又打槍，師長又說放心，走。又走十多步，敵人打炮過來了”，[43]可見鄭其貴麻痹大意到了何種程度。26日該師第539團第2營及第536團之一個連在梧口南里與敵激戰，另有第539團第2營一部在馬坪里與敵接觸，在形勢如此緊張的情況下，該師領導還一廂情愿地認為在馬坪里的接觸戰是與友鄰發生的誤會。[44]
其次是布置失當，未能控制要點。24日晚第60軍令第180師撤過北漢江，轉至退洞里、三巨里地區，但該師行動遲緩，“沒有日夜迅速脫離敵人，將主力占領退洞里、北培山以北新的縱深陣地，把城隍堂之敵變為正面，立于不敗之地，而是將主力位于獨河洞以南，側翼仍然暴露，處在不利局面”。[45]25日下午，在接到兵團兩道不同的命令之后，鄭其貴機械地強調執行命令，而缺乏冷靜的分析判斷，在部隊已經后撤的情況下，強令重新返回。事后第180師的檢討認為，“造成嚴重損失最主要的關鍵”，是“二十五日未能將主力移到馬坪里以北布防（完全可能），致二十六日拂曉被敵合圍”。[46]
第180師在撤退、突圍過程中的組織非常混亂，是造成重大損失的最主要原因。23日，第180師已經得知全軍都要后撤，但居然沒有組織人員尋找向導、勘查過江地點及做好各種準備，以至于24日夜撤過北漢江時全師僅靠三條臨時拉起的鐵絲涉水渡過深處達兩米的江水，全師一夜被江水沖走即達600余人之多。[47]26日拂曉第180師發覺被圍之后，作為師長的鄭其貴，不是立即組織堅決突圍，而將大量寶貴的時間花在開會討論和等待上級命令上，直到當晚18時30分部隊才行動，且事先未作任何安排計劃，領導干部也沒有任何一人下去掌握部隊，而是全都跟著先頭部隊跑。結果下面部隊也爭相逃奔，原本應該斷后的部隊甚至跑到先頭部隊的前面去了。[48]“二十六日一個夜間并沒有經過激烈戰斗即掉隊失聯絡、傷亡五千余人（絕大部分是掉隊的）”，27日晨到達鷹峰時，第180師“全部已不及千人”。[49]對此，志愿軍黨委會在通報中提出嚴厲的批評：“各級干部在情況緊急時，不是挺身而出，分頭去掌握部隊，卻首先驚慌動搖，帶領先頭部隊，爭相逃跑；……更為軍心動搖，斗志喪盡，上下離心離德，爭相逃跑。突圍時，沿途掉隊失散，未至公路已潰不成軍，這是該師失敗的決定關鍵”。[50]第180師也在報告中提到：“二十六日陣地就形成被圍，十時左右即發覺，但是決定突圍時間較遲（十二時通知540團538團，16時才通知到539團），未作突圍的充分準備（深入動員、盡量找些吃的，可殺牲口，很好尋找道路，利用森林提前向公路運動），突圍組織不嚴，箭頭亦太少，縱深太長（共兩路最好多頭），既不能迅速爭取時間，迅速通過封鎖線，又造成大家怕明天過不去，互相亂擠亂插，在未經戰斗前三個營即失掉戰斗力（各團一營），尤其在緊張時期各級干部未能分頭掌握部隊，給下級撐腰壯膽，又沒有連續突圍的思想準備，所以部隊一過馬坪里、城隍堂向公路就失掉掌握，散不成軍，到鷹峰以后，全師無一完整建制連隊，再不能進行大的戰斗”。[51]
第180師在突圍道路的選擇上也是錯誤的。當時敵人并不知道包圍了我第180師，整個包圍圈存在很多空隙，應該組織力量順公路爭取打出來，但在避戰思想下，第180師選擇由山路突圍，結果不但耗費了戰士的體力，而且造成行動的緩慢。第180師參謀長王振邦就指出，在缺少糧食補給，體力不支的情況下，根本不應該去爬鷹峰那樣的高山。“事后證明，不少部隊、干部都是沿公路順利突出來的。如師直二梯隊和539團三營，就是沒爬這座高山，在公路兩翼與敵周旋，有情況時就上山隱蔽，無情況時就下山趕路，結果突出來了”。[52]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鄭其貴的軍事指揮能力欠缺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在突然發生的變故前，驚慌失措的情緒占了上風。鄭其貴自己在檢查里承認：“被圍后即喪失了斗志，首先表現出猶豫不決，只通報情況，自己不敢下決心，使下面沒有充分時間準備，但最后的決心也是錯誤的。主要方針錯了，不是拼的，堅決打出來的方針，而是逃跑的方針，……這是自己只顧個人逃命，失掉了師長、共產黨員的品質，把警衛員參謀也丟掉了，愿意人少，目標小，……只是害怕目標大，怕暴露自己是師長，最后也產生了自殺的絕望思想”。[53]
這種驚慌失措的情緒在27日的突圍中更是達到了頂峰。“二十七日到達燭臺峰（有敵一個排）與乾野川（有敵小部）之間又被敵包圍。師的領導干部更加動搖，錯誤的決定保存干部，分散突圍（實質上是不要戰士），瓦解了僅存的一點士氣。以后報話機與軍取得聯系，軍令堅決突圍，并告距該師四十華里之史倉里有一七九師，故又決定集體突圍，但人心已慌亂，動作遲緩一夜僅走了十余里，拂曉始達鷹峰（筆者按：實際情況是先頭部隊走錯路，誤至灘甘里遭敵阻擊，又折返鷹峰），遇敵一個排卻不敢打，未及繞過，天已大亮，干部首先自行逃生，部隊亦自行瓦解，途中僅一個山頭有敵一排，竟使最后僅余之數百人，全部瓦解于鷹峰山下，實屬痛心。此后干部不管戰士，怕人多目標大，有的干部竟用欺騙或威脅等惡劣手段，逼走戰士，致使該師遂全部瓦解”。[54]
在突圍過程中，師領導不顧掩護的戰士，只管自己逃命。[55]師代政委吳成德因停留片刻處理傷員的請求，其他師領導即棄之不顧，揚長而去。副師長段龍章為掩護自己突圍命令部隊堅守某高地，突出去后竟顧不上通知掩護部隊撤收，聽任其被敵人包圍消滅。[56]有這樣的領導，當然也就有不顧一切只管逃跑的下級干部。如吳成德遇見538團團長龐克昌，要求他帶上同行的師政治部宣傳干事張城垣，龐克昌卻只答應帶上吳成德一人，吳稍一猶豫，龐竟連吳成德也一起甩下不顧而去。[57]第538團參謀長胡景義嫌突圍時帶的人多目標大，逐漸將所有跟隨的人甩掉，最后甚至把跟他一起的同級干部也丟掉撒腿就跑。[58]段龍章在檢查中指出：“這次政治動搖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所以很普遍、面很廣”，他認為“自己歷史上的錯誤是一貫打仗不硬，發展到現在，經不起這次嚴重關頭的考驗，自己垮了，部隊也垮了”，“在包圍緊急的情況下，是恐慌動搖，由動搖到集體逃跑，集中干部逃跑到個人逃跑”。[59]
