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馬
十幾年前， 網絡的現代閹黨掀起了一股為閹黨翻案的風潮。
這一波風潮有一個過程， 首先是林洛的《明朝滅亡的真相》， 因為見識膚淺， 認為明亡東林黨的責任跟閹黨差不多；然后杜車別在天涯煮酒蓄意斷章取義、移花接木， 得出“明朝皇帝個個英明”、“東林黨代表東南巨商不交稅導致明朝沒錢滅亡”的奇葩觀點；接下來灰熊貓的《竊明》大量捏造史料， 各種猛料張口就編， 把東林黨黑出翔；在民間有巨大反響的通俗讀物《明朝那些事兒》因為史識不精， 雖然沒有蓄意捏造， 但寫作時思路不可避免的受到杜車別之流的影響，
時至今日， 現代閹黨已經成功， “東林黨跟閹黨差不多”、“東林黨比閹黨更可惡”儼然成了網絡上談論明史時的主要觀點。 大司馬近期大量閱讀明末史料后， 決定寫一組文章， 正本清源， 從全方位批駁現代閹黨的觀點， 扭轉大眾被現代閹黨誤導的印象。 也回答用戶曲轅櫟樹的7月份的提問。
這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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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是江南富商的代表嗎？
1
要談東林黨和閹黨的功過是非， 首要的是界定概念。 現代閹黨在這方面最是有意混淆概念， 只要是個文官就說是東林黨， 把既非東林也非閹黨的人的犯的錯甩給東林黨， 來貶低東林。
另外，
那么東林黨究竟是什么呢？東林黨以較正直的中下層官吏為主， 因為反對皇帝、太監和內閣的弊政， 逐漸走到一起， 形成的政治集團。
東林黨與閹黨都是文官
現代閹黨有一個觀點“東林代表江南大商人利益， 個個富得流油卻抗拒商稅， 導致明朝國庫沒錢， 因此滅亡”， 現在已經深入人心。 然而事實上這是胡編亂造的鬼扯， 東林士人絕大部分出身于中產之家而已。
他們都是中小地主， 但有些人家里也兼營點小商業， 總體上來說家產不多。 如東林領袖顧憲成的家產不過三百畝地， 還要跟兄弟均分；高攀龍家產不過一兩百兩銀子；李三才的父親不過是個小布商；魏大中家產不過七十畝地， 還破產了， 后來才贖回來；周順昌只有半頃惡田。
這樣的家產狀況頂多只能說是中產階級， 還有更窮的， 鄒元標家里就很窮（食貧）；顧大章家連奶媽都請不起；繆昌期家里破產， 連參加科舉的盤纏都是朋友資助的；楊漣考上進士前要自己種地， 差點累死在地頭上。
也有官宦子弟， 但也基本上是中小官吏， 如趙南星、葉向高， 但他們的上一輩多是同知（五品）、知縣（七品）一級的中小官員， 而且是清官， 家產也十分有限。
除李三才等極少數人外， 東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 死時家產也不會比繼承的祖業多多少。
所以東林人士代表的是中產階級和貧民的利益， 并沒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 相反東林人士的對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
明朝皇權極強， 皇權派生出來的宗室、外戚、宦官利用特權壟斷商業， 兼并田地， 與民爭利， 皇帝還生怕他們過得不夠好， 萬歷給李太后的老爹李偉賜田七百頃， 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一次賜田三百頃。 東林排擊的許多內閣大學士則家大業大， 內閣首輔王錫爵出身江南巨商， 有田萬頃， 奴仆千人；內閣首輔朱賡是紹興山陰人， 父親是知州， 自己也不廉潔， 把山陰縣的良田美宅全部侵占， 有奴仆幾千人。
這些人， 皇親國戚不用上稅， 內閣輔臣憑權勢逃稅， 還庇護其親戚黨羽逃稅， 東林人士反而是建議要少給皇親國戚賜田， 要向富商豪紳收稅， 免得他們把稅收轉嫁給百姓的呢！
好， 現代閹黨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石已經推翻了。
東林黨是朋黨嗎？
2
稱東林人士為“東林黨”， 其實是閹黨的一種抹黑。 因為中國古代講究“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君子矜而不爭， 群而不黨”， “黨”的含義是指沒有原則， 只憑利益關系結合的朋黨， 這么說起來閹黨倒確實是“黨”， 東林卻不然。
