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現代閹黨抹黑東林黨的理論之一， 是誣陷“東林黨反對張居正改革”， 然后大加發明， 把閹黨說成張居正改革的后繼者， 東林黨說成反對改革的守舊派， 于是捏造出“張居正改革因為東林黨的存在沒有繼續下去， 東林黨造成了明朝的滅亡如何可惡之類”的說法。
這個理論雖然不是現代閹黨的主要理論， 但也有一定影響， 有必要厘清， 而且可以借助厘清這個問題， 講一講東林和閹黨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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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反對張居正改革嗎？
1
張居正的改革從總體上來說對明朝的存續頗有作用，
張居正這個人物是有兩面性的， 在政治實效上有很大的功勞， 但是在政治生態上則有很大的破壞性。 政治生態的影響雖然看起來沒有政治實效那么立竿見影， 但是從長遠來看會影響日后政治的走勢， 最終會反映到政治實效上來， 東林前身肯定張居正的前一面而批評其后一面，
《大明王朝1566》里的張居正
在明朝， 內閣大學士號稱宰相， 其實并不是真正的宰相。 祝總斌先生對“宰相”一詞進行過十分精辟的定義， 要同時具有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的才是真宰相。 明朝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 內閣在法理上是沒有監督百官執行權的， 當然六部很多時候會聽內閣的， 但名不正言不順， 當皇權集團跟內閣發生矛盾時， 六部并不能成為內閣的助力， 內閣因此十分虛弱。 另外， 內閣的議政權也不完全， 他們只有票擬權， 批紅權被明宣宗分給了皇權集團中的太監， 雖然有時候太監不會跟內閣為難，
這樣的內閣， 想要干點事有多難可想而知了。 除非皇帝全力支持或者完全撂挑子， 否則其政策貫徹度與古代的宰相完全無法相比。
如此脆弱的地位， 張居正當上首輔卻又是靠勾結太監馮保， 用下流的宮廷手段趕走內閣首輔高拱上位的， 難免招致非議， 他要進行的改革又會傷害到許多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 所以即便得到了包括李太后、幼年皇帝、太監頭目在內的皇權集團支持， 他還是害怕天下人的議論。
所以， 出于推行改革和自作威福的雙重目的， 張居正實行了很多鉗制言論的手段， 其中最狠的一條是考成法。
我知道有的人覺得考成法好到天上去， 看到這里多半會跳，
張居正規定：巡撫、巡按由六部監督， 六部、都察院（御史機構， 言官）由六科（六科給事中， 言官）監督， 到這里也還罷了， 末了還有一條——六科由內閣監督。
這樣一來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都成了內閣的下級， 不再能發揮言官監察內閣的作用， 等于是閉塞言路， 這當然是為傳統所不容的， 很多言官群起反對， 其中甚至包括張居正的門生傅應禎、劉臺（在明朝被門生反對是非常沒面子的事，
言官這個團體也具有兩面性。 當年朱元璋設立科道言官的時候就同時有兩個目的， 一是怕確實自己被人蒙蔽， 需要人提醒， 二是方便朱家子孫利用言官來對付大臣， 所以言官既可以是社會的良心也可以是皇帝或者太監、權臣的工具， 具體是什么看言官個人。
如果說張居正鉗制言路， 可以避免言官被皇權集團利用， 干涉改革， 在統一事權方面還有一定合理性的話， 張居正死后， 萬歷帝為非作歹還堵塞言路， 那就一點道理都沒有了， 有正義感的科道言官甚至言官以外的官員對萬歷帝和幫他的申時行大加撻伐，逐漸形成東林，而被萬歷馴服、為皇帝服務的言官，后來大部分成了閹黨。
張居正的另一項堵塞天下人之口的暴政是搗毀天下書院，這放到古今中外哪朝哪代都是混蛋政策。張居正是程朱理學信徒，這么干是為了打擊在書院中傳播正盛的陽明心學，還殺害了陽明學巨擘、大俠何心隱，激起武昌民變，東林前身其實也是程朱理學信徒，與陽明心學為敵，但他們一般學養較高，認為應該通過講學來折服心學信徒，而不是粗暴的禁止，因此對張居正毀天下書院多有批評。
此外，張居正裁剪府州縣學的公費生員，這雖然有利于節約國帑，但對于官方意識形態儒學顯得重視不足，這也是東林前身批評的一點。另外考成法中有只看政績不問手段的粗暴一面，導致很多地方官為了政績而粗暴的行政；監察官員對被監察者的前途有極大的發言權，所以監察者作威作福，被監察者奴顏婢膝，這都是東林前身對張居正的批評之處。