第60軍政委袁子欽批評說：“干部寶貴不寶貴？干部是寶貴的，它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保證。但脫離了群眾的干部是不寶貴的，軍隊干部丟掉了戰士，即不是寶貴的而是可恥的干部”。[60]現在回頭看，過去對第180師負責干部作的“政治動搖、右傾畏縮、貪生怕死”的結論雖然帶有時代的印記，但“驚慌失措”、只顧自己逃跑的現象應該說還是存在的。第180師失利，從主觀上來說，主要原因還是在師領導本身。
由戰斗過程可知，對第180師而言，之所以陷入全軍覆沒的境地，有兩大關鍵之處。一是25日下午在接到軍部的兩道相互矛盾的命令時，沒有具體分析情況，只是機械地執行，甚至將已經出發的部隊召回。二是26日下午的突圍組織混亂，一夜間行軍未經大的戰斗，全師損失5000余人（絕大部分是掉隊），導致部隊完全喪失了戰斗力。突圍時，第539團及師炮兵營不在師部附近（隔一座山）。對這樣一個主力團和炮兵營的撤退工作，第180師居然沒有一位師級領導去，只派師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去通知了事，[61]結果“五三九團一路因命令遲到，更為恐慌，不等一營撤回，即以行軍姿態，倉荒率二營與團直先走，沿途爭先恐后，草木皆兵，團直與一營遇見一輛破汽車即將部隊嚇散，雖未遇敵但建制已亂，過路后全團僅剩二百余人”。[62]師領導所在的這一路也大同小異，“師直、五三八、五四零團一路，過路時五三八團雖僅一個多連與敵接觸，但過路后也只剩百余人。五四零團負全師的后衛掩護之責，而一、三營營長、政教在陣地上接到突圍命令，未通知部隊，首先只身逃跑，連排干部及戰士亦聞風相率潰退，致該團戰斗部隊基本上在過路前已完全垮了，過路后尚余團直和收羅一部散兵共二百余人。全師突過加平至馬坪里公路后人數已不足千。重機槍以上火器及通訊器材盡失（只配齊一部報話機）”。[63]對以上兩個關鍵的錯誤，顯然應由第180師的領導負主要責任。
四、關于180師損失人數
（左二：180師副師長段龍章）
在《屢創奇跡的60軍》一書中，作者認為，“180師第5次戰役第二階段參戰實力為7644人”，“最后查明，按參戰7644人，回歸4000人計，180師突圍中損失3000余人”。[64]但同書接下來的一段卻又指出，“據關于戰俘交換的有關資料統計，第180師第5次戰役回撤中被俘約4000人”。[65]如果突圍中一共只損失3000余人，怎么可能有4000人被俘呢？況且，這還不包括戰斗中傷亡的數字。可見，損失3000余人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據第60軍軍史資料統計，第180師在第五次戰役中損失合計8107人，其中負傷1808人，陣亡524人，失蹤5775人。[66]這個統計雖然是該師整個第五次戰役期間的損失，但由于戰役前兩個階段部隊均處于主動進攻狀態，損失并不大，可以認為損失中的主要部分是在回撤階段發生的，尤其是失蹤人員，大部分是在回撤中犧牲或被俘了。
志愿軍司令部在戰役后的5月31日14時上報軍委的電報中僅提及，“二十九日晨，據兵團電話報告，該師副師長帶數十人出來，但詳情迄今未報”。[67]同日，第60軍致電彭德懷、鄧華，告知：“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538團參謀長胡景義已到我處，似此已無成大股者，……，現已收容約1300人”。[68]
6月1日，第60軍軍部上報的情況是：“至今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及五三九團團長和五三八團參謀長等已先后歸隊，加上該師零散人員及五四零團之二營（該營擔任軍后勤監護）等共約二千余人，全師損失近八千余人，其中傷亡二千，其余大都掉隊失散”。[69]
6月3日，第3兵團上報的材料中稱：“現該師僅有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隊（機關非戰斗人員）及隨軍后勤擔任掩護的五四零團第二營，突圍出來的五三九團一營（四十余人）及該師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五三九團團長，五三八團參謀長等共計近四千人，損失七千余人（這七千人中，估計突圍戰斗傷亡二千人，被敵俘五，六百人，吃野菜，野草中毒及餓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失散），目前正在繼續收容中”。[70]報告中提到的“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隊”，系指第180師機關科室人員、文工隊、醫院及直屬連隊和炮營的非戰斗人員所組成的師第二梯隊，由師軍務科長張杰、直工科長王一民率領突出包圍圈，共計440余人。除此之外，與二梯隊一起突出包圍的還有第539團第8連等。[71]但是，相隔僅兩天，在并無大股人員歸隊的情況下，歸隊人數為何由2000余人陡增到近4000人呢？顯然，6月3日第3兵團上報報告中的“近四千人”，不僅僅是第180師突圍后被收容的人數，還應該含有提前撤退的傷員、在后方留守的人員以及第一階段負傷尚未歸隊的人員等，這是第180師全師剩余人員的總數。這一點，可由1951年7月第180師司令部上報的“突圍戰斗減員統計表”得到證實。該統計表顯示，該師在突圍戰斗中，負傷1616人，陣亡456人，情況不明（掉隊、被俘、失散）5572人，全部實力有4000余人。[72]這個統計數字與第60軍軍史資料中的“減員消耗損失統計表”基本吻合，也說明只損失3000余人的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第五次戰役第三階段）
令人所不解的是，7月31日第60軍致兵團、志愿軍司令部、西南軍區并川西軍區的“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說：“一八〇師自二十八日分散突圍后至今已突出歸來人員，計有正付師長、參謀長、團長等以下300人左右”，[73]這個數字與第60軍5月31日、6月1日以及第3兵團6月3日的報告所稱的歸隊人員數目有很大的差異。