北宋歐陽修的《朋黨論》有一段至理名言， 他認為小人之黨是利益結合起來的黨， 所維護的只是自身利益， 毫無原則， 為了利益可以互相戕害：
小人之所好者， 祿利也；所貪者， 財貨也。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而君子則是因為理想相近，原則相同，為維護原則，看上去像是朋黨，其實不是：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當紅穿越小說《宰執天下》對歐陽修這番話冷嘲熱諷，有“歐陽修這白癡生怕皇帝不知道他們這些君子也結黨，活該被擼”之類的說法，很沒有道理。皇帝從本質上當然不喜歡有原則的大臣，因為原則會限制其肆無忌憚的行使皇權，如果大臣們抱團維護原則，對皇權的限制就更甚，問題是你又不是太監，干嗎非要站在皇帝的角度看問題？你是為皇帝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
歐陽修
士族政治衰敗后，盡顯文官對皇權的無奈
東林人士就是孔子說的“君子群而不黨”、歐陽修說的“君子之朋”，其行為更像是有綱領的政黨，而非無原則的朋黨，當然其組織度比現代政黨還差的遠，因為在專制帝國是無法合法的組黨的。
東林人士的施政綱領就是程朱理學。大部分東林人士一直服膺程朱理學，少部分則原本是陽明心學信徒，但因為明朝局勢日壞，認為陽明心學對現實政治的匡救不及理學，所以轉而投入理學的懷抱。
程朱理學是一個道德保守主義學派，注重道德的垂范作用，在政治上的構想是把皇帝培養成符合儒家倫理的正人君子，這樣即便皇權再強皇帝也不會去作惡，專制皇權的危險性就這樣被解決了。
程朱理學其實是入宋以后，尤其是宋神宗到宋高宗時代皇權高漲，整個社會無法加以限制，“外王”之路已經徹底封閉，所以只好轉向“內圣”，寄希望于通過改造皇帝本人來限制皇權的危害，實際上是一種無奈的辦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雖然成為了元明清的官方意識形態，但皇帝大部分時候對程朱理學是陽奉陰違。而且為了跟皇帝妥協，程朱理學在哲學上承認專制皇權是宇宙規律，不可非議，則更是得不償失。但在專制皇權已經無法限制的時代，程朱理學還想出了這么一套辦法來限制，也算是聊勝于無了。
入明以后，隨著皇權惡性擴張，儒生們要限制皇權，只剩下程朱理學這個武器，但狀況也十分不理想，在大禮議等戰役中儒生出身的大臣們都敗下陣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許多大臣明白了皇權是無法對抗的，轉而依附皇權，被皇權馴化。但科道言官作為檢察官一般的“正義的化身”，則許多人仍在堅守理學，在原則問題上與皇帝、宗室、外戚、太監這一攬子皇權集團，以及被皇帝馴化的內閣輔臣抗爭。
現代閹黨又有一說“東林黨把持言路，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胡編亂造，誤人之論。朱元璋的祖制有一定民粹傾向，原本是準許一切人等上言的，《大明會典·建言》中明文規定：
按祖訓，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論。
但到張居正專權和明神宗專制時，做了一些違背倫理之事，因此阻塞言路，不許人提意見，如張居正搗毀天下書院，又將言官劃歸內閣管轄和考核，萬歷帝則伙同申時行下詔：
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仍聽其長擇而進之，不得專達。
這就是說只有言官因為其本身指責是風聞言事，可以提任何意見，而其他六部等官員在只準提本職工作方面的意見，本職工作之外不準建言。按現代閹黨的說法，東林人士現在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持言路了，豈不是該對萬歷帝和申時行大大的擁護？其實不然，以科道言官為主力的東林人士對此反而大加反對，趙南星在給高從云的信中說：
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分為二也。……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不言之者，非言官之外便不得言也。