可以看出，他們對張居正的批評都是言之有物的，是政策中具體的弊端，而背后則有一套總體原則支撐，那就是明朝的官方意識形態程朱理學，而不是籠統的反對改革。
反對張居正奪情的是東林黨嗎？
2
張居正平生面對的最猛烈的攻擊是奪情事件。萬歷五年（1577年）九月，張居正的老爹去世，按照儒家禮制，張居正應該回家守孝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此時大權在握，不愿意回家，于是授意戶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建議“奪情”，也就是由皇帝批準，在守孝期間不辭去官職，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對聲浪，大部分官員要求張居正回家守孝。
這一次反對張居正奪情的官員成分很復雜，一部分是基于維護儒學禮制，另一部分是想趕張居正回家。這兩派人怎么區分呢？看他們在張居正死后的作為。
東林前身基本上是出于維護儒學禮制，朱元璋是非常重視孝道的，祖制里面不允許奪情，但是在明成祖到明英宗這一段，因為朱棣的屠殺，儒學倫理崩塌，奪情的風氣很盛；明孝宗以后儒學復興，奪情又變得少之又少，只要出現奪情，就會受到儒學捍衛者言官的嚴厲批判，并不是只針對張居正。
明朝皇帝說言官“騙廷杖”，很多時候是自己違背原則時挨了罵，不好意思處罰言官，只好這樣說來泄憤。言官罵皇帝不一定罵到了點子上，但敢頂皇帝的牛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這對于明朝的變態皇權有一定遏制效果，在政治上是很有積極意義的，所以被廷杖的官員得到天下敬仰是很正常的。現代閹黨動不動就學著明朝皇帝說他們“騙廷杖”，以為廷杖是請客吃飯呢，你怎么不去騙個廷杖試試？現代沒有廷杖，你還可以見義勇為啊。但是“見義勇為”跟他們“帝王心術”的畫風差別太大了，大概率是不會的。
明朝最大弊政——廷杖
這里面包括張居正的門生吳中行、趙用賢，為了維護禮教，甘冒當時十分嚴重的欺師滅祖之名彈劾座師張居正，也包括東林早期的巨擘鄒元標，他們都遭到張居正的迫害，被處以廷杖，吳中行、趙用賢腿上的肉都被打得一塊一塊掉下來，鄒元標直接被打成了瘸子。
而另一些人則借助維護禮教之名，借言官的聲勢，想要趕走張居正，這包括張居正死后入閣的一些閣臣如王錫爵（蘇州太倉人）、趙志皋（金華蘭溪人）、許國（徽州歙縣人）、沈一貫（寧波鄞縣人）、朱賡（紹興山陰人）等，這些人其實是現代閹黨津津樂道的“江南大商人”的代表，是張居正改革的真正反對者，還是后來閹黨的祖宗。其中王錫爵被收在《皇明從信錄》中的一封奏章說破了自己的心路：
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指申時行等）不同，雖拔擢自天，薦舉由眾，而推本虛名所自，則以先年張居正事起（指反對奪情）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誚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
另外，當時支持張居正奪情的人容易被誤認為是張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實際上他們才是毫無原則，唯權力是從的佞臣，如張四維、申時行，張居正權重時就支持張居正奪情，張居正一死就支持萬歷帝反攻倒算，盡廢張居正之法，還迫害張居正家人，他們才是張居正改革的罪人來著。
看歷史上的人和事，只問動機而不問效果當然是一種偏頗，近年來已經被批判得夠多，有點矯枉過正了。反過來只看效果，完全不問動機同樣也是偏頗，無法從更長的時間段內審視時代的脈絡。像張四維、申時行這樣的人，支持的是張居正還是權力，就很有分辨清楚的必要，厘清以后就能對錯綜復雜的明末歷史把握得更準確。
清算張居正的是東林黨嗎？
3
談到這里，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在為東林黨洗地，沒關系，現在才是重點，你接著看，就知道絕對不是洗地了。
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無法行駛絕對皇權，不滿已久的明神宗萬歷帝馬上在新任首輔張四維的賣身投靠下，對張居正進行清算。清算張居正是萬歷皇帝策劃，首輔張四維帶頭，黨附于張四維的奸佞言官沖鋒在前，共同完成的行動，并不是憑區區言官就能辦到的。
張四維可以說是閹黨的祖宗