但由前述歷次報告可以推斷，第60軍7月31日報告中的“300人”左右，很可能是“3000人左右”之誤，相差了一個零。[74]這多半是收發或抄寫時的錯誤，并非有意為之。
這也可以從第180師入朝時實力資料中得到印證。第60軍入朝之前的人數為40822人（其中干部4558人，班以下36264人）。[75]第60軍所轄之第179師1951年2月編入志愿軍序列時，全師轄三個步兵團及山炮營、教導營、工兵營、通信營、偵察連、警衛連、擔架營、衛生營、運輸營、文工隊和軍樂隊，一共11063人（其中干部1380人）。[76]雖然沒有第180師入朝人數的統計數字，但第180師實力與179師應基本相當。
根據第60軍6月1日的報告（收容二千余人，損失近八千余人），第180師全師人數約10000余人；根據第3兵團6月3日的報告（剩余四千余人，損失七千余人），則第180師全師人數約11000余人；由1951年7月180師司令部上報的“突圍戰斗減員統計表”亦可得知，該師總人數約11000余人。
上述3份統計資料所反映的第180師的損失和剩余人數，與第180師的實際總人數，都是相吻合的。《屢創奇跡的60軍》一書中提出“180師第5次戰役第二階段參戰實力為7644人”，并以7644人為基數來計算損失和剩余人員數，顯然不符合第180師實力的實際情況。另一有趣的現象是，這個7644人的數字，和前述的1951年7月第180師上報的“突圍戰斗減員統計表”中的突圍損失數字之和正好一模一樣（負傷1616人，陣亡456人，情況不明5572人），有理由相信作者是誤將第180師突圍損失的人數當作了第二階段參戰人數，由此帶來了計算上的誤差。
由以上分析可知，180師入朝時人數大約在11000人上下，后撤階段除部分人員外（如擔任軍后勤警戒的第540團第2營、留守的師教導大隊等），包圍圈內的人員損失高達7000余人，突圍被收容的人數大約2000余人或3000人左右（部分傷員可能存在重復計算），第五次戰役后全師剩余人數約4000人左右。整個第3兵團在第五次戰役中傷亡失蹤被俘共39558人（其中陣亡6577人，負傷16911人，失蹤被俘16070人），[77]第180師的損失占到了近五分之一，是此次戰役損失最嚴重的一個師。
[]“資料之九：60軍政委袁子欽關于一八〇師受挫的總結報告”，1951年11月6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180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5月，第31頁。
[]《李鐘玄戰斗日記》，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第352頁。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4頁。
[]吳金鋒記錄整理：《1984年5月24日對韋杰的采訪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29頁。
[]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452頁。
[]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180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994年3月，第11-5頁。
[]胡景義：《我在回撤失利中的經歷》，《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994年3月，第11-14頁。
[]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994年3月，第11-9頁。
[]《第五次戰役作戰中幾個問題的材料》，1951年7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1981年7月，第14頁。
[]張振川：《對抗美援朝一段被動作戰的剖析》，《鏖戰疆場—張振川回憶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7-378頁。
[11]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3頁。
[12]《秦基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350頁。
[13]《第五次戰役作戰中幾個問題的材料》，1951年7月10日，《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8頁。
[14]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精簡整編善后工作辦公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1985年，第171頁。
[15]“資料之五：三兵團參謀長王蘊瑞《對五次戰役認識的報告》”，1951年9月2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3頁。
[16]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341頁。
[17]“資料之五：三兵團參謀長王蘊瑞《對五次戰役認識的報告》”，1951年9月2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4頁。
[18]吳金鋒記錄整理：《1984年7月8日對彭相臣的采訪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29-30頁。
[19]“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4頁。
[20]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3頁。