可見東林人士不但不想把持言路，反而想要朝廷放開言路，讓各階層、各地域的士紳百姓都能上言，表達自身利益。至此，現代閹黨的又一理論基石被滅得渣都不剩。
他們理所當然受到了皇帝和內閣的打擊，很多人被罷官，于是退而回鄉，在家鄉重建被張居正搗毀的書院，進行講學。其中最有名的是無錫高攀龍、顧憲成主持的東林書院，此外還有鄒元標主持的江右書院，汪應蛟主持的徽州書院，馮從吾主持的關中書院，其影響范圍遍及南北，并不是如現代閹黨所說“代表江南大富商的利益”、“禍害西北導致農民起義”。
東林黨得名的由來
因為東林書院名聲最大，江南地區也確實因為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是書院最多的地方，無形中助長了東林書院的聲勢，所以后來這些理學人士都被閹黨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化的三個階段
3
東林黨從張居正執政時反對改革中的一些弊端算起，到天下書院復興為止，是其第一階段——萌芽階段，在這個階段，東林人士不存在抱團意識，只是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因為程朱理學的原則不約而同的反對某些事情，又不約而同的遭到打壓，是完全無“黨”的。
復興以后的這些書院基本上以程朱理學為宗旨，強化了理學人士的同志意識，于是黨派意識漸漸萌生。如理學士人史孟麟在《感時憎病不能趨命供職疏》中說“黨之一字，則前代奸邪害君子之名”，“若必以同道之朋為黨”，“則觸忤相同，意見相合”都是“黨”了，但這樣的黨是“公黨”，跟內閣輔臣那種以利相合的“私黨”不同，公黨沒有問題；趙南星在老家宅子里建了一個“思黨亭”；高攀龍在《朋黨說》中更是深入分析：
黨有偏黨之黨，有黨類之黨。偏黨之黨，則君子不黨之黨也；黨類之黨，則各于其黨之黨也。偏黨之黨不可有，黨類之黨不容無。君子之相與也，取其大節，掩其小疵，破末俗之雷同，持必察之獨見。小人以君子為偏黨，豈偏黨乎哉！
這種從宋代以來“君子小人”的分法令很多人感到膩味，但其實是有道理在的。在宋代，皇權雖然實際上已經無法制約，但因為北宋前期的皇帝還沒適應，沒有蓄意用皇權來劣化社會，所以皇權的危害性還不那么明顯，所以北宋的“君子小人之爭”雖然大方向上不錯，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是可議的，傾向于皇權的“小人”危害也沒那么大，有些還很有能。但到了明朝，皇權對社會劣化已經基本完成（最后一腳靠滿清），投靠皇權的“小人”危害已經十分明顯，對國事也基本不能發揮積極作用，所以“君子”對“小人”的批判，在明代比宋代合理性更高。
當然，基于程朱理學本身的弱點，即便是“君子之黨”也無法制約皇權，也還有很大的問題，但畢竟比“小人之黨”要負責任得多，對國事的積極作用要大得多。大家看到這里可以稍安勿躁，關于閹黨與東林黨在具體國事里的作為，我們在接下來的文章里會詳談。
這些以書院為紐帶的讀書人，雖然已經有了黨派意識，但是也還是很弱的。各大書院的宗旨都是不談政治，只講程朱理學的忠孝之道，其思路是只要官員都是忠臣孝子，政治自然變好，大家可以說是“忠孝同好者”、“忠孝俱樂部”成員，以“忠孝”而非利益聯結在一起，并非朋黨，但離政黨也還差得遠。
到明神宗晚期，因為朝局變化，當年被罷官的一些東林人士得以復職，并且朝廷上有更多人甚至一些內閣輔臣如葉向高、王家屏等也比較認同東林人士的理念，東林人士在朝堂上的實力有所增加，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也為了維護儒家禮制也就是他們堅持的原則，使用了一些手段扶持明神宗的嫡長子朱常洛，瓦解齊楚浙黨的同盟，終于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取得了政治主導權。
這一階段，東林人士有了一些黨派行為，可以算是第二階段——成形階段，但這個階段的東林依然是很松散的，表現在很多問題上步調不一致，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在一些錯綜復雜的史事上不被現代閹黨誤導。