現代閹黨一說到清算張居正就罵言官，然后用言官來等同于東林，誘導大家認為東林是張居正改革的反對者，實際上言官分為兩派，東林是講原則的一派，而攻擊張居正的則是不講原則、唯權力是從的一派，是東林的對立面，張居正有權他們就是張居正的工具，皇帝有權他們就是皇帝的工具，后來閹黨有權，他們又是閹黨迫害東林的急先鋒，要說“言官之禍”，歸根結底是權力之禍，是皇權之禍。
而所謂的“東林”，這時要不就已經被張居正趕回家，要不還沒步入政壇。與想象的相反，東林人士不但對張居正改革大體持肯定態度，還積極為張居正平反，王天有先生對此總結甚備，容我稍作轉述。為張居正請謚號的，正好是被張居正打成瘸子的鄒元標，吳應箕《國朝紀事本末》載：
先生（鄒元標）日：“江陵（張居正）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由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謚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為如何？”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為國也。
當初對張居正毀天下書院憤怒無比，罵“楚相不忠不孝”的趙南星也不過是性格比較激烈，后來也是為張居正平反的主力，其《勞臣軍工疏》中說“今公論照明，共稱其功在社稷”。多說一句，趙南星有很尖銳的反對一條鞭法的言論，但那是在萬歷后期，是批判一條鞭法在浙黨手上走形之后的弊端，并不是反對一條鞭法本身。
東林梅之煥在萬歷帝還沒死的時候就敢夸獎他最忌諱的張居正，說“使今日能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訾之徒敢若此耶”；東林方震孺稱贊張居正說“皇祖（明神宗）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業，事事綜核”；東林周宗建稱贊張居正“留心邊事，然后有隆（慶）、萬（歷）五十余年之款貢”。
可見東林人士是張居正的繼承人，東林通過京察裁汰貪官正是張居正“考成法”精神的延續，而閹黨的前身浙黨等“邪黨”反而是張居正的對立面，是閹黨而不是東林黨反對張居正改革，這一點在后面的文章中還會細說。
最后多說幾句張居正。張居正當次輔時，通過勾結皇權，陷害高拱當上首輔，然而其上臺的方式也就預示了其下臺的方式，他死后，次輔張四維也勾結皇權，清算他全家，真可謂報應不爽，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差別在于張居正雖然趕走高拱，但見解畢竟超卓，也還算是有擔當，延續了其改革措施，張四維以及后來的申時行則更加猥瑣，為了迎合皇帝以及自身利益，盡廢張居正的良法，使明朝陷入不可救藥的境地。
明朝從朱元璋廢宰相開始，皇權就惡性膨脹，內閣大學士名為宰相，卻并無完整的相權，對皇帝乃至包括宗室、外戚、太監在內的皇權集團只能俯首，這正是明朝文官表現不如前代的原因。但內閣對皇帝并不是全無還手之力，整個明朝，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內閣有兩次機會，一次是明武宗死后，楊廷和當了四十多天準皇帝，又擁立缺少黨援的地方藩王明世宗嘉靖帝即位，內閣大權在握，相權有可能復興；二是明穆宗死后，高拱以明穆宗師傅之威，得明穆宗全權托付后事，上《陳五事疏》，要求將司禮監權力收歸內閣，使內閣成為事實上的宰相。
然而第一次，張璁勾結嘉靖帝，在大禮議中擊敗楊廷和；第二次，張居正勾結李太后和太監馮保，陷害高拱罷官，都促成了皇權的復興，使政治體制無法改善。以往對張璁基本上是負面評價，近年來有人開始注意他對隆萬大改革的先導作用；對張居正基本是正面評價，也應注意到他對政治生態和政治體制的破壞，總之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要盡量全面一些。
至于齊楚浙黨這樣從張居正的反對派演變成閹黨，請等待下一篇文章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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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義感的科道言官甚至言官以外的官員對萬歷帝和幫他的申時行大加撻伐，逐漸形成東林，而被萬歷馴服、為皇帝服務的言官，后來大部分成了閹黨。張居正的另一項堵塞天下人之口的暴政是搗毀天下書院，這放到古今中外哪朝哪代都是混蛋政策。