[21]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6頁。
[22]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第405頁。
[23]“資料之七：六十軍黨委會《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1951年7月3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7頁。
[24]“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180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5月，第5頁。
[25]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第412-413頁。
[26]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第341頁。
[27]“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5頁。
[28]《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一八〇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3月，第30頁。
[29]“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5頁。
[30]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精簡整編善后工作辦公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第174頁。
[31]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8頁。
[32]“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4頁。
[33]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編寫委員會：《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總結（草稿）：一、戰爭簡史》，1956年，第53-54頁。
[34]《韋杰回憶錄》，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62頁。
[35]《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435頁。
[36]許述、張振文：《細說志愿軍180師師長鄭其貴》，《歷史學家茶座》，2010年第4輯，第120-127頁。
[37]《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第14頁。
[38]《陸軍第六十軍序列變更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1985年，第3-6頁。
[39]《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第14-15頁。
[40]鄧仕俊：《我所記得的六十軍參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情況》，《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2頁。
[41]第六十軍司令部作教科整理：《第六十軍反包圍經驗》，1952年3月13日，轉引自：《抗美援朝戰爭經驗資料之二：我軍防御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訓練研究部，1962年7月，第125頁。
[42]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1頁。
[43]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10月6日對吳成德的訪談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24頁。
[44]“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5頁。
[45]“資料之十：一八〇師司令部《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1951年7月，“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5頁。
[46]“資料之十：一八〇師司令部《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1951年7月，“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5頁。
[47]《一八〇師大事紀述（初稿）》，第29頁。
[48]吳金鋒記錄整理：《被俘回歸的原180師538團政治委員趙佐端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37頁。
[49]“資料之七：六十軍黨委會《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1951年7月3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9頁。
[50]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1-2頁。