如對于楚黨（后來閹黨的來源之一）出身的熊廷弼，廣寧之敗后大多數東林黨是保的，也有少數是批判的，于是現代閹黨揪住這少數的幾個人，就說東林黨迫害熊廷弼，導致遼事糜爛什么的來帶節奏。
熊廷弼是被閹黨而非東林黨害死的
另外，有個別號稱東林的人其實腳踏兩只船，不算純粹的東林，比如造成廣寧之敗的王化貞，雖然是東林葉向高的門生，但同時跟宣黨（后來閹黨的來源之一）的兵部尚書張鶴鳴關系不錯，廣寧之戰完全按張鶴鳴的部署來打；錢謙益既是東林后進，也與后來閹黨的大佬馮銓關系不錯。
東林黨又不是政黨，沒什么黨內紀律，而且黨同伐異遠不如閹黨， 不會因為你跟閹黨關系好就把你開除黨籍。這些人自稱東林，別人也就把他們看成東林了。實際上他們是些墻頭草，看哪頭強就往哪頭跑，但這在東林里面只是極少數人。
等到天啟四年魏忠賢殘殺東林人士以后，東林黨實際上已經式微，崇禎初年江南興起的復社，雖然號稱繼承東林黨的衣缽，但跟東林已經大異其趣。東林講學不談政治，復社講學大談政治；東林講的是程朱理學，試圖熏陶人的性理，復社講的則是漢代經學，試圖在實際政治中有所作為。復社雖然跟東林殘余雖然有互相援手之時，但兩者已經是兩個團體，硬要拉上關系的話，可以說復社是東林的第三階段——結黨階段。
為了在烏煙瘴氣的崇禎朝爭朝堂上的一席之地，復社有時候會使用一些不那么光明的手段，有時候跟閹黨也不會像東林那樣冰炭不同爐，而是有所妥協，對原則也不如老東林那么堅持，復社為了迅速擴大聲勢，對入社的人把關不嚴，也混進來少數敗類，現代閹黨抓住復社成員的一些劣跡，如獲至寶，一股腦往東林黨頭上堆。但這是不公平的，岳飛死后岳家軍被皇帝搞殘，在完顏亮南侵時完全不能打，難道就能以此反推岳飛不能打嗎？
可以說復社是東林的劣化，但在閹黨那樣毫無底線的迫害手段面前，為了生存和斗爭被拉低底線在所難免，這依然是閹黨的鍋。而且即便復社比東林有所劣化，其作為仍然遠不是閹黨可以企及的。復社的具體作為后面會有專門文章談。
那么，東林和復社既然只是一群書生，為什么會獲得巨大的能量？答曰：得道多助。且留待下一篇文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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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而君子則是因為理想相近，原則相同，為維護原則，看上去像是朋黨，其實不是：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當紅穿越小說《宰執天下》對歐陽修這番話冷嘲熱諷，有“歐陽修這白癡生怕皇帝不知道他們這些君子也結黨，活該被擼”之類的說法，很沒有道理。皇帝從本質上當然不喜歡有原則的大臣，因為原則會限制其肆無忌憚的行使皇權，如果大臣們抱團維護原則，對皇權的限制就更甚，問題是你又不是太監，干嗎非要站在皇帝的角度看問題？你是為皇帝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
歐陽修
士族政治衰敗后，盡顯文官對皇權的無奈
東林人士就是孔子說的“君子群而不黨”、歐陽修說的“君子之朋”，其行為更像是有綱領的政黨，而非無原則的朋黨，當然其組織度比現代政黨還差的遠，因為在專制帝國是無法合法的組黨的。
東林人士的施政綱領就是程朱理學。大部分東林人士一直服膺程朱理學，少部分則原本是陽明心學信徒，但因為明朝局勢日壞，認為陽明心學對現實政治的匡救不及理學，所以轉而投入理學的懷抱。
程朱理學是一個道德保守主義學派，注重道德的垂范作用，在政治上的構想是把皇帝培養成符合儒家倫理的正人君子，這樣即便皇權再強皇帝也不會去作惡，專制皇權的危險性就這樣被解決了。
程朱理學其實是入宋以后，尤其是宋神宗到宋高宗時代皇權高漲，整個社會無法加以限制，“外王”之路已經徹底封閉，所以只好轉向“內圣”，寄希望于通過改造皇帝本人來限制皇權的危害，實際上是一種無奈的辦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雖然成為了元明清的官方意識形態，但皇帝大部分時候對程朱理學是陽奉陰違。而且為了跟皇帝妥協，程朱理學在哲學上承認專制皇權是宇宙規律，不可非議，則更是得不償失。但在專制皇權已經無法限制的時代，程朱理學還想出了這么一套辦法來限制，也算是聊勝于無了。