張居正是程朱理學信徒，這么干是為了打擊在書院中傳播正盛的陽明心學，還殺害了陽明學巨擘、大俠何心隱，激起武昌民變，東林前身其實也是程朱理學信徒，與陽明心學為敵，但他們一般學養較高，認為應該通過講學來折服心學信徒，而不是粗暴的禁止，因此對張居正毀天下書院多有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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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他們對張居正的批評都是言之有物的，是政策中具體的弊端，而背后則有一套總體原則支撐，那就是明朝的官方意識形態程朱理學，而不是籠統的反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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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平生面對的最猛烈的攻擊是奪情事件。萬歷五年（1577年）九月，張居正的老爹去世，按照儒家禮制，張居正應該回家守孝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此時大權在握，不愿意回家，于是授意戶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建議“奪情”，也就是由皇帝批準，在守孝期間不辭去官職，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對聲浪，大部分官員要求張居正回家守孝。
這一次反對張居正奪情的官員成分很復雜，一部分是基于維護儒學禮制，另一部分是想趕張居正回家。這兩派人怎么區分呢？看他們在張居正死后的作為。
東林前身基本上是出于維護儒學禮制，朱元璋是非常重視孝道的，祖制里面不允許奪情，但是在明成祖到明英宗這一段，因為朱棣的屠殺，儒學倫理崩塌，奪情的風氣很盛；明孝宗以后儒學復興，奪情又變得少之又少，只要出現奪情，就會受到儒學捍衛者言官的嚴厲批判，并不是只針對張居正。
明朝皇帝說言官“騙廷杖”，很多時候是自己違背原則時挨了罵，不好意思處罰言官，只好這樣說來泄憤。言官罵皇帝不一定罵到了點子上，但敢頂皇帝的牛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這對于明朝的變態皇權有一定遏制效果，在政治上是很有積極意義的，所以被廷杖的官員得到天下敬仰是很正常的。現代閹黨動不動就學著明朝皇帝說他們“騙廷杖”，以為廷杖是請客吃飯呢，你怎么不去騙個廷杖試試？現代沒有廷杖，你還可以見義勇為啊。但是“見義勇為”跟他們“帝王心術”的畫風差別太大了，大概率是不會的。
明朝最大弊政——廷杖
這里面包括張居正的門生吳中行、趙用賢，為了維護禮教，甘冒當時十分嚴重的欺師滅祖之名彈劾座師張居正，也包括東林早期的巨擘鄒元標，他們都遭到張居正的迫害，被處以廷杖，吳中行、趙用賢腿上的肉都被打得一塊一塊掉下來，鄒元標直接被打成了瘸子。
而另一些人則借助維護禮教之名，借言官的聲勢，想要趕走張居正，這包括張居正死后入閣的一些閣臣如王錫爵（蘇州太倉人）、趙志皋（金華蘭溪人）、許國（徽州歙縣人）、沈一貫（寧波鄞縣人）、朱賡（紹興山陰人）等，這些人其實是現代閹黨津津樂道的“江南大商人”的代表，是張居正改革的真正反對者，還是后來閹黨的祖宗。其中王錫爵被收在《皇明從信錄》中的一封奏章說破了自己的心路：
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指申時行等）不同，雖拔擢自天，薦舉由眾，而推本虛名所自，則以先年張居正事起（指反對奪情）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誚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
另外，當時支持張居正奪情的人容易被誤認為是張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實際上他們才是毫無原則，唯權力是從的佞臣，如張四維、申時行，張居正權重時就支持張居正奪情，張居正一死就支持萬歷帝反攻倒算，盡廢張居正之法，還迫害張居正家人，他們才是張居正改革的罪人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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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談到這里，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在為東林黨洗地，沒關系，現在才是重點，你接著看，就知道絕對不是洗地了。