[51]“資料之十：一八〇師司令部《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1951年7月，“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5-36頁。
[52]王振邦：《一八〇師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第11-7頁。
[53]“資料之十一：《鄭其貴師長的檢查報告》”，1951年11月24日鄭其貴在180師連以上黨員干部會上的檢查報告記錄，“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9-40頁。
[54]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2頁。
[55]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9月16日對蔡德榮的訪談記錄》，《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52頁。蔡德榮系段龍章副師長警衛員，在掩護師首長突圍時受傷被俘。
[56]吳金鋒記錄整理：《被俘回歸的原538團1營3連排長郝明昌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83頁。
[57]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10月對張城垣的訪談記錄及張城垣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54頁。張城垣為原180師政治部宣傳干事。
[58]吳金鋒記錄整理：《被俘回歸的原180師炮兵主任郭兆林1983年6月20日訪談記錄及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32-33頁。
[59]“資料之十二：段龍章副師長的檢查報告”，1951年11月24日段龍章在180師連以上黨員干部會上的檢查報告記錄，“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一八〇師回憶錄編委會編印，1992年5月，第44頁。
[60]“資料之九：60軍政委袁子欽關于180師受挫的總結報告”，1951年11月6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31頁。
[61]吳金鋒記錄整理：《1983年6月26日對王化英的訪談記錄及王化英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筆記第一集》，第34頁。王化英為原180師司令部作戰科副科長。
[62]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2頁。
[63]志愿軍黨委：《關于一八零師受損失事件通報》（節錄），1952年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史教學參考資料（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第2頁。
[64]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2002年5月，第444頁。
[65]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2002年5月，第445頁。
[66]《第六十軍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減員消耗損失統計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第168頁。
[67]“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頁。
[68]1951年3月31日13時30分，60軍致彭德懷等的電報。引自：《屢創奇跡的60軍》，第438頁。
[69]“資料之十三：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2頁。
[70]《3兵團關于180師受損失經過及檢討》，1951年6月3日，《志司作戰處關于六十軍一八零師受損失經過材料匯集》。
[71]張杰、王一民：《二梯隊突圍脫險記》，《一八〇師實戰錄（征求意見稿）》（第三冊），13-1頁
[72]陳忠龍主編：《屢創奇跡的60軍》，第444頁。
[73]“資料之七：六十軍黨委會《一八〇師突圍戰斗總結報告》”，1951年7月31日，“關于一八〇師《回撤失利》內部資料”，第19頁。
[74]無論突圍歸隊300人還是3000人，對180師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此時縮小或夸大損失人數并無多大的意義。
[75]《第六十軍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實力發展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第166頁。
[76]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一七九師：《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一七九師革命戰爭史簡編》，1979年8月1日，第16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軍軍史資料匯集（1947-1985）》中的統計數字與此稍有差異。
[77] 《中國人民解放軍旅大警備區軍史》，1989年3月，第34頁。
本文作者 ：嚴可復，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