入明以后，隨著皇權惡性擴張，儒生們要限制皇權，只剩下程朱理學這個武器，但狀況也十分不理想，在大禮議等戰役中儒生出身的大臣們都敗下陣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許多大臣明白了皇權是無法對抗的，轉而依附皇權，被皇權馴化。但科道言官作為檢察官一般的“正義的化身”，則許多人仍在堅守理學，在原則問題上與皇帝、宗室、外戚、太監這一攬子皇權集團，以及被皇帝馴化的內閣輔臣抗爭。
現代閹黨又有一說“東林黨把持言路，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胡編亂造，誤人之論。朱元璋的祖制有一定民粹傾向，原本是準許一切人等上言的，《大明會典·建言》中明文規定：
按祖訓，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論。
但到張居正專權和明神宗專制時，做了一些違背倫理之事，因此阻塞言路，不許人提意見，如張居正搗毀天下書院，又將言官劃歸內閣管轄和考核，萬歷帝則伙同申時行下詔：
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仍聽其長擇而進之，不得專達。
這就是說只有言官因為其本身指責是風聞言事，可以提任何意見，而其他六部等官員在只準提本職工作方面的意見，本職工作之外不準建言。按現代閹黨的說法，東林人士現在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持言路了，豈不是該對萬歷帝和申時行大大的擁護？其實不然，以科道言官為主力的東林人士對此反而大加反對，趙南星在給高從云的信中說：
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分為二也。……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不言之者，非言官之外便不得言也。
可見東林人士不但不想把持言路，反而想要朝廷放開言路，讓各階層、各地域的士紳百姓都能上言，表達自身利益。至此，現代閹黨的又一理論基石被滅得渣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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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得名的由來
因為東林書院名聲最大，江南地區也確實因為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是書院最多的地方，無形中助長了東林書院的聲勢，所以后來這些理學人士都被閹黨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化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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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從張居正執政時反對改革中的一些弊端算起，到天下書院復興為止，是其第一階段——萌芽階段，在這個階段，東林人士不存在抱團意識，只是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因為程朱理學的原則不約而同的反對某些事情，又不約而同的遭到打壓，是完全無“黨”的。
復興以后的這些書院基本上以程朱理學為宗旨，強化了理學人士的同志意識，于是黨派意識漸漸萌生。如理學士人史孟麟在《感時憎病不能趨命供職疏》中說“黨之一字，則前代奸邪害君子之名”，“若必以同道之朋為黨”，“則觸忤相同，意見相合”都是“黨”了，但這樣的黨是“公黨”，跟內閣輔臣那種以利相合的“私黨”不同，公黨沒有問題；趙南星在老家宅子里建了一個“思黨亭”；高攀龍在《朋黨說》中更是深入分析：
黨有偏黨之黨，有黨類之黨。偏黨之黨，則君子不黨之黨也；黨類之黨，則各于其黨之黨也。偏黨之黨不可有，黨類之黨不容無。君子之相與也，取其大節，掩其小疵，破末俗之雷同，持必察之獨見。小人以君子為偏黨，豈偏黨乎哉！