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無法行駛絕對皇權，不滿已久的明神宗萬歷帝馬上在新任首輔張四維的賣身投靠下，對張居正進行清算。清算張居正是萬歷皇帝策劃，首輔張四維帶頭，黨附于張四維的奸佞言官沖鋒在前，共同完成的行動，并不是憑區區言官就能辦到的。
張四維可以說是閹黨的祖宗
現代閹黨一說到清算張居正就罵言官，然后用言官來等同于東林，誘導大家認為東林是張居正改革的反對者，實際上言官分為兩派，東林是講原則的一派，而攻擊張居正的則是不講原則、唯權力是從的一派，是東林的對立面，張居正有權他們就是張居正的工具，皇帝有權他們就是皇帝的工具，后來閹黨有權，他們又是閹黨迫害東林的急先鋒，要說“言官之禍”，歸根結底是權力之禍，是皇權之禍。
而所謂的“東林”，這時要不就已經被張居正趕回家，要不還沒步入政壇。與想象的相反，東林人士不但對張居正改革大體持肯定態度，還積極為張居正平反，王天有先生對此總結甚備，容我稍作轉述。為張居正請謚號的，正好是被張居正打成瘸子的鄒元標，吳應箕《國朝紀事本末》載：
先生（鄒元標）日：“江陵（張居正）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由今思之，江陵未嘗無功，則謚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為如何？”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終為國也。
當初對張居正毀天下書院憤怒無比，罵“楚相不忠不孝”的趙南星也不過是性格比較激烈，后來也是為張居正平反的主力，其《勞臣軍工疏》中說“今公論照明，共稱其功在社稷”。多說一句，趙南星有很尖銳的反對一條鞭法的言論，但那是在萬歷后期，是批判一條鞭法在浙黨手上走形之后的弊端，并不是反對一條鞭法本身。
東林梅之煥在萬歷帝還沒死的時候就敢夸獎他最忌諱的張居正，說“使今日能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訾之徒敢若此耶”；東林方震孺稱贊張居正說“皇祖（明神宗）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業，事事綜核”；東林周宗建稱贊張居正“留心邊事，然后有隆（慶）、萬（歷）五十余年之款貢”。
可見東林人士是張居正的繼承人，東林通過京察裁汰貪官正是張居正“考成法”精神的延續，而閹黨的前身浙黨等“邪黨”反而是張居正的對立面，是閹黨而不是東林黨反對張居正改革，這一點在后面的文章中還會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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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從朱元璋廢宰相開始，皇權就惡性膨脹，內閣大學士名為宰相，卻并無完整的相權，對皇帝乃至包括宗室、外戚、太監在內的皇權集團只能俯首，這正是明朝文官表現不如前代的原因。但內閣對皇帝并不是全無還手之力，整個明朝，在很特殊的情況下，內閣有兩次機會，一次是明武宗死后，楊廷和當了四十多天準皇帝，又擁立缺少黨援的地方藩王明世宗嘉靖帝即位，內閣大權在握，相權有可能復興；二是明穆宗死后，高拱以明穆宗師傅之威，得明穆宗全權托付后事，上《陳五事疏》，要求將司禮監權力收歸內閣，使內閣成為事實上的宰相。
然而第一次，張璁勾結嘉靖帝，在大禮議中擊敗楊廷和；第二次，張居正勾結李太后和太監馮保，陷害高拱罷官，都促成了皇權的復興，使政治體制無法改善。以往對張璁基本上是負面評價，近年來有人開始注意他對隆萬大改革的先導作用；對張居正基本是正面評價，也應注意到他對政治生態和政治體制的破壞，總之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要盡量全面一些。
至于齊楚浙黨這樣從張居正的反對派演變成閹黨，請等待下一篇文章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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