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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南北两个政府,为何双方没打起来却北打北,南打南?

文|周渝

1921年5月5日, 廣州市的商店、工廠、居民皆懸旗結彩, 位于德宣路的革命政府門前更是軍政要人云集, 旗幟如林, 鑼鼓喧天。 孫中山身著黑色禮服, 莊嚴肅穆地發表了(非常)大總統就職宣言及對外宣言, 他表示將“竭志盡誠以救國民, 破除障礙, 促成統一, 鞏固共和基礎”。 同時在對外宣言中希望各國承認廣州政府“為中華民國唯一之政府”。 大總統就職典禮熱鬧非凡, 工農商學各界紛紛前往總統府慶賀, 一位叫陳宜禧的旅美華僑一見到孫中山便說:“大總統, 原來你就是孫文, 在美國謀生的唐人, 沒有一個不知道的。

你做大總統, 名義還不夠好, 大元帥更不好, 最好還是登上皇帝, 做個真命天子啊!”孫中山聽后不僅面無慍色, 反而耐心地向陳宜禧解釋專制與皇帝究竟為何物, 并告訴他自己致力于國民革命的目的。 盡管孫中山只是在廣州一隅當上非常大總統, 但對當時之中國而言不啻平地驚雷, 從這一天開始, 中華民國有兩個總統, 兩個國會, 兩個中央政府。 盡管一南一北互不承認對方的合法性, 但在外人眼中, 這更像是出現了兩個中華民國。


1911 年10 月, 武昌起義中的革命軍炮兵

孫中山決心另起爐灶

1918年7月, 孫中山憤然辭去護法軍政府的職務后, 蟄居上海, 杜門不出。 這一期間, 他深刻反思自己過去屢次失敗之原因, 并開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學說。

后來傳世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著作的最終版多是成書于此時。 在著書立說的同時, 孫中山也沒有停止實踐工作, 他于1919年10月10日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 政黨改組當日發布《中國國民黨規約》, 首條開宗明義:“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 ”后來廣為人知的國民黨是指此黨, 與民初五黨合并而成的那個國民黨并非同一回事。

不過, 僅在一個多月后修訂的《規約》中, 孫中山就將“鞏固共和”四個字刪去, 更變為“本黨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 從這些文字改動都能看出孫中山思想的變化, 推翻滿清時, 他曾一度認為民族、民權兩主義皆已實現, 今后只需專注搞好民生主義便能復興中華, 但在屢經挫折后,

他才明白原來前兩者一樣都沒有實現, 于是又再度重提“三民主義”。 至于為何刪去“鞏固共和”四字, 是因為孫中山認為“當時南北政府為官僚、軍閥把持, ‘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政府已名存實亡”, 自然也就無從鞏固。 再度出山的孫文顯然已經做好另起爐灶, 重建民國的準備。

孫中山與軍閥決裂的第一步就是驅逐桂系, 奪回廣州, 打倒“掛護法招牌, 暗與北洋軍閥勾結, 并大開煙賭, 弄得烏煙瘴氣”的“七總裁軍政府”。 1920年, 駐閩南的粵軍與孫中山取得聯系, 第二軍軍長許崇智派代表來滬會見, 并請孫中山派遣得力人員到福建協助策劃軍事。 在雙方的配合下, 粵軍于當年10月趕走廣州督軍莫榮新, 成功瓦解了“七總裁軍政府”。

達成第一個目標后, 孫中山以中國國民黨總理名義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省長兼陸軍總司令, 并于11月偕夫人宋慶齡乘永翔艦回粵主持大局。 依孫中山的計劃, 革命軍首先要在廣州建立政權。 11月28日晚, 孫中山在廣東署宴會上的演說中明確指出“中國必須統一”, 表示自己的政府與只想割據一方的軍閥政府有本質不同, 盡管他強調“只有以民治為統一辦法, 才可指望長久的統一;武力不過是輔助手段, 非不得已時, 不宜輕用”, 但他與北洋決裂之心已定, 一方面希望回粵“務使改造廣東之良好風氣, 傳及各省”, 另一方面也積極作北伐的軍事計劃。

1921年元旦, 孫中山在廣東軍政府發表演說, 強調在廣東建立正式政府的必要性。

所謂正式政府, 即與北洋政府一樣有國會, 有總統, 有憲法的中華民國政府。 孫中山認為“北伐必先正名分, 以堂堂正正之旗鼓與北京政府對抗, 方足以樹風聲而資號召”。 3月18日, 孫中山向廣東省省議會提出, 應由國會制定五權憲法。 4月4日又向南下的國會議員建議迅速建立正式政府。 4月7日, 國會非常會議參眾兩院聯合會議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 選舉孫中山為總統。 4月10日, 國會非常會議發表宣言, 正式組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 并敦請孫中山就任總統。 經各方商議, 總統就職典禮定于“雙五”(5月5日)舉行, 于是便有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1912 年2 月15 日, 孫中山(前排左五)偕同黃興(前排左四)等人謁祭江蘇南京明孝陵。