這種從宋代以來“君子小人”的分法令很多人感到膩味，但其實是有道理在的。在宋代，皇權雖然實際上已經無法制約，但因為北宋前期的皇帝還沒適應，沒有蓄意用皇權來劣化社會，所以皇權的危害性還不那么明顯，所以北宋的“君子小人之爭”雖然大方向上不錯，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是可議的，傾向于皇權的“小人”危害也沒那么大，有些還很有能。但到了明朝，皇權對社會劣化已經基本完成（最后一腳靠滿清），投靠皇權的“小人”危害已經十分明顯，對國事也基本不能發揮積極作用，所以“君子”對“小人”的批判，在明代比宋代合理性更高。
當然，基于程朱理學本身的弱點，即便是“君子之黨”也無法制約皇權，也還有很大的問題，但畢竟比“小人之黨”要負責任得多，對國事的積極作用要大得多。大家看到這里可以稍安勿躁，關于閹黨與東林黨在具體國事里的作為，我們在接下來的文章里會詳談。
這些以書院為紐帶的讀書人，雖然已經有了黨派意識，但是也還是很弱的。各大書院的宗旨都是不談政治，只講程朱理學的忠孝之道，其思路是只要官員都是忠臣孝子，政治自然變好，大家可以說是“忠孝同好者”、“忠孝俱樂部”成員，以“忠孝”而非利益聯結在一起，并非朋黨，但離政黨也還差得遠。
到明神宗晚期，因為朝局變化，當年被罷官的一些東林人士得以復職，并且朝廷上有更多人甚至一些內閣輔臣如葉向高、王家屏等也比較認同東林人士的理念，東林人士在朝堂上的實力有所增加，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也為了維護儒家禮制也就是他們堅持的原則，使用了一些手段扶持明神宗的嫡長子朱常洛，瓦解齊楚浙黨的同盟，終于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取得了政治主導權。
這一階段，東林人士有了一些黨派行為，可以算是第二階段——成形階段，但這個階段的東林依然是很松散的，表現在很多問題上步調不一致，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在一些錯綜復雜的史事上不被現代閹黨誤導。
如對于楚黨（后來閹黨的來源之一）出身的熊廷弼，廣寧之敗后大多數東林黨是保的，也有少數是批判的，于是現代閹黨揪住這少數的幾個人，就說東林黨迫害熊廷弼，導致遼事糜爛什么的來帶節奏。
熊廷弼是被閹黨而非東林黨害死的
另外，有個別號稱東林的人其實腳踏兩只船，不算純粹的東林，比如造成廣寧之敗的王化貞，雖然是東林葉向高的門生，但同時跟宣黨（后來閹黨的來源之一）的兵部尚書張鶴鳴關系不錯，廣寧之戰完全按張鶴鳴的部署來打；錢謙益既是東林后進，也與后來閹黨的大佬馮銓關系不錯。
東林黨又不是政黨，沒什么黨內紀律，而且黨同伐異遠不如閹黨， 不會因為你跟閹黨關系好就把你開除黨籍。這些人自稱東林，別人也就把他們看成東林了。實際上他們是些墻頭草，看哪頭強就往哪頭跑，但這在東林里面只是極少數人。
等到天啟四年魏忠賢殘殺東林人士以后，東林黨實際上已經式微，崇禎初年江南興起的復社，雖然號稱繼承東林黨的衣缽，但跟東林已經大異其趣。東林講學不談政治，復社講學大談政治；東林講的是程朱理學，試圖熏陶人的性理，復社講的則是漢代經學，試圖在實際政治中有所作為。復社雖然跟東林殘余雖然有互相援手之時，但兩者已經是兩個團體，硬要拉上關系的話，可以說復社是東林的第三階段——結黨階段。
為了在烏煙瘴氣的崇禎朝爭朝堂上的一席之地，復社有時候會使用一些不那么光明的手段，有時候跟閹黨也不會像東林那樣冰炭不同爐，而是有所妥協，對原則也不如老東林那么堅持，復社為了迅速擴大聲勢，對入社的人把關不嚴，也混進來少數敗類，現代閹黨抓住復社成員的一些劣跡，如獲至寶，一股腦往東林黨頭上堆。但這是不公平的，岳飛死后岳家軍被皇帝搞殘，在完顏亮南侵時完全不能打，難道就能以此反推岳飛不能打嗎？
可以說復社是東林的劣化，但在閹黨那樣毫無底線的迫害手段面前，為了生存和斗爭被拉低底線在所難免，這依然是閹黨的鍋。而且即便復社比東林有所劣化，其作為仍然遠不是閹黨可以企及的。復社的具體作為后面會有專門文章談。
那么，東林和復社既然只是一群書生，為什么會獲得巨大的能量？答曰：得道多助。且留待下一篇文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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