陸記桂系土崩瓦解

不過,孫中山的政府并不能被廣泛認同,早在就職籌備期間,桂系軍閥廣西督軍陳炳焜就通電反對。在廣州政府內部,粵軍將領陳炯明及其部將對孫中山的北伐計劃也持有異議。陳炯明反對北伐的理由主要有兩條:其一,粵省一隅不足以敵北京政府及其所屬軍閥;其二,聯省自治可以相安而進于長治。據當時在廣州政府任職的羅建群回憶,孫中山得知陳炯明不贊同北伐后,曾找陳談話:“我被選為大總統,舉國皆知,只要我一出師,長江及華北軍民甚多歡迎歸附者,北洋軍閥決無力來犯粵省。桂軍殘部懲于侵粵之敗,哪還敢再向粵謀,請競存(陳炯明)放心。”同時他還放言說“(北伐)成功自不用說,萬一事敗,則我出走,粵省任由競存去和人家妥協,我可不管,這樣好吧”。孫中山決心已定,陳炯明也便沒有再當面反對。但北伐統一與聯省自治的政見分歧卻成為日后孫、陳反目成仇的主要原因。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有個很奇特的現象,雖然有一南一北兩個政府,兩個總統,并且雙方都視對方為“非法”,但南北始終未發生大規模、高烈度的戰爭,誠如陳炯明所言:“北庭日言南征,中山預備北伐,其浪聲之高,儼成事實。然雙方但皆紙上談兵,做市虎驚人之計矣。其實北之南征,故未有餉有械,而南之北伐,亦未有餉械,焉能出師對抗。”

不過在這一國兩府的對峙期內,卻出現了北打北,南打南的局面。在北方,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戰敗,迅速出局,北洋政權進入直系當家的時代。南方的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后,北京政府大為震動,但無力南征,便慫恿之前被趕走的桂系軍閥陸榮廷進犯廣東。

為應對桂系卷土重來,孫中山于5月28日命歸附廣東政府的粵、滇、黔、贛各軍做好征伐陸榮廷之準備,陳炯明也于同日發布《討伐桂系通電》。6月中旬,桂軍分別向廣西靈山、廉江、連山等縣進犯,皆被粵軍擊退。隨后,桂軍從北江、西江、南路兵分三路傾巢而出。為督率討桂各軍盡力征討,陳炯明于20日親赴肇慶行營督軍,雙方幾經交火,桂軍師長劉震寰即被策反倒戈,桂軍大敗,廣西梧州城于6月26日被粵軍攻克。次日,孫中山正式向陳炯明發出討伐陸榮廷的命令,粵軍一路勢如破竹,7月15日克平南,8月13日克桂林,9月30日攻占桂系最后的據點龍州,陸榮廷倉皇逃往越南。粵軍在此次定桂戰爭中的勝利使兩廣皆成為廣州政府的控制范圍,從此,陸記桂系軍閥土崩瓦解,無力東山再起。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不過,孫中山的政府并不能被廣泛認同,早在就職籌備期間,桂系軍閥廣西督軍陳炳焜就通電反對。在廣州政府內部,粵軍將領陳炯明及其部將對孫中山的北伐計劃也持有異議。陳炯明反對北伐的理由主要有兩條:其一,粵省一隅不足以敵北京政府及其所屬軍閥;其二,聯省自治可以相安而進于長治。據當時在廣州政府任職的羅建群回憶,孫中山得知陳炯明不贊同北伐后,曾找陳談話:“我被選為大總統,舉國皆知,只要我一出師,長江及華北軍民甚多歡迎歸附者,北洋軍閥決無力來犯粵省。桂軍殘部懲于侵粵之敗,哪還敢再向粵謀,請競存(陳炯明)放心。”同時他還放言說“(北伐)成功自不用說,萬一事敗,則我出走,粵省任由競存去和人家妥協,我可不管,這樣好吧”。孫中山決心已定,陳炯明也便沒有再當面反對。但北伐統一與聯省自治的政見分歧卻成為日后孫、陳反目成仇的主要原因。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有個很奇特的現象,雖然有一南一北兩個政府,兩個總統,并且雙方都視對方為“非法”,但南北始終未發生大規模、高烈度的戰爭,誠如陳炯明所言:“北庭日言南征,中山預備北伐,其浪聲之高,儼成事實。然雙方但皆紙上談兵,做市虎驚人之計矣。其實北之南征,故未有餉有械,而南之北伐,亦未有餉械,焉能出師對抗。”

不過在這一國兩府的對峙期內,卻出現了北打北,南打南的局面。在北方,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戰敗,迅速出局,北洋政權進入直系當家的時代。南方的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后,北京政府大為震動,但無力南征,便慫恿之前被趕走的桂系軍閥陸榮廷進犯廣東。

為應對桂系卷土重來,孫中山于5月28日命歸附廣東政府的粵、滇、黔、贛各軍做好征伐陸榮廷之準備,陳炯明也于同日發布《討伐桂系通電》。6月中旬,桂軍分別向廣西靈山、廉江、連山等縣進犯,皆被粵軍擊退。隨后,桂軍從北江、西江、南路兵分三路傾巢而出。為督率討桂各軍盡力征討,陳炯明于20日親赴肇慶行營督軍,雙方幾經交火,桂軍師長劉震寰即被策反倒戈,桂軍大敗,廣西梧州城于6月26日被粵軍攻克。次日,孫中山正式向陳炯明發出討伐陸榮廷的命令,粵軍一路勢如破竹,7月15日克平南,8月13日克桂林,9月30日攻占桂系最后的據點龍州,陸榮廷倉皇逃往越南。粵軍在此次定桂戰爭中的勝利使兩廣皆成為廣州政府的控制范圍,從此,陸記桂系軍閥土崩瓦解,無